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丝绸之路上的香料药物流通及影响✳
元代从拥有地域的广度上讲，是较为可观的，《元史》卷五十八《地理志》：
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盖汉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唐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元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
元代疆域的广阔，打破了诸多前代丝绸之路上的壁垒，使东西陆上交通更加通畅。元代广设驿路，为长途跋涉者提供了良好的物资补给，“于是往来之使，止则有馆舍，顿则有供帐，饥则有饮食，而梯航毕达，海宇会同”（《元史·兵志·站赤》）。当时欧亚之间交通路线主要情况如下：
大致以察合台汗国首府阿力麻里（今新疆霍城附近）为枢纽，东西段均各分为两大干线。东段：一条由蒙古帝国都城哈喇和林（今外蒙鄂尔浑河上游一带）西行越杭爱山、阿尔泰山抵乌伦古河上游，然后沿该河行至布伦托海，再转西南到阿力麻里。一二九五年常德奉旨乘驿抵巴格达见旭烈兀，东段即走此路。另一条由元大都（今北京）西行，由宁夏过黄河入河西走廊；然后或由天山北道抵阿力麻里，或由天山南道入中亚阿姆河、锡尔河两河地区。马可·波罗由陆路来华，即走此路。西段：一条由阿力麻里，经塔拉思（今中亚江布尔城）取道咸海、里海以北，穿行康里、钦察草原抵伏尔加河下游的撒莱；再由此或西去东欧，或经克里米亚半岛过黑海至君士坦丁堡，或经高加索到小亚细亚。［1］
元时绿洲丝绸之路的畅通使元人对西域的认识进一步增强。
一
元人所谓的色目人指的就是西域人，这一时期由于战争、贸易、地区政策等因素的影响，西域人比前代更多地选择入住中原地区。同时，元人也更多地深入西域，了解西域，这从当时流传资料中可略窥端倪。
元人中书令耶律楚材在元开国初年创作的《壬午西域河中游春十首》其七写道：“四海从来皆兄弟，西行谁复叹行程。”［2］表现出元人对待西域的态度，熟悉而友好的情感不言自明。耶律楚材元初随军西征，行程五六万里，在西域地区生活了六七年，写了关于西域的作品《西游录》，对西域风土进行了简要介绍。这一时期描写西域风土人情的作品还有丘处机弟子李志常所撰《长春真人西游记》。1251年元宪宗蒙哥即位后，派其弟旭烈兀率领蒙古大军进行第三次西征，元宪宗九年（1259），常德奉命西觐旭烈兀。常德从和林出发，经由天山北麓向西前往撒马尔罕等地，往返14个月。1263年，刘郁执笔撰写《西使记》，记录了常德在当时绿洲丝绸之路上的见闻。
元代通过绿洲丝绸之路来华的外国人也留下了诸多文献，多方面记载了这条道路在当时的情况。意大利人柏朗嘉宾（Jean de Plan Carpin，1182～1252）在1245年4月至1247年11月，以65岁高龄从法国里昂启程，历两年半多的时间往返西欧和中亚，完成《柏朗嘉宾蒙古行纪》，这部行纪是以军事目的写就的，内容主要是对蒙古人的战争、武器等相关情况的记录。法国人佛兰德斯（Flanders）鲁布鲁克村的威廉（William of Rubruk）于1253～1255年在君士坦丁堡与蒙古草原之间往返，并撰成《鲁布鲁克东行纪》。其他相似作品有：驻波斯国孙丹尼牙城（Soltania）总主教约翰柯拉（John de Cora）于1330年写成的《大可汗国记》；西班牙传教士巴斯喀尔（Pascal）所撰《巴斯喀尔之信》；意大利佛罗伦萨的马黎诺里（Marignolli，Giovanni dei）作为罗马教皇使者，元末来华并写就《马黎诺里游记》；意大利威尼斯人马可·波罗经陆路辗转四年，于元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到达元大都（今北京），在中国游历十七年后，于公元1292年护送元公主嫁波斯伊儿汗国后从波斯返回欧洲，之后写就《马可·波罗游记》。以上作者皆亲自行走于丝绸之路，所见为实，这些东西游记作品的大量出现，能够反映出当时陆上丝绸之路繁华的基本状况。
在这条道路上，行走着来自意大利、波兰、君士坦丁堡以及阿拉伯、波斯等地的商人。元大都成为当时的贸易中心，来自意大利佛罗伦萨的裴哥罗梯（Pegolotti）写于大约1340年的《通商指南》记载当时北京的情况：“尤以汗八里都城商务最盛。各国商贾辐辏于此，百货云集。”［3］元代载入东方的物品主要是驼马、珍宝、水晶、香料、药物、玉器、文豹、狮虎等，而运往西方的物品则主要是丝绸、茶叶、瓷器、麝香、大黄、枸杞等。记载元代见闻的《鲁布鲁克东行纪》一文记载了僧侣用大黄汤给病人治病的情况。［4］
西域诸汗国与元之间的朝贡贸易中，药物与驼马、珍宝、水晶、玉器、文豹、狮虎等一起成为重要的朝贡物品。《元史·文宗本纪》记，1330年“诸王不赛因使者还西域，诏酬其所贡药物价值”［5］。元时的西凉府即今甘肃武威，是丝绸之路上通向西方非常重要的河西走廊，麝香在这里是极为常见的，马可·波罗所著《马可·波罗游记》载：
在这个国家（西凉国）又出产最优良和价值高昂的麝香，生产这种麝香的动物，是一种名叫香獐的动物。它的皮毛和一种较大的鹿相似。尾和脚很像羚羊，但头上不长角。它有四个突出的牙齿，长约七厘米，上下牙床各长两个，细长色白，宛如象牙。就整体讲，这是一种非常好看的动物。取麝香的方法是每当月圆之夜，这种香獐的脐部有一袋凝固的血块，专门猎取麝香的人利用星月的清辉，割下这个皮囊，晒干。这样美好的麝香，散发出来的香气最为浓郁喜人。他们捕得大批的香獐，肉也相当可口。马克‧波罗曾把晒干的香獐头和脚带回威尼斯。［6］
《马可·波罗游记》还记载了契丹省的一种酒，“是由米加上香料和药材酿成的。这种饮料——或可称为酒——十分芬芳甘醇，他们简直认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胜过它”［7］。这些记载都能够表明当时绿洲丝绸之路沿线人们对别国香料药物的浓厚兴趣及交流情况。
道家医药在当时颇为有名，《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记载，丘处机曾于元太祖十七年（1222）夏在今印度库士山中八鲁湾遇到了在此避暑的元太祖，元太祖向丘处机询问长生之药事：“食次，问：‘真人远来，有何长生之药以资朕乎？’师曰：‘有卫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上嘉其诚实，设二帐于御幄之东以居焉。”［8］该书卷下又记，俭俭州（今外蒙古唐努乌梁海境内）出肉苁蓉，表明丘处机师徒一路西行对沿途药材生产情况的关注。
回族医药学是阿拉伯—伊斯兰医药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语言的变化，回族的历史称谓也在不断变化，北魏时被称为袁纥、乌护，隋时称韦纥，唐时称回纥、回鹘，元明时称畏兀儿、回族，明朝后期称维吾尔。绿洲丝绸之路的开辟将回纥的香料、医药和医疗技术传入内地。
回纥医药发展历史甚为悠久，新疆吐鲁番发掘出西域高昌（高车）国干尸中，有的身上带有丸状药物，有的脑部和腹部竟然有做过手术的痕迹。这些两千多年前的干尸体现了当时回纥的医药发展及医疗水平。
唐代，苏敬等人于唐显庆初年编著的《新修本草》（亦称《唐本草》）记载的844种药物中有100多种回药。五代时西域回纥人李珣编纂了《海药本草》一书，李珣是居于四川的波斯商贾李苏沙之后人，该书专门记述由海外传入中国的药物，共计120多种。公元730年，回纥名医楠突从西域龟兹来到中原，他曾为扬州人鉴真和尚治疗双目。鉴真亦曾在扬州香药市场的西域回纥店中买到“奇效丸”“多病药”“丰心丹”等几十种药材和香料。
元时来华的西域人较多，他们带来了大量西域地区的医药文献。同时，由于蒙古西征军队的需要，一些伊斯兰医师跟随军队被带回，他们在骨科、眼病科以及肿毒的治疗方面有着独到之处。这种西域医者来华的现象在元人王沂《老胡卖药歌》中有所记载：“西域贾胡年八十，一生技能人不及。神农百草旧知名，久客江南是乡邑。朝来街北暮街东，闻掷铜铃竞来集。师心已解工名术，疗病何须说《难经》。……灯前酌酒醉婆娑，痼疾疲癃易得瘥。金丝膏药熬较好，伤折近来人苦多。川船南通有新药，海上奇方效如昨。眼中万事不足论，流寓无如贾胡药。”［9］
元代统治者较为看重西域药物，设立了专门的回药机构，中统四年（1263），颇通西域诸国语言及星历、医药的爱薛掌西域星历、医药二司。爱薛，拂林（今叙利亚）人，元初入华，是阿拉伯天文学家、医学家，至元七年（1270）西域医药司改为广惠司，秩正三品，仍由其执掌。元代还创办京师回族医药院，由爱薛的妻子撒刺主持。爱薛曾为秘书监从国外搜集或个人编订了总共23种回族医药书籍。
统治者的关注，是回纥医药及医疗技术东来的重要助推力，“回鹘健康药物食品和医疗技术，不断给中国医学、医药市场增添了很多宝贵财富。在修增以后的《本草》等医典中，我们可以随处看到伊本·西拿等西域回鹘医学家在自己的《医典》中早已提出的很多医方制药、营养物品和中西分科等方面的内容，后来作为继承西域回纥文化、医学健康营养学的名人们——贯云石、鲁明善、忽思慧、萨德弥实、安藏、沙剌班、答里麻等，为广泛推广和丰富中原医学文化做出了共同努力”［10］。
二
蒙元时期积极推行有利于市舶建设的政策，调整相关措施，并能够积极有效地处理沿海边防，为沿海物资贸易提供了良好的保障。因此，蒙元时期的海上贸易依然繁荣，尤其是福建泉州港口的繁华，在经历宋、元两朝经营后，堪比汉、唐时期的福州港口。
从国家政策方面来看，蒙古族南下之后，沿袭了自宋代以来在南方设立市舶司管理海上贸易的方法，并且不断调整对市舶司的管理，以期寻求更加适合当时海上贸易发展需求的管理方法。《元史》载：
至元十四年，立市舶司一于泉州，令忙古领之。立市舶司三于庆元、上海、澉浦，令福建安抚使杨发督之。每岁招集舶商，于蕃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及次年回帆，依例抽解，然后听其货卖。［11］
元世祖在至元十五年（1278）八月，又下令：
诏行中书省唆都、蒲寿庚等曰：“番国列居东南岛屿者，皆有慕义之心，可因番舶诸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朕将礼宠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12］
这一诏令，进一步表明了自己对南方海上贸易的支持态度。在这样的情况下，南海香料贸易繁荣，元代海陵（今江苏泰州）人马玉麟《海舶行送赵克和任市舶提举》一诗写道：
玉峰山前沧海滨，南风海舶来如云。大艘龙骧驾万斛，小船星列罗秋汶。
舵楼挝鼓近沙浦，黄帽歌歌鸣健橹。海口人家把酒迎，争接前年富商贾。［13］
这是诗人对当时情况的记录。考古发掘同样证实了当时海上香料贸易的盛况，1973年在泉州湾发掘出一艘宋末元初回航的船只，船上香料重达四千七百余斤，香料种类包括胡椒、龙涎香、降真香、沉香、檀香、乳香等。元代香料是海上贸易往来的主要物品，在由元朝陈大震、吕桂孙撰写，成书于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集中记载广州地方事宜的《大德南海志》中，列出的71种海路商品中香料就有36种。
元朝与印度半岛海上贸易往来频繁，元人船只装载丝绸、金银、药材前往德里王国、马拉巴王国、古者拉特王国等地换取胡椒、姜、肉桂皮等香料。印度的香料及药材当时亦向西运输至亚丁湾，再从亚丁湾运送到亚历山大港，《马可·波罗游记》中详细记载了运输的情况：
商人们在船到亚丁港后，将货物卸下船，然后用骆驼向内地转运，走三十日，到达尼罗河。再用一种叫作哲姆斯的小船装载货物，沿尼罗河运抵开罗，再从这里沿一条叫作加利齐恩的运河到达亚历山大港。［14］
当时繁荣的海上贸易给亚丁湾带来了可观的收益：
亚丁的苏丹（亚丁君主）向印度运来的商品以及从他的港口运出的商品征收关税，从中取得了巨额财富，因为这个港口是那一带最大的商品交易市场，也是一切商船来往的必需之所。［15］
元人商船还从东南亚地区的桑给巴尔岛上换取象牙和龙涎香。元时大量香料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输入，元人宋本所撰《舶上谣送伯庸以番货事奉使闽浙》之八有：“薰陆胡椒腽肭脐，明珠象齿骇鸡犀。”［16］这充分表现出当时海路运输的繁华。
元代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的香料数量也不在少数，上文提到《大德南海志》记录了当时广州地区通过南海的71种商品中香料就有36种。元时中国对胡椒的消费数量庞大，杭州市场上“每日上市的胡椒有四十三担，而每担重二百二十三磅”［17］。泉州港口的胡椒出口量在当时也非常大，而且利润可观，“精细货物必须付该货物总价的百分之三十作为运费，胡椒等需付百分之四十四，而檀香、药材以及一般商品则需付百分之四十。据估算，他们的费用连同关税和运费在内，总共占货物价值的一半以上，然而就是剩余的这一半中，他们也有很大的利润”。但这些货物中仅有不到百分之一的胡椒被运往西方的亚历山大港。［18］
除以上私人海外贸易外，元时亦有朝贡贸易。东南亚诸国多以香料药物前来朝贡，其中来华最多的是安南国。安南国也称交趾，位于今越南北部地区，该地主要出产阿魏、诃黎勒、郁金、朱砂等药物以及沉香、檀香、降真香、香附子等香料。至元二十六年（1289），安南进贡的香料药物名称记载于元人徐善明的《天南行记》：“一苏合香油盛用银瓶三口（油共重一百六十三两，瓶共重七十九两），一白檀香二齐（共重十斤十五两），一梅香檀五齐（七十斤），一甘麻然香一百斤，一草果十斤，一象牙二十扎，一犀角二十株。”［19］其他如占城、爪哇、真腊等地都曾入贡，元政府给这些国家朝贡来的使臣回赠的物品中也有香料药物，《元史》卷二百九《安南传》中记，中统四年（1263）十一月，“光昺遣杨安养充员外郎及内令武复桓、书舍阮求、中翼郎范举等奉表入谢，帝赐来使玉带、缯帛、药饵、鞍辔有差”［20］。
三
元代香料药物被用在生活的各个方面，祭祀礼仪、饮食、计时、熏香居室、房屋建筑、丧葬等都可见到香料。元代外来香料对于普通百姓而言仍然是价格高昂的物品，元初人有诗：“薰陆番椒各有差，海南方物到贫家。自惭不及前人德，投我琼琚报木瓜。”［21］但这也并不妨碍这些香料被人们喜爱追捧。
元代香料是皇族大型仪式中不可或缺之物。在所有皇族参与的庆祝新年的白色节日上，“行礼完毕后，大主教走到一个陈设富丽的法坛前，坛上有一块红牌，写着大汗的御名，靠近牌位的地方有一个香炉焚着贡香。大主教以朝会众人的名义，手捧香火，对着牌位和祭坛毕恭毕敬地敬礼。这时，每个人都必须跪在地上”［22］。
元代，香木料依然是重要的建筑材料，皇宫建筑以及富贵人家家具制作的重要材料就是紫檀木。元皇宫内有一座修建精妙的紫檀殿，所用紫檀木料来自印度南部的马八儿王国。除了用为建筑材料，香料木也被用来制作家具，元末明初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记元时春阁寝殿内的紫檀御榻是首次将紫檀木制成坐具的记录。
蒙元时期香料药物在饮食中的使用情况可见忽思慧成书于元文宗天历三年（1330）的《饮膳正要》，忽思慧于元仁宗延祐年间（1314～1320）选任饮膳太医一职，其书中所记是对之前元代宫廷饮食的总结。该书卷三“料物性味”部分载有：胡椒、小椒、良姜、茴香、莳萝、陈皮、草果、桂、姜黄、荜拨、缩砂、荜澄茄、甘草、芫荽子、干姜、生姜、五味子、苦豆、红麹、黑子儿、马思答吉（乳香）、咱夫兰（藏红花）、哈昔呢（阿魏）、稳展（阿魏树根）、胭脂、栀子、蒲黄、回回青（扁青）等二十八种香料药物。［23］
该书所载使用香料药物的汤品、饮品主要有马思答吉汤、苦豆汤、桂浆、桂沉浆、荔枝膏、梅子丸、五味子汤、人参汤、仙术汤、四和汤、茴香汤、橘皮醒酲汤等，饼类食物如莳萝角儿、黑子儿烧饼、橙香饼儿、牛髓膏子的制作也都需要添加香料。茶类的制作同样添加香料，如卷二“诸般汤煎”中“香茶”的配料是：“白茶一袋，龙脑成片者三钱，百药煎半钱，麝香二钱同研细，用香粳米熬成粥，和成剂，印做饼。”［24］ 香料药物用于酿酒、煮粥、服食等各方面知识在该书中都有详细记载。这些记载集中体现了元人对香料药物在食用方面的认识及使用情况。
元代进入中原地区的伊斯兰教徒饮食具有鲜明特色，这种饮食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大量使用来自西域的香料，明马愈《马氏日钞》中记载：
回族茶饭中，自用西域香料，与中国不同。其拌俎醢，用马思答吉，形类地榭，极香。考性味苦香无毒，去邪恶气，温中利膈，顺气止痛，生津解渴，令人口香。又有咱夫兰，状如红花，味甘平无毒，主心忧郁，积气闷不散，令人久食心喜。其煮物用合昔泥，云即阿魏，味辛温无毒，主杀诸虫，去臭气，破症瘕，下恶除邪解蛊毒。其淹物用稳展，味与阿魏同，云即阿魏根，味辛苦温无毒，主杀虫去臭，淹羊肉香味甚美。面中用回回豆子，状如榛子，肉味，及香美磨细，和于面中，味香，去面毒。［25］
其中提到的香料有马思答吉（乳香）、咱夫兰（藏红花）、合昔泥（阿魏）、稳展（阿魏树根）等，这些香料大多是从中亚、西亚传入。元时伊斯兰教徒在中原地区聚集较多，所谓“元时回回遍天下”［26］，伊斯兰特有的饮食方式在元代饮食系统中颇具特色。
除以上各方面外，香料在元代还被用于计时。用香计时是古人的一种生活习惯，但用来放置计时香器的物件在元代时得到改进，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就曾经制出精巧的“柜香漏”和“屏风香漏”。元时出现了线香。除了瓷器香炉，元代还出现了琉璃香炉及三彩香炉，琉璃三彩龙凤纹熏炉是元代香炉中的精品。这是香文化在元代进一步发展时在器物方面的表现。
元人在使用香料上也出现了新方法。元人龙辅《女红余志》一书记有“生香屧”，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鞋子，“无瑕屧墙之内，皆衬沉香，谓之生香屧”［27］。在鞋子的底部中空处放置沉香，取其香气。前代仅有用香料熏香鞋子的记载，直接在鞋子中放置香料的鞋在前代尚未出现，是元人在香料药物使用中的一个创举。
元末时有关木乃伊的记载首见于汉文史料，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木乃伊”条记：
田地有年七八十岁老人，自愿舍身济众者，绝不饮食，惟澡身啖蜜。经月，便溺皆蜜，既死，国人殓以石棺，仍满用蜜浸，镌志岁月于棺盖，瘗之。俟百年启封，则蜜剂也。凡人损折肢体，食匕许，立愈。虽彼中亦不多得。俗日蜜人，番言木乃伊。［28］
这段记载一方面反映了当时木乃伊的形成方法，另一个方面也反映了元末时人们对域外治疗跌打损伤特效药的一种追寻。但这种特效药似乎仅仅局限于传说，到明代李时珍撰写《本草纲目》时也仅仅是对《南村辍耕录》所收材料的简单转引，李时珍在这则材料后写道：“陶氏所载如此，不知果有否?姑附卷末，以俟博识。”［29］
（王早娟，西北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宗教学、古代文学。）
✳ 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17JK0725）；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2017C004）。
［1］ 蒋致洁《蒙元时期丝绸之路贸易新探》，《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2期。
［2］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五，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60页。
［3］ 张星烺编著《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中华书局，2003年，第417页。
［4］ 耿昇、何高济译《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中华书局，1985年，第290页。
［5］ 宋濂《元史》卷三十五，“本纪”第三十五，中华书局，1976年，第792页。
［6］ 〔意〕马可·波罗著，梁生智译《马可·波罗游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83页。
［7］ 〔意〕马可·波罗著，梁生智译《马可·波罗游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140页。
［8］ 李志常著，党宝海译注《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0页。
［9］ 王沂《伊滨集》卷五，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 艾尔肯《传入东方的回鹘医学》，《中国民族报》2014年5月27日。
［11］ 宋濂《元史》卷九十四，“志”第四十三，中华书局，1976年，第2401页。
［12］ 宋濂《元史》卷十，“本纪”第十，中华书局，1976年，第204页。
［13］ 马玉麟《东皋先生诗集》卷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6页。
［14］ 〔意〕马可·波罗著，梁生智译《马可·波罗游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260页。
［15］ 〔意〕马可·波罗著，梁生智译《马可·波罗游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260页。
［16］ 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卷二百八十，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
［17］ 〔意〕马可·波罗著，梁生智译《马可·波罗游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196页。
［18］ 同上注，第209页。
［19］ 陶宗仪《说郛》卷五十六，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0］ 宋濂《元史》卷二百九，“列传”第九十六“外夷二”《安南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4635页。
［21］ 侯克中《艮斋诗集》卷十《杨招讨送乳香胡椒答以木瓜煎戏赠》，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2］ 〔意〕马可·波罗著，梁生智译《马可·波罗游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118页。
［23］ 忽思慧著，刘玉书点校《饮膳正要》，人民卫生出版社，1986年，第148～152页。
［24］ 同上注，第58页。
［25］ 马愈《马氏日抄》，烟霞小说本。
［26］ 张廷玉《明史》卷三百三十二，“列传”第二百二十，中华书局，1974年，第8598页。
［27］ 徐陵编，吴兆宜注《玉台新咏笺注》卷七，中华书局，1999年，第290页。
［28］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三，中华书局，2005年，第42页。
［29］ 李时珍著，刘衡如等校注《本草纲目》（下）卷五十二，华夏出版社，2009年，第19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