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结语：律令社会的形成与“笞刑”的产生

“笞”在东周秦汉时期的存在形态主要有三种，分别是家内之“笞”、刑讯之“笞”与上层对下层之“笞”。这三种“笞”之中，前两种“笞”并非刑罚，且在律令系统诞生前后一直存在，而上层对下层之“笞”则在律令系统形成之后，成了一种基于国家强制力的刑罚。

之所以会有这种变化，主要是因为律令系统对旧有多元法秩序的重新整合。律令社会之中，法秩序是统一且唯一的，即律令系统。而在律令系统形成之前，法秩序是多元的，即文献中所谓的“大刑”“中刑”“薄刑”，也即所谓的“三刑”。“笞”在三刑当中属于“薄刑”，并非基于国家强制力的刑罚。而在律令系统对旧有法秩序进行统一整合的过程中，“笞”作为处罚较小过错的手段之一，被吸收整合进入了律令系统之中，从而成了刑罚体系的一员，这便是所谓的“笞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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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黄海，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专业博士研究生，日本东京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2] 参见刘海年：《秦律刑罚考析》，载刘海年：《战国秦代法制管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张伯元：《出土法律文献丛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2—18页；王震亚：《秦代刑罚制度考述》，载《简牍学研究》第二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丁义娟：《秦及汉初刑罚体系研究》，吉林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等。

[3] 该故事同样见于《战国策·燕策》苏代与燕王之语中。

[4] 参见《汉书·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

[5]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释文注释部分第147页。

[6] 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三）》，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版，第206—207页。

[7]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释文注释部分第148页。

[8] 参见前引《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9] 参见前引《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10] 刘海年先生认为睡虎地秦简“应是商鞅变法后至秦始皇执政时逐步制定和执行的”，参见刘海年：《云梦秦简的发现和秦律研究》，载《法学研究》1982年第1期。

[11] 参见王震亚：《秦代刑罚制度考述》，载《简牍学研究》第二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2] 彭浩、陈伟、工藤元男主编：《二年律令与奏谳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03页。

[13] 参见丁义娟：《秦及汉初刑罚体系研究》，吉林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07—108页。

[14] 参见刘海年：《秦律刑罚考析》，载刘海年：《战国秦代法制管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15] 刘海年：《云梦秦简的发现和秦律研究》，载《法学研究》1982年第1期。

[16] 对于臧仲子所言，从刑罚角度出发的详细分析，参见〔日〕籾山明著：《法家以前——春秋时期的刑与秩序》，徐世虹译，载《日本学者中国法制史论著选（先秦秦汉卷）》，中华书局2016年版。

[17] 参见张伯元：《出土法律文献丛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18页。

[18] “刑”字之古意，本身便是规范的意思，而不专指刑罚。参见王沛：《“刑”字古意辨正》，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19] 〔日〕籾山明著：《法家以前——春秋时期的刑与秩序》，徐世虹译，载《日本学者中国法制史论著选（先秦秦汉卷）》，中华书局2016年版。

[20] 〔日〕滋贺秀三著：《中国上古刑罚考——以盟誓为线索》，姚荣涛译，载《日本学者中国法制史论著选（先秦秦汉卷）》，中华书局2016年版。

[21]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释文注释部分第22—23页。

[22]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释文注释部分第53—54页。

[23] 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四）》，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版，第54页。

[24] 彭浩、陈伟、工藤元男主编：《二年律令与奏谳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41页。

[25] Li Feng，Early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pp.189-190.

[26]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释文注释部分第118页。

[27]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释文注释部分第147页。

[28]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释文注释部分第1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