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诗本义》阐释思想刍议
（三峡大学艺术学院 443002）
摘 要：欧阳修《诗本义》阐释思想有很多亮点，指出《诗经》阐释之意分为“本”与“末”，即诗歌原始之意与阐释者引申、衍发之义；欧阳修以符合“人情”“物理”“文理”为依据，从《诗经》文本出发探寻“诗本义”，为《诗经》的美学阐释打开了广阔领域。欧阳修著《诗本义》正是对《诗经》各篇的“探本参末”，对于今天如何阐释诗歌乃至历史文献仍具有启示意义，但也存在内在困境和阐释盲点，应对其理性分析和辩证地继承。
关键词：《诗本义》 本末 人情 物理
欧阳修的《诗本义》长期以来名湮不彰。43笔者细读文本发现，欧阳修《诗本义》关于“诗歌”阐释思想值得关注，其提出“诗意”存在“本”与“末”之分，即诗人写进诗歌之“意”与阐释者“阅读”过程中引申、衍发之“义”，这种引申之义或远离甚至背离“诗人之意”。欧阳修进而提出一系列阐释策略，避免这种“背离”，例如“据诗直解”，考以“人情”“物理”“文理”等。欧阳修也充分肯定阐释者的能动性，他说：“诗人之意本未必然，义或可通亦不为害也。”44因此，本文深入分析欧阳修《诗本义》阐释思想，阐发其价值及局限性，以期方家批评。
一、情通理顺
西方现代阐释学理论为文学研究打开了广阔视野，文本的含义不是预成的、先在的，而是建构的、发展的：一方面创作者不可能复活，对其各种阐释进行裁决；即使作者本人所声称的意图也早已被认为是一种“谬误”，诚如保罗·利科尔所说的文本的意义应当被看作一个建构的整体，这个建构过程中，作者所声称的意图没有任何特殊的作用。45
从现代阐释学理论来看，汉儒的解经也只是对《诗经》文本的一种理解，即“意义”，其本身无可厚非，也只存在理解的有效性问题。诚如周裕锴指出：“即使《毛诗》的诠释在今天看来似乎问题很多，但从《毛诗》学者的阐释立场和方法来看，他们挖掘和开发《诗经》文本的原始意义的努力无疑是真诚的。”46如果仅仅因为汉儒的阐释是对原诗的一种误解，还不足以完全予以批评。在具体的阐释过程中，真正意义上的“正解”永远都是一种理想，诚如“人们经常嘲弄某些莎学评论家，说是倘使莎士比亚又活过来，都无法欣赏甚至不能理解他们的批评”47。在文学批评中，误解往往才是常态。中国古代已经认识到文学批评过程中的误读现象，像“仁者见仁，智者见智”48；“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49。可见，误读现象在文学批评中，也完全没有必要去痛批。
欧阳修虽著《诗本义》，但是对毛、郑《诗经》阐释所做出的历史贡献还是肯定的，欧阳修明确指出：“先儒于经不能无失，而所得固已多矣。尽其说而理有不通，然后以论证之。”50可见，欧阳修著《诗本义》正是出于解决毛、郑解《诗》“理有不通”之处，“然后以论正之”。因此，如何将《诗经》阐释得更为“情通理顺”，就成了欧阳修《诗本义》写作的内在动机。根据张元济《涉园序跋集录》对欧阳修评价，同样可以佐证欧阳修著《诗本义》旨归所在：
欧阳永叔不信符命之说，尝斥《周易》河图、洛书为妖妄；是书（按《诗本义》）于《生民》 《思文》 《臣工》诸诗，复力诋高媒祈子、后稷天生、白鱼跃舟、流火为鸟、以毂具来之怪说，诚古人之先知先觉者。且其说经于先儒义训，有不可通者，均付阙疑，绝不穿凿附会之说，是真能脚踏实地示人为学之道者也。51
欧阳修著《诗本义》旨在说明对《诗经》的阐释要“合情合理”，在这个标准下去检验毛、郑的解诗，得出了《诗经》阐释过程中会出现“本”与“末”的问题。欧阳修在其《诗本义》卷九《宾之初筵》篇中把这种阐释过程中的“本末”多义现象概括为：“诗人之意本未必然，义或可通亦不为害也。”可见，欧阳修明确承认《诗经》阐释过程中会出现与“诗人之意”未必一致的“诗义”，只要阐释得“义或可通”，都是有效的。欧阳修这一阐释思想比清代谭献在《复堂词录序》中提出的“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至少要早了七百年。欧阳修在这一阐释思想下，对毛、郑的反驳，对《诗经》研究开拓，都是水到渠成的必然结果。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诗本义》评价所说的：“自唐以来，说诗者莫敢议毛、郑，虽老师宿儒亦谨守小序。至宋而新义日增，旧说几废，推原所始，实发于修。”52在欧阳修的启发下，南宋的郑樵、朱熹，清代的姚际恒、方玉润等人几乎完全否定了毛、郑旧说。诚如莫砺锋教授在其《从经学走向文学：朱熹“淫诗”说的实质》中大赞：“朱熹打破经学的藩篱，使《诗经》学迈出了从经学转向文学的第一步。它最引人注目的突破在于对维持权威地位达千余年的《诗序》进行了批判与修正。”53固然，朱熹《诗集传》是《诗经》学史上最重要著作之一，但欧阳修《诗本义》的首功地位，也不可没。诚如谭德兴先生说：“欧阳修的《诗本义》是宋代诗学变革的先声。以文学性的思想和方法研究《诗》学乃《诗本义》的重要创新内容，这充分体现了经学与文学的互动。”54蒋立甫先生也认为：“欧阳修是开拓《诗经》文学研究的第一人。”55至此，《诗经》学研究不再仅仅等同于“经学”研究，欧阳修启示着学者去不断探索《诗经》背后的“诗本义”。
二、探本参末
如前文所述，欧阳修认为阐释《诗经》过程中，会出现诗歌创作者写进文本的原始意思，还存在诗歌传播过程中不断被赋予的意义。欧阳修著《本末论》篇，专门探讨“诗歌”阐释过程中，会产生四种不同意思，欧阳修主张采取“探本参末”态度，从而扩大《诗经》阐释维度。欧阳修阐释《诗本义》主要从四种视角展开，并充分肯定四种视角阐释《诗经》存在的合理性，同时也指出其存在的问题。
（一）诗人之意。欧阳修明确指出：“诗之作也，触事感物，文之以言，美者善之，恶者刺之，以发其揄扬怨愤于口，道其哀乐喜怒于心，此诗人之意也。”56即《诗经》各篇的作者写入诗歌的原始意思，也是欧阳修《诗本义》所要探寻的“本”意。
（二）太师之职。欧阳修认为：“古者国有采诗之官，得而录之，以属太师，播之于乐，于是考其义类而别之，以为风雅颂而比次之，以藏于有司，而用之宗庙朝廷，下至乡人聚会，此太师之职也。”57欧阳修承认古有“采诗”制度，诗歌创作出来之后，进入传播状态，“太师”们进行了筛选、分类，这个过程必然参杂进“太师”的主观判断，即会对诗歌产生理解，被欧阳修称之为“末”义。
（三）圣人之志。欧阳修指出“圣人”对《诗经》阐释存在重要影响，他说：“孔子生于周末，方修礼乐之坏，于是正其雅颂，删其繁重，列于六经，著其善恶，以为劝戒，此圣人之志也。”58从中可以看出“圣人之志”与“诗人之意”，在欧阳修看来是一致的，都是意在对时代有所补益“劝诫”。因此，“圣人之志”，也被欧阳修列为《诗本义》所要探寻的“本”意之一。
（四）经师之业。欧阳修也认识到儒生对《诗经》也存在阐释，他说：“周道既衰，学校废而异端起，及汉承秦焚书之后，诸儒讲说者整齐残缺以为之义训，耻于不知，而人人各自为说。至或迁就其事，以曲成其己学，其于圣人有得有失，此经师之业也。”59欧阳修在这里主要指的是汉儒解经，“人人各自为说”，欧阳修也把汉儒的《诗经》阐释列为“末”义。
欧阳修在区分《诗经》阐释过程中的“四种”意思之后，对如何正确阐释做出了要求：
今夫学者得其本，而通其末斯尽善矣；得其本而不通其末，阙其所疑可也。虽其本有所不能通者，犹将阙之，况其末乎？今夫学者知前事之善恶，知诗人之美刺，知圣人之劝戒，是谓知学之本而得其要，其学足矣。又何求焉？其末之可疑者，阙其不知可也。盖诗人之作诗也，固不谋于太师矣。今夫学诗者求诗人之意而已，太师之职有所不知，何害乎学诗也？若圣人之劝戒者，诗人之美刺是已，知诗人之意则得圣人之志矣。60
从《本末论》篇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欧阳修“诗本义”还是意在探寻“圣人之志”，但是欧阳修已经注意到对诗歌阐释是非常复杂的，原因之一：“远出圣人之后，不得质吾疑。”创作者与阐释者之间存在时间上的巨大差异，后人想了解创作者当初的意图，非常困难。这也是阐释美学的价值所在，提供了一系列如何阐释出创作者的原始意图的理论设想。原因之二：文本经历了不断的阐释。在《本末论》中，欧阳修认为诗歌创作出后，首先经历了“太师之职”的选择，选择本身就是阐释，这些采诗官按照地域、音乐等进行分类，作为庙堂祭祀或宴会之用。礼崩乐坏之际，孔子按照“扬善、劝诫”的标准，对诗歌进行了重新整理，整理也就是阐释。秦火之后，汉儒纷纷对《诗经》进行重新阐释，欧阳修认为这些汉儒的阐释参差不一，一些篇章没能抓住诗歌“本义”。欧阳修承认诗歌传播过程中经历的重重阐释，也没有完全否定前人对诗歌阐释的价值，只是要求今人要区分出这些阐释价值的大小，作为参考。
因此，欧阳修把挖掘出“诗人之意”和“圣人之志”，作为诗歌阐释的任务，并定位为“本”；把“太师之职”和“经师之业”，作为诗歌阐释的参考，定位为“末”，如欧阳修明确提出：“今夫学者得其本，而通其末，斯尽善矣。”可见，欧阳修《诗本义》阐释思想，旨在对《诗经》各篇“得其本，通其末”。欧阳修认识到对《诗经》原始本义的阐释是非常复杂的，只要“本末兼通”就是可取的。欧阳修在《本末论》中，指出《诗经》阐释的目标，即解读《诗经》的原始意思，欧阳修得出的结论是“探本参末”，探寻《诗经》各篇创作者的原始意图（即“诗人之意”）和孔子删诗的“微言大义”（即“圣人之志”），以及参考“太师”“经师”的合理阐释。
欧阳修把创作者的原始意图与圣人的删诗意图等同，有点让人不能理解。其实，欧阳修把“诗人之意”与“圣人之志”等同，与欧阳修的诗歌理论有关，他明确说：“诗之作也，触事感物，文之以言，美者善之，恶者刺之。”可见，欧阳修还是坚持儒家传统的“美刺说”，即诗人写诗的目的在于“美者善之，恶者刺之”，而圣人删诗的目的也在于“著其善恶，以为劝戒”，所以欧阳修得出了“诗本义”虽二，却具有同一性。
三、据诗直解
欧阳修《诗本义》阐释思想还突出体现在欧阳修在探寻“诗本义”时，所采用的阐释策略，可惜的是欧阳修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采用的是零散点评式批判方法。因此，我们只能从《诗本义》各个章节中总结欧阳修散乱于其中的阐释策略。
（一）据诗直解。欧阳修在其《本末论》中明确指出：“吾之于《诗》，有幸有不幸也。不幸者，远出圣人之后，不得质吾疑也；幸者，《诗》之本义在尔。”61欧阳修在《诗本义》卷八《何人斯》篇中也提到：“论曰：古诗之体意深则言缓，理胜文简。然求其义者，务推其意理，及其得也，必因其言，据其文以为说，舍此则为臆说也。”62由此可见，欧阳修主张阐释应“回到文本原文”，文本本身为阐释者提供了探讨诗歌原始意思的最可靠抓手。欧阳修《诗本义》多篇采用“据诗直解”阐释方法对毛、郑进行批评。例如：
《诗本义》卷六《鹿鸣》篇：“论曰：《鹿鸣》言文王能燕乐嘉宾以得臣下之欢心尔，其义止于如此。而《传》云，恳诚发于中者，衍说也。圣人不穷所不知鸟兽之类，安能知其诚不诚？而考上下经文，初无此意，可谓衍说也。”63
《诗本义》卷七《正月》篇：“论曰：正月之诗十三章九十四句，其辞固已多矣。然皆有次序，而毛郑之说繁衍迂阔，而俾文义散断前后错杂，今推著诗之本义，则二家之失不论可知。惟其为大害者，如毛郑解瞻乌之意，则正月者，乃大夫教其民叛上之诗也。毛谓父母为文武，郑谓彼有旨酒，为尹氏大师，皆诗无明文，二家妄意而言尔。”64
“据诗直解”的阐释策略，在不清楚作品时代背景和作者的情况下，可以说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阐释方式。更何况作品的时代背景和作者对文学研究所起的作用也不断被质疑，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家韦勒克质疑传记本身有多大的可靠性，“文学传记的成果对理解作品本身又有多大的关系和重要性？”65可见，阐释者不能简单地将作者个性与作品人物性格简单画等号。欧阳修主张对《诗经》各篇阐释，直接从各个篇章文本入手，据诗直解。根据张启成在《论欧阳修〈诗本义〉的创新精神》一文中所做统计，欧阳修并非对《诗经》305篇都加以驳斥，提出质疑的诗一共114首66，这就是欧阳修回到文本，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的结果。
（二）以“情”论诗。欧阳修《诗本义》阐释思想最显著的特色体现在以“情”论诗。欧阳修在《诗本义》卷六《出车》篇指出：“诗文虽简易，然能曲尽人事，而古今人情一也。求诗义者，以人情求之，则不远矣。然学者常至于迂远，遂失其本义。”67《诗本义》卷十五《定风雅颂解》篇也提到：“诗出于民之情性，情性其能无哉？”68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也指出：“《诗经·国风》中的‘民间’恋歌和氏族贵族们的某些咏叹，奠定了中国诗的基础及其以抒情为主的基本美学特征。”69抒情性是诗歌的显著属性，作为文坛领袖的欧阳修有着大量的诗、文、词创作实践，对诗歌的抒情属性感悟很深。因此，欧阳修对毛、郑的反驳最激烈的地方正是二公《诗经》阐释很多地方不合“情理”。
据笔者统计《诗本义》十六卷，欧阳修驳斥毛、郑使用频率很高的词就是“人情”，并且多带有“不近”“岂近”等表示否定性的前缀。例如：
《诗本义》卷一《螽斯》篇：“论曰：《螽斯》大意甚明而易得，惟其序文颠倒，遂使毛郑而解之失也。蛰螽、蝗类，微虫尔，诗人安能知其心不妒忌，此尤不近人情者。蛰螽多子之虫也，大率子皆多，诗人偶取其一以为比尔。”70
《螽斯》篇《诗序》阐释为：“言若螽斯不妒忌，则子孙众多也。”71
欧阳修从“情理”出发，得出“诗人安能知其心不妒忌？”显然从“比兴”手法来看，欧阳修的阐释更为可取。还例如《诗本义》卷一《汉广》篇，欧阳修批驳郑笺所阐释的“文王之化”只感化了女子而没有感化男子，显然于理不通。他说：“郑笺谓犯礼而往，正女将不至，则是女皆正洁，男独有犯礼之心焉？”72再如卷三《丘中有麻》：“举族皆贤，而皆被弃，则愈不近人情矣。况如毛郑之说留氏所以称其贤者，能治麻麦种树而已矣。夫周人众矣，能此者岂一留氏乎？”73卷七《十月、雨无正、小旻、小宛》：“若以邑人之言为非，而郊野道路之言为是者，非人情也。”74可见，欧阳修《诗本义》旨趣所在正是要纠正毛、郑《诗经》阐释中不通“情理”之处，驳斥毛、郑对“诗人之意”和“圣人之志”不合“情理”的附会，以期更合情理地揭示“诗本义”。
（三）考以文理。欧阳修《诗本义》，从诗歌作品内部逻辑、整体的结构来阐释诗歌，以符合“文理”作为阐释参考。欧阳修以“文理”阐释诗歌，即便在今天看来也是符合文学批评实际的，如施莱尔马赫所主张的：“理解作为一门艺术是对文本作者之心灵过程的重新体验。”75具有丰富的文学创作实践经验的欧阳修，对诗歌文本的逻辑结构深谙于心，“考以文理”成为欧阳修《诗经》阐释的一条重要策略。例如，《诗本义》卷三《北风》：“诗人必不前后述卫君臣，而中以民去之辞间之。若此，岂成文理？”76欧阳修重新体验《北风》作者的创作心灵，得出诗人创作过程不可能如此逻辑混乱。卷三《氓》：“且上下文初无男子之语，忽以此一句为男告女，岂成文理？”77卷六《鸿雁》：“上下文不相须，岂成文理？”78卷七《斯干》：“今若独用一句，而不以上下文理推之，何以见诗人之意？”79
从“考以文理”可以看出，欧阳修《诗经》阐释突出“文学性”的研究方法，这是欧阳修不同于汉儒解经的最大之处，对于我们研究古代文本，仍具有启示意义。
（四）参以物理。欧阳修《诗本义》阐释策略还表现在注重参考事物本身逻辑情理上。如张元济《涉园序跋集录》对欧阳修的评价：“欧阳永叔不信符命之说，尝斥《周易》河图、洛书为妖妄。”可以见出，欧阳修具有科学、理性色彩的治学态度。欧阳修在《诗本义》中大量参以“物理”阐释《诗经》，例如：卷五《防有鹊巢》篇“论曰：诗人刺谗之意于采葛论之矣。郑以‘防有鹊巢，邛有旨苕。’处势自然喻宣公信馋……若谓处势自然，则何物不然？”80再如卷六《棠棣》：“土地不动情之物，或高或下不相为谋，安有相与聚居之理？”81卷八《四月》：“且诗人本患下国之构祸，岂可反称吴楚僭叛之君以为美？于理岂然？”82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诗歌要符合“可然律”与“必然律”，即不违背事物的“规律”“物理”，欧阳修正是从“常情惯理”出发，驳斥毛、郑对《诗经》“本义”的遮蔽。
四、阐释困境
我们既需要对欧阳修的《诗本义》激活其当代价值，也应该正视其存在的不足之处。欧阳修《诗本义》阐释思想，也存在内在困境与阐释盲点。
（一）还原的乌托邦。欧阳修孜孜以求的“诗本义”，能否还原？诗歌有没有“本义”？谁抓住了“本义”？反过来说，如果谁真的扬言自己抓住了诗的“本义”，是否意味着垄断了诗歌的阐释话语权？是否也意味着给人无限想象空间的“诗”，将被固定化、僵死化、静止化？显然，阐释学都有种像欧阳修一样的奢望，即希望能够通过各种途径去抓住一个永恒的、准确的、权威的意义，这种奢望永远都是一种理想。
（二）目标与途径的背离。欧阳修《诗本义》将还原诗歌的“诗人之意”与“圣人之志”作为阐释的目标，运用“据诗直解”、考以人情、文理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但是从《本末论》篇中可以看出，不论是“诗人之意”还是“圣人之志”，都是意在劝诫、教化。可以说，欧阳修批评毛、郑，不过是批评他们没有很好地抓住“圣人之志”，导致“诗本义”的遮蔽。以此，欧阳修从文本出发，“据诗直解”去纠正毛、郑的肆意生发、不着边际；欧阳修还从“人情”、“文理”出发，纠正毛、郑不通创作者的心理和逻辑。可见，欧阳修运用深赋“诗学”意味的研究方法，所要达到的目标却是“经学”的。欧阳修用“诗学”的方法，去得出“经学”的结论，其效果就可想而知了。难怪闻一多在其《匡斋尺牍》一文中抱怨说：“汉人功利观念太深，把《三百篇》做了政治课本；宋人稍好点，又拉着道学不放手——一股头巾气。”83闻一多确实一语中的。
（三） “人情、文理”也存在阐释的盲点。欧阳修《诗本义》阐释学思想也同样存在阐释的边界，例如对于当下方兴未艾的超文本文学，再参以人情、考以文理都无法奏效。诚如包兆会指出的：“基于线性逻辑的传统文学的一些观念如中心、主题、主角、焦点叙事、开端与结局、文本边界等在超文本文学那里受到了颠覆和挑战。”84这种无形态、可以无限复制、变动的非线性超文本文学，可能就需要全新的阐释理论去研究，而“据诗直解”“人情”“文理”还是就此止步为妙。
综上所述，欧阳修《诗本义》打破毛、郑对《诗经》的经学阐释话语垄断，开启《诗经》美学阐释方向，主张在探寻“诗本义”的基础上，只要阐释的符合“人情物理”，都是对“诗”的有效阐释。欧阳修《诗本义》同样带有“经学”气息，甚至存在阐释目标与阐释策略上的内在矛盾，但其对《诗经》的诗学开拓意义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