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文字逸旅

一 历史语文学

书，做动词用是书写，做名词就是书契，指文字。上古文字留传于世，则成为后人的书本，故凡书本子都叫作书。

中国书里最古老而又最有代表性的，是《尚书》。尚，形容那是上古之书，也是最高之书。先秦诸子凡提到“书曰”时，指的都是这一本，所以它似乎也代表一切书，独占了“书”这个词。

《尚书》里都是古代最重要的文章。尧典、舜典、大禹谟等等，整个夏商周三代的历史，俱可由这些篇章考得。因此近代治《尚书》的人都是为了借它了解古史。

但因年代久远，文字难懂，唐代韩愈已觉得“周诰殷盘，佶屈聱牙”了，现在要通读当然就更困难。所以近人研究《尚书》多由文字考释入手，以期先通其文字，进而再讲明它所叙述的古史。

然而《文心雕龙》宗经征圣，认为一切文体都出于五经。如论、说、辞、序出于《易》；诏、策、章、奏出于《书》；赋、颂、歌、赞出于《诗》；铭、诔、箴、祝出于《礼》；记、传、铭、檄出于《春秋》。

把文体如此机械地分附于五经，恐非定论。若一定要说文章渊源，则大体可说韵语多本于《诗》，散体多本于《书》，诗书就是我国文学之源。

可是刚才已经说了，近人绝少由文章这方面来看《尚书》。自清初辨《古文尚书》之真伪以来，研究《尚书》的人总在材料上肆其考证。考的是材料：《书》的语言、文字、事义、传抄、篇卷、次第等。考这些材料的方法，也仍是材料：纸上的和地底下的。此即王国维所说的“二重证据法”。讲考证的朋友奉此语为无上秘要，其实可笑，因为材料不是证据。且“《周书》论辞，贵乎体要”（《文心雕龙·序志篇》），此又岂考证所能为哉？

我读《尚书》时自然还没能脱离时代风气，何况初入大学时啥也不懂，能略通文字事义就很不错了。教《尚书》的是韩耀隆师，乃屈万里、金祥恒先生弟子，故论释篇辞，能综摄古今，且证以甲骨金文，惠我良多。

屈先生乃朴学一路，所撰《古籍导读》是整个台湾中文学界之入门津梁。他论《易》亦为名家。反对汉易，撰《先秦汉魏易例述评》，入室操戈，不似清代朴学家那般笃嗜汉易。这便可见其通达且具现代意识。注《诗》《书》也是如此，不墨守汉人师法家法。例如他论赋比兴的“兴”就采顾颉刚说，以民歌为证；论《尚书》也颇与王国维、陈梦家相近。他又精于目录版本，编有多种书目，也整理过甲骨，著述宏富，故膺选为“中研院”院士。

我大一时，他来淡江演讲。我提问后，他向王久烈老师夸了我一通，老师们遂不免对我另眼相待。后来我任学生书局总编辑时，策划过一本三十周年纪念专刊，去访问刘国瑞先生。刘先生回忆屈先生继吴相湘先生担任总编时，不肯支薪；刘先生去拜年，送了两瓶金门高粱及一个红包。屈先生不在，事后还差人把红包封回。先生豪迈善饮，而为人狷介若此。我那时虽自以为廉俭，但书局一点车马费，我也就笑纳了。当面听到这事，真是好不尴尬。

韩老师则除教我《尚书》外，还教作文课，很鼓励我。后来他任中文系主任，大力引进人才，气象一新，而特别爱护我。一次参加古典文学研讨会，我发表论刘大杰文学史之论文，遭围剿。我就看到他在台下眉目忧蹙，为我担心不已。待我展开反驳，才喜逐颜开。喜逐颜开那四个字，我也要到那时才真懂了，那是像花开了一般灿烂的。

他卸任后，交我接手系务。大施拳脚，一时称盛，而其实是本着他的路线。《尚书》多政体国事之谈，故擅《书》者往往有治事之才。屈先生主政“中央图书馆”、台大中文系、“中研院”史语所，亦是如此。

但我亲炙的另一位治《书》名家显然又不一样，那就是鲁实先先生。

鲁先生在师大教《尚书》，另授文字学、《史记》等课。虽也是朴学考证，却充满着文人气。他学无师承，自读书于杭州文澜阁，而竟淹通四部。少年以《史记会注考证驳议》成名，受杨树达知遇，执教复旦大学等处。因论甲骨与董作宾不合，撰《殷历谱纠譑》而见斥于“中研院”主流群体。来台后只在台中农专任教，后才转至师大。意气轩昂，目无余子，讲《史记》如绘如画，论文字古今源流也澜翻泉涌，令听者若痴若狂。文字学，那是甲骨金文大篆小篆，反复考索，多枯燥的课呀！他竟能讲得令人痴迷，让学生对之产生一种魔力式的崇拜，是多难的事！他去世后，弟子皆披麻戴孝，全系学生自发护灵，且在墓前刻一碑曰“功并史皇”，都是对他崇仰至深的表现。史皇指仓颉，在学生心目中，仓颉造了字，而能说明文字精蕴者，就唯有鲁先生了。

然鲁先生之本领又岂仅在文字学而已乎？他以《史记》成名，所慕者，盖太史公也。而他也确实有太史公般的文笔。曾撰《文术玄珠》欲继《文心雕龙》而未成，故今不能知其论文之详，然从他所著各书中仍可窥见他文章之美。

例如历法，那是比文字学还枯燥的学问，本诸推步，略同数学。可是我有一段时间就把他的《历术卮言甲集》拿来做文章范本读。学术论文，而且是论历算之文，怎么样才能写得既有条理又有神采，树一义、驳一说，进退御守，串证扣事，如何按辔徐行、如何驰骋奔突，俱有法度可学。杨树达先生说他“立说乍视若至可惊，有如云中天马，破空而来。及其广征博引，枝叶扶疏，又如钱塘江潮，万头俱至”，诚然！

他的文章大胜朴学家，有骈文的辞藻与句法、古文的气脉。如他有本古文字学讲义，文末题识，说某年他住在木栅，山洪暴发，积稿大半漂没，令他感慨不止，因为他已五十啦，“补缀旧稿，邈乎难期，赓益新知，此生无望矣。盖于举世泯昏之时、转徙羁栖之地，乃欲奋其螳臂，以振前代坠绪、发千古之屯蒙，其为造物所忌，固其宜乎？”

发感慨之后，他又说了个故事，谓日本寇华时出土的弋三器，虽于省吾曾予著录，丁山郭沫若曾作考释，董作宾又据其月日而编《殷历谱》，但其实是假的。某次与孔德成先生聊天，孔先生说三器都是古董商尊古斋主人黄浚所伪，孔先生在北平时与黄氏过从甚密，故能知之。此文后半大肆嘲笑郭沫若据伪器而释文。其实他一直感念郭氏救命之恩，文章指桑骂槐，批评的乃是董作宾。知情人读之，便觉莞尔。其文章之有趣，常常如此。

那本文字学讲稿是他送我的。我进师大后，奉眉叔师之命去拜见他。他屋里到处都是很厚的灰，脏得要命，只桌面上一小块是干净的。他每天就在那一小块地方伏案写作，勤勉不懈。为我指画心得、臧否人物、狂言骂世，则逸兴遄飞。文士疏狂，不类经生。

第一次见面，即训示我，“见前辈先生，须诗文以为贽”，可是后来却总是送我书看，对于论刘歆《三统历》、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等尤为得意。正在写的《文字析义注》，也特允我先睹为快。

我后来有一见解，认为真正好的文字学家，须是诗人。如近代章太炎、黄侃、王国维、陈梦家、郭沫若，谁不是诗人呢？小学工夫，一般人总以为擘积重重，贵在征实，实则文心奥窔，非神思妙悟，难有所入。若非诗人，就只显得笨。这个观点，细说当然很复杂，但引发我如此想的，就是鲁先生这活泼泼的实例。

他与眉叔师是湖南老乡，两先生也常与谈诗。鲁先生自己能诗（其《朱梅四绝》，据说是在复旦时有某小姐示爱，而鲁已有妻儿，乃作诗将她比作红梅，自己和夫人比作藤萝，谓红梅虽艳，藤萝却已结为一体。郭沫若、汪东、陈子展等皆有唱和。我曾将它与方东美先生之和诗合论，收入《读诗隅记》），弟子亦不乏治诗者。眉叔师读到他弟子杜松柏《禅学与唐宋诗学》时便有一诗柬之，曰：“鱼头裁鉴层冰凛，舌本新回说士甘。肄雅出蓝薪不尽，解颐弹指道俱南。风翻月浪千江活，颔摘骊珠一卷探。花影瓶笙夜如水，胜缘初地喜心参。”后来鲁先生遽丧，眉叔师为作行状，亦有诗哭之曰：“遥源追溯抉皇坟，万轴横摊秉烛勤。欲起古贤诠定解，微持词组戢群纷。寥寥齿录成孤往，耿耿心光只自焚。此世此人谁爱惜？矫诬天意丧斯文。”“殷诰周盘郁古香，独来独往故堂堂。眼青终亦怜余子，狐白畴为集众长。无尽灯传文字海，九升魂定薜萝裳。戏言曾许徐公剑，一碣镌功并史皇。”此，二公之文字交也。

鲁先生天真烂漫。殁后，我未见其论《尚书》之稿；创见微言，大抵仅存于弟子吴屿《尚书读本》中，我未得其传。其历算推步之学，我也仅窥大略，涯涘难穷。能领会的，唯有文字与文术。

我大学时，文字学由周何、沈秋雄两师传授，本来就采鲁门说法（林尹老师所传黄季刚一派，反而要到研究所时期才有更多体认。鲁门讲六书皆造字之法，黄门讲四体二用、无声字多音），当时曾获九十八高分。后来训诂学更得了九十九分，比声韵学仅八十七分都强多了。事实上这也是鲁先生这一派之特征，虽强调声义相兼，却并不如黄侃那般重视声音。黄氏文字训诂之学，根子在声韵上，以音说义，以书证音。鲁先生则不擅此，论古音仅依赖曾运乾的音摄表，故以形义之推考为多，特重转注假借。我喜欢谈文字甚于声韵，或许受此学术传统之影响。

当时我考释文字的风格，可以《读荀子札记》为例（刊一九七九年《庆祝阳新成楚望先生七秩诞辰论文集》，文史哲出版社）。

荀子说要“法後王”，与一般儒者效法先王不同。解者多谓後王实时王，公羊家说当是孔子，王念孙刘台拱说是周文武。我认为都不对。後即后，两字古相通，且古以夏商周为三后，所以孟子言必称尧舜就是法先王，荀子则说“王者之制，道不过三代，法不二後王”，显然後王就是指三代。《正名篇》“後王之成名，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礼、散名之加于万物者，则从诸夏之成俗曲期”亦可证。

另外，《正名篇》云“非而谒、楹有牛、马非马也，此惑于用名以乱实者也”，向称难解，杨注亦仅云“非而谒、楹有牛，未详所出。马非马是公孙龙白马之说”而已。我考释说：

文当作“非而谓盈，有牛马非马也”。非而谓盈。非、盈皆名墨语，论物性之相兼与相外也。《墨经上》：“盈，莫不有也；坚白，不相外也。”《经说上》：“异处不相盈，相非，是相外也。”又，《经说下》：“抚坚得白，必相盈也。”盈谓两物性相涵相摄，如石之兼坚与白，坚白不相外也。以坚白为相非者，乃公孙龙离坚白之说。“非”“盈”义反，如指非为盈，则亦以名乱实而已。如“牛马”一辞，据名相推，牛马非牛亦非马，故牛马相盈不相外；然牛马毕竟为二物不可相合者，故曰以名乱实。

有牛马非马也。《经下》：“牛马之非牛，与可之同（疑作“与可未可”），说在兼。”《经说下》：“或不非牛而非牛也，可；则或非牛或牛而牛也，可。故曰‘牛马非牛也，未可；牛马牛也，未可’，则或可或不可，而曰‘牛马牛也未可亦不可’。”牛马为兼名，牛、马为单名，欲论“牛马非牛”此一命题之成立否，据形式逻辑推之，适有可与不可之矛盾结论。盖牛马为牛与马之组合，故牛马不等于牛。然牛马不等于牛，即牛马等于非牛；马为牛马中之非牛，故牛马等于非牛，然牛马不等于非牛，岂非牛马等于牛乎？此为矛盾。故牛马非马为实。然倘据名以相推验，适足以为其所乱，此荀卿所以斥之也。杨注误以为指公孙龙白马非马之说，非是。……

哈哈，看糊涂了吧！底下还有千把字，就不录了。总之，训释文字容易，以说义理则难，清儒及当世名家，能如此的并不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