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近代学者对《史记》文本的考证与研究

由于《史记》史料的丰富多样性，20世纪以来，对《史记》史料考证、文字校勘、疑案探究等仍然是学界研究的重要内容。如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对司马迁生卒年进行考证，余嘉锡《太史公书亡篇考》对《史记》亡缺问题进行考释，崔适《史记探源》对《史记》伪窜、误衍、误倒等进行辨证，朱东润《史记考索》对《史记》断限、伪窜等问题进行考究辨析，都深化了传统的研究内容。

注意把出土文物与书面文献结合起来考证《史记》，这是近代《史记》文本研究的特点，也是20世纪上半叶《史记》研究的新亮点。王国维首次利用考古学的新发现，用甲骨文、金文证明《史记》记载的三代历史为可信。陈直《史记新证》多取材考古发现：“余之为新证，是在《会注考证》及《考证校补》之外，加以解释，其材料多取材于考古各方面。”8其借助考古发现，对《史记》材料的考证解释，成果丰硕。时至今天，把出土文物与书面文献结合起来考证《史记》，仍然是学者精确研析《史记》的不可或缺的路径方法。著名学者徐日辉《史记八书与中国文化研究》一书，着力引证考古新材料，全面探索《史记》八书的构成及其价值，颇有新义。

借鉴和运用西方理论研究《史记》，是20世纪上半叶《史记》文本研究的又一亮点。20世纪初，随着近代西方学术思想传入中国，梁启超在史学界掀起“史界革命”，倡导“新史学”思想。在这一大背景下，《史记》文本研究出现了新的气象。梁启超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史记·货殖列传》，写下了著名的《〈货殖列传〉今义》一文。梁启超认为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与西士所论，有若合符，苟昌明其义而申理其业，中国商务可以起衰。前哲精意，千年湮没，至可悼也”。在这里，梁启超用“前哲精意”由衷点赞司马迁及其思想的同时，感喟“西士”论点与之“合符”“千年湮没至可悼”！梁启超把司马迁关于顺应经济自身规律、因势利导的经济观点，概括为经济放任思想，进而作为反对封建政府对工商业经济进行过多干预的思想武器，这与梁启超的思想倾向相关。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主张发展工商业，“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主张遵循经济发展自然规律，对老百姓的经济活动要“因之”“利道之”“教诲之”，批评“最下者与之争”的政策，体现了司马迁唯物崇实辩证的卓识。梁启超对《货殖列传》的评价，是为了借题发挥，借司马迁自由放任经济思想之名，行发展资本主义之实，从而为现实政治服务。在梁启超影响下，又有一些学者对《史记·货殖列传》展开了研究。胡适在《司马迁替商人辩护》中认为：“在那干涉的调均论最流行的时代……司马迁在这里把农工商虞（虞是经营山泽之利的，盐铁属于此业）四个职业分的最清楚，‘商而通之’一语更是明白指出商业的作用。”潘吟阁在《史记·货殖列传新铨》中，则更为进步，直接用近代资产阶级观点诠释《货殖列传》。这一系列新颖观点，理出了司马迁《史记》观点的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