第1章 怀旧·苹木留荫 芳华沁人——缅怀徐苹芳先生
一
2011年5月22日晨，恩师徐苹芳先生——一位睿智的老人停止了思想。
他书房的书桌上，还摊着纸笔和书籍。数日前住院，一如平日出门开个会那样，他本来想着很快就会回来的。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在昏迷前两天，他还想在医院完成一篇约稿。
除了未竟的《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考古学卷》《中国陶瓷史》和考古报告《元大都》等，徐苹芳师还有一桩心愿，去年他才坦露给我和杭侃。先生说依目前学科的积累，已经可以写一部从考古学视角梳理中国古代城市史的著作了，他来牵头，三五人分工，纲目明确，队伍精干，数年即可完成。我们已经在考虑着手做这件事，先生却早早地走了，连句遗言也没留下。
想来，这是先生的一个夙愿。二十年前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招收城市考古方向博士研究生，1992年我忝入师门。考虑到我先前在山东大学任教时的阅历和专长，先生给我选定了“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这一大题目，上下三千年，纵横数千里，头绪纷繁，分量极重。我没敢向先生求证这一安排的初衷，但暗自把这项研究当作在为中国古代城市史的总体建构增砖添瓦。
先生对我博士学位论文的指导让我受益终生。每位导师都有自己的风格，有的让学生自己考虑选题，有的在学术观点上有较严的要求。先生说他作为导师只负责两件事，一是选题，二是方法，其他的就放手让我自己来做。这一大担子压下来，“阵痛”了数年，我对中国城市起源及其早期发展的宏观进程有了初步的把握，从而奠定了进一步发展的学术基础。日后接手二里头遗址，得到了一个深入探究的平台，就可以带着问题较有把握地“解剖麻雀”了。我在田野工作中，就是按照先生的要求，把二里头放在整个中国早期国家和城市文明发展史的框架中来探究的。中国最早的宫城、最早的按照中轴线规划的宫室建筑群、最早的城市干道网等的发现，都得益于若干学术理念与方法，而这些城市考古的理念与方法，都要溯源于先生对我的指导与教诲。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徐苹芳师就是这样一位“授人以渔”的良师。
二
众所周知，徐苹芳师最主要的研究领域是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先生在这一领域的学术业绩有目共睹。出版于1990年代的一部自选集《中国历史考古学论丛》[允晨文化出版公司（台北），1995年]，就充分展现了先生在历史考古学领域的丰硕成果。先生在娴熟地运用考古材料与历史文献进行的研究中旁征博引，举一反三，层层剥笋，鞭辟入里，因此所持观点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在收入该文集的近四十篇论文中，就“尚无因新材料的发现而须要修改基本论点的”（《后记》）。尽管先生自谦地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在历史考古学领域，随新出材料而修正观点的程度不及史前考古领域快，但客观地讲，不能不说这主要源自先生深厚的考古学与历史文献学功底。
在此论文集的封底，编者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中国考古学从五〇年代以来
随着许多新材料的发现，发展突飞猛进
引起国际间极高的重视
本书的作者历年来曾推动参与多项研究计划
在学界素享盛誉
这本书选录了作者过去陆续发表的有关中国历史考古学范畴的论文
内容取材丰富，兼具深度与广度
有的着重“面”的介绍，有些则深入“点”的剖析与探讨
全书大体能反映出其学术研究生涯的经历记录
是欲了解中国考古学发展不可不看的巨著
展读这一印刷精良、装帧考究的著作，我们感觉其内容更可用“精良”“考究”来形容，而编者所言不虚。
说起这部文集，又想起一件往事。由于文集在台湾出版，当时两岸往来还不似现在这样密切频繁，加之书价偏高，这书在大陆很难见到，甚至学界大多不知有此书。文集出版后，蒙先生惠赠，先睹为快。考虑到这书基本上是先生数十年学术历程的一个缩影，且此前从未有系统介绍先生学术业绩的文章，我于是写了篇小文《徐苹芳先生和他的〈中国历史考古学论丛〉》，想借此向大陆学界加以推介。写完拿给先生看，不想先生淡淡地说：“就不要发了吧，出版社只给了我五本书，人家知道后跟我要，我不好办啊！”想来先生说的也是实情，但低调是先生一贯的风格，从这件小事上也清晰地显现出来。
《中国历史考古学论丛》将先生的近四十篇论文分为八个大的专题。我近年曾分类梳理过先生的主要论著，将其逾百篇（部）论著分为十七大类。其中主要研究领域有：一、简牍文书研究；二、古代城市考古学；三、古代陵墓制度；四、边疆史地与中外关系史研究；五、宋元明考古学；六、文化遗产保护；七、古籍整理研究；八、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研究。
此外，先生的研究还及于区域考古、宗教遗存、铜镜、唐宋戏剧文物、科技史、陶瓷、饮食文化、学术史以及中国古代史、考古学通论与方法等多个方面。
先生广阔的学术视域由此可见一斑。就研究方向和指导研究生的专业方向而言，一般学者多守一项，兼跨两三项者已属博学。而我们这些学生虽同出一个师门，但大多对彼此的研究领域感到生疏甚至完全不懂，同时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又都共同服膺于先生的学问。我们的论文选题包括不同时期的城市考古、秦汉至宋元各代的考古学研究，古建筑、陶瓷器、简牍研究，丝绸之路及中外文化交流等等，恐怕没有任何一名弟子可以系统而深刻地勾画出先生学术业绩的全貌。
先生曾向我们谈及他的治学心得，说最好同时有两种以上不太相关的研究课题在手里，交叉用力，这样既可以休息大脑，又有触类旁通的功效。先生融会贯通的治学风格和自身的学术业绩给这一思路和方法做了最好的注解。
三
自二十年前问学于先生，就听到针对先生的“杂家”之议。想来，这样的认识源于1950年代以来我们的教育体制和学科划分体系。从国外搬来的这套体系，把大学当成大机器里固定的零部件和工厂的流水线，通过细密的分科、狭窄的分工追求效率的做法，延续至今。已有学者指出，这与中国儒家理想的“六艺”通才教育背道而驰，也不是西方行之有效的“博雅教育”。结果，就人文学科而言，研究者被拘束于狭窄的学科甚至具体研究方向内，“螺蛳壳里做道场”，使我们的研究越来越具匠气、越来越碎片化。忆起陈寅恪先生曾对当时的中国学界批评道：“国人治学，罕具通识”，今日读来，仍然振聋发聩。徐苹芳师具有的“通识”品质，何尝不是当代学界所最缺乏的。正是跳出专业做专业的理念，才成就了先生宏阔的学术视野和精湛的学术造诣。
而徐苹芳师所具有的深厚的学术底蕴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我们可以从对学术史的梳理中探寻些许线索。
有学者对清末民初以来学人的代际变迁做了划分，其中“第三代人，1930年前后生人……他们多半在一种救亡与革命的时代背景中成长，多半没有留学机会，学术训练与知识积淀都有先天不足，但具备很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以及自学成材的能力，部分学者能利用特殊的时代境遇仍做出了引人注目的学术成就”（叶隽：《民国学术丛刊总序》，《民国学术丛刊》诸卷，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9—2010年）。显然，徐苹芳师位列其中，而且属于前述“部分学者”之一。
从学术传承上看，先生自述其1951年起在燕京大学受教于邓之诚（文如）先生，“承文如先生不弃，亲自在家里为我一个人开课，讲晚清史，讲如何鉴别史料……虽然我后来改学考古，但鉴别史料的课，却让我受益无穷。一九五六年我到天津南开大学，郑天挺先生接受我做他的助教，并能在他所开的‘明清史’和‘史料学’课上作辅导，都得益于文如先生”，“我从文如先生那里继承的是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邓之诚日记（外五种）〉出版感言》，《邓之诚日记（外五种）》，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
先生继承的“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也即所谓“旧学”基础，恰是民国时代学术大家辈出的重要前提。被先生这一代人引为导师的第一、二代学人，群星璀璨，在中国现代学术的创立和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徐苹芳师在回顾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引进及其传统时，就曾论及这一学科的诸位奠基者：“我们清楚地看到在傅斯年、李济、梁思永和夏鼐身上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他们都受过乾嘉学派旧学的训练，在接受欧洲考古学的理念和方法时，不是生搬硬套，而是密切结合中国的实际，有所选择，为我所用，来解决中国考古学的实际问题。”（《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引进及其传统》，《中国文物报》2007年2月9日）作为考古学者，先生显然受到这些中西兼通的前辈极大影响。
此后，在严酷的社会环境下，不少学者随波逐流，延宕甚至荒废了学问，而先生则基本上走的是“白专道路”，一直没有停止学术上的追求和积累。在1950年代，二十多岁的他自认为“像我这样的人，还是读点书，专搞业务比较好”，“脱离政治专搞业务是我以前所坚定不移的方针，我认为有了业务知识便有了本钱”，“如果专搞点材料，将来总还有参考价值”（《批判我的“白专道路”》，《考古通讯》1958年第10期）。今天，我们从这些当年被迫的“检讨”中，仍可窥见一个学者逆境中清醒的思考和执着的追求。后来，尽管经历过多次社会动荡，但先生仍然利用一切机会，潜心于对古代文献和考古材料的消化吸收，尤其是从古典文献中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养分，最终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四
徐苹芳师的研究，不是为了考古而考古，不满足于对遗迹现象的发现与描述，而是力图将其升华到古史重建的高度。作为考古学者，他从田野考古的精微处做起，建构起了一套历史时期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作为优秀的史学家，他始终怀有重建中国古史体系的学术抱负。
丰厚扎实的中国历史考古学研究功底，使得徐苹芳师可以由已知推未知，将古史研究的视野上溯到文明社会的形成，最终形成了他对中国古代历史的总体观。先生对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的研究，是他学术生涯后半段研究的一个亮点。正式成果最早发表于1990年代，但其相关认识的形成，则可上溯到1980年代。
徐苹芳师关于文明起源与形成的研究，有两个重要的契机。
其一，这源自先生多年来对中国古代城市考古的倾心研究。从先生关于中国古代城市的研究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由城址的个案研究到对古代城市发展演变过程进行宏观把握的清晰的研究脉络。在主持元大都、金中都、唐宋扬州城和南宋临安城勘探发掘工作的基础上，先生的研究触角下及明清北京城，上推至秦汉都城乃至先秦时期的城址，最后形成了关于中国古代城市发展规律的系统认识。“文明社会产生有许多因素，每个国家文明社会产生的因素不尽相同，但是，城市出现的因素，却带有很大的普遍性”（《关于中国古代城市考古的几个问题》，《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考古学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由对城市起源与早期发展进程的探究，自然会推导出文明社会形成的问题。
其二，这与先生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和《考古》杂志主编以来对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的总体思考有关。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以若干重要的考古发现为契机，在学术界形成了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热潮。但这类研究在初起阶段还处于零散和自发的状态。作为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兼《考古》杂志主编，徐苹芳师大力支持已有的文明起源研究活动，于1988年至1992年，通过主持召开座谈会、组织学术考察、发表笔谈等形式，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地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工作。这种由国家一级学术研究机构主持、多家研究单位参与的有计划的研究举措，使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获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开启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新阶段。他在规划主持这一大的学术活动的同时，就对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方法、途径等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嗣后，在《中国文明的形成》（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一书他与张光直先生合作的结语中，又阐述了中国文明的独特性及其对世界文化的贡献，这些观点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
苏秉琦先生曾回顾，他在1990年代初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缘起于时任考古所所长的徐苹芳师向他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在酝酿考古研究所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期间，徐苹芳同志就史前史的有关问题来征询我的意见，一共提了十个问题，总起来说，是关于‘如何重建中国史前史’这样一个大问题。”（《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考古》1991年第12期）
在此文中，苏先生还论述道：“史前史的史源主要来自史前考古学，但史前史不等于史前考古学。……史前史不是田野发掘报告的堆砌，也不是田野考古资料的总和。从史前考古学到中国史前史要有个升华过程，即概括和抽象的过程，科学思维的过程。……从研究史前考古学到研究史前史，考古学家在思想观念上、工作上要有个转变。”有理由相信，这是苏秉琦先生和徐苹芳师在这一问题上的共同思考。
对我而言，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徐苹芳师在主持“中国文明起源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每每高屋建瓴、一语中的，令人折服。例如，关于文明要素的出现和文明社会的产生，是文明起源与文明形成问题上的两个重要的概念，必须加以明确的区分。这一认识目前已成为常识，但在讨论展开不久的当时，论者或将二者混为一谈，或糅合同一时代各区域的零星文明要素，来论证该时代已进入文明社会，以致讨论缺乏基本的认知前提。关于这一问题此前也有学者论述过，徐苹芳师在总结发言中进一步指出：“文明要素，可以先后出现在各个地区的不同的文化中，但是，一个文明社会的产生却必须是诸文明要素出现在一个文化里。更具体点说，就是诸文明要素出现在一个地点一个遗址里面，这是最清楚不过的文明社会的产生。”（《中国文明起源座谈纪要》，《考古》1989年第12期）寥寥数语，清晰地阐明了二者的区别与关联。
我曾受此启发加以引申，提出这类“集中了文明诸要素的、文明社会得以从中产生的遗址，就是城市。……只有初期城市作为唯一能够盛载国家这一崭新的社会组织的高级聚落形态，才以其自身的出现昭示着文明时代的来临”，“似乎可以认为，城市是国家出现、文明时代到来的唯一标志。而金属器、文字、礼仪性建筑等具体的现象，都应是作为论证城市产生的考古学依据，它们总体构成城市的内涵”（《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这种认识强调的不是逻辑概念，“而是针对跨区域跨时段地罗列‘文明要素’的文明观的省思，以及在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中以个案为基础的聚落形态探索方法的提倡”（《再论城市（都邑）是文明时代到来的唯一标志——对早期文明探索中聚落研究方法的提倡》，《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第4期）。这些粗浅的思考都是步徐苹芳师之后尘得来的。
五
徐苹芳师在给陈公柔先生的自选集《先秦两汉考古学论丛》所写序言中指出：“综览全书，贯串于各篇论文、书评之中隐有两条学术线脉，一是坚持考古学研究方向，最终要升华为历史学研究；二是根据不同的研究课题探索考古学研究的方法。方向不对则命题有误，会导致全局失败；方法不对则事倍功半，难达目的。这两条线脉是学术研究中的生命线。”窃以为，这也是徐苹芳师自己一生所坚守的“学术线脉”，这两条线脉也贯串了先生的学术论著乃至学术思想。
在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先生即特别邀请陈公柔先生为我开设“先秦文献导读”课，嘱我要弄懂版本源流，掌握去伪存真的功夫。数年前，在我主持二里头遗址田野工作告一段落之际，先生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探寻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形成，对三代的研究很重要。考古学注重由已知推未知，古代文献中就有‘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的密码，有把握住中国文明特质的钥匙。”“你应该抽出时间攻文献，要解决三代的问题，文献一定要过关。”“你距退休还有十几年，安下心来读读书，思考些问题，是可以干出点事来的。”“要从具体的研究实践中，摸索出一套能够解决中国文明形成问题的方法。”
这些推心置腹的叮咛，都是切中肯綮的。惭愧的是，我虽深以为是，却仍然耽于项目课题和诸多杂务而不能自拔，一直没能按照先生的嘱咐去做。这是我到现在仍无法释怀，不敢面对九泉之下的先生的。今天以先生的耳提面命与大家共勉，唯愿考古学科的后继者，能置此于座右，继承先生的遗志，共同推进他孜孜以求的未竟事业。
当数年前获赠《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时，我就曾萌发了访谈徐苹芳师，做口述历史的冲动。与学界师友谈起，大家都觉得相当有意义，值得一做。先生虽年逾古稀，但思路清晰，谈锋甚健，我们也就想着来日方长，不意先生竟匆匆离我们而去，留下了太多太多的遗憾。这是我一直懊悔不已的。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对历史的观察需要距离，治学术史的学者早已指出对同代学者认识评价不足是较普遍的现象。徐苹芳师甫一离去，我们已意识到他带走了太多弥足珍贵的知识和精神财富。
“当前辈学人的学术史勋绩以如此绚丽、厚重甚至不乏悲壮的方式集中呈现时，他们坚守‘书斋’的努力和‘纸上苍生’的努力，就不仅是一种资源，一种能被后世学人再生利用的宝贵学术资源，而且也自然形成一种坐标，一种后代学人可以由此出发、寻得自己精神安身立命处的‘大学术’！”“这样一种坐标，其实传递给我们的，更是一种传统，一种中国学术积淀千载、现代重生，完成转型之后又规定未来民族血脉的纯正学统。这，才是最值得发覆的一层含义。”（叶隽：《民国学术丛刊总序》）
在中国人文学术的传承链条中，徐苹芳师的业绩显然也形成了一种坐标。在先生遗体告别仪式上散发的《徐苹芳先生生平》中，有一段宿白先生亲笔加上的评述：“徐苹芳先生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他服膺的前辈所艰难开创并在重重困难条件下进步发展的中国考古事业。作为一名考古学家，先生一生坚守考古学的学术规范，维护考古学这个学科的学术纯洁性，并为此不懈努力。”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徐苹芳师身上的闪光点、他所追求的“纯正学统”，也将会更多地为人们所重视、发掘乃至发扬光大。
原刊于《文物》，201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