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诗兴与诗教
以上介绍我的诗学，深曲繁复，即之难穷。但我以为这些都还不是最大的特点。我的特点是内化，学问与生命是合起来的。诗若成学，人即成诗。
我喜欢写文章、做研究，内容遍及文史哲政治社会宗教艺术企管等等，详情连我自己也搞不清楚。有人讥我炫才，好大喜功；又或说我书中所收文章有些重复，所以出书的数量灌水膨胀了。殊不知我未刊之稿还有几百万字哩！我以写读为乐，并不总为了给别人看。
由于治学史就是生命史，而生命是整全的，不可割裂，因此我又重通贯、贵整合。从前庄子形容老聃是“古之博大真人”。我自幼羡慕这个称号，所以也朝此努力，不愿为某家某派、某领域某学科所限。三教、四部、九流、什家、辞章、义理、考据、经济，俱要通贯，以生命力综摄为一。
在现今强调专业、推崇专家的时代，这一点颇不易被人理解，更别说认同了。嗤我狂诞者，不可胜数，而主要是不相信有人能如此。其实大道本夷，现代人偏要往歧路上蹭，且久饮狂泉，遂谓不狂为狂，我也很无奈。
博大与专精，本非一组相对的概念，而是活与死之分。活的学问，与活人一般，只能是血脉贯通、肢窍整全的，此所以庄子称博大者为“真人”也。
活的学问，才能真正精深，渔猎所及，便企专门。也因为活，所以才能因机发用。有从政之机则从政，有办学之机则办学，有传播之机则传播，不拘性质，随类而发。所以我办过的事、写过的文章比谁都多。性质猥杂，各式各样。有深言，有浅语，有正餐，有杂拌儿。大抵皆有益于人、有用于时，但也不免有些只有游戏或应酬的价值，甚且常为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因人生本来如此，并非每件事都有意义。
不过，因机发用仍只是消极的。因机之外，还须创机、生机。如我这般好事之徒的本领，就在于总能生出事来以供簸弄。例如面对死水一潭的学界，我偏要去创出一些学科来；已割据地盘的学门，我则常去抽他们的脚底板，质疑其理论基础，大破大立；没有的组织、机构与活动，则竟要设办起来。一生二，二生三，生生化化，遂尔无端欢喜鼓舞。虽明知这多是抟沙聚塔，但不妨当境自喜，小破岑寂。或以事功夸我，则其实只是兴。
孔子曰：“兴于诗。”诗人是兴感的，兴起、兴发、兴奋、兴动，一出于性情之所感。感时世是一种，感人情是一种，感生命本身是另一种，三者往往交混，令人触兴不能自己。但倘若老是这样顺斯而流，人就会盲动不已，因此又不能不略有些检束，以礼节制之。孔子说要“立于礼”就是这个缘故。
我在现实生活上是极忙极忙极忙的。自大学毕业以来一直庶务缠身、奔走四方，根本无暇在书斋里从容著述。既如此，何以竟还能写得这么多？
我当然格外勤奋，坐破蒲团，下了人所难及的苦工。但更重要的，是悟解，是“诗可以兴”！
兴，首先是指有兴致，对读书写作永远兴致盎然。什么书都想看上一看，什么事都想研究研究，然后写点心得，如饕餮之贪食，若赌徒之手痒，克制不住的。任何游戏娱乐，我虽都喜欢，却均不能如读写这般激起我的玩心。
从前弗洛伊德研究作家，说作家之所以有创造力，其实只因他还没长大，故还保留了儿童的想象力，还能继续做其白日梦，编织故事。我也幸而尚能葆此童心，对读书与写作一直有如儿童玩其游戏般不竭的热情与想象力，老是兴奋着。
在学术界，依我看，大多数人恰好就缺乏这种能力。少数有点天资的，能力也早在教育历程中被折磨殆尽了。挣扎着爬到博士副教授教授，恃读写以糊口而已。纵或著述亦有客观之知识作用，然皆只是工作、任务、工具而已。那种因觉得它好玩而热情高涨、兴致盎然之感，罕闻见矣！
由于欠缺兴致，未能兴感，因此读书成了计划的工程作业，研究只是在一个例行的范围框廓内打工，敲敲打打、缝缝补补，不晓得随性而发、兴之所至、感物起兴、一时兴会等等的诸般妙趣。
例如读书与写作，在我们学界，居然分疆划域，各自瓜分豆剖着地盘，有专业方向之分。一位古典文学教授，如竟发表了现代文学之评述，旁人就会指指点点，责他侵犯了别人家地盘；若他不识相，竟去谈政经企管，就更会遭到訾议，说是不务正业；政经企管诸学科中人，亦不可能视他为同行。
这不怪吗？我读《史记》，当然必须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天文、地理各种学问，否则如何看天官书、河渠书、礼书、食货志？
凡此等等，尚都仅属应有之关联，还不是兴。兴是要一时由“关关雎鸠”绕到天文、植物、古埃及、巴比伦、南美歌谣、现代科学认识论的。一时兴起，恢阔无端，忽而“鸡鸣桑树颠”，忽而“孔雀东南飞”，哪是你用现今学术分科体系筑起的工地小篱笆所能拘限？
所以，兴是自由的心灵在知识宇宙中的翱翔，以获得美感为乐。如无此心境、无此兴致，一切读书方法的谈说，均无意义，都只成了工程技术操作手册之类东西。靠那些东西，或许可以帮你成就为一位笨学究，却永远不能令你成为读书人。
许多人把我现在讲的这个问题想象成是博与专之争，认为做学问终究还是专精点好，人的精力有限，焉能随兴歌哭、漫衍无端？东摸摸西摸摸，掠影浮光，也必然不能深入。
然而，他们不晓得这不是通博与专精之分，乃是真与假之分、活与死之分、创造者与技工之分。灵源一窒，永世不得超生。深入云云，自慰罢了。
无奈在我们学界，谈诗是犯忌讳的。某次北大招聘，某君强调自己在学术论文之外还能作诗，知北大学弟妹已组诗社，甚愿贡献力量。聘审会某大佬即告诫他：“中文系不作诗，只研究，你要识得轻重。”我自己也常遭批评，说研究追求严谨、理性、客观都来不及了，龚某却恃才游戏，把它当成抒情的诗兴活动，所以如何如何要不得，如何难成大器云云。殊不知诗心深窈，聿启灵思；无此灵思，能做什么研究？难道真以为人文世界只靠工程、项目、计划就行了吗？诸君自喜死于句下，我可还要超以象外呢！
兴还有另两个意思：兴动与兴发。
兴有举意，商承祚、郭沫若皆谓其字像四手合托举物之形；故有兴举、兴造、兴作、兴动等含义。所以兴不只是涉想绎思，更要与手配合着动，上文一直把读书跟写作合起来说，就是这个缘故。
读书若不配合着写作，便如空花过眼，不能真在你心田上生根发芽。
如何配合？一是摘录精要或做札记；二是用自己的方法重新组织，包括对这本书的重写重组，或把与之相关的书拿来关联组合；三是以一主题找相关之书参考，写出你对这个题目的见解。
第一种是顾炎武《日知录》式的。第二种是袁枢把纪传体史书改编成纪事本末体这类的，或各种集评集注集释汇校之类。第三种则是专题论著。其他写作方式还很多，以这三种最基本，均属读书时之鸿爪印痕，足以观思致的足迹。兴，毕竟不会漫无涯涘、恍焉难踪，正因为有此工夫。
兴发，则是说读书不只是吸收旧有的知识，还当有所兴发、唤起。这种兴发，不只是对类似状况的联想或模拟，那是比。兴乃触物而起，是未必有直接关联之触发、启示、创造，可以言外得意。
这种兴，由读书来，但又非书本子所能限，说起来仿佛很神秘，其实真读书的人都能体会。古人见蛇斗、见篙师撑船、见公孙大娘跳舞、见夏雷春云、见败墙蜗涎都能悟笔法，牛顿被苹果打中脑袋而知有地心引力，不都是兴吗？
有兴，才有创造性的发现。于日常生活中起兴，尚且能有此创造，读书就更是如此了。《论语》记载子夏读“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而领会到“素以为绚兮，礼后”即为一例。读书至此，纵横得意，不亦乐乎？
学诗的人同时还须能感。《文心雕龙·物色篇》曾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这就是兴感，能感通天地之大美。
诗人感春秋而观逝水，或忧生或念乱，皆类乎本能。早期的事，就都不说了，只说近年的情况。
顷我北来，已十余秋。来时无霜河摇落之冷，居定尝闻桐槭杂奏之风，感兹岁月，遂于二〇〇五年在国子监旁陈卫平兄嫂处，设“国学小院”，讲论国学。另设一诗社、一琴社。
琴社由三韩琴人如山法师主持，后别为如是山房，以待安缦操弦之士。再则由学棣陈世东在北师大成立松风琴社，我挂名指导。诗社另由大埔陈兴武主持，取名燕鸣，寓燕京士女于此求友之义也。
诗社有诗课，有讲会，也做诗钟。办起来时还是秋天，故我有诗记之曰：“秋风吹老鱼龙意，社约听传鹳鹤心。有客挥戈扬大雅，一诗新铸胜黄金。也知时世须匡济，敢溺文章自放吟？只为今生都是苦，故邀朋辈散胸襟。”
数载以还，在诗社舒怀抱、散胸襟的朋友很是不少。作诗之外，也去祭吊北京近郊诗人之墓，并因此研习了祭奠之礼。陈兴武还把他们客家人乡间的风俗礼仪考订了一番，遍咨里中长者，写成一册《野礼征存录》，供社友参考。
这类岁时丧祭生命礼俗，现代化以来，沦亡殆尽，一般知识人均甚茫然。反而礼失可求诸野，在乡间偶尔还可看到。故借此诗会，进而演礼，或亦不失夫子所谓“兴于诗，立于礼”之义，对现今礼崩乐丧之世可能更有提醒之作用。
但陈君别有征程，终于归去。我以诗送之曰：“囊剑荷云遂出京，买舟南寄客儿城。中流歌啸多余兴，壮岁旌旗更一擎。处世莫怜生气少，读书当与古人争。嘤鸣我欲弹同调，秋水蒹葭未忍情。”兴武则辑诗社历年社课等编为《燕社嘤鸣录》，略志一时鸿爪。
整本《嘤鸣录》，其实都可视为秋兴。人非宋玉，谁方杜陵？然秋声秋感，彼此同之。有感辄录，付诸吟咏，岂不宜哉？出版时，我有识语说：“古人束发受书，先学韵语，自《急就》以至弦歌雅颂。故可以调情性而畅气志，易于成童成人。乃今皆弃去，小学大黉，俱无诗教。师生占哔，但以俚言散语相苦恼而已。余北来，因谓王官失学，学在吾野。燕都流人猥集，曷为不已之鸡鸣，以空如晦之风雨？遂起诗社，兴大雅，申月泉之遗韵，比江西而俱工。一实燕都俊彦，颇乐相从。……盖稍志鸿爪于雪泥，不知已招国魂于简端也。”
当然这一点秋兴，只是小范围内的一种闲玩意儿，不成话说。然而古人登高能赋，是因自入学启蒙以来，即熟于诗教。《急就》《千字文》本是韵语，再加上《千家诗》等诗词讽诵读本，任何幼童于诗都几乎已习与性成。接着再读《幼学琼林》《龙文鞭影》一类书，把文学典故、基本对仗格式又都学会了。稍长一点，临事应景，自然随便就能吐属风雅。何况，其文学感性早已浸润于一切知识之中，故物色之动，心旌相感，每不期然而然。这，都不是现今知识化分科化教育体制下培养出来的学者专家所能做得到的。
我不敢倡言复古，只是说古代此种教育方式，兴于诗，对人的性情陶冶，确有作用，在现今教育体制或社会中，不妨参取一二。
学者们抄材料、用思维，推理与概念，一套又一套，可是不会伤春，于自然之变，兀无所感，则于人事之迁流，能有实感者鲜矣！若能暇时也看看红叶、听听秋声，也抒情言志，赋咏一二，又有什么不好呢？
至于现今倡言复古的一些朋友，以令小孩子背诵经典为唯一教育内容，不知从诗教入手才是古代儿童启蒙教育之正途，我也是深不以为然的。
因此我由两方面来发展这一认识。一是鼓吹蒙学应以诗教发端，辅以习礼，大学教育亦须以诗润泽之，在都江堰国学院等处都是这样实践的。大陆蒙学之大宗，是受王财贵兄影响的“儿童读经”；我所说，有补偏之意。
二是协助编选整理诗歌文献、扩大举办诗会，以兴诗学。替台湾花木兰出版社编诗歌研究丛刊，参与王功权先生创办的中华诗词研究院，参与发起“持社”，参加筹办国诗大赛，或我自己在杭州办传统诗歌节等都属此类，绍续着我过去在台湾办的历届大专青年诗人联吟大会，或在金门办的诗酒节之类事。诗学、诗兴、诗教合而为一。
由传统型文人朝现代学者转化，故作诗之情日疏而论诗之什渐夥的龚某某，终于又由歧而合，回归诗人之本怀了。
诗家刘梦芙先生曾有诗状我之诗与诗学，录于后，以殿此篇：“风流人物数同光，诗国峰高接宋唐。一种深哀谁可诉，落花满地吊斜阳”；“少年忧乐梦魂孤，锦瑟弹时独向隅。千古玉溪心与接，泪倾沧海化明珠”；“风云变化瞩鹏腾，才略人钦备九能。侠气纵横消不尽，宝刀如雪耀书灯”；“圣道躬行历万难，江湖发白寸心丹。阑珊星斗沉沉夜，起听鸡声破雾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