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地？

江北地区市场的分布是由水道决定的，其中最重要的水道就是大运河淮扬段。大运河主要是一条地区间贸易线路，经过扬州的大多数水路货物，其目的地无疑都是江北以外的各个市场。在18世纪，来自苏州和杭州的茶叶、布匹、原棉、油及各种“杂货”，在北运货物中占了相当比重；反过来，从北方运往南方的则是小麦、大豆及腌制鱼肉。官方漕运船队中的数千船只都在从事为数甚巨的地区间贸易。1729年以前，北行船只被允许在漕粮之外携带最多60斤土产，这个数字在该年提高到了100斤。卸下漕粮之后，它们载运着小麦、大豆和瓜果返回。76

扬州是大运河淮扬段最重要的市镇，是一个税关口岸，为来自其他各地的货物提供了一个很大的消费市场。仅有的一条连接中国南北的国内水路，从南向北把江苏、山东和直隶省大约十八个大大小小的行政城市，还有更多的城镇和市场中心直接串联起来。南边则是镇江及南河口，大运河南段通向长江下游三角洲的各个繁华城市：常州、无锡、苏州、嘉兴及杭州。77

唐朝时期，这种位置使扬州无可争议地成为全国最大的贸易中心。唐以后的人口变迁，导致了扬州作为一个商业中心和贸易口岸的重要性的下降。明清时期，南方在人口水平、第一和第二产业、城市化和文化生产力等方面远远超过北方，以至于再也不便将扬州视为整个中国的门户。除了盐业贸易，扬州或许只能被视为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中转站。78

漕粮、盐政，还有作为税关口岸的地位，这些依然是对扬州有利的因素。当这些因素还在发挥作用时，它就依然是一个忙碌不停的口岸和贸易中心。1749年制订的关税定额显示，扬州预计要上缴20多万两税银，在制订了具体定额的全国四十个税关当中名列第七。在制订关税定额的基准年1735年，扬州是上缴税银超过10万两的仅有的九个税关之一。79

18世纪晚期，扬州内部有不下于十二个市场（相比之下，东南地区另一个繁华城市宁波，在18世纪80年代只有八个市场。80）围绕这座城市，周边的市镇大量增生，表明这是一个中心地结构的典型例子。但是，空间的平衡被扭曲了，情况对东南地区有利，那里汇集了更多的市镇。流经江都的运河及位于运河边的城镇将该县与甘泉区别开来，后者水道极少，总体繁荣程度更低。81

大运河对于扬州南北的城市化的意义非常明显。扬州以北除了高邮、宝应、淮安和清江（设置于1760年）等城市82，在大运河与淮河、黄河交汇处以南至少还有九个市镇。扬州以南，在其本县有着最大的市镇瓜洲。该镇筑有城墙，那里“居民商贾骈集辐辏”，过往商船多泊于此，百货荟萃，生意颇为兴隆。83在仪征县境内，能够称得上镇的大型居民点只有六个，其中三个位于大运河西段，介于仪征和扬州之间。其中的两个在明代至多不过是“市”（定期集市），但在清代最终得到了实质性的发展。84另一个市镇即江都境内的扬子桥，位于大运河瓜洲段和仪征段的交汇之处。

江北的城市化取决于官盐运输线路的影响。除了行政中心，海安和西溪是扬州以东的江北地区最重要的两个镇。它们的重要性都来自盐业贸易。海安在泰州境内，位于一个运河系统的交叉点上，该系统将它与泰州城、如皋、通州和串场河（即连接各盐场的运河）连在一起。这是一个很有实力的镇，镇上有一所书院。85它也是通州各盐场盐运船舶发往泰州之前的集中之处，最终成为一个活跃的私盐交易中心，为此那里驻有一名盐务巡查官员。西溪在东台县城西南5里（近3千米）外，是通往盐场内各个市场的贸易门户，众多商人聚集于此。86

次要市镇的分布，证实了官方运输线路对江北城市化和市场行为的生成性影响。雍正时期扬州府境内榜上有名的五十个镇当中，大约有一半或者位于大运河边（包括两条流经仪征和瓜洲的大运河南部支流），或者位于从大运河通往东边各盐场的盐路上。盐场中心本身就包含市场，这些市场都位于与范公堤平行的串场河边。此外，超过四分之一的镇都是边界镇，有的还位于省界上。在那些地方，行政、防务和税收功能是影响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因素（见附录一）。

根据中心地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我们或许会期望发现这样一个市场等级体系：它与主要城市中心保持有规律的距离，又允许适当的地理障碍的存在。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江北的市场结构虽然显示了一些集中化的迹象，但主要还是呈现为树状特征。主要市镇位于漕运和盐运线路上，也就是大运河及其南部支流、运盐河和串场河。在本书研究的时段内，对于解释扬州城本身而言，中心地理论还不如网络系统理论奏效，后者假定某座城市之所以存在或者显得重要，是因为它作为一道门户，将其腹地与一个远距离贸易网络连接起来。在中心地理论中，距离和运输方面的困难被视为一种障碍，限制了长途贸易的经济意义，因而在促进前工业化时代的城市化进程方面作用有限。网络系统理论则认为，利益动机可以克服这些障碍。87

网络系统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华帝国晚期巨大的跨地区贸易系统，当时各个区域体系之间的差别依然非常明显。扬州是这个系统中的一个节点。为扬州提供了财富的淮南盐业市场区域，从江苏西南部一直延伸到安徽、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和贵州边陲地带。换句话说，扬州与长江下游大区域之外的地方有着重要的经济关系，这与如下假设相矛盾，即大区域内部各个城市间的相互联系，比跟其他大区域的城市的联系更加紧密。这可以解释扬州为何没能继续保持一个强盛的贸易口岸之地位。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随着上海的崛起、蒸汽船的到来，以及铁路的发展，盐政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变动最终夺走了扬州的远距离贸易伙伴。扬州被迫回归于自己的腹地，在20世纪30年代主要以出口腌制酱菜、化妆品和牙刷而闻名。很少有游客来到这里。即使是艰难时期曾经聚积在其城门下的难民，这时也绕过这座城市，向南渡过长江，奔着更有希望的沃土而去。

18世纪的情形迥然不同。这座城市位于前往北京的线路上，自然成为一个汇集八方来客的口岸，它的财富也吸引着远近各色人等。李斗写道：“四方贤士大夫无不至此，予见闻所囿，未能遍记。”88除了官员、学者，还有其他的人；1841年阴历五月，周生从长江南岸的镇江乘坐客船前往扬州，根据他的见闻，这支队伍有着形形色色的人：

赤日行天，流水欲沸。舱不满七尺，内外坐二三十人。一时秀才酸气，乡先生腐气，和尚酒肉气，负贩葱蒜气，守钱虏臭气，衙门人仆隶恶气，皆随汗出，聚于鼻观，不辨何味。而又东船鹾商开江锣，西船宰官起马炮……89

在这段话里，周生简洁地捕捉到了清代扬州社会，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江面上的扬州社会的特征：塾师、有抱负的儒生、和尚、高利贷者、贩夫、衙役，他们同类相聚，都挤在一条来往于扬州的船上，由此勉强维持生活，或者是去把握最大的获利机会。妇女显然不在船上，但并没有脱离观察者的视野。一名乘客开始说话了：“诸君亦知扬州有美人乎？美人不知与苏小、葛嫩若何？”这时，“秀才作狂，乡先生不复能为道学面目，和尚悔削发”。90

由于身份、财富和权力而与普通百姓区别开来的，是一边的官员和另一边的盐商。他们正好代表着明清时期这座城市所赖以维持的双重基础，即行政管理和盐业贸易。周生所看到的盐商，可能像他自己一样是镇江人，因为在19世纪初，镇江商人已经开始投资于两淮盐业贸易。91但在上一个世纪，扬州的繁荣得益于来自更远之处的人。他们的故乡非常遥远，因而他们在这座城市安家，促进了这个城市社会的创造，并且成为该城的一个鲜明特征。

1Barrow, Travels in China, p. 516.

2摘自谢朓（464—499）：《入朝曲》。收入Waley, Chinese Poems, p. 110。

3Legge, The Chinese Classis, vol. 3, The Shoo King, p. 107.

4同上，第112页。

5Legge, The Chinese Classis, vol. 5, The Ch’un Ts’ew with the Tso Chuen, pp. 818-819.

6朱偰：《中国运河史料选辑》，第3—5页。

7乐史（930—1007）认为邗城就在广陵（扬州）的位置（《太平寰宇记》，第124卷，第4页），但清代学者刘文淇引用了相反的资料，认为邗城的位置不可考（《扬州水道记》，第1卷，第3页）。考古学发现证实了乐史的说法，见南京博物院：《扬州古城1978年调查发掘简报》，第35页。

8《后汉书》，第21卷，第2561页。

9纪仲庆：《扬州古城址变迁初探》，第48—49页。

10郑肇经：《中国水利史》，第133、144页；刘文淇：《扬州水道记》，第1卷，第3页。

11此时运河沿着自然地貌从南向北流。当12世纪黄河开始改道南流之时，运河的流向逆转了过来（包世臣：《下河水利说》，《中衢一勺》第1卷，第30页）。

12鲍照：《芜城赋》。

13Wright, The Sui Dynasty, pp. 158-161.

14Meng Shi, “Shi Tao’s ‘Brilliant Autumn in Huaiyang’,” pp. 146-148.乔迅（Hay, Shitao, pp. 79-80）将这幅画的名称翻译为“Desolate Autumn in Huaiyang”，用了较长的篇幅对它进行讨论，并提供了画中顶部84行诗的完整译文。这幅画以彩色形态收入Meng Shi的文章，以黑白形态收入乔迅的著作。

15《隋书》，第26卷，第2册，第873—874页。

16《旧唐书》，第40卷，第1572页。有句来自5世纪的谚语：“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这句话有时被用来指当时的扬州城，但其意思指的是省级行政区扬州，而不是广陵（朱福烓、许凤仪：《扬州史话》，第3页）。

17许渊冲等：《唐诗三百首新译》，第94页；Payne, The White Pony, p. 170。

18Schafer, 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pp. 17-18.

19全汉昇：《唐宋帝国与运河》，第17、32—35页。

20李廷先：《唐代扬州史考》，第373页。

21同上，第378页。

22《旧唐书》，第40卷，第1572页；Twitchett, 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Under the T’ang Dynasty, pp. 52-59。

23全汉昇：《唐宋时代扬州经济景况的繁荣与衰落》，第154页。关于士兵，见Ennin’s Dairy, p. 38。关于人口迁移，见《旧唐书》第146卷，第3963页。

24《旧唐书》，第82卷，第4715—4716页。关于887年至892年间围绕该城的斗争，朱福烓、许凤仪：《扬州史话》第82—89页有很好的概述。斗争初期，唐朝将领高骈（卒于887年）屈死于前黄巢叛军将领毕师铎（卒于888年）之手，随后高骈旧部杨行密（卒于905年）封锁了该城。这就是天然痴叟（活跃于1627年）那个颇受研究者关注的7—10世纪故事之背景。见Widmer, “Tragedy or Travesty? Perspectives on Langxian’s ‘The Siege of Yangzhou’”；Carlitz, “Style and Suffering in Two Stories by ‘Langxian’”；Wu, “Her Hide for Barter”；以及Finnane, “Langxian’s ‘Siege of Yangzhou’”。

25纪仲庆：《扬州古城址变迁初探》，第53页。

26此段译文由Hsiung Ting翻译，收入Payne, The White Pony, p. 258。

27朱福烓、许凤仪：《扬州史话》，第47页。

28全汉昇：《唐宋时代扬州经济景况的繁荣与衰落》，第170—174页。关于后周时期修筑城墙之举，以及北宋时期进一步修筑城墙的可能性，见纪仲庆：《扬州古城址变迁初探》，第53页。

29焦循、江藩：《扬州图经》，第7卷，第33—34页。围绕李庭芝守扬州的争论，见Davis, Wind Against the Mountain, pp. 122-123。

30Chang, “The Morphology of Walled Capitals,” p. 75.

31Hsiao, The Military Establishment of the Yuan Dynasty, p. 56.

32Yule, 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 p. 154.

33《（嘉庆）扬州府志》，第15卷，第26页。

34Barrow, Travels in China, p. 516.

35《（嘉庆）两淮盐法志》，第44卷，第2页。亦见本书第三章。

36朱福烓、许凤仪：《扬州史话》，第1页。

37比如可以参见姚文田：《广陵事略》，序。

38《（嘉庆）扬州府志》，第5卷，第43页。江都县在1732年被一分为二，从此扬州有两个本县，即江都和甘泉。

39姚文田：《广陵事略》，序。

40Lo, “The Controversy over Grain Conveyance.”

41Worthy, “Regional Control in the Southern Song Salt Administration,” pp. 109-110；《宋史》，第477卷，第13 841页。

42《元史》，第21卷，第467页。

43Achilles Fang, trans., The Chronicle of the Three Kingdoms, 1: 187.

44Shiba, “Urban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arkets in the Lower Yangtze Valley,” pp. 15-20.

45全汉昇：《唐宋时代扬州经济景况的繁荣与衰落》，第170—174页。全汉昇将北宋时期扬州境况的下降归结为真州的兴起之故，但真州未能保持其优势，这表明官僚政治而非经济地理因素才是这种地位逆转的原因。

46《元史》，第15卷，第320页；第131卷，第3187页。

47Ho Ping-ti,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pp. 248-249；费孝通：《小城镇：苏北初探》，第77页；Honig, “The Politics of Prejudice,” p. 253。

48Kennelly, L. Richard’s Comprehensive Geography of China, pp. 156-157.

49《（乾隆）江南通志》，第69—71卷。

50Kinkley, 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 p. 9.

51《（乾隆）江南通志》，第4卷，第14页；第106卷，第2页；单树模、文朋陵：《“康熙六年江苏建省”说确切无误》。

52Leung, The Shanghai Taotai, p. 12.

53关于“江淮”一词在唐代和清代的使用情况，分别见《（乾隆）高邮州志》，第11卷上，第16页；第11卷下，第32页。

54谢肇淛：《五杂俎》，第92页。

55在一项环境史研究中，李伯重（“Changes in Climate, Land, and Human Efforts,” p. 450）用“江南”一词来指代太湖流域盆地，包括苏州、太仓、松江、常州、镇江、江宁、杭州、嘉兴及湖州府。韩起澜（“The Politics of Prejudice,” p. 245）将其界定为“浙江的宁绍地区和江苏的无锡－常州地区”，明显排除了江苏西部地区，而李伯重的界定则包括该地区。

56Finnane, “Bureaucracy and Responsibility,” pp. 167-168.

57李长傅：《江苏》，第130页。

581937年童寯对江南历史园林的调查，见《江南园林志》，扬州被计入江南城市当中。

59黄钧宰：《金壶浪墨》，第1卷，第7页。

60《（嘉靖）惟扬志》，第8卷，第30页。

61同上。

62《（康熙）扬州府志》第2卷第12—13页描述了1606年的现状。仪征西边的六合县、通州附近的海岛县崇明县，以及后来成为通州直隶州的其他各县，当时都属于扬州府。

63《（万历）扬州府志》，第1卷，第5页。

64为了简单明了，本书一贯使用“仪征”而不是“仪真”这一名称。

65《（万历）扬州府志》，第20卷，第5页。

66Public Record Office, China: F.O. 228/747, 28/6, 1884, p. 117.

67《（咸丰）重修兴化县志》，第3卷，第1页。

68泰州和高邮均为州而非县，这是承袭明代的传统，那时它们都管辖着附近的县。兴化和宝应属高邮管辖，如皋则属泰州管辖（《（嘉庆）扬州府志》，第5卷，第43页）。

69杨德泉：《清代前期两淮盐商资料初辑》，第45页。

70《（嘉庆）扬州府志》，第5卷，第15—16页。

71《（乾隆）江南通志》，第20卷，第23页；《清朝通典》，第92卷，第27 135页。

72《（乾隆）江南通志》，第6卷，第12页。

73《（光绪）阜宁县志》，第2卷，第24页。

74《（光绪）靖江县志》，第5卷，第14页。

75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第89页。

76《续纂淮关统志》，第11卷，第2页；第6卷上，第25页。

77关于大运河航线的简表式完整介绍，见Gandar, Le Canal imperial, pp. 66-75。Gandar的资料来自行程书籍，这方面的情况见Wilkinson, “Chinese Merchant Manuals and Route Books”。

78帝制晚期的行程书籍证实了这一点。18世纪的《天下路程》一书，第一章即为东南省份福建与京师北京之间的线路。在该书作者看来，这条线路分为三段：福州至杭州、杭州至苏州、苏州至北京。书中分别开列了扬州至杭州、苏州和北京的距离，表明作者意识到长江对于南北区分的意义，但镇江、扬州和淮安这些位于交通网络中的关键节点上的城市，其重要性仅被归结为连接着江南和北京。

79《清朝文献通考》，第27卷，第5088、5091页。超过扬州的有南边各税关苏州、杭州、芜湖、九江，有点出乎意料的是，北边的淮安关和凤阳关也超过了扬州。但如果考虑到各税关之下的税卡数量和分布，扬州税收的重要性就凸现了出来。比方说，如果考虑到如下事实，那么淮安的关税定额规模就不那么可观：其关税征集口岸有29个，覆盖范围从淮安西北边约200千米的徐州，一直延伸到东边约66千米的阜宁（《续纂淮关统志》，第5卷）。这29个口岸当中，4个只是巡查点，没有任何税收上缴。关于淮安关的扩张，见Takino, “Shindai Gaiankan,” pp. 117-122。相比之下，除了北京关，扬州关口岸系统的规模在各个“高收入”税关当中是最小的。

80Shiba, “Ningpo and Its Hinterland,” p. 408.

81关于17世纪初扬州附近各个市镇的具体比较，见《（嘉庆）扬州府志》，第60卷，第3—4页。

82清江浦在1760年成为清河县治所在地，此后一直简称为清江，直到1914年才成为现在所说的淮阴（单树模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江苏省》，第270页）。

83《（嘉庆）扬州府志》，第16卷，第4页；《（民国）江都县续志》，第6卷，第5页。

84《（嘉庆）仪征县续志》，第3卷，第17—18页；第16卷，第12—13页。

85《（道光）泰州志》，第8卷，第18页。

86《（乾隆）江南通志》，第26卷，第21页。

87Hohenberg and Lees, The Making of Urban Europe, pp. 66-70.

88李斗：《扬州画舫录》，第10卷，第230页。

89焦东周生：《扬州梦》，第1页。我们对本书的作者一无所知，只能从他那显然是自传式的叙述中了解到19世纪40年代他在扬州娱乐场所的一些活动细节。这个笔名中的前两个字无疑是指作者的故乡，后两个字我认为是指姓氏和人名。（有人认为，焦东周生很可能就是镇江丹徒文人周伯义，后者号焦东野史、焦东野叟。吴春彦、陆林：《“焦东周生”即丹徒周伯义——清代文言小说〈扬州梦〉作者考》，《明清小说研究》2004年第1期。——译者注）

90焦东周生：《扬州梦》，第1页。

91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第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