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统史学对《史记》文本的考证与注释

最早为《史记》作注的是东汉人延笃。《史记·索隐后序》云，“古今为注解者绝省，音义亦希。始后汉延笃乃有《音义》一卷，又别有《章隐》五卷”1，但早亡佚。此后，晋代徐广，南朝刘宋时期裴骃，唐代顾柳言、刘伯庄、司马贞、张守节等人，都曾为《史记》作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唐代《史记》三家注，这是《史记》研究史上第一座里程碑。裴骃以徐广《史记音义》为本，博采经传百家及先儒学说以注《史记》，写成《史记集解》（八十卷），为不朽之作，成为现存最早的《史记》注本。唐司马贞又在《史记集解》基础上，广采经传典故，探求异闻，解裴氏之未解，音注释义，著成《史记索隐》（三十卷）。唐张守节长于地理，精通音韵，步裴骃、司马贞之后，观采六籍九流、地理苍雅，既为《史记》原文作注，又为《集解》《索隐》作注，用了三十余年时间撰成《史记正义》（三十卷）。三家注注音释义，校勘文字，考释辨正，引经补史，涉及文字、音韵、天文、山川、鸟兽、虫木、制度、名物、职官、政治、风俗等，无所不备。“《史记》三家注在集结前人《史记》注释成果的基础上，考释辨正，阐幽发微，将《史记》注释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2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史记》传播和初步研究时期，史学家谯周《古史考》、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篇》等对《史记》事实进行考证，从而揭开了《史记》考证的序幕，意义重大。

宋元以降，《史记》注释、考证之作逐渐增多。南宋倪思编撰的《班马异同》，是一部将《史记》与《汉书》进行对勘比较的著作。“以《史记》本文大书，凡《史记》无而《汉书》所加者，则以细字书之；《史记》有而《汉书》所删者，则以墨笔勒字旁。”3通过这样逐字、逐句、逐段、逐篇的对照比勘，使得《史记》《汉书》的异同显而易见，长短鲜明。《班马异同》在《史记》研究上，开拓了比较研究的新领域，为后人从史学、文学、语言文字等方面对《史记》进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到了明代，许相卿在《班马异同》基础上编撰了《史记》《汉书》异同比较的改进本《史汉方驾》（三十五卷）。《史汉方驾·凡例》引“许闻造曰：《文献通考》云《班马异同》三十五卷，撰自倪思，夫班仍马旧中多删改，务趋简严而删，或遗其事实，或失其本意，著异同而辨优劣，思之用心盖其勤哉，乃思以标识巨细分别同异，家大人以为不便疾读，据为此书，义取并驾，旨若列眉斯。《史》《汉》同者从中大书，《史》《汉》异者分左右行书，左史右汉，粹语……，精意……”，说明许相卿不仅采用“《史》《汉》同者”大字，“《史》《汉》异者”小字的方式，而且将“《史》《汉》异者”以“左史右汉”的形式予以彰显，比《班马异同》更便于阅读，同时标出了《史记》中的粹语、精意，突出了司马迁在遣词用句上的精辟之处。可见，《史汉方驾》比《班马异同》在内容上更加充实完整，在表现形式上更加科学。

至清代，由于文字狱的不断兴起，迫使学者埋头考证古籍，在《史记》考据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乾嘉考据学派主要运用校勘、训诂、注释、辨伪等方法和手段，从字句、地名、人名、年月、作者生平、史实、史料、疑案等方面对《史记》做全面系统的整理研究。梁玉绳《史记志疑》、钱大昕《史记考异》、王念孙《读书杂志·史记杂志》等著作，将古代《史记》考据推向顶峰。“清人对《史记》考证用力之勤、贡献之大，任何一个时期无可比拟。”4其成就主要表现在：

其一，对包括《史记》在内的正史进行总体性的考证。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赵翼《廿二史札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洪颐煊《诸史考异》、李贻德《十七史考异》、杭世骏《诸史然疑》、王念孙《读书杂志·史记杂志》、洪亮吉《四史发伏》等。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在诠释文义，厘正史实方面，成果显著。《廿二史考异·史记考异》“依本纪、表、书、世家、列传，别为五卷，各卷依百三十篇目次设条辨析，举凡舆地之今昔异名，职官之沿革迭代，年月之不伦失实，记载之传闻异词，均据己意判明是非。如文字的衍、讹、脱、增、误、异、通、改、混、补；地理的分划归属、名称变改，常以《史》《汉》对勘，检校《索隐》《正义》及颜师古注释之得失，参以《说文》《水经注》等书，详加稽考，是正舛误，其心思缜密，用力勤至，立论确然可信”5。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一百卷）从文史方面对《史记》到《五代史》共十七史进行了全面的考校。诸如考订文字，考订史实，详细说明舆地、职官、典章制度，剖析异同等。在考辨的同时，王鸣盛对《史记》发表了有见地的评论，他高度称赞司马迁：“创立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体例，后之作史者，递相祖述，莫能出其范围。”

其二，对《史记》进行专门的注释及考证。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梁玉绳《史记志疑》、崔适《史记探源》、钱坫《史记补注》、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等。《史记志疑》（三十六卷）是梁玉绳数十年潜心研究的结晶，其特点是按照《史记》的顺序，逐条加以考辨，在文字校勘、史实考证、志疑释疑、驳斥谬解等方面成果突出。近代著名文学家林纾指出：“余谓先辈治《史记》者，厥有二派，甲派如钱竹汀之《考异》，梁玉绳之《志疑》，王怀祖之《杂志》，均精核多所发明，而梁氏成书至三十六卷，论黄帝一事几千言，其下历举异同，良足以刊《史记》之误。”6道出了《史记志疑》的价值意义。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依本纪、表、书、世家、列传别为五卷。各卷摘取所校原文，其下即说明用以互校的各本异文及去取理由，眉目清楚，表述简明。7此外，还有对《史记》单篇进行考证的著作，如汪越《读史记十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