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量词的宏观分析
汉语量词可以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单位词，表示度量衡单位、集体、部分等；一类是个体量词，又被称作“天然单位词”“类别词”等。前一类为各语言所共有，后一类则是汉语区别于印欧语等的一大特点，受到汉语学界的重视，论文时见，专著迭出，描写研究得十分详尽。下文的“量词”专指后一类。从信息论的角度看，“三本书”中的“本”纯属无用信息，像英语的three books那样说成“三书”似乎也传达了同样多的信息，那么量词在汉语中的存在价值何在？为什么会从无到有、以少到多、直至蔚为大观？多数量词研究的论著似乎都没有从宏观上提供汉语量词这“所以然”，虽然对“其然”的微观描写已经十分完备。本文只想尝试一下这种宏观分析，不少地方尚属推测，希望引起讨论。
我们重点想从现代汉语的共时角度来谈一下量词的存在价值。
存在价值之一，凑足音节。汉语词从先秦以来愈益双音节化，而且，在句法结构中，倾向于单音节词配单音节词，实为凑成一个双音节单位（鲜鱼、赛球）、双音节词配双音节词（新鲜蔬菜、篮球比赛）。这中间，名词走在双音化的最前列，数词从零到十却都没有双音化，于是，当数词和名词组合时，就会出现大量的单、双相配这种不合汉语趋势的配合（一石头、三钢笔），而量词正好跟数词凑成一个双音节单位，于是“一块石头、三支钢笔”符合汉语的音节配合习惯。另外，现在还存在的“一男一女、三菜一汤”这类数词和名词的直接组合，也限于单音节名词，“一男人一女人、三荤菜一素菜”之类就很少会出现。序数词因为是双音节的，不用量词也比基数词自由一些，比较：第二乐章～两个乐章、第六舰队～六支舰队。
存在价值之二，区分类别。世界上许多语言的名词都被归入一定的语义类别，如阴性与阳性，生物与非生物，成年与幼年等，这些类别多靠词缀、冠词等形式标记来体现。汉语名词本身没有表达这些范畴的形态，但量词却部分地起了给名词区分类别的作用。如生命世界中，“个”几乎为人类所独享，而在人类中，又唯有受礼遇者才能用“位”，其他动植物则被冠以“只、条、口、尾、头、棵、株”等。再如“条、块、丝、团”等量词从形状上给名词分了类，因而并不完全是无用信息，而是一种传递中应当适量存在的羡余信息。汉语量词的形象作用、表情作用，就是这么来的。现代世界上语言发展的一大趋势是语义、语法范畴的简化，汉语量词的“个”化现象也与此相应。当然，并没有简化到连“个”也不用，因为汉语量词还有其他的存在价值。
存在价值之三，代替名词。语言运用中，常有在名词的位置不需要说出名词的时候，或避重复，或无合适的名词可用。遇到这种情况，英语中有一个“支撑词”one可用，如“She likes red flowers, but I like yellow ones”。古代汉语中，有时仅用数词，如“陨石于宋五……视之则石，察之则五”“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有时则加个后缀“者”，如“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数词是单音节的，不宜充当一个完整的造句单位，“者”在口语中也早就不能产了，于是，量词就成了这种时候最好的“支撑词”。而且，量词原有的分类作用也在这时得到了强化，提供了比单纯的数词或数词加“者”更多的信息，使量词的作用又进了一步，不再是羡余信息，而是信息的主要承载者了。对“三座桥炸毁了两座”“一箱啤酒剩了三瓶”“书店来了好多新书，我也买了几本”这些句子，无法用其他表示法来代替其中的划线部分。
存在价值之四，区别名词词义。这适用于同音词和多义词，靠的也是量词的分类作用。如“一首无名诗”和“一具无名尸”，“一根纱”和“一粒沙”。在口语中，这时候的量词所提供的信息量是相当大的。上面是同音词的例子。再比如“花”，可以指整个植物，也可仅指花朵，这是多义词，在口语和书面语中也都常靠量词来区别，如“屋子里有三棵花，可一朵花也没有”。
存在价值之五，区别词与词组。数词和名词的组合既可以是句法上的，也可以是构词上的，英语中通过数范畴的有无来区别这两类组合。句法组合，名词有单复数的形态变化，如for a year～for three years；构成复合词，名词一律没有单复数的形态变化，如a three-year-old baby。现代汉语则通过量词的有无来区别。句法组合，一定要用量词，如“三座山、四部书、三个波段、六个喇叭”；构成词，数词和名词直接组合，不用量词，如“三山街、双刃剑、五湖四海、三教九流、四书、五经”这种复合词在现代有了新的活力，如“四引擎客机、双缸洗衣机、三波段六喇叭收录机”。
由于汉语量词有那么多存在价值，因此，它在汉语中已经远远不是可有可无的词类，也不仅仅是习惯的需要，而是语言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实，这还仅仅是普通话的情况。在某些方言中，量词的作用还要大得多（参见游汝杰1982；石汝杰、刘丹青1985）26。
以上主要是从共时的角度来谈的。从历时的角度看，汉语量词怎样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发展起来，汉语史著作已为我们描绘出大致的图景，无须赘言。但是，有一个问题却是值得一提的。量词不是汉语所独有，而是汉藏语系诸语言及其他不少东南亚语言共有的语言现象，已成为东南亚语言的一个共同特征，但是，量词又明明不是从汉藏语的共同祖先发展来的。因为，至迟在殷商时代，汉语已经跟其他亲属语言分道扬镳了，但在殷墟卜辞中，只有单位词，还没有出现狭义的量词。这种量词是在先秦时代萌芽，到汉代以后才发达起来的（王力1980：235—237）。问题便是：汉藏语系怎么会不约而同地发展出量词这一词类？
跟这种情况相类似的是助词“了”和“着”。“了”和“着”在中古汉语中才开始用作助词，但现代台语27中也广泛存在着与“了”和“着”在语音、语义（包括其作为实义动词的语义）和语法上都对应的两个词。因此，邢公畹先生对此所做的解释或许也适合于汉藏语的量词：“好比相距不太远的两条河，我们因故无法得见上游，但是这两条河有大致相同的流向，从水样里又分析出这两条河里的水都含有不同于其他河流的矿物质和化学成分（从语言来说，就是作为共同生活过的证据的社会实践在两种语言的词汇和语法结构上的投影），那么，我们或者可以推断这两条河的上游是一条河。”（邢公畹1983：233）邢先生的话启发我们认识到了量词产生的内在因素，可以认为，汉藏语系共同的类型特征和发展趋势使得量词产生。
游汝杰关于汉语和台语量词研究的成果值得注意。他注意到汉语南方诸方言和台语诸语言在量词的语音、语义、语法上存在很大的对应，并认为这是台语留给汉语的底层，包括“个”在内的一些量词是由台语经过汉语南方方言进入汉语共同语的，并得出“汉台语中与量词有关的结构模式先起于台语，后起于汉语”的结论（游汝杰1982；石汝杰、刘丹青1985）。他的研究为汉语量词的产生提供了更为直接的解释，并且有大量的材料做论据，值得重视和进一步的研究。如果汉语中确有台语的底层，当不限于量词，研究者们应注意挖掘更多的这类材料。这个问题的解决，无论对于汉语史的研究，对于历史比较语言学，还是对于语言类型学，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石汝杰、刘丹青 1985 苏州方言量词的定指用法及其变调，《语言研究》第1期。
王 力 1980 《汉语史稿》（中册），北京：中华书局。
邢公畹 1983 《语言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
游汝杰 1982 论台语量词在汉语南方方言中的底层遗存，《民族语文》第2期。
（原载《汉语学习》，198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