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美国金融体系：起源、转型与创新》按照时间顺序讲述了从19世纪末期到现在美国金融发展的历史，金融作为富有魅力的文化对象和学术理论研究对象，以及1970年以后创造出来的创新性金融产品而兴起。其中创新性金融产品在美国金融体系的转型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也导致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我们将金融的故事放在经济学学科的发展背景下，并与关于美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讨论放在一起，如果将美国金融与其发展的体制和社会背景分离开来，我们将无法理解金融给美国的历史带来了多大程度的影响，或者美国金融在多大程度上是由美国历史塑造的。《美国金融体系：起源、转型与创新》既不是对现代金融的颂扬，也不是对它的控诉。作为一部历史，它提供了一个长期的视角，试图促进人们对金融在美国和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进行更深入的讨论。这一故事之所以仍未终结，是因为如今在世界各地依然可以感受得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转型的后果。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与我们在本书中考察的其他金融危机迥然不同，但如果没有我们所提供的对更长期的历史的考察，人们就不可能理解这场金融危机是如何发展的。这段历史表明，我们当今所了解的美国金融产生于一系列不同的实践、理论和政治议题，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逐渐融为一体，成为一整套范围明确的活动和制度。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金融难以捉摸的本质使得书写它的历史面临挑战。挑战一部分来自这一应用性学科所采用的复杂的数学方法和晦涩难懂的词汇，另一部分来自金融无形的本质：金融植根于无形的契约或者习惯意义上的财产权，它是法律、立法和社会习俗的产物。它最重要的形态——如大公司、纸币和货币市场基金——都具有历史偶然性，可能会由于新的立法、会计规则的变化或新的制度安排而出现或消失。金融市场也受到诸如品位、信息、期望和心理变化等无形因素的驱动。当今，没有人会怀疑美国金融业的重要性，因为金融机构受到媒体的广泛报道，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the 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频繁出现在电视和计算机屏幕上，美国政府定期以其在GDP（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形式，发布美国金融资产的官方统计数字：1980年，美国金融资产总值是GDP的5倍；到2007年，这个倍数翻了一番。然而，在19世纪末，尽管当时美国有一个规模大但不受集中管控的金融机构体系，但通常只有在银行和储蓄协会倒闭的时候，金融才会成为新闻话题。那时美国证券交易所吸引的投资者很少，部分原因是证券价格信息没有被广而告之；同时，美国GDP所属的国民收入账户体系尚未建立起来。因此，在19世纪90年代，人们不可能知道美国金融资产占美国GDP的比例是多少（尽管那时已经做出了一些估计）。此外，虽然我们可以推测出当时金融交易已经在全美国有条不紊地进行了，但我们几乎没有相关的数据。

我们可以在各种探讨金融主题的课程和教科书当中找到金融早期的踪迹，例如银行学、会计学、支出和储蓄，以及到20世纪20年代的投资学。对金融主题进行频繁讨论的另一个场合——也是我们给予最多关注的——是经济理论著作。在这些书籍和文章中，一些20世纪初的经济学家详细阐述的原理和技术，后来融合成为现代金融的核心。这些主题包括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基于经纪人和精算师的工作，从现值的常规计算得出的投资者预期理论；建立在文艺复兴时期商人的簿记基础上，为帮助管理美国的新兴大公司而发明的会计原则；阐述了部分准备金制度在货币创造中的作用的银行理论；以及货币的数量和信用观点。对于现在以金融理论和建模为表征的这一成熟学科而言，同样关键的有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所做的可测度风险和不可知、不确定性之间的区分，这种区分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一直被那些金融模型的构建者所遗忘；农学家和NBER（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员亨利·勒德韦尔·穆尔（Henry Ludwell Moore）所提倡的统计方法；特里夫·哈维尔莫（Trygve Haavelmo）、雅各布·马尔沙克（Jacob Marschak）、约翰·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和奥斯卡·摩根斯特恩（Oskar Morgenstern）所支持的关于概率论的创新思想。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金融——对货币、信贷、债权、银行、资产和负债进行管理、创造和研究的机构、规章、资产类别、理论、模型和基础设施的组合——是在本书所回顾的几十年历史中逐渐形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应对作物歉收可能性的信贷或套期保值，金融似乎和交换行为一样古老。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作为一种在世界范围内用一秒钟不到的时间进行大额交易的算法，金融似乎又像是今时今日的产物。虽然它没有单一的起源，但在我们描述的官方文件和插曲逸事中，金融确实已经为人所知了：1907年华尔街银行家的恐慌；1912—1913年普约委员会（Pujo Committe）发布的一个巨大的“货币信托基金”报告；1913年美国《联邦储备法案》（Federal Reserve Act）的通过；20世纪2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采取的边际主义税收政策；同样在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证券行情显示系统、投资信托基金及大量的投机乱象；当然还有大萧条、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等。无论是单独审视三次金融危机，还是将三者综合起来观察，它们都几乎影响了每一个美国人的生活，从而绝对清晰地表明了，金融在过去和现在都是既成的事实。

本书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将金融的整合描述为一个渐进的、不平衡的过程，同时也不忽视其各个组成部分的异质性或它现在所具备的包容性。在这样做时，我们发现像经济和金融理论家那样区分经济的实体侧和金融侧是有用的。经济体实际上并没有不同的“侧面”，但这个来自会计账簿相对的两页的比喻，可以帮助我们将涉及实物商品和服务的交易与那些由信用、债权和各种证券类别构成的交易区分开来。20世纪上半叶的大多数美国经济学家主要关注的是经济的实体侧，尽管一些人，比如欧文·费雪，提出了一些与金融侧有关的思想，比如预期的重要性；而另一些人，比如托斯丹·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则让他们的读者敏锐地意识到，旨在创造利润的金融体系与旨在生产有用的商品和服务的实体经济之间存在内在矛盾。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同时属于经济这两侧的货币在长期来看是中性的；另一些经济学家就像对待其他任何商品一样，把货币当作一种商品（服从供求规律）；还有一些人——尤其是在1960年以后——意识到，货币代表着一个经济的实体侧和金融侧交汇的地方。最常见的情况是，经济学家出于理论的原因区分了我们所谓的经济的实体侧和金融侧，来描述他们正在讨论的对象，或者将他们的工作定位于经济分析的传统之中。

金融的宽广范围意味着我们必须对本书所讨论的内容设定一些范围限制。因此，我们讨论了货币经济学、现代金融和美国现代资本市场的演变，但我们没有讨论全球资本市场和国际贸易协定、美国保险业、金融信息公司、国际金融理论或全球化这些并行发展的历史。我们也没有讨论诸如银行经理的办公室或交易大厅等特定的金融实践发展场所。此外，我们只讨论了一部分经济理论家的理论。例如，我们讨论了美国的凯恩斯主义，但没有讨论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和她的同事提出的研究凯恩斯经济学的不同方法；我们也没有探讨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结构经济学或信息经济学，或者现在被称为“非正统”经济学的各种方法。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讨论了一系列涉及金融的机构，但其他的一些则没有讨论。我们讨论的机构包括现代大公司、美国政府、联邦储备系统、包括金融中介机构在内的美国金融体系的部分机构以及全球金融体系的部分机构。此书不涉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这样的国际机构、跨国公司，或《巴塞尔协议》等国际金融协定，也不涉及如东欧剧变、中国经济崛起或欧元区建立这类全球金融的关键事件。最后，尽管我们都认识到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们所分析的理论立场和美国经济都在方方面面深受国际力量的影响，但我们仍主要（尽管不完全是）关注美国。在我们的叙述中，一些最重要的经济学家和金融理论家在欧洲大陆出生、接受教育或度过了他们大部分的职业生涯。如果全球资本市场的发展没有在1970年后开始影响美国，我们在第十章中记录的事件就不会发生。我们把故事的叙述设定在美国，并不是因为这个国家有什么例外，而是因为当我们使用有明显局限性的美国“例外论”时，正如我们叙述的三个危机所呈现的那样，会产生非常可怕的后果。

本书并没有提出一个用来避免未来金融危机的计划。尽管美国经济自2008年以来开始反弹，但证券价格和就业的上升并没有同等程度地惠及所有美国人。美国民众对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理解也没有因这场危机及其后果而明显增强。经济学家和金融理论家继续试图用几乎不可能被外界理解的高度技术性语言，让这些学科及其模型更容易被人所理解，比如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的《经济学规则》（Economics Rules）一书和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对美联储在危机中扮演的角色的描述，构建了一座尽管不太稳固，跨越巨大鸿沟的桥梁，将经济和金融理论与大多数美国人的日常语言连接起来。我们相信历史有可能照亮这些现在对外界封闭的学科，因为本书所包含的故事表明，虽然这些片段被融合在了一起，但迄今为止所发生的事情并不能预测到任何单一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