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化境”：传统译论？现代译论？

对于钱锺书的“化境”译论，大多数人认为它是中国传统译论的接续与发展，可近年来也有一些人每每拿其与西方现代译论相比较或阐发，得出一些比较大胆的结论。还有一种情况，少许论者承认“化境”属于中国传统译论，但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现代性。

1. “化境”对中国传统译论的接续与发展

要认定“化境”译论是否属于中国传统译论范畴，首先得确认中国传统译论最根本的论题或内容是什么。在罗选民看来，我国学界对“化境”的理解一直众说纷纭，其中，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化境”与传统译论之关系：“有学者认为，‘化境’是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延续，有学者却认定‘化境’实际上是对传统‘忠信’论的反叛。”注240在谈及钱锺书译论中的某些说法时，张佩瑶评论道：“与建基于‘信’的翻译观相比，‘诱’‘媒’‘讹’‘化’呈现了一种相关但不相同的观念。”注241关于“化境”与中国传统译论之关系，谢天振也有如下意见：“一方面，他在其著名的‘化境’说和《林纾的翻译》一文中的一些地方延续着自马建忠、严复、傅雷以来的中国传统译学观点，即对译者的现身并不持肯定态度。”注242经查阅，句中的“中国传统译学观点”实际指的是“原文至上”和“翻译必须忠实原文”。注243从以上各家论述来看，“原文至上”和“忠实原文”乃中国传统译论之内核。以此为标准，钱氏“化境”译论无疑是传统的。有人甚至认为，“钱锺书完完全全是‘原著中心论’者”注244。笔者以为，不论是“原文至上”还是“忠实原文”，钱锺书对“化境”描述中的那句“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注245已经很能说明问题。本书附录《钱锺书翻译思想中有“矛盾”？》一文对于钱氏“忠实”翻译观有着较多探讨，可参考。

要确定钱锺书的“化境”是否属于中国传统译论，还可从相关定义入手。朱志瑜是这样界定“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所谓‘中国传统翻译思想’既包括从汉末到本世纪六七十年代翻译家和学者提出的有关翻译理论与方法的论述，还指近年来发表的一些在理论上沿袭和发展古代、近代翻译思想的文章和专著。换句话说，就是不涉及语言学、比较文学、符号学、双语研究、传意学（传播学）、美学以及解构主义等西方现代学科的中国本土翻译思想。”注246这一定义主要从“传统”与“现代”的对举切入。以此为标准，有关论者作结道：“‘案本’与‘求信’实是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核心。……‘神似’与‘化境’两个观念从时间上说相去不远，旨趣也无大异，同为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在翻译研究上的延伸，可以视为同一体系的两种不同的说法。”注247按照上述标准，有关论者不仅认为“神似”与“化境”二论属于“中国传统翻译思想”，而且不无“中国特色”：“如果真有具‘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的话，‘神化说’就是了。”注248

钱锺书的“化境”都赓续了哪些中国传统译论呢？上文中有人说其延续了自马建忠、严复、傅雷以来的有关翻译思想。罗新璋的看法是：“‘神似’与‘化境’，一方面固然可以说是对‘信达雅’的一个突破，从另一角度看，亦未尝不是承‘译事三难’余绪的一种发展。”注249不过罗氏又跟进道：“倘若我们再追本溯源一下，则可以发现，精神姿致依然的‘故我’，也即是‘趣不乖本’的‘本’，也即是‘当包达、雅’的‘信’，也即是‘获致原作精神’的‘神似’”。注250于德英也认为，“化境”译论最早可溯及佛经翻译中的“五失本，三不易”等论述，继而借鉴了“信、达、雅”之养分，再而发展了20世纪20年代以来文学翻译“神韵”“神似”“气韵”论的“人化”观。注251要说明“化境”都继承了哪些具体的中国传统译论也许并不容易，但可以肯定，它一定根植于中国传统译论之沃土。比如，钱锺书说过：“夫‘译’一名‘通事’，尤以‘通’为职志。”注252对于钱氏上述看法，罗新璋评其“著语不多，谈言维中”注253。钱锺书的上述“通”论在中国传统译论中是否能见出端倪呢？不妨来看看以下种种描述注254：“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礼记·王制》）“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曰：‘道路悠远，山川岨深，音使不通，故重译而朝。’”（《后汉书·卷86》）“东蛮有谢氏，冠带理海中。自言我异世，虽圣莫能通……雎旰万状乖，咿嗢九译重。”（《乐府诗集·卷第20》）“夫胡、粤之人，生而同声，嗜欲不异，及其长而成俗，累数译而不能相通，行者[有]虽死而不相为者，则教习然也。”（《汉书·贾谊传》）“又从葱岭出而东北流……应劭曰：‘反舌左衽，不与华同，须有译言，乃通也。”（《水经注·卷2》）“山川长远，习俗不齐，言语同异，重译乃通。”（《后汉书·卷53》）“海蛮闻有明天子，驱犀乘传来万里。一朝得谒大明宫，欢呼拜舞自论功。五年驯养始堪献，六译语言方得通。”（《乐府诗集·卷第98》）“越人（夷吾）[子臧]、戎人由余，待译而后通，而并显齐、秦，人之心于善恶同也。”（《盐铁论·卷5》）“汉世西译遐通，兼途累万，跨头痛之山，越绳度之险，生行死径，身往魂归。”（《宋书·卷97》）评曰：“《史》、《汉》著朝鲜、两越……爰及东夷，使译时通，记述随事，岂常也哉！”（《三国志·卷30》）史臣曰：“三代之隆，畿服有品，东渐西被，无迹遐荒。及汉氏辟土，通译四方，风教浅深，优劣已远”。（《宋书·卷64》）以上种种，涉及《宋书》《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乐府诗集》等众多中国古典文献，其中对“译”与“通”关系之揭示可谓明晰而丰裕。

上段文字前半部分有“突破”“发展”等字眼儿，这说明“化境”译论并非简单地继承中国传统译论，而是有所批判和超越。以“忠实”观为例，“化境”论下的“忠实”其实已经演化为“高层次的忠实”和“创造性的忠实”，因为它涵盖了风格的忠实，要求译文引起的感受与原文在源语文化中引起的感受一样。注255说到“化境”译论对中国传统译论的发展与超越，不妨来看少许实例。钱锺书曾指出道安《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中有错：“琮引：‘正当以不关异言，传令知会通耳’，今为：‘正当以不闻异言’云云”。钱氏认为上述讹误“殊失义理”，他进而阐发道：“正因人不通异域之言，当达之使晓会而已，‘关’如‘交关’之‘关’，‘通’也，‘传’如‘传命’之‘传’，‘达’也。”注256翻译即通达，通达即沟通不同语言文化。这一阐释与钱氏“化境”论中的“诱”或“媒”可相互发明，因为“媒”和“诱”同样说明了“翻译在文化交流里所起的作用”。注257又比如，对于严复的“信、达、雅”，钱锺书也是批判性地继承。通过对“雅”的批判，他重新梳理了“信、达、雅”之间的关系并由此提出自己的翻译风格观。他说：“译事之信，当包达、雅；达正以尽信，而雅非为饰达。依义旨而传，而能如风格以出，斯之为信。”注258经过这么一点化，“雅”不复为与原文无关的、外在的东西，而已上升到风格的高度。

2. “化境”对传统“忠信”论的所谓反叛

从坊间文献来看，一段时间里，人们几乎一致认为钱锺书的“化境”论属于中国传统译论。后来，随着西方译论，又特别是西方现当代译论在中国的大量译介和研究，部分学人对钱氏“化境”译论的定位有了动摇甚或改变。比如，张佩瑶本来明确表示《林纾的翻译》是“传统译论中最精彩的一篇”注259，言下之意，诞生于此文的“化境”自然也属于中国传统译论，可她又说：

与建基于“信”的翻译观相比，“诱”“媒”“讹”“化”呈现了一种相关但不相同的观念。相关，是由于化境之说可视为“信”的一种变奏；不同，是因为钱先生虽然认为“化境”是翻译的理想，但他并没有以此为绝对标准。反之，他接受存在的现实，并坦言：有翻译就有讹误、有曲解；翻译是借体寄生，是加工再造。对于翻译乃违反、重写、叛逆的说法，他显然抱持包容的态度。这背后隐含一种想法，就是所谓译者乃附庸以及与之紧紧相随的忠信观念，对他来说并不是绝对的不证自明的公理。相反，译者可以操纵或背叛原文，与它嬉戏，或借着它展现创意、显露译者的存在，又或赢得他人的欣赏。注260

钱锺书的笔下确有“讹误”“改写”“反逆”“借体寄生”等表达，对于“改写”“反逆”等做法，他也比较包容，有时候甚至还有点纵容（如“译笔正无妨出原著头地”），但对于译者可以“操纵”或“背叛”原文，他总的说来并不怎么认可。笔者以为，“失”“讹”“逆”是钱锺书的翻译本质属性观，或“失”或“讹”或“逆”实为翻译中的无奈罢了。从骨子里来讲，钱氏译论之底色依然是“忠于原作”。

上述引文中有“显露译者的存在”一说，这实际是在为译者现身张目。谢天振说：“就某种意义上而言，我们甚至可以把对待译者的隐身和现身问题的态度和立场作为区分传统译论与现代译论的一个依据。”注261从前文可知，谢氏认为钱锺书的“化境”论延续了“原文至上”和“翻译必须忠实原文”等中国传统译学观，他并将钱氏定位为“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注262。不过，在谢氏看来，“钱先生的伟大在于他没有被翻译界的教条牵着鼻子走，而是坦然承认并肯定以林译为代表的译者的现身的事实及其价值”注263。传统译论是否已沦为“教条”，或许还可商榷。对于林纾等的所谓译者现身，钱氏又是否“坦然”承认并“肯定”，似也还有待理性考察。

从以上叙述来看，张佩瑶和谢天振皆认为钱锺书大抵是中国传统译论向现当代译论进阶的摆渡人物。易言之，钱氏“化境”译论有其传统的一面，但也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反传统性。有意思的是，在几乎相同的论据面前，有人甚至看到了“化境”与传统译论的“断裂”：“钱先生对林纾的翻译提出批评，却赞扬他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凸显了译者可视的一面，暗示了与传统译论的断裂。”注264句中出现了“主动性”和“创造性”等表述。一些人之所以判定钱锺书的译论出现了对传统译论的“反叛”，最核心的证据就是它对林译中“讹”表现出了包容甚至认可，也即对译者的现身及其“创造性”予以了肯定。这固然没有什么不妥，但也必须指出，并非所有的“叛逆”都是“创造性叛逆”，“破坏性的叛逆”也是存在的。林纾的翻译中有着大量的篡改和增删，是很“叛逆”的翻译。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林译在“创造性叛逆”之外，其实有着更多的“破坏性叛逆”。注265

关于钱氏译论，也有论者认为，它虽来源于中国传统译论却也与其有着大不同乃至于质的区别：“钱锺书对语言意义的不确定性，三种翻译距离和译文超过原文的观点是他区别于传统理论的地方，特别是对‘讹’的阐释已达到当代译学的前沿。”注266引言中“三种翻译距离”其实是翻译之“讹”的起因。熟悉钱锺书译论者或许不得不承认，钱氏对翻译本质属性以及译笔可以甚至不妨“出原著头地”等的看法（可分别参见本书第一章及第三章相关讨论）在在有别于传统的“忠信”翻译观，相关阐释也可谓深中肯綮。可即便如此，笔者依然要说，如果没有“忠信”这个根和本，“讹”“失”“逆”也将失去存在的前提和土壤。

上段话中提到钱锺书对“讹”的阐释已达至当代译学前沿，这实际将钱氏有关译论与（西方）现当代译论联系了起来。笔者发现，确有部分学人已不再纠缠于“化境”之于中国传统译论，而是放眼让其与西方译文，尤其是部分现当代西方译论直接对话，得出些许比较异样的观点，请看他人的一段综述：

有学者将钱氏翻译观与西方的翻译理论家如奈达相提并论，认为“化境”说与奈达的“动态对等”虽处于不同时期，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也有不少学者将钱锺书的译学理论与西方哲学思想如德里达、海德格尔等学说相结合，认为钱锺书的翻译思想从根本上来说是反传统的，他比西方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学派更早地形成了一种中国式的解构翻译思想。黄汉平甚至还认为钱在《林纾的翻译》中所阐发的翻译思想与当代“多元系统论”多有不谋而合之处，还有学者将钱先生的“化境”等同于施耐尔马赫的“归化”。注267

从本段引文来看，认为钱氏译论与西方某个（现当代）译论契合者有之，等同者有之，敢为人先者亦有之。类似观点在平日的学习中还可见到一些。比如，有人认为：“钱氏具有描写翻译学倾向的翻译观点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推出，应该说是与国际同步，在国内则具有前瞻性。”注268又比如，钱锺书对“讹”进行过分类，其中之一是译者碰到认为是原作的“弱笔”或“败笔”而“抢过作者的笔代他去写”。对于此类“讹”，有论者以为其“相当于斯坦纳在论述翻译的‘补偿’（compensation/restitution）环节时提到的‘放大型翻译’（magnification）或‘优化型叛逆’（betrayal upward）”。注269

如果将上述有关论者的意见叠加，那么，就译论价值或贡献而言，钱锺书当可以功同奈达、德里达、海德格尔、左哈尔、施耐尔马赫、图里、斯坦纳等众多西方译论家了，这恐怕有些过甚其辞。笔者注意到，部分学人在评价钱锺书译论时似有主观拔高之嫌。比如，钱锺书在点评道安“五失本”译论时曾推衍出一句“‘本’有非‘失’不可者，此‘本’不‘失’便不成翻译”。对于钱氏此说，有人评论道：“西方翻译理论大师如奈达（Nida）、纽马克（Peter Newmark）等人所有的文章还不及钱先生的一句话”注270。又比如，钱锺书曾对“信”“达”“雅”三者之辩证关系予以论述，对此，有人评论道：“钱先生三言两语之中，却已经解决了翻译史上千年来争执不下的关键问题。”注271在有关严复三字诀的问题上，钱锺书还曾说过一句“信之必得意忘言”，对于钱氏此一言论，有论者也评论道：“这句话古今中外从来没有人讲过。此言既出，翻译理论方面的矛盾全部解决了”。注272上述几个评语可谓语不惊人誓不休了，而实际情况是否如此，显然还须“拿证据来”。

话说回来，钱锺书治学讲求古今中外打通，其对包括解构主义在内的西方文论及译论话语皆不陌生，正是因为此，其“化境”等译论包蕴着较为丰富的现代译学思想，具有“过去的现在性”注273。正是为了揭示钱锺书译论中的“现在性”，部分论者将其与西方现当代译论大肆对接。钱氏自己曾指出，将西方文论里流行的一些方法应用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这种努力不论成功或失败，都值得注意”注274。钱氏还曾表示，有个叫Theodor Huter的美国人当年正写一本分析他文艺创作的“大书”时“也把结构主义的方法运用在我的作品上”。注275不过，有关论者的某些说法或做法明显不妥。就以解构主义为例，钱氏译论中的某些方面与其确有相通或契合之处，这也说明了中西译论有着共同的认识规律，但必须承认，两者之间尚有更多的不同，甚至本质上的差别。有鉴于此，有论者表示：“分析钱锺书的翻译思想中所蕴涵的解构主义特征不能直接用西方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硬套，而应该从现有的材料出发与西方的观念相互参照，用比较文学的‘打通’与‘平行研究’的方法分析钱锺书与解构主义的联系。”注276他人提倡的“与西方的观念相互参照”云云，这其实正是钱锺书的治学路径。

3. “化境”对西方译论的借鉴

上文谈到，对于钱氏译论的解读，不能动辄套用西方译论。罗选民也有类似但更为宽泛的看法，他说：“‘化境’论不应简单地套用中国传统译论或西方翻译理论来解释，而是应从整体观念出发，注重其与中国传统译论的承接及其对西方翻译理论的借鉴。”注277笔者也认为，与其忙着甚或盲目地将“化境”与西方译论接轨，不如观照一下前者对后者的参考和借鉴。

钱锺书称引西方哲学家的治学乃“博览群书而匠心独运，融化百花以自成一味，皆有来历而别具面目。”注278周振甫说：“这话可以用来说明钱先生的著作。”注279而在罗新璋看来，钱氏上句话也可用以形容他本人在翻译研究上的表现：“钱先生对古今中外的译论，可谓博览群书而匠心独运，融化百花以自成一味。”注280钱氏对欧美等西方人士译论的采集与借鉴情况大致如何？不妨先来看谭载喜谈传统译论论者的一句话：“在翻译研究的传统领域，远非只有中国的支谦、道安、罗什、玄奘、彦琮、赞宁、马建忠、严复，其实还有西方的西塞罗、贺拉斯、昆体良、哲罗姆、奥古斯丁、布鲁尼、伊拉斯谟、路德、多雷、德莱顿、巴特、泰特勒、歌德、施莱尔马赫、纽曼、阿诺德。”注281而据笔者粗略统计，其翻译言论或思想被钱锺书征引和借鉴过的西方人士至少包括荷马、歌德、但丁、塞万提斯、萨维尔、利奥巴尔迪、维耐、达贝尔耐、德莱顿、阿诺德、奈达、纽马克、爱伦·坡、维拉莫维茨、希莱尔马诃、摩尔根斯特恩、弗罗斯特、菲茨杰拉德，等等。此外，他还曾参考和借鉴部分有关翻译的西方谚语和名言。对照一下谭载喜的人员“清单”，钱锺书笔下所涉西方译论论者实在并不相形见绌，而且相关人士的身份还很多元，或为翻译家，或为文学家，或为哲学家，或为思想家。至于钱锺书自西方借鉴的具体译论，其在本书各章节大致都有见，此不赘。

在《谈艺录》序言中，钱锺书曾这样揭示自己的文学研究方法：“凡所考论，颇采‘二西’之书，以供三隅之反。”注282“以供三隅之反”，这在钱锺书的翻译研究中处处即是。以“化境”译论之“讹”“媒”“化”等核心概念为例，钱氏即对西方译论广有借鉴。在讨论“讹”时，他说：“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很贴合原文。那就是‘讹’，西洋谚语所谓‘翻译者即反逆者’（Traduttore traditore）”。注283他并同时参考了堂吉诃德的有关意见，即阅读译本就像从反面来看花毯（Es como quien mira los tapices flamencos por el revés）注284。关于翻译功能之“媒”或“诱”，钱锺书也曾引用西方诗文相连类，他说：

西方古诗文有历举人行事之类禽兽者，其一为卖同类使落网罗，有若凫媒（de canards privés，qui trahissent leurs semblables，et les attirent dans les filets）；或讽世谓雀遭媒诱落网，复做媒以诱他雀，只为口腹，不计同类生死（Nicht Zu weit von meinem Singen / Liegen Netze und falsche Schlingen；/ Die für mich hier hat gelogen，/ Hat mich，wie ich euch，betrogen. /.../ Die da will，die mag verfliegen，/ Die nicht will，die lass sich kriegen；/ Wann nur ich die Kost erwerbe，/ Gilt mir's gleiche，wer veterbe）。当世英语迳呼谍伥为“鸽媒”、“凫媒”（stool pigeon，decoy duck），又白居易所叹“抑亦人复然”矣。注285

至于“化”（狭义上的“化境”），钱氏说入于“化境”的译文即17世纪英国人萨维尔所谓“造诣高的翻译”，也就是原作的“投胎转世”（the transmigration of souls）。注286需要说明的是，在钱锺书看来，萨维尔所谓“造诣高的翻译”也就是德国希腊学家维拉莫维茨笔下“真正的翻译”，也即原作的“灵魂转生”（Noch schärfer gesprochen，es bleibt die Seele，aber sie wechselt den Leib: die wahre Übersetzung ist Metempsychose.）。注287如果说得再稍微远一点，钱氏“化境”论则还借鉴过阿诺德的有关翻译思想，具体见诸《论不隔》一文之开首部分。

关于对西方译论的征引与借鉴，钱锺书在国内可谓“早行人”。本书曾多次出现有关翻译的一句意大利谚语（即traduttore traditore），从现有文献来看，该谚语最早见于《托斯卡纳谚语集》（Raccolta Di Proverbi Toscani）。注288对于该谚语，钱锺书多次引用，最早的似在1933年。据笔者所见，晚于钱氏而又较早引用该谚语的或许是雷海宗，具体见于《翻译通报》1951年第3卷第5期《由翻译史看翻译理论与翻译方法》一文。在上文中，雷氏将有关谚语译作“翻译者就是陷害者”注289。又比如，对于德国人施莱尔马赫“欧化”“汉化”等翻译思想的引用和借鉴，国人中似乎也没人走在钱锺书之先。对此，有论者不禁慨叹道：“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中国翻译理论界堪称一片冷清，对外国译论的推介尤为漠然。而钱氏此时却能独具慧眼，大胆地引进这一说法，其德其功确实令人感佩。”注290对于在西方译论借鉴方面的敢为人先，钱锺书本人也并不隐讳。比如，他曾多次引用弗罗斯特所谓诗歌乃“翻译中失去的东西”（what gets lost in translation）以及摩尔根斯特恩所谓“译本无非劣者，只判劣与更劣者耳”（Es gibt nur schlechte Uebersetzungen und weniger schlechte）等。对于上述名言，钱氏说“一般人都不知道”“中国人少知者”“Morgenstern之名似国内尚无道者”。注291钱锺书治学之所以能捷足先登，原因之一当是他总能想到办法在第一时间接触到国内外有关新著，比如，纽马克和奈达等人的翻译论著对于今天的国人来说已不陌生，但钱锺书接触他们的时间更早，而且对二书的区别早也了然于心，他说：“Newmark书较Nide书更切实用，而国内无知者。”注2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