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注册会计师的成长

在20世纪初，会计师在美国并不是一种公认的职业。那时不需要向投资者或政府官员提供信息的公司使用的是为满足自身需要而量身定制的特殊会计系统，大多数会计师专注于满足雇主的要求，而不是试图制定一套标准的会计“假设”。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人们在会计职业化方面进行了一些尝试。1882年成立了会计和簿记员协会（the Institute for Accountants and Bookkeepers），1887年成立了注册会计师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Public Accountants）。纽约州于1896年通过了一项注册会计师法，尽管这是会计专业化的一个标志，但它实际上终结了全国性的协会，因为独立的各州协会很快就开始追求各州特定的目标。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和伊利诺伊州都成立了协会；然后在1902年第一次合并运动的鼎盛时期，美国会计师试图创建另一个全国性组织——注册会计师协会联合会（the Federation of Societies of Public Accounting）。关于该协会使命的争议阻碍了组织者的努力，直到1905年，一个可操作的全国性组织——AAPA（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才成立。然而，AAPA缺乏制定和执行标准所需的权力，直到1916年，美国会计师行业的发展仍处于十字路口：尽管大多数美国会计师认识到，会计行业需要采用某种标准才能获得尊重，但他们不愿受到联邦政府的监管；同时，那些关于会计师试图形成自己的垄断地位的指控，也使得一些新公司遭到批评。

通过专业性组织争取认可的努力得到了逐渐增多的、关于会计方面的文献的支撑，这些文献大多来自会计师接受培训的学院和大学商业课程。1882年，宾夕法尼亚大学新成立的沃顿商学院教授了第一门会计专业课程。该课程在第二年使用了两本教科书：塞尔登·霍普金斯（Seldon Hopkins）的《簿记手册》（Manual of Exhibit Bookkeeping）和C.马什（C.Marsh）的《银行簿记与股份制账户理论》（Theory of Bank Bookkeeping and Joint Stock Accounts）。1888年，芝加哥大学成立了商业和政治学院（后为商业和行政学院）；1890年，纽约大学成立了商业、会计和金融学院。亨利·兰德·哈特菲尔德（Henry Rand Hatfield）任教的芝加哥大学，指定的教科书是由德国作者所写；在纽约大学，由于找不到合适的教材，查尔斯·斯普拉格（Charles Sprague）自己写了《账户原理》（The Philosophy of Accounts）一书。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另外两本美国教科书相继出版：1908年，威廉·莫尔斯·科尔（William Morse Cole）的《会计：其构建及对商人和公共事务研究者的解释》（Accounts：Their Constru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for Business Men and Students of Afairs），以及哈特菲尔德的《现代会计学：原理及若干问题》（Modern Accounting：Its Principles and Some of Its Problems）。1916年，明尼苏达大学的威廉·帕顿（William Paton）和艾奥瓦大学的罗素·阿尔杰·史蒂文森（Russell Alger Stevenson）在这些早期著作之后出版了《会计原理》（Principles of Accounting），试图解决人们对持续困扰会计工作的术语混淆问题。帕顿和史蒂文森赞同州际商业委员会（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的“标准分类”，称其为“最符合逻辑的会计术语体系”，从而突出了对会计职业对尊重的追求与会计师接受美国政府在倡导会计准则方面的作用之间的密切关系。

虽然在实际运用中，多种多样的会计体系和公司希望将其记录和保密的愿望结合在一起，让人无法知道在20世纪前20年中是否存在单一的会计制度，但这些教科书确实使我们能够识别公司会计这一新兴领域的一些内部原则，以及主要的会计理论家所建议的实务做法。会计原则和实务反过来在金融史上占据了一个关键的位置。首先，编制用于现代大企业的财务文件，包括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将公司的财务活动与表明公司在实体经济方面作用的生产和销售数字分离开来。这使得管理人员可以把公司的财务活动和实际活动之间的关系看作独立又有关联的不同部分。其次，正如我们将在第六章中看到的那样，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些创造国民收入总量指标的统计学家采用了公司会计系统作为国民收入核算的框架。这意味着一些最重要的国民收入和增长测度——GDP和GNP（国民生产总值）——是从帮助管理人员控制和发展现代大企业的会计形式中得出这些原理的。

斯普拉格、哈特菲尔德和帕顿在他们的书中提出的会计基本理论支持了斯普拉格所谓的复式记账原理的“所有权”应用。顾名思义，所有权理论从所有者的角度描述了账目的结构，并假定企业是所有者的延伸。它还假定所有资产、负债、费用和收益都是所有权的附属物，一家商业公司的主要职能是增加其所有者的财富，就像公司资产负债表上显示的年终净资产所表明的那样。为了提高一家公司的净值，企业会计人员的主要责任是明确区分资产和负债，一部分是为了使利润或股息得以分配，另一部分是为了让银行等潜在贷款人能够快速评估公司的信誉。这意味着大多数赞同所有权的理论家都建议不要包括斯普拉格所称的“所谓的资产”——像商誉这样的无形资产——因为它们可能让人认为公司资产“掺水”了。

除了区分资产和负债，所有权理论还要求会计师区分资本和收入，后者被简单理解为“归所有者的受益的增加”。为了确定“在此期间关注的净利润，特别是可用于支付股息的利润的数额”，会计师需要衡量在账目所代表的时期内发生的“净财富”的变化。考虑到他们对资本的静态看法，这些目标促使所有权理论家强调资产负债表而不是簿记系统中的其他文档。强调资产负债表使会计能够同时列出业务运作中的正向项目（利润、利得、收益、收入、所得——这些都被理解为有助于“财富的增加”）和负向项目（损失、开销、费用、支出）。通过使用复式记账系统和加减乘除的简单数学运算，会计可以从这些组合类别中生成一个代表公司年终价值的单一数字，这代表了所有者对资产的剩余索取权。在这类会计中，收入或支出来源、获得或使用资金的时间，以及实际交易成为会计账簿中分录的时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公司的整体价值，就像在会计期间结束时资产负债表所展现的那样。该公司的所有者可以通过将一年的资产负债表上的数据与其他年份对应的数字进行比较，来评估这一数字，这样就可以确定该公司是否正在增加财富。

一般说来，所有权会计与复式记账的其他形式一样，是一种代数形式，它将商业的真实方面（货物）与金融方面（价格）结合起来，以便解决具体变量的价值问题。复式记账规则指导会计将各种交易按类别分类，继而将这些交易的价值汇总为一种单一的货币形式，然后将每笔交易输入两次，一次作为一个账户的借方，一次作为另一个账户的贷方，通常是记在对开的页面上。这就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得名的“复式记账”系统。这些双重分录使会计师能够迅速评估记录中是否有错误，因为规则还要求每一类别汇总的交易总数等于对向页上的总数。因此，任何遗漏的数字都可以通过检查相应的数字来计算，同时会计师可以通过对相应的数据进行顺序的核对来检查记录，然后在右侧页面的右下角记录任何不能归为会计错误的盈余或赤字。这个数字作为借方或者贷方结转到下一组账户。请注意，在此过程中，买卖货物的数量已计入其价格之中。

复式记账系统的核心是一个基本的会计恒等式，即资产负债表必须是平衡的。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公司的资产必须等于其负债之和加上所有者权益，即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即使资产和负债包括非金融性的资源和债务，复式记账中出现的数字也总是以货币的形式表达的；一家公司的健康状况与其定期测量的利润挂钩，而不是（至少不一定）与“公司作为持续经营主体的永久收益”联系在一起。作为复式记账系统的最终文档，年度资产负债表因此构成了以财务术语表达的公司整体状况的年终总结。

公司会计并没有一致采纳会计理论家所提倡的这些假说，但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强调资产负债表而不是其他财务文件。资产负债表对债权人和潜在贷款人是有用的，因为它们总结了公司在年底的整体情况，以及各种资产的相对流动性；它们对所有者也有用，因为它们提供了一个单一的数字，表达了账目期间的所有者利润。然而，当美国现代大企业开始在商业中占据主导地位时，完全依赖资产负债表所固有的局限性变得越来越明显。资产负债表的一个缺点是无法显示出利润是从哪里来的。另一个缺点是它对交易发生的时间与其“实现”，或者说记入账簿的时刻之间的关系并不敏感。资产负债表也没有对一家公司的制造业务等生产活动或实际活动，以及对利息和债务的管理等金融活动进行区分。资产负债表无法让管理者跟踪生产过程中各个分散部分的效率，因为资产负债表的编制不够频繁，也没有将特定生产过程的费用与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联系起来。资产负债表没有会计用于登记材料和设备折旧的位置，而这是在时间和空间上延伸的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最后，资产负债表并没有对让大公司成为可能的新所有制形式做出回应。因为这些公司的所有权是按照大量个人持有的部分股份进行分配的，而且由于这些公司是“持续经营的”，而不是为执行具体的项目而成立的，个人拥有的部分股份必须与购买和出售的时刻联系起来，必须与企业及其持续收入相分离。为了使投资者能够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大小的份额买卖自己的股票，以及让公司经理通过发行新股来筹集资金，会计师必须能够把公司的业务表达为收入，而不仅仅是资本或财富。此外，正如哈特菲尔德所指出的那样，公司的活动是一个流量，而不是简单的定期资金，这一观点直接解决了一直困扰着大公司形式批评者的估值问题。哈特菲尔德指出：“公众虽然是一个永恒主体，却是由不断变化的个体组成的。在消费者群体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如果应该由某一时期的消费者支付的费用，被视为由另一时期的消费者来负担，则可能会对某一时期的消费者不公正。一项费用被错误地资本化，会给后来的消费者造成负担。当本应该是资本支出的项目被视为经常性开支时，这种情况就会发生逆转。”

即使在许多会计理论家认同强调资产负债表的所有权理论不足以满足现代大公司的需要之后，公司也没有普遍接受它的替代理论，这种替代理论被称为“实体”（entity）理论，它强调的是公司本身，而不是所有者。无论理论家之间出现了什么争议，实践层面上的变化已经开始了。虽然我们已经无法找到有关这种会计惯例转换准确时点的证据，但是很明显，在20世纪初的个别公司内部，一些会计师已经开始采用一种在工业企业中长期使用的技术。这一技术就是成本会计。随着成本会计的完善及其原理的扩展，它为会计史上的真正创新打下了基础，因为一份新的财务文件——损益表——使会计师不仅能够以货币形式记录和披露公司业务的经营状况，而且可以对未来的利润进行预测。

至少从19世纪初开始，许多美国和英国公司就开始使用成本会计或“成本核算”（costing）了。到20世纪初，一些美国大学开始使用专门为课堂教学编写的教科书教授这种技术。成本会计的主要功能是帮助管理人员跟踪成本，并将成本与制造过程的特定部分联系起来。因此，原材料被视为资产，通常按其历史成本进行估价，而生产过程中消耗的任何部分都被视为一种费用（所消耗的资产）；将原材料转化为成品所需的劳动力和费用通常被视为资产价值的增加。当成品被出售时，在制造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可以在账户中得到确认。在销售时，制成品的累计成本被作为已销售货物的成本注销了。通过跟踪这些事件，管理者可以很容易地识别制造过程的各个部分中的低效之处，并且周期性地——或者如果成本核算执行得足够频繁，实质上是不间断地——对公司经营行为进行盘存。生产过程的实体组成部分（例如原材料、中间产品和劳动力）在这一会计过程中仍然被归入货币性数字当中，但是，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狭义的公司财务维度在损益表中也与实际的生产过程在空间上分离了。

在20世纪初逐渐发展起来的损益表使这种成本核算过程变得可见。然而，它的优点并没有立即为当时的人所看到，而且它只在该领域的会计师当中得到程度不一的接受，并在会计理论中被勉强承认。普华永道的一名会计师——阿瑟·洛伊斯·狄金森（Arthur Lowes Dickinson）1904年在会计师大会（the Congress of Accountants）上发表的一篇演讲中，介绍了损益表的一个雏形，但从狄金森所讨论的被他称作“损益账户”的方式可以清楚地看出，他认为这并不像资产负债表那么重要。狄金森称成本会计“仅仅是对普通簿记的一种阐述”，他立即从对“利润和亏损账户”的讨论转移到以资产负债表为缩影的综合报表。5年后，狄金森发表了他的演讲内容和他在1904年所描述的文档（图1.1），他声称这种文档“已经被相当广泛地使用”，但他没有进一步阐述文档的新颖性或益处。

狄金森在1904年提出的损益表并不是美国提出的首份损益表。他的损益表遵循并可能模仿了另一份表格，即作为《1894年税收法案》的一部分而由联邦政府创建的税收表。美国国内税收表366的目的是帮助政府向铁路部门和公司征收统一税。与狄金森的损益表一样，这种表格将经营信息和财务信息分离开来，通过将成本与收入连续匹配的方式，形成最终的“净利润数额”就是应纳税的数字。出于税收目的，政府允许企业从净收入中扣除支付给股东的债务融资利息，但不可扣除支付给股东的股息。当1895年美国最高法院宣布这种所得税违宪时，这种表格几乎彻底消失了。但在1917年，也就是狄金森描述他的表格11年后，联邦政府又发布了另一份损益表，再次想将其作为公司经理和会计师遵循的范本。这种表格出现在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统一会计”（Uniform Accounting）中，这是当年4月发布的《联邦储备公报》（Federal Reserve Bulletin）的一部分（见图1.2）。根据理查德·A.布瑞福（Richard A.Brief）的说法，这是第一份可以说包含了各种财务报告标准的出版物。

损益表的三个雏形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美国最高法院取消了国内税收表366和所得税本身；狄金森没有把他的利润和亏损账户作为一项重要的创新进行推广；尽管联邦储备委员会宣称其1917年的表格具有权威性，但美联储继续强调资产负债表，因为商业银行家作为报告的主要受众，相较一个公司的盈利能力或融资来源，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流动性和手头的利润。1923年，《会计师手册》（Accountants'Handbook）的第14版印刷了狄金森的表格和稍作修改的表格，然后说这是美联储“推荐”的，虽然该手册承认术语上的差异依然是公司公布的报表的特点，但它将损益表作为资产负债表的公认对等表格提了出来。与此同时，在1916年，会计理论家威廉·帕顿承认，许多会计师都在使用某种版本的损益表，这份文件可能会满足“甚至是公众的利益”。然而，帕顿在1922年出版的具有广泛影响的公司会计教科书中，只是顺便提到了他所称的“损益表”和“收入报表”。

一旦开始使用，损益表就一直是构成公司财务文件系统的一部分，其各个组成部分在不同的时代被重视的程度不同。与资产负债表一样，20世纪初的损益表依靠的是简单的数学运算（加、减），它提供的信息一般都排成纵列，便于快速计算和分析。然而，与通过横向显示成对的平衡账户来补充各种纵向列报的分录的资产负债表不同，损益表始终是单一的垂直栏，通常被分为三个部分。甚至在20世纪初，这一分割就构成了对公司进行描述的一部分，它假设生产可以而且应该与财务活动相分离，而两者都与收入有关：报表的第一部分记录了公司的制造业务；第二部分展示了公司的财务交易；第三部分是公司“盈余”的概览。在前两部分的项目安排中也讲述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按时间顺序和概念性进行编排的，因为每个类别中的分录都是（而且仍然是）以不断缩减的余额形式出现的。这意味着每种活动的成本都会立刻出现在与它们相关的收入之下，然后从收入中扣除。这种不断缩减的余额形式使得报表阅读者能够快速计算经营成本或利润在每一类总额中所占的百分比。例如，美联储的损益表（图1.2）从“总收入”或“总销售额”的分录开始，按顺序从该数字中扣除诸如“销出运费”（outward freight）等各种制造和劳动力成本，以生成一个最终的“净销售额”。这个数字是以货币表示的期中总数，然后被额外的细列项目、定价的资源和成本进一步增加或耗减，每一项都与相关交易的其他分录相匹配。在美联储表格的资产项目中，我们可以找到“年初库存”和“购买净额”；在扣除的项目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年底的库存”“销售和管理费用”，以及“一般费用”。这里的第二个期中总额则以“销售净利润”的形式出现。

20世纪初，期损益表的第二部分分离出了公司的金融活动，显示了公司如何管理其利息收入和金融负债。美联储的表格将来自金融活动的收益称为“其他收入”，从而使金融活动在早期公司中处于次要地位。美联储损益表中这一部分的增加额来自“投资收入”和“应收票据利息”，其减少来自“债券债务利息”和“应付票据利息”。与文件中的经营业务部分一样，从相应的收入分录中扣除成本，可以产生“净收入”的期中货币余额，美联储的损益表也称其为“利润和亏损”。然后就是损益表的第三部分，记录着一些盈余活动。盈余可以包括特别股息、股票红利、股东退回股票的价格、因赎回股本而做出的调整等。从根本上说，“盈余”是指那些不能纳入（从投资）获得的利息或（对债券或其他债务）支付的利息类别中的金融活动。通过表格的添加和扣除项最终产生了重要的“期间损益”，会计师据此将股息记入股东账户。最后的数字是“期末盈余”，它代表了公司本身积累的收入。对股东来说，最重要的分录是“期间损益”，因为这是在盈余中增加了足够的资金，以维持公司作为一个持续的经营主体，或从内部现金流中为新的机会提供资金之后，可用于支付股息的金额。

1904年和1917年的损益表是非常简单的文档。与现代的会计报表不同，它们没有附注来解释复杂的会计问题或描述会计人员使用的方法。直到1929年的大崩盘使股东开始要求更清楚地说明如何解释财务报表，这些注释才出现。此外，即使美联储将其损益表作为一种范本提出，同时会计专业组织帮助创建了它，但是美国公司没有立即普遍采用这种表格，损益表也没有立即取代资产负债表成为公司最重要的会计文件。此外，公司制定损益表的决策，也没有解决利息应从何处进入分录等重要问题。如果这些项目被记入第一部分，并记作营运成本，则它们会从制造过程的资产中被扣除；如果记入第二部分，则从股东的股息中被扣除；如果记入的是第三部分，则它们作为一个整体由企业实体承担，从而减少了所有者的利润。在哪里输入这些项目的自由形成了损益表为公司经理提供的一种优势，因为这使他们能够以最符合公司利益的方式调整定期财务报告。总之，损益表的引入——不管采用得多么不平衡——标志着从强调公司年底的财务状况、贷款的安全性和资产的可变现价值这些会计界对公司静态状况的表达，转向开始认可一系列表格，而这些表格可以将公司描述为一个“持续经营的企业”，其活动是连续发生的，同时其财富的流动反映了经营状况的动态性和复杂性。

在20世纪初，与资产负债表一起使用的损益表相对于单独使用的资产负债表，对公司管理人员来说有三个明显的优势。而这些都源于损益表允许的灵活程度和管理自由裁量权。第一个优势与会计实现时间，即单个交易进入企业账簿的时刻所造成的差异有关。例如，何时确认应计收入或应计应收账款的决定。如果在收到之前确认，它们将影响定期审查结束时应收款的净值。如果会计在购买时对证券进行估值，则会计分录将反映历史成本，或购买时股票的市场价格；但如果决定等待，而市场价格下降了，会计则可以将市场价值的下降从费用中扣除。即使关于是否推迟记录收入或支出的决定可能不会永久地影响到公司的收入或支出，但是关于何时记录事件的决策可能带来实质性利益。

损益表的优势还影响了会计记录业务活动的位置。许多关于在哪里记录项目的决定都与匹配有关，即特定支出与特定收入来源相联系的过程。例如，如果经理决定将部分业务的维修或维护费用记入固定资产账户，这将产生与记入累计折旧不同的结果。同样，对未来支出或预期折旧费用的估计可以与公司实际产生这些费用的部分经营活动相匹配，或者也可以与“折旧费用”或“累计折旧”等更一般的类别相匹配。

某一项目何时被记入账簿和记录在何处所产生的灵活性还得到了经理和股东能够如何应用这些信息的补充。实际上，损益表最终影响了公众对一般估值的理解，特别是对个别公司的价值的理解。这种影响根植于损益表中蕴含的会计实践、公司自我表征和会计理论之间不断变化的联系。只要公司因为其强调所有者的净资产而对年终资产负债表特别重视，会计分录就会被视为对过去事件的记录，而这并不鼓励管理者利用会计信息对未来做出决定。然而，一旦公司开始定期编制损益表，就有可能衡量企业组织各部分的效率和生产率。由于公司经理使用定期的信息回顾来对未来做出预测，并且逐渐提高这种操作的效率以满足未来的目标，也就为消除公众对股票掺水的担忧提供了一个依据。一旦公司将注意力从股票的票面价值转移开来，换言之，把从资产负债表所述的市值中派生出来的价值转向作为一个持续经营主体而由连续的损益表处理的公司收入，投资者就有可能计算出一家公司的每股收益。正如公司经理开始将损益表视为公司内部的一种决策工具一样，股东可以将其视为未来收益的指南，因为这种文件以可量化的术语来代表企业的盈利能力，而不是使用其理论上的前期市值。正如我们将在第二章中看到的那样，早在损益表被广泛使用之前，欧文·费雪在1906年就为会计师基于未来的估值提供了一个理论依据。也正如我们将在第四章中看到的那样，当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陷入经济危机时，有关公司盈利公平性的问题将再次浮现，尽管理论家和立法者在公司应该公开多少信息方面存在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