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化境”：零星琐碎？译论体系？

对于钱锺书的“化境”等翻译论述是否可称之为翻译理论，学界的主流声音是不可以；而对于钱氏“化境”译论是否可以自成体系，学界的意见更是否定的。钱锺书是否仅仅有着散金碎玉般的翻译言论呢？

1. 问题的提出

坊间有《改写与“讹”——重读〈林纾的翻译〉》一文，其中有些观点颇出人意料。比如，该文“摘要”中说：“‘化境’只是一种翻译理想，与瓦鲁提‘译者隐身’的概念类似，而不是一种翻译理论或者翻译观”。注332“瓦鲁提”是谁？是Venuti么？如果是，为何不约定俗成地译作“韦努蒂”？什么叫“翻译理论”或“翻译观”？为什么说作为“翻译理想”的“化境”和“译者隐身”这一“概念”不能是“翻译理论”或“翻译观”？且看相关论者在正文中的阐述：

钱锺书先生的《林纾的翻译》一文对林纾的翻译进行了评述，是翻译理论界的一篇经典文献。……很多人在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化境说”上，引之甚广，认为“化境”是钱锺书先生的翻译观。……结合现代翻译理论，重读《林纾的翻译》一文，我们不难发现“化境说”并非钱锺书先生的翻译观，“化境”只是钱先生对翻译现实发出的一种感喟。在这篇文章中，钱锺书先生分别讨论了……等六个方面的问题……他并非要提出一种对翻译的指导理论或者是翻译观，而是为我们呈现了翻译的一种常态：“讹”或者“改写”……这两句话前面一句更能体现钱锺书先生的翻译观念。注333

有关论者指出钱锺书“并非要提出一种对翻译的指导理论或者是翻译观”，句中“对翻译的指导”明显指向翻译实践。有关论者在文中所引他人对“翻译观”的界定意见如下：“译者对翻译这一现象的看法或观点。……翻译观指导译者的翻译实践，并影响其译作的最终效果。”注334“译者”一词在引言中出现了两次，说明其非常重要，但在笔者看来，“翻译观”未必只能出自“译者”，不论是谁，其对翻译现象的“看法”或“观点”应该都是“翻译观”。以此为标准，上段引文中的问题可就多了：引言中有“对林纾的翻译进行了评述”“对翻译现实发出的一种感喟”“讨论了……等六个方面的问题”等表述，相关“评述”“感喟”和“讨论”不会生成结论么？相关结论不就是一种“观”（看法、观点）么？有关论者自己使用了“化境说”三个字，其中的“说”不也就是“观”的一种么？引言末尾一句里的“前面一句”指的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钱锺书对“化境”的那句描述。如果“化境”不是一种“翻译观”，又怎么能说钱氏有关“化境”的言论“更能体现钱锺书先生的翻译观念”呢？

在上段引文中，与“翻译观”联袂出现的是“翻译理论”。学人中认为“化境”不是“理论”者大有人在。在刘靖之看来，包括“化境”在内的整个传统译论都“不是理论”，他们“只能算是一种看法，一种标准，一种境界”。注335有关论者只承认“化境”是一种“看法”“标准”“境界”，却不认为其可以是“理论”。如果说“化境”不是翻译“理论”，甚至连“翻译观”都不是，那它应该是什么呢？在黄忠廉看来，“傅雷的‘神似论’、钱锺书的‘化境说’”等“至多能定位于翻译思想”。注336黄氏解释道：“翻译思想是对翻译实践的认识的系统表述，是早期翻译阶段思考的小结和概括，由若干概念构成论述体系。”注337“理论”与“思想”不同，对于两者之区别，黄氏有比喻如下：“思想如同火花，闪烁如星，理论好比火焰，成片成柱。”注338现代意义上的“理论”（或theory）须具有逻辑性、客观性、可验性、系统性，并同时具有预见功能、解释功能。上述部分论者显然是在用今天意义上的“理论”去衡量钱锺书的相关翻译言论。这样做自然无可厚非，但也应该指出，英文里的theory源自希腊文theoria，其原意为所看到的东西或情景，引申为“看法”或“认识”。注339或许正是基于此一认识，即便是在今天，部分学人在使用相关概念时仍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以钱锺书的翻译言论为例，有说其是“译艺谈”的，有称其为“翻译观”或“文学翻译观”的，也有说其是“译论”或“翻译论”的，自然还有称之为“翻译理论”或“翻译思想”的。巧的是，从钱锺书的有关英文著述来看，他在相关字眼的选用上也比较灵活。比如，关于严复的翻译言论，他既用过Yen Fu's view on translation，也曾使用his theory；对于马建忠的翻译话语，他用的是this theory，而对于德莱顿的翻译言论，他却用了Dryden's view；此外，钱氏还曾使用our idea of good translation等表述。注340值得说明的是，钱锺书也并不总是把theory说成“论”或“理论”，比如，下句话里的theory就被他译作“说”：“翻译学里‘达’的标准推广到一切艺术便变成了美学上所谓‘传达说’（theory of communication）。”注341笔者以为，有关措辞的灵活（或许也可斥之为不统一甚至混乱）一方面表明了大家各持己见，一方面也为相关言论的解读或阐释预留了更多可能和更大空间，未尝不也是一件好事。

2. 钱锺书之理论观

一段时间里，国人对源自西方的系统而完备的理论先是推崇有加，继而孜孜以求。出人意料的是，在这种学术大气候下，钱锺书的表现有些另类，他不仅不入流，对“理论”“系统”及“系统理论”“理论系统”等甚至没有什么兴趣。不但没有兴趣，有时还公然对抗。以“理论”为例，他一会儿说“事实昭然，不关理论”，一会儿又说“此又事实如斯，无关理论者”。注342对于“系统理论”，他更表示：“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在整体上都垮塌了。”注343应该指出，钱锺书对系统理论等虽不感兴趣，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在这方面没有能耐。周振甫认为：“钱先生在文学上有许多创见，本来不是不可以构成自己的理论体系的。”注344姚小平也认为：“钱锺书的头脑何等聪慧，他要建立一个理论体系，把事实一一装进去，实在不是什么难事。”注345比较稳妥的说法或许是，对于理论体系的构建，钱锺书不是做不到，而是不曾为之或不愿为之。

钱氏对理论体系不感兴趣，作为一名学人，他真正感兴趣的是什么呢？其《读〈拉奥孔〉》中的一段话提供了部分答案，他说：

也许有人说，这些鸡零狗碎的东西不成气候，值不得搜采和表彰，充其量是孤立的、自发的偶见，够不上系统的、自觉的理论。不过，正因为零星琐碎的东西易被忽视和遗忘，就愈需要收拾和爱惜；自发的孤单见解是自觉的周密理论的根苗。再说，我们孜孜阅读的诗话、文论之类，未必都说得上有什么理论系统。……往往整个理论系统剩下来的有价值的东西只是一些片段思想。注346

钱锺书对“片段思想”的内在价值很是看重，他甚至认为其根本就不输于那些宏篇巨制。在《近代散文钞》一文中，他说《青门簏稿·与金来书》中“寥寥数语”当得《近代散文钞》一书的“一篇总论”。注347他还曾表示，《老子》中“反者道之动”五个字抵得上黑格尔的“数十百言”。注348在《读〈拉奥孔〉》一文中，他再次表达了类似观点，说我们的文艺理论家对狄德罗的《关于戏剧演员的诡论》发生兴趣而大写文章讨论，可有关研究者却有所不知，狄氏那一通大道理中国古代民间大众智慧里也有之，而且可以简括为七字谚语——“先学无情后学戏”注349。经过分析，钱氏感喟道：“狄德罗的理论使我们回过头来，对这句中国老话刮目相看，认识到它的深厚的义蕴；……我敢说，作为理论上的发现，那句俗话并不下于狄德罗的文章。”注350心里存有以上种种鲜活的案例，难怪钱锺书要告诫人们：“眼里只有长篇大论，瞧不起片言只语，甚至陶醉于数量，重视废话一吨，轻视微言一克，那是浅薄庸俗的看法——假使不是懒惰粗浮的借口。”注351

有学人曾提醒说，钱锺书虽然指出历史上“往往整个理论系统剩下来的有价值的东西只是一些片段思想”，但这当然不等于说事物之间就没有联系的规律，恰恰相反，钱氏认为“隐于针缝粟颗”可以“放而成山河大地”。注352在笔者看来，钱锺书所著《七缀集》中各文即如是“放”出的“山河大地”。另也有人指出，钱锺书虽不欲建立理论体系，但他并不排斥理论的导向作用。注353还是以《七缀集》为例，其中多篇文章之开头或结尾处皆不乏方法论之内容。比如，《中国诗与中国画》的开头用了几乎整整一节的篇幅说明“文艺风气”与文艺创作的关系。《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一文的开头，又显示了人文“科学”的“科学性”与个人趣味的二元紧张。有一点也还值得一提，即钱锺书虽然总体上对理论不感冒，但这并不说明他因此便与理论绝缘。在1989年《作为美学家的自述》一文中，他即曾说过这么一句话：“我的原始兴趣所在是文学作品；具体作品引起了一些问题，导使我去探讨文艺理论和文艺史”。注354

3. 钱锺书之译论观

钱锺书曾说自己“不懂翻译理论”注355，实际情况自然并非如此。也有论者指出：“钱锺书的翻译思想暗含着一种极端的观点：翻译是不必要的，翻译理论当然更不必要。”注356钱氏翻译思想中是否有相关暗示，尚需求证。就笔者所见，钱锺书仅做过这样的表述：“空谈理论与盲目实践，皆当废然自失矣。”注357由此观之，在钱锺书看来，“不必要”和“当废”的应该是“空谈理论”与“盲目实践”。钱氏看轻“空谈理论”，实际上是强调理论应与实践相结合。在写给许渊冲的一封信中，他说自己对某些翻译理论问题“早已不甚究心”，“成为东德理论家所斥庸俗的实用主义（praktizismus）者，只知The proof of the pudding lies in eating”。注358钱氏说自己变成了“庸俗的实用主义者”，这或有调侃成分，但不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他的确比较看重“实用”。以翻译理论为例，他在评论西方两种相关著述时即曾说过“Newmark书较Nide书更切实用，而国内无知者”注359。钱锺书接触纽马克和奈达的翻译图书较早，在他看来，纽氏所著《翻译教程》（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较之奈达的《翻译科学探索》（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更实用。此一评论是否在理呢？不妨参看今之学人对纽马克及其翻译图书的一则评价：“纽马克比较传统，对翻译理解最不拘一格、面面俱到，有时稍显庞杂琐碎，但也观察最细微，解释最透彻、最深刻，理论之外，对现有翻译现象提出很有见地的观点，对理解翻译实践帮助很大。……如果只教一本书，就教他的《翻译教程》。”注360

王宏印对钱锺书《林纾的翻译》一文进行过分析，认为该文作者意在以林纾的翻译为引子而借题发挥并旁征博引，“而在这旁征博引中又隐藏着某种系统化的思路”。注361思路毕竟是思路，其与现实之间终究还存在一段距离。对此，有关论者不无遗憾，曾委婉地说：“以钱氏的渊博和精深，本来是应当有系统的翻译理论建构的。”注362钱锺书既有条件构建系统译论，他为什么不付诸行动呢？对于这一问题，王宏印是这样理解的：那是“由于那一代学人治学方法和致思习惯的影响，尤其是好作评点式与随感式的抒发而不长于抽象思辨与系统化工程的构筑。”注363对于类似观点，学界还有更为细致的分析，不妨来看这么一段文字：

中西翻译理论根植于不同的文化土壤，便无可避免地打上了不同的文化烙印。例如，西方哲学严格的方法论，讲究对客观世界观察、描写的精确、细腻，讲究由定量到定性的分析。这些严密的哲学方法论反映到译论传统中，便产生了16世纪法国的多雷，18世纪英国的泰特勒，以及19世纪德国的施莱尔马赫传统。相反，我国的哲学传统不以定性分析为必须，观察客观世界时重心灵感应，描写时不拘泥细节。因而在20世纪以前的译论传统上，也就没有产生多雷《论如何出色地翻译》和泰特勒《论翻译的原则》一类的翻译专论。注364

以上两种说法不无道理，但具体到钱锺书身上，情况也许不尽然。首先，说钱氏“不长于（抽象）思辨”或许太过绝对了。钱氏于《鬼话连篇》一文中曾说，“immortality”有“不朽”和“不灭”两个涵义，而关于这两个涵义，“假使我们要详细地分疏它们的不同（‘multiply distinctions’），虽几十万字亦不能尽。”注365钱锺书虽没有费几十万字来分疏“不朽”与“不灭”之不同，但他对二者最重要的四点区别之分析与阐述不难见出其在思辨方面的强大。至于钱锺书是否又不长于“系统化工程的构筑”，不妨还是来看看他本人的一段文字：“假使我们只把‘不隔’说作为根据，我们可以说：王氏（即王国维——引者）的艺术观是接近瑞恰慈（Richards）派而跟克罗齐（Croce）派绝然相反的。这样‘不隔’说不是一个零碎、孤独的理论了，我们把它和伟大的美学绪论组织在一起，为它衬上了背景，把它放进了系统，使它发生了新关系，增添了新意义。”注366应该说，钱氏对于译论系统的构筑可以胜任愉快，而他最终并没有成就译论系统，最根本的原因恐怕还在于他对那些东西既不看重也无甚兴趣。对于钱氏此一做法，部分读者兴许会感到惋惜。其实，人各有志，学人亦不例外，不妨来看季羡林的几句话：“自己对翻译没有多大兴趣，并不想创造一个理论，无论‘软译’或‘硬译’，也不想写什么翻译学入门，所以这些杂感终于只是杂感堆在脑子里……我不想而且也不能把这些杂感归纳到一个系统里去。”注367

4. 钱锺书译论之体系

钱锺书曾经说过：“脱离了系统而遗留的片段思想和萌发而未构成系统的片段思想，两者同样是零碎的。”注368对于《管锥编》，有人即认为作者对零碎的古人“片言只语”进行了归纳、演绎和集合，以不使那些“益人神智”的思想火花“脱离系统”。易言之，钱锺书在《管锥编》中成功地“把诗文中阐发人心文心的‘片言只语’纳入到心理学、逻辑学、文艺学等学科术语中，使‘含糊’变得‘清晰’，使‘零碎’变成系统”注369。陈子谦认为钱锺书的鉴赏论“自有其理论体系”注370，虽然他们多散见于具体赏析的各篇章之中。王水照则认为钱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美学理论体系”，他说：“钱先生不屑于脱离具体的文学事实去建构庞大的理论‘体系’，但他通过对具体的文学事实的‘鉴赏和评判’，已经多方面地揭示出实实在在的、牢确不移的艺术规律，理在事中，体大精深。”注371在许龙看来，钱锺书在诸如诗歌本体论、诗人主体论、诗歌创作论等众多诗学论题上都有着超迈前贤而又深刻透辟的理论阐释，“最终构建了其深宏广博、自成一体的诗学思想”注372。上述引文中先后出现了“自有其理论体系”“自己独特的美学理论体系”“自成一体的诗学思想”等表述，这说明，在部分学人看来，钱锺书的有关研究或理论是有体系可言的，只不过自具特色罢了。

如果说钱锺书的文艺学研究自成一体，其翻译研究是否也有着本身的子系统？郑延国认为，钱锺书的译论“恰似散金碎玉一般，无不焕发出令人啧赞的熠熠光芒”注373。季进也有类似评价，称钱氏译论“虽然随意零散，却恰中肯綮，益人神智”注374。陈福康的看法也大同小异，认为钱氏译论“虽然看上去不是峨冠博带的高头讲章式的‘论文’，似乎没有‘系统’，实际上却是非常精当的”注375。从以上评论来看，钱氏译论具有这么几个特点：一是零散，二是行文比较随意，三是价值不菲。所谓“散”或“零散”，自然是说相关研究不成系统。钱氏译论或翻译研究究竟有无系统或体系可言？朱志瑜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如果真有具‘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的话，‘神化说’就是了。这种理论虽然在西方翻译理论史上也出现过，但持此论者绝大多数是翻译家，理论家很少，而且从未形成像中国这样强大的体系。”注376句中的“神化说”兼指“神似”和“化境”两种译论。如果“神化说”具有一个“强大的体系”，“化境”译论应该多少有其体系。关于钱氏译论是否有体系可言，不妨再来看臧仲伦的一段话：“改革开放后，我国不少学者发表了许多论文和专著，企图建立我国自己的译学体系。综合各家论述，正逐渐形成翻译理论体系的雏形。其基本框架大致包括10个方面：翻译实质、翻译模式、翻译原理、翻译标准、翻译风格、翻译家论、翻译教学、翻译史和翻译思想史。”注377有关论者撰文之时，我国翻译理论体系的雏形是否正逐渐形成，也许见仁见智，但如果说翻译实质、翻译标准、翻译（思想）史等10个方面可以构成翻译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那么，我们也许就不得不承认钱氏译论是有体系的，因为钱锺书对翻译的上述十个方面甚至更多方面几乎遍有论及。如果上述“10个方面”仍不足以判定钱氏译论是否有其体系，或许还可参考潘文国对“理论”和“体系”等的探讨。潘氏说：“理论是由体系构成的，而体系是由术语组成的。从西方的学术实际来看，一个成功的理论往往有其自身的体系，而这个体系往往有其自身专门的一套术语。……术语、体系、理论，总起来可以叫作‘话语’。提出一套话语，别人认可你这套话语，这个理论就建立起来了。”注378由此看来，不论是“体系”还是“理论”，“专门的一套术语”乃是前提和根基。钱锺书的翻译研究是否有着“一套术语”甚或“一套话语”呢？罗选民的看法是：“钱锺书的译论是中国译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钱先生的翻译论述虽零散，却精辟入里、交互映发，与他宏大庞杂的学术著作融为一体，创造了一个独特的翻译话语空间。”注379而在张佩瑶看来，钱锺书《林纾的翻译》中的相关“说法”“蕴藏着无穷的话语能量”注380。

如果说钱锺书“创造了一个独特的翻译话语空间”，又或钱氏拥有“蕴藏着无穷的话语能量”的“说法”，这意味着钱氏译论文字中一定有着大量术语。实际情况是否如此？笔者在阅读钱氏论译文献时做过一些札记，从中可以拈出诸多译论术语（并非全是严格意义上者）：“翻译术”“翻译学”“翻译理论”“翻”“译”“翻译”“传”“转”“出”“释”“治”“直译”“直翻”“意译”“移译”（paraphrase）“译音”“译意”“译注”“泥译”“狠翻蛮译”“逐字蛮狠对翻”“逐字逐句对译”“敌对翻译”“会意译经”“省字”“点烦”“换字法”“改写”“原译”“鞮译”“节译”“亲译”“辑译”“直译本”（la traduzione letterale）“欧化”“汉化”“词章”“出发的语言”“到达的语言”“来源语言”“目标语言”“归宿语言”“解放语”“束缚语”“虚涵数意”“得意忘言”“化”“化境”“化通”“不隔”“投胎转世”“讹”“囮”“诱”“媒”“逆”“反逆”“寄”“象”“鞮”“通事”“译者”“译才”“先知”“反逆者”“移译者”“翻译徒”“文雅雄”“居间者”“离间者”“离间人”“中间人”“下流的职业媒人”“信”“达”“雅”“八备十条”“五失本”“三不易”“嚼饭与人”“媒介物”“障碍物”“文”“质”“野”“典”“指”（sign）“旨”（significatum）“口吻”“体制”“文体”“风味”“风度”“风调”“译笔”“文笔”“神笔”“钝笔”“标准”“最高标准”“理想”“最高理想”“境界”“最高境界”“意义”“内容”“状态”“景象”“印象” “形式”“忠实”“失”“失本”“失真”“失味”“失其藻味”“反胜原作”“出原著头地”“诤友”“伪友”（lex faux amis）“复制”“等类”（the principle of equivalent or approximate effect）“等价交换”“驴蒙狮皮”“艺术化的翻译”“翻译的艺术化”……。上述少许术语后附注了英文表达，需要说明的是，钱锺书的英文文献中也还有不少译论术语，诸如：matter，form，spirit，letter，translation，translatio，transmute，transferantur，transmigration of the soul，traduttore traditore，versions and perversions，au pied de la lette，verre clair，verre coloré， Tongues at Babel，the curse of Babel，nature of translation，primitive language，fidelity，intelligibility，polished style，abridged translation，joint translation，forgery，pseudo-translation，real translation，mistranslation，literal translation，translation of translations...

在论及我国近些年在翻译研究上所取可喜成就时，谭载喜认为，“成就之一是大量引进外国（尤其是西方和苏联）当代翻译理论，在较短的时间里使中国的翻译研究现代化”注381。谭氏得出上述结论的论据之一是译学术语的与时俱进：除了有“口译笔译”“直译意译”“死译活译”“原文译文”等传统话语外，又发展出“翻译等值”“动态对等”“功能对等”“语用对等”“形式对应”“读者反应”“翻译接受”“源语言、源文本、源文本读者/源文本读者”“目标语言、目标文本、目标文本读者/目标读者”等新的话语。注382姑不论钱锺书的译论是传统的还是当代的，证之以谭氏所列术语，钱氏笔下的译论术语不仅数量不寡而且饶有风姿。而从相关术语来分析，钱锺书的译论似包含着数个小系统。以翻译本质属性而言，“失”“讹”“逆”“失本”“违失本正”“失真”“失其本真”“失味”“失其藻味”“走样”等术语即可自成一体系。类似地，“囮”“譌”“讹”“译”“化”“媒”“诱”“不隔”“化通”“投胎转世”“夺胎换骨”“灵魂转生”“借尸还魂”“借体寄生”“脱去凡胎，换成仙体”“风味”“痕迹”“忠实”“境界”“最高标准”“最高理想”“最高境界”以及transmigration of souls等成“套”术语当也能构筑起“化境”译论体系。情况既然如此，有关钱锺书的“化境”是否可称“翻译观”甚或“翻译理论”以及钱氏译论是否自有体系，似不可断然否定。

注解：

[1] 对于钱锺书以“精魂”替代“精神姿致”一事，蔡新乐曾有解读如下：“不管怎样，‘精神姿致’与‘精魂’可视为同义词，尽管‘精魂’似更能突出‘精神’的灵动感和生命力。”（蔡新乐：《试论“化境”的反翻译倾向及“不隔”的理论意义》，《外语与翻译》2000年第1期，第24页）

[2] 查罗新璋主编的《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其中提到钱锺书“化境”论的主要有二文：李芒《日本古典诗歌汉译问题》及周煦良《翻译三论》，再就是主编为该书所撰序文《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上述文献或引用钱氏“化境”译论或界定其使用范围或盛赞其非同寻常，丝毫没有“误会”该说之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