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壤：爱国救亡

1920年春节前夕，一挂骡车悄悄出了北京朝阳门，沿着颠簸的土路，直奔天津。坐在车上的两个人，一个跨在车辕上，留着浓重的两撇大胡子，身边的褡裢里装着账册，像个出门讨账的生意人；另一个坐在骡车里面，头戴毡帽，穿着满是油迹的棉背心，看上去像个穷酸的教书匠。

“大胡子”，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棉背心”，是正被北京政府军警追捕的《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后来人们知道，为躲避追捕，李大钊特意将陈独秀化装护送出京。一路上，两人相约，分别在北京和上海着手筹备，共同建立一个新的政党。

这两位大知识分子，为什么想到要建立一个新政党呢？

这要从中国的五四运动说起。说到五四运动，人们就会想到爱国。那时要爱的国家，又是怎样一番景象呢？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加入协约国，并派出大量劳工到欧洲战场上做笨重体力活的中国，自近代以来第一次跻身战胜国的阵营。在北京，狂喜的国人第一个冲动，就是跑到东单北大街拆掉了“克林德碑”。这块碑是中国进入20世纪的一个象征：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的时候，义和团打死了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清政府为了表示谢罪，建造了这个“克林德碑”，上面还刻有光绪皇帝写的谢罪文辞。人们把这块碑移到了中央公园，在上面重新刻上四个大字：“公理战胜”。

这四个字的“著作权”，属于美国总统威尔逊。他当时正主导处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解决诸种问题的巴黎和会。但“公理”真的能战胜强权吗？

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除了能够带回来一些被战败国德国早先抢去的古代天文仪器外，传回来的却是更加耻辱的消息：在会议的绝大多数议题上，中国这样的国家根本就没有参加讨论的资格，一切都由英国、法国和美国等少数几个国家闭门商定。中国事实上无法去分享战胜国的果实，唯一的期望是收回德国从前占据山东的各项特权。但就是这仅有的指望也很快化为泡影，日本代表以在战争期间日本与中国北洋政府早有协议为由，拒绝交还它已经占有的青岛和胶济铁路。

这种失望，对国人的刺激是可想而知的。当时的《上海学生罢课宣言》就写道：“威尔逊曾告诉我们，在战后缔结的条约里，像中国这种不好黩武的国家，会有机会不受阻碍地发展他们的文化、工业和文明。他更告诉过我们，不会承认秘密盟约和在威胁下签订的协定。我们寻找这个新纪元的黎明，可是中国没有太阳升起，甚至连国家的摇篮也给偷走了。”

不仅中国人失望，连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斯也颇为感慨地表示：世界上可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中国一样对巴黎和会抱着如此大的期望。那些控制巴黎和会的老头们的决定，使中国人一下子坠入了黑暗的深渊。我一想到中国人将如何来承受这个打击，心里就感到沮丧。

中国人最终没有沮丧。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救亡运动在5月4日那天爆发了。近代以来普遍积累的受伤的民族感情和民族意志，来了一次大爆发。

后人看到的五四运动景象，是学生游行，市民罢市，工人罢工，还有“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以及拒绝签署“巴黎和约”。其实，在这些景象的背后，人们感受最深刻的是，中国人普遍地把国家的命运同个人的生命融为一体，来思考和追求了。1919年5月16日，发表在《民国日报》上的《北京国民大学全体学生敬告邦人书》，有这样一段文字：“当国家存亡之际，正吾人死生之关。苟欲求生，必自救亡始。”当时的一些团体和报刊，还公布过所收到的一些人为国难自杀的绝命书。

一些知识分子在此前后的爱国情怀，更是绽放出五花八门的个性风采。这里有李大钊的“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为青春中国之再生”的抗争、期待和豪气；有鲁迅那种因爱之愈深、痛之愈切，而诅咒“吃人筵席”的尖刻、冷峻和深邃；有郭沫若那种“我为我心爱的人儿，燃到了这般模样”的浪漫、执着与奇谲；还有郁达夫那样的“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的急迫、忧虑和感伤。

这些爱国感情和精神，主题是两个字：“救亡”。

救亡从此成为中国人奋斗的最直接目标，它把爱国精神转向整个民族精神和文化的“涅槃”。五四运动期间，北京大学学生创办的《新潮》杂志，其英文名字就是Renaissance（文艺复兴）。

爱国和救亡，让中国强大和复兴，是产生中国共产党的土壤，也是中国共产党出发时的着眼点。当时武汉的学生领袖恽代英在一封信中说：“国不可以不救。他人不去救，则唯靠我自己。他人不能救，则唯靠我自己。”当时湖南的学生领袖毛泽东呐喊：“国家者，我们的国家；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这两位学生领袖，不久便成了著名的中国共产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