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化境”：无足轻重？举足轻重？

标题中所谓轻重，主要指“化境”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的地位或重要性。有论者指出：“根据中国知网的统计，至2015年6月25日，主题为‘钱锺书翻译’的文章有148篇，其译论的影响之大，由此可见。学界对钱锺书先生的译论研究主要集中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上，而对该文的讨论大都停留在‘化境’说之上。”注215“化境”与《林纾的翻译》之关系可谓密切。在讨论“化境”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的地位之前，不妨先对《林纾的翻译》略作介绍。

1. 《林纾的翻译》及其解读

从本书其他章节可知，钱锺书谈论翻译为时甚早，最晚在1926年，也就是还在就读初三时即已发表过翻译言论，而且涉及“失真”与“风味”等重要概念与内容。1934年，钱锺书发表《论不隔》和“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ranslation”，两文在学理上密切关联，后者“全面反映了早期钱锺书的翻译观”注216。1948年，钱锺书发表“An Early Chinese Version of Longfellow's ‘Psalm of Life’”。对于该文，钱氏本人很看重，曾于1982年应张隆溪之建议将其重写为中文《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并发表。《林纾的翻译》一文发表于1964年，后来陆续有过增订和修订。事实表明，在《林纾的翻译》一文发表之前，钱锺书的译论（相关言论）并未产生应有的影响，《林纾的翻译》却不同，“发表之初，即令有识之士瞩目”注217，后来更成为译学经典，甚至被允推为“传统译论中最精彩的一篇”注218。

关于《林纾的翻译》一文，不仅阅读者众，重读和细读者亦不少。由于种种原因，人们阅读《林纾的翻译》所获“读后感”不尽相同。郑延国说，是文中“那种戛戛独造的卓见，至今似无出其右者”注219。所谓“戛戛独造的卓见”，其针对的是文章的理论价值与贡献。《林纾的翻译》一文的理论贡献主要有哪些呢？郑氏说：“窃以为最关键的是论析了翻译中的‘诱’（或曰‘媒’）‘化’‘讹’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注220在许钧看来，《林纾的翻译》一文“可以说是对林纾翻译的一种文化批评”注221。很显然，许氏是从翻译批评的视角，又主要是从文化批评的视角对《林纾的翻译》进行观照的。孙致理也认为《林纾的翻译》侧重于翻译批评，是一篇“历史的、辩证的、马克思主义的”“好的翻译批评”。注222在王向远看来，《林纾的翻译》一文“廓清了很多过去对林译小说的误解，新见迭出，为后人树立了翻译家及翻译研究的楷模”注223。王氏的意思是，钱锺书纠偏了学界以往对林译的误解并因此而创新了翻译家及翻译研究模式。罗新璋是我国研究钱锺书译论的领军人物，其对《林纾的翻译》一文屡有评说，意见之一是：“钱氏译论之什，此篇最为钜观。文章集翻译批评与理论建树于一炉。”注224此说不仅点出了《林纾的翻译》之重，也道出了该文的主要贡献。有道是，“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从《林纾的翻译》读出不同或不尽相同之意见，自也正常。

笔者发现，少许学人对《林纾的翻译》一文的解读似不能自圆其说。比如，有人认为：“必须指出，钱锺书在此文中并没有把视野局限在‘化境’，以提出一种超越的翻译理论，而是从翻译出发，进一步申发出对林译小说背后隐藏的中西对话问题的讨论。”注225这里明明是在说钱氏对“林译小说背后隐藏的中西对话问题”“申发”了“讨论”，可有关论者又表示：“似乎钱锺书写这篇文章的初衷并不是要讨论林纾译文好坏或者翻译准则等问题，而仅仅是为了展现林译对他的吸引力。”注226前后对照，有关论者究竟要强调什么，读者似乎有些吃不准了。再比如，上述同一论者一方面说，“钱锺书先生自己在后文中解构了‘化境’”，另一方面又说，“这样的‘讹’又未必不是一种‘化’”。注227两相对读，前后也彼此扞格。

2. “化境”之于《林纾的翻译》

学界对《林纾的翻译》一文虽有不少研究，张佩瑶却说：“我认为《林纾的翻译》一文在认知层面所涵盖的意义，尚未充分发掘出来。论者每每把‘化境’从文章中抽取出来，然后附加于‘信、达、雅’的概念中。于是，原来精妙之处就这样给掩埋了。”注228相关论者是否每每把“化境”从《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抽出并附加于“信、达、雅”的概念之中，似还有待考证，但认为《林纾的翻译》一文在认知层面所涵盖的意义尚未得到充分挖掘，这应该是言之有理的。仅以“化境”与《林纾的翻译》之关系而论，部分研究成果似还值得探讨。说到“化境”，首先想到的是承载此一译论的那段文字。有人认为，它是“文中最重要的一段文字”注229；也有人表示，《林纾的翻译》全文中“最为璀璨的当数如此一节”注230。“最重要”“最为璀璨”等字样，其所传达的是“化境”在相关文章以及相关论者心目中的分量。出人意料的是，近年的相关研究中频频出现不同甚或相反的声音，可分析起来，他们并不怎么让人信服。比如，有人认为：“重读《林纾的翻译》一文，发现钱锺书在提‘化境’的时候，并非像严复那样将‘信、达、雅’旗帜鲜明地当作翻译标准来倡导，只不过是对译者翻译素养和译文可读性的顺便提及。”注231笔者要问，对于“信、达、雅”，严复何时将“译事三难”“旗帜鲜明地当作翻译标准来倡导”过？说“化境”是钱锺书的“顺便提及”而且是针对“译者翻译素养”和“译文可读性”，根据何在？又比如，有人指出：“钱锺书对‘化境’的讨论实为通往‘讹’和‘媒’的过渡，‘化’并不是《林纾的翻译》一文的中心议题。”注232如果说钱氏对“化境”的讨论是为“讹”和“媒”“过渡”铺路搭桥，“化”的重要性自然不及后者，可同一论者又表示：“‘化境’说只是钱锺书翻译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其核心内容的全部，钱锺书翻译思想是一个由‘化、讹、媒’构成的‘一分为三’的体系。”注233“不是核心内容的全部”，说明“化境”终究在核心内容之列，乃“一分为三”中的一分子。情况既然如此，“化境”当然是相关文章的“中心议题”之一。不妨再来看一则基调比较类似的点评：“《林纾的翻译》一文中钱锺书要讨论的重点无疑是林纾的翻译，作为引子的‘化境’说却似乎喧宾夺主，几十年来在译学界获得了持续关注。‘化境’说作为钱氏重要的译学观点固然值得关注，但由此若遮蔽了钱氏其他重要的翻译思想则得不偿失。”注234本引言认为“林纾的翻译”才是《林纾的翻译》一文关注的重点，而“化境”仅仅是个“引子”。有意思的是，在王宏印看来，钱锺书所撰《林纾的翻译》一文“是以林纾的翻译为‘引子’而借题发挥和旁征博引（故名为《林纾的翻译》）”注235。上文曾提到《林纾的翻译》一文“集翻译批评与理论建树于一炉”，笔者于是想，“林纾的翻译”与“化境”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可不可能同等重要，而且彼此支撑并“抱团取暖”？

从上述有关叙述中不难看出，不少论者有意无意中将“化”与“讹”“媒”对立了起来，这是很值得商榷的。钱锺书说过，“译”“诱”“媒”“讹”“化”乃“一脉通联”而又“彼此呼应”的；注236钱氏又指出：“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讹’又是不可避免的毛病，于是‘媒’和‘诱’产生了新的意义。”注237就从以上钱氏文字，我们当可拈出“化”“讹”“媒”乃不可分割（他人所谓“一分为三”之体系），而在三者之中，“化”既是打头的，当属重中之重。换言之，广义的“化”论（“化境”译论）是统摄了“讹”与“媒”的。笔者认为，不论是广义上的“化”，还是狭义上的“化”（即作为文学翻译“最高理想”的“化”），它都是钱锺书的核心译论，值得“持续关注”。对于人们将“化”作为钱氏核心译论而进行研究的个中原因，有人分析如下：“将‘化’从《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抽离出来，冠之以钱锺书翻译思想的核心，是研究者为了契合国内某个时期的宏观学术语境而采取的一种片面的解读，偏离了钱锺书翻译思想的本来面貌。”注238从相关语境来看，引文中的“化”当是狭义上的。所谓“国内某个时期”，指的是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所谓“宏观学术语境”，指的是以“信”的理念一统天下。注239当年，相关论者将“化境”从《林纾的翻译》中抽离而出，是否一定是为了契合上述宏观学术语境，似还有待求证。须知，钱锺书一段时间里一直是将狭义上的“化境”描述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而相关论者专注讨论中国传统译论之翻译标准时，自然可以将“化境”从《林纾的翻译》中拈出并与“案本”“求信”“神似”等并列。至于相关论者的上述做法是否属于“片面的解读”，则还应结合其对钱氏译论的整个研究来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