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对唐代丝绸之路拓展的历史贡献
——以《大唐西域记》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为中心
自从张骞受汉武帝之命出使大月氏打开中国与西域的交通联系之后，以政治交往及商贸、文化交流为主要内容的丝绸之路，就在古代中西交往史上写下了极为辉煌的一页，并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肇始于汉代的丝绸之路，经魏晋至周隋七百余年的绵延赓续，至唐而再续辉煌。可以说，唐人以其博大的胸怀与进取精神，不但继承了汉人开创的丝绸之路遗产，而且使丝绸之路交往的内涵也有了极大的拓展。在唐代丝绸之路的拓展方面，若论及个体人物的贡献，则玄奘堪称居功至伟。他对唐代丝绸之路发展的贡献，不仅谱写了中西文明交往史上的光辉篇章，而且对当代的文明交往及古丝绸之路的开发与建设，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拟以《大唐西域记》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的相关材料为中心，就玄奘对唐代丝绸之路发展的贡献与价值，略申浅见。
一
张骞出使西域，无疑开创了两千余年来中西交往与交流的先河。尽管当初他是以身负联络大月氏夹击匈奴的政治、军事使命而出使西域的，但是其实际的意义与价值，却远远超出政治、军事的范围。在十多年的艰苦历程中，张骞于羁留匈奴之外，尝亲至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西域诸国，从而第一次为东方古国打开了西域世界的窗户，使人们知道了中原汉文明之外的新世界，大大开阔了人们的眼界，提高了人们对域外世界的认识与了解。也正是由于张骞的出使，才使中国史家对于西域诸国的记述有了依据与资料来源。对此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载云：
（张）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具为天子言之。
曰：
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蒲陶酒。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有城郭屋室。其属邑大小七十余城，众可数十万。其兵弓矛骑射。其北则康居，西则大月氏，西南则大夏，东北则乌孙，东则扜罙、于窴。于窴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国。而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盐泽去长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盐泽以东，至陇西长城，南接羌，鬲汉道焉。
他因此而简略地记述了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安息、条枝、大夏诸国的地理、风俗、物产、军事等情况。这是西域世界首次进入中国史家叙述的视野。至东汉时，随着与西域交通关系的发展与汉王朝对西域的经营，汉人对西域诸国的了解较前有了进一步的深入，因此班固在《汉书》中，便专为西域立传，并在总述西域与汉关系始末及其总体情况后，分别记载了西域五十余国的地理位置、人口数量、官职设置、物产风俗以及与长安的道里距离等。相较司马迁而言，班固的记述，不仅西域诸国数量大增，而且其内容也有所丰富。这些都应该说是自张骞出使西域凿空以来，唐前中西交通关系史上最为引人关注的记述，也是后人了解西域状况的权威文献，其价值与意义自不容低估。
不过，作为史家的司马迁与班固，毕竟没有亲历西域的经历。尽管他们皆为具有良史之才的杰出史家，其对西域历史的记述也非常值得后人崇敬，但如希望对西域文明有更深入的了解，则还需对西域做出更为深入的探求。玄奘，作为唐代西行求法的一代高僧，以其坚毅的人格精神与百折不挠的勇气，跨越极为艰辛的丝绸之路西域段历程，完成了自长安至印度的宗教文化之旅，并以其博闻强识与过人才华，不仅补充了司马迁、班固等史家对西域历史文化的叙写，而且还开拓记述了新的丝绸之路世界，从而为唐代丝绸之路的拓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玄奘的贡献之一，即在于他不仅完成了自东土大唐至古印度的旅程，而且还通过《大唐西域记》的著述，完整地记录了古印度的历史面貌、风俗物产、文化宗教等情况。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出使西域至大夏时，曾从大夏人口中得知身毒国（即印度）之名，并据传闻对印度的情况有所记载。但当时中土与印度的交通并未开通。此后，随着佛教的东传，印度与中土的来往有所加强，而中土也出现了一些赴印度巡礼求法的僧徒。［1］但以对开通中土与印度的交通往来的历史贡献而论，则其他人都不能与玄奘相提并论。原因在于，玄奘在从印度返回长安后所撰述的《大唐西域记》具有难以替代的历史文献价值。据书中记载统计，其关于印度诸国的记述，共涉及125个国家（《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谓玄奘历128个国家）。对此，季羡林先生曾将之与此前及以后外国相关著作进行比较，谓：“统观全书，包括了一百多个‘国’，玄奘的记述有长有短，但是不管多么短，他的记述似乎有一个比较固定的全面的章法：幅员大小、都城大小、地理形胜、农业、商业、风俗、文艺、语言、文字、货币、国王、宗教，等等。这些方面几乎都要涉及。当时和今天要想了解这个‘国’，除了以上这些方面，还要了解些什么呢？他能用极其简洁的语言描绘大量的事实，不但确切，而且生动。所以，我们可以说……《大唐西域记》是一部稀世奇书，其他外国人的著作是很难同这一部书相比的。”［2］玄奘对于印度历史文化等情况记述得完备周详，从其卷二“印度综述”所列内容即可看出，如他列有十七项，即释名、疆域、数量、岁时、邑居、衣饰、馔食、文字、教育、佛教、族姓、兵术、刑法、敬仪、病死、赋税、物产。这些内容，诚如季羡林先生所说，将古印度的各个方面“几乎都要涉及”，从中也不难看出其所具有的独特价值。而其具体记述之特点，我们不妨转录其“兵术”一节，以窥其一斑：
君王奕世，惟刹帝利。弑篡时起，异性称尊。国之战士，骁雄毕选，子父传业，遂穷兵术。居则宫庐周卫，征则奋旅前锋。凡有四兵，步马车象。象则被以坚甲，牙施利距，一将安乘，授其节度，两卒左右，为之驾驭。车乃驾以驷马，兵帅居其乘，列卒周卫，扶轮夹毂。马军散御，逐北奔命。步军轻捍，敢勇充选，负大樐，执长戟，或持刀剑，前奋行阵。凡诸戎器，莫不锋锐，所谓矛、楯、弓、矢、刀、剑、钺、斧、戈、殳、长矟、轮索之属，皆世习矣。［3］
这一节关于印度军事情况的记述，从军队兴起之因、军人的特点、军队兵种、战术及武器类型等方面做了介绍，真是内容丰富而要言不烦，这些有关古印度军队与军事情况的记述，不仅弥补了此前史家记述的不足，而且对了解古印度的军事情况，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而在对古印度诸国的具体论述中，其内容的翔实，尤其是有关宗教文化的记述，更是成为今日研究古印度宗教发展情况的最为珍贵的史料。如卷七之“吠舍釐国”的记载，在概述其国的幅员大小、土宜物产、气候习俗、宗教文化之后，即分“佛说毗摩罗诘经所”“佛舍利窣堵波及诸遗迹”“无垢称及宝积故宅”“菴没罗女园及佛预言涅槃处”“千佛本生故事”“重阁讲堂及诸圣迹”“故城及大天王本生故事”“七百贤圣结集”“湿吠多补罗伽蓝”“阿难分身寂灭传说”十节分别记述，其中多涉及佛教本事及其遗迹的介绍，如“七百贤圣结集”：
城东河南行十四五里，至大窣堵波，是七百贤圣重结集处。佛涅槃后百一十年，吠舍釐城有诸苾刍，远离佛法，谬行戒律。时长老耶舍陁住憍萨罗国，长老三菩伽住秣菟罗国，长老釐波多住韩若国，长老沙罗住舍釐国，长老富阇苏弥罗住波罗梨弗国。诸大罗汉心得自在，持三藏，得三明，有大名称，众所知识，皆是尊者阿难弟子。时耶舍陁遣使告诸贤圣，皆可集吠舍釐城，犹少一人，未满七百。是时富阇苏弥罗以天眼见诸大贤圣集议法事，运神足至法会。时三菩伽于大众中右袒长跪，扬言曰：“众无哗，钦哉念哉！昔大圣法王善权寂灭，岁月虽淹，言教尚在。吠舍釐城懈怠苾刍，谬于戒律，有十事出，违十力教。今诸贤者深明持犯，俱承大德阿难指诲，念报佛恩，重宣圣旨。”时诸大众莫不悲感，即召集诸苾刍，依毘奈耶，诃责制止，削除谬法，宣明圣教。
七百贤圣重结集，是佛教史上的重要事件，佛教此后即因而分为上座部与大众部。玄奘不仅记述了这次贤圣结集的时间、起因与过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其游历所至，亲经其地，还准确地记述了其结集地之所在与地理位置，由此可见其所具有的佛教文化史研究的史料价值。
玄奘的贡献，还在于他通过其《大唐西域记》一书，以自己的亲历亲闻，对唐初时西域诸国的情况，做了更为翔实的记述，为唐代的丝绸之路西域段留下了极为珍贵的文献资料，并给丝绸之路的交往增添了丰富的文化底蕴。
自汉以后，作为丝绸之路重要部分的西域诸国情况，一直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对此《隋书·西域传》谓：“汉氏初开西域，有三十六国，其后分立五十五王，置校尉、都护以抚纳之。王莽篡位，西域遂绝。至于后汉，班超所通者五十余国，西至西海，东西四万里，皆来朝贡，复置都护、校尉以相统摄。其后或绝或通，汉朝以为劳弊中国，其官时废时置。暨魏、晋之后，互相吞灭，不可详焉。”并载隋时的状况云：“炀帝时，遣御史韦节、司隶从事杜行满使于西蕃诸国。至罽宾，得码碯杯；王舍城，得佛经；史国，得十舞女、师子皮、火鼠毛而还。帝复令闻喜公裴矩于武威、张掖间往来以引致之。其有君长者四十四国。矩因其使者入朝，啗以厚利，令其转相讽谕。大业年中，相率而来朝者三十余国，帝因置西域校尉以应接之。寻属中国大乱，朝贡遂绝。然事多亡失，今所存录者，二十国焉。”并因此记录了西域二十三国的情况。显然，自魏晋至隋，中原王朝因丧失了汉人的进取精神，与西域诸国的交往多为消极的接受与接纳，这自然限制了其对西域诸国情况全面详细的了解。特别是历经隋末大乱，西域的情况应该有更多的变化，对于唐人而言，打通西域往来联系的通道，实在需要对西域有新的认识。玄奘求法西行，对于西域的记述，无疑大大补充了历代史书记载西域情况的内容，且资料更为准确翔实。这里不妨以《隋书·西域传》中有关西域龟兹国的记述与《大唐西域记》中龟兹国（按：《大唐西域记》中玄奘译为“屈支国”）的记述做一比较。《隋书·西域传》记“龟兹国”云：
龟兹国，都白山之南百七十里，汉时旧国也。其王姓白，字苏尼咥。都城方六里。胜兵者数千。俗杀人者死，劫贼断其一臂，并刖一足。俗与焉耆同。王头系彩带，垂之于后，坐金师子座。土多稻、粟、菽、麦，饶铜、铁、铅、麖皮、氍毹、铙沙、盐绿、雌黄、胡粉、安息香、良马、封牛。东去焉耆九百里，南去于阗千四百里，西去疏勒千五百里，西北去突厥牙六百余里，东南去瓜州三千一百里。大业中，遣使贡方物。
而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卷一“屈支国”下则载云：
屈支国东西千余里，南北六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十七八里。宜穈麦，有粳稻，出蒲萄、石榴，多梨、奈、桃、杏。土产黄金、铜、铁、铅、锡。气序和，风俗质。文字取则印度，粗有改变。管弦伎乐，特善诸国。服饰锦褐，断发巾帽。货用金钱、银钱、小铜钱。王，屈支种也，智谋寡昧，迫于强臣。其俗生子以木押头，欲其匾㔸也。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经教律仪，取则印度，其习读者，即本文矣。尚拘渐教，食杂三净。洁清耽玩，人以功竞。
两相比较，虽然有一些义项相近，但记载内涵的丰富性则有较大区别。玄奘的记载，突出了其国的疆域面积、都城大小、物产类型、风俗钱币、国君特点、宗教情况几个方面的内容，其中有关幅员、国都、钱币、宗教的义项，是《隋书》所不载的，而关于习俗的记载，则较《隋书》更为详细，凡此都可以看出他的记述是对史家记述的补充与丰富，也为人们更好地认识和了解西域的风情提供了新的信息。不仅如此，在总述其国情况后，他还对一些重要的文物古迹、宗教传说，做了更细致的记录。如在“屈支国”之“总述”之后，还有“大龙池及金花王”“昭怙釐二伽蓝”“大会场及阿奢理贰伽蓝”“传说”四个小节，分别记述其国之宗教古迹与传说情况，大大丰富了此前有关龟兹国记载的内容。如“大会场”一节记其国之佛教建筑与集会习俗：
大城西门外路左右各有立佛像，高九十余尺。于此像前建五年一大会处，每岁秋分数十日间，举国僧徒皆来集会。上自君王，下至士庶，捐废俗务，奉持斋戒，受经听法，渴日忘疲。诸僧伽蓝庄严佛像，莹以珍宝，饰之锦绮，载诸辇舆，谓之行像，动以千数，云集会所。常以月十五日晦日，国王大臣谋议国事，访及高僧，然后宣布。
此类内容的记述，可说是非亲历其地者不能知，而且也只有玄奘这样的博闻强识者才能记录下来。
与《隋书》的记载相比，《大唐西域记》的记述似乎缺少了其国方位的内容。其实，这个内容并没有缺失，而是更有其自己的特点。因为玄奘是以其西行经历所见为记述的次序的，因此，与《史记》《汉书》等史书的相关记载相比，其所记述的西域诸国之间的空间方位及其毗邻关系，就显得更为清晰。一般而言，他总是在记述一国完毕后，按照自己的行进方向，按顺序交代下一国或下一地区与此国之间的方位关系与距离远近。比如他的记述是从高昌以后开始的，因此，高昌以下，他按照顺序介绍云：“出高昌故地，自近者始，曰阿耆尼国。”在阿耆尼国之后，他则介绍云：“从此西南行二百余里，逾一小山，越二大河，西得平川，行七百余里，至屈支国。”屈支国之后，则云：“从此西行六百里，经小沙碛，至跋禄迦国。”如此等等。这种循行进路线介绍诸国情况，从丝路交通往来的角度来看，在今天来看，无疑更具有价值与意义。
二
与西汉张骞、东汉班超等人的出使西域不同，玄奘是以西行求法为目的的，这就使他的此次西行之旅，更多地具有了文化交流的特点。从这一角度看，玄奘的此次西行，则可说为汉代张骞以来的中西交往，开拓了政治、军事、经济交流之外的新内容。而这也可说是其对唐代丝绸之路新开拓的又一重要贡献。
玄奘的西行之旅，是一次文化交流之旅，其纽带则是佛教。他西行的动因，即源于对佛理教义真谛的渴求。在西行之前，他本已是一位在佛教界头角峥嵘的年轻高僧，并受到了佛教硕学大德的称道。《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载他在长安虚心学习佛法的经历谓：
时长安有常、辩二大德，解究二乘，行穷三学，为上京法匠，缁素所归，道振神州，声驰海外，负笈之侣从之如云，虽含综众经，而遍讲《摄大乘论》。法师既曾有功吴、蜀，自到长安，又随询采，然其所有深致，亦一拾斯尽。二德并深嗟赏，谓法师曰：“汝可谓释门千里之驹，其再明慧日当在尔躬，恨吾辈老朽恐不见也。”自是学徒改观，誉满京师。［4］
但是，他并不满足自己已获得的声誉。出于对当时东土所传佛教义理分歧的困惑与对佛理真谛的渴求，他毅然决定西行求法。为了坚定自己的意志，他曾立下宏大的誓愿，并以苦行来考验自己忍受艰苦的毅力：“既方事孤游，又承西路艰险，乃自试其心，以人间众苦种种调伏，堪任不退。”［5］正是由于他在佛学上的造诣以及他对佛教信仰的笃诚和追求佛法的坚毅精神，才使他的西行之旅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并为此次文化交流的成功提供了可靠的基础与保证。
中古时期，西域诸国深受佛教影响，并大都以佛教信仰为主。玄奘一路西行，既是西行求法者，同时由于他所具有的深厚的佛学造诣，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位在西域地区的佛教弘法者。他在西域基本上都受到了当地国君以及士庶的欢迎与礼遇，而其原因乃在于佛教交流所形成的文化因缘。在未出关前至凉州时，他即以弘传佛法而受到人们的尊崇：
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侣往来，无有停绝。时开讲日，盛有其人，皆施珍宝，稽颡赞叹，归还各向其君长称叹法师之美，云欲西来求法于婆罗门国，以是西域诸城无不发欢心，严洒而待。散会之日，珍施丰厚，金钱、银钱、口马无数，法师受一半燃灯，余外并施诸寺。［6］
出关之后至高昌国他所受到的礼遇，也同样是由于佛教的原因。由于高昌国尊崇佛教，所以对于玄奘这样一位来自东土的僧人就有了天然的宗教亲缘。我们看看高昌国君对玄奘的接待情况，就不难理解佛教作为文化交往所具有的特殊作用。玄奘未至高昌前，高昌王麹文泰即遣使远出伊吾来迎接，当他暮夜至高昌王城时，高昌王即令立刻迎接入城，《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于此描述道：
时已日暮，法师欲停，城中官人及使者曰：“王城在近请进，数换良马前去，法师先所乘赤马留使后来。”即以其夜半到王城。门司启王，王敕开门，法师入城，王与侍人前后列烛自出宫，迎法师入后院，坐一重阁宝帐中，拜问甚厚，云：“弟子自闻师名，喜忘寝食。量准途路，知师今夜必至，与妻子皆未眠，读经敬待。”须臾，王妃共数十侍女又来礼拜。是时渐欲将晓，言久疲勚欲眠，王始还宫，留数黄门侍宿。方旦，法师未起，王已至门，率妃已下俱来礼问。王云：“弟子思量碛路艰阻，师能独来，甚为奇也。”流泪称叹不能已。已遂设食解斋讫，而宫侧别有道场，王自引法师居之，遣阉人侍卫。［7］
玄奘之所以受到如此礼遇，既源于高昌国及其国王麹文泰对于佛教的尊崇，同时也与玄奘在佛学上的深厚修养与声望有关。由于这两重原因，麹文泰恳留玄奘，希望其留在高昌国弘传佛法，并祈请云：“自承法师名，身心欢喜，手舞足蹈，拟师而止，受弟子供养以终一身。令一国人皆为师弟子，望师讲授，僧徒虽少，亦有数千，并使执经充师听众。伏愿察纳微心，不以西游为念。”［8］但是，玄奘西游之志坚定不移，在多次恳留不果的情况下，他对玄奘西行依然予以强有力的支持：
为法师度四沙弥以充给侍。制法服三十具。以西土多寒，又造面衣、手衣、靴、袜等各数事。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绫及绢等五百疋，充法师往返二十年所用之资。给马三十疋，手力二十五人。遣殿中侍御史欢信送至叶护可汗衙。又作二十四封书，通屈支等二十四国，每一封书附大绫一疋为信。又以绫绡五百疋、果味两车献叶护可汗，并书称：“法师者是奴弟，欲求法于婆罗门国，愿可汗怜师如怜奴，仍请敕以西诸国给邬罗马递送出境。”［9］
玄奘不仅在西域诸国大都受到礼遇，其到达印度后也是同样如此。在他到达那烂陀寺时，即受到隆重接待。“向幼日王院安置于觉贤房第四重阁。七日供养已，更安置上房在护法菩萨房北，加诸供给。日得瞻步罗果一百二十枚，槟榔子二十颗，豆蔻二十颗，龙脑香一两，供大人米一升……月给油三斗，酥乳等随日取足。净人一人、婆罗门人一人，免诸僧事，行乘象舆。那烂陀寺主客僧万，预此供给添法师合有十人。其游践殊方，见礼如此。”［10］
从以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所载的几个片段材料，不难看出玄奘此次西行所具有的不同于以往的特点。他是文化交流的使者，也是友好交往的使者。他是以真理的探求、文明的交往为目的，并以佛教为交流的纽带，架起了东方古国与西域诸国以及古印度之间交往的桥梁，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的西行才充满了和谐与友好。
玄奘的西行，作为一次文化交流之旅，尽管原本是出于向天竺求法的目的，但是他并不是被动地学习，而是把学习与探索相结合，既有文化的吸纳，同时也有智慧的输出，体现了文化交往中的平等对话原则以及以才德服人的风采，充分彰显了文化交流的本义，从而为不同国家与民族的文明交往，树立了光辉的典范。这一点，无论是在西域还是在印度期间，都有充分的表现。比如在高昌国，他在同木叉毱多进行佛理探讨与交流时，即体现了以才德服人的文化交流特点：
过城西北阿奢理尔寺，是木叉毱多所住寺也。毱多理识闲敏，彼所宗归，游学印度二十余载，虽涉众经，而《声明》最善，王及国人咸所尊重，号称独步。见法师至，徒以客礼待之，未以知法为许。谓法师曰：“此土《杂心》、《俱舍》、《毗婆沙》等一切皆有，学之足得，不烦西涉受艰辛也。”法师报曰：“此有《瑜伽论》不？”毱多曰：“何用问是邪见书乎？真佛弟子者，不学是也。”法师初深敬之，及闻此言，视之犹土，报曰：“《婆沙》、《俱舍》本国已有，恨其理疏言浅，非究竟说，所以故来欲学大乘《瑜伽论》耳。又《瑜伽》者是后身菩萨弥勒所说，今谓邪书，岂不惧无底枉坑乎？”彼曰：“《婆娑》等汝所未解，何谓非深？”法师报曰：“师今解不？”曰：“我尽解。”法师即引《俱舍》初文问，发端即谬，因更穷之，色遂变动，云：“汝更问余处。”又示一文，亦不通，曰：“《论》无此语。”时王叔智月出家，亦解经论，时在傍坐，即证言《论》有此语，乃取本对读之，毱多极惭，云：“老忘耳。”又问余部，亦无好释。［11］
可见，在西行途中，玄奘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行旅过客，他时时在进行着以佛学探求为纽带的交流与学习，他对主人也不是以盲目的依附来获取支持，而是以文化交流的平等态度赢得对方的尊敬，充分体现了自信、平等与尊严。即使在印度学习期间，他也不盲目崇拜，而是虚心向学，唯真理是服，并赢得人们的钦服：
时戒贤师遣法师为众讲《摄大乘论》、《唯识决择论》。时大德师子光先已为四众讲《中》、《百论》，述其旨破《瑜伽》义。法师妙闲《中》、《百》，又善《瑜伽》，以为圣人立教，各随一意，不相违妨，惑者不能会通，谓为乖反，此乃失在传人，岂关于法也。愍其局狭，数往征诘，复不能酬答，由是学徒渐散，而宗附法师。
法师又以《中》、《百论》旨唯破遍计所执，不言依他起性及圆成实性，师子光不能善悟，见《论》称“一切无所得”，谓《瑜伽》所立圆成实等亦皆须遣，所以每形于言。法师为和会二宗言不相违背，乃著《会宗论》三千颂。《论》成，呈戒贤及大众，无不称善，并共宣行。师子光惭赧，遂出往菩提寺，别命东印度一同学名旃尼罗僧诃来相论难，冀解前耻。其人既至，惮威而默，不敢致言，法师声誉益甚。［12］
自贞观十九年（645）春返归东土以后，玄奘即开始了毕生的译经工作，“专务翻译，无弃寸阴。每日自立程课，若昼日有事不充，必兼夜以续之”［13］。至麟德元年（664）其去世时，共翻译经论，合七十四部，总一千三百三十五卷。正是由于他的努力，中国古代丝绸之路文化的交流，才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辉煌，他对唐代丝绸之路的发展、对中国古代中外文化的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人类居住的地球，幅员辽阔，人类创造的文明，丰富多样。由于古代山川阻隔，交通不便，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不过，这些都无法阻挡不同民族、不同文明之间对交往的渴望。但是，纵观前现代时期人类不同文明的交往历史，却是大多伴随着战争、征服、仇恨与杀戮。历史上萨曼王朝对西域喀喇汗王朝的战争，蒙古成吉思汗大军对撒马尔罕花剌子模帝国的攻伐，帖木儿对奥斯曼帝国的征讨，罗马与萨珊波斯的争霸，等等，皆可为证。由此反观玄奘在文化交往中的作为与表现，不难发现其所具有的文明交往的伟大启迪意义。可以说，玄奘以自己一生的实践，树立了一种新的文明交往模式，这就是平等、和平、友好，互相学习，彼此吸纳，使不同文明在交往中获得共同的发展与进步。这就是玄奘对唐代丝绸之路发展最突出的贡献，也是给当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明的交往所给予的最深刻的启示。
本文原载于《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李芳民，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的教学与研究。）
［1］ 关于汉以后中土赴印度求法僧人的情况及其路线，南朝梁慧皎《高僧传》，唐释道宣《续高僧传》皆有所记述。而道宣《释迦方志》卷下《游履篇第五》记述更为详细完整。玄奘为中土众多求法高僧之一。
［2］ 季羡林《玄奘与〈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前言》，见《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第127～128页。
［3］ 玄奘、辩机撰，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上册），中华书局，2000年,第200页。
［4］ 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中华书局，2000年，第9页。
［5］ 同上注，第10页。
［6］ 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中华书局，2000年，第11～12页。
［7］ 同上注，第18～19页。
［8］ 同上注，第19页。
［9］ 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中华书局，2000年，第21页。
［10］ 同上书，卷三，中华书局，2000年，第68页。
［11］ 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中华书局，2000年，第26页。
［12］ 同上书，卷四，中华书局，2000年，第97～98页。
［13］ 同上书，卷七，中华书局，2000年，第1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