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čoγay與總材山

《新唐書·突厥傳》記載了骨咄祿起兵建立第二汗國的經過，其文云：

骨咄祿，頡利族人也，雲中都督舍利元英之部酋，世襲吐屯。伏念敗，乃嘯亡散，保總材山，又治黑沙城，有衆五千，盗九姓畜馬，稍彊大，乃自立爲可汗，以弟默啜爲殺，咄悉匐爲葉護。161

夏德最早利用這段史料，將碑銘中的čoγay比對爲漢文史料中的“總材山”。夏德在《跋暾欲谷碑》中指出：碑銘裏的čuγay quzïn162對應於漢文裏的“總材山”，雖然語音上並不完全吻合。163

最早的突厥碑銘研究者罕通漢語，故而夏德的比對，沉寂數十年。1936年，岩佐精一郎最早接受夏德之論，認爲čuγai quzï與總材山可能爲同一地。164其後，雖朱延豐165、İsenbike Togan166認爲這一比對“仍在存疑之列”，但馮加班167、劉茂才168、岑仲勉169、劉義棠170、耿世民171、芮傳明172、鈴木宏節173、Mehmet Ölmez174等中外學者多從夏德之說。175將čoγay與“總材山”聯繫起來，無疑推進了čoγay地理位置及突厥第二汗國初興時期歷史研究的深入。

筆者贊同čoγay yïš爲總材山林說，čoγay爲“總材”的音譯。原因如下：

第一，關於夏德提出的對音不完全吻合問題，似可換個角度思考。

筆者認爲，čoγay的第一個輔音字母爲č，突厥語中以這一字母爲詞首的單詞多爲外來語借詞，因而čoγay一詞的字母構成昭示了其爲外來語的可能性。“總材”古音，可復原爲[tzong-dzə]，tzong韻母-ṅ收聲消失，可轉爲čo；dzə的咍攝讀爲ay，但dz-并不能轉爲γ-。據牙音腭化規律，γ-可變成dz-，但卻不能相反。由於突厥語中čoγay意義不明，而漢文中的“總材”與其地貌符合并有蒙古語義譯爲證（詳見本文第三部分），因而筆者不認爲漢文“總材”是突厥語čoγay的音譯，而是正好相反；但突厥語中的čoγay一詞，可能不是直接借自漢語的“總材”，而是經過了其他語言的中介。這種中介語言是否爲粟特語，待考。

第二，《暾欲谷碑》與唐史籍記載事實符合。

《暾欲谷碑》西2行記載：

türk bodun qanïn bolmayïn. tabγačda adrïltï. qanlantï. qanïn qodup tabγačqa yana ičikdi.

（突厥人民沒有自己的汗。脫離了唐朝，有了汗。他們又棄其汗而臣屬於唐朝。）

這裏記述的是阿史那泥孰匐、阿史那伏念起兵叛亂被殺的事。據《舊唐書·高宗紀》和新、舊《唐書·突厥傳》可知：調露元年（679）冬十月，單于大都護府突厥阿史德溫傅及奉職二部相率反叛，立阿史那泥熟匐（Ašina Näšä Bäg）爲可汗，二十四州首領皆響應，反叛唐朝。在裴行儉的打擊之下，調露二年（680）三月，阿史那泥熟匐爲其部下所殺，奉職被擒，阿史那泥熟匐部下投降。176這是突厥人第一次拋棄自己的可汗。永隆二年（681），阿史德溫傅又從夏州迎來頡利族子阿史那伏念，渡過黃河，將其立爲可汗，再次得到突厥各部回應。但在裴行儉的進攻和反間計下，阿史德溫傅和阿史那伏念互相猜疑，閏七月，阿史那伏念捆綁阿史德溫傅投降。177這是第二次因可汗和其統領的部衆之間內亂而使反叛失敗。《暾欲谷碑》沒有直接指責阿史那伏念可汗，只說突厥人棄其可汗而臣屬唐朝，有爲尊者諱之意。但碑文所敘述的突厥起兵的歷史與唐代文獻記載是相符合的，可以作爲信史來看。

第三，中文史籍反映了暾欲谷逃亡在山林中的生活。

《資治通鑑》卷二一一“開元四年（716）十月”條記載：

毗伽又欲築城，并立寺觀，暾欲谷曰：“不可。突厥人徒稀少，不及唐家百分之一，所以能與爲敵者，正以隨逐水草，居處無常，射獵爲業，人皆習武，強則進兵抄掠，弱則竄伏山林，唐兵雖多，無所施用。若築城而居，變更舊俗，一朝失利，必爲所滅。釋、老之法，教人仁弱，非用武事勝之術，不可崇也。”毗伽乃止。178

在這裏，暾欲谷說的“弱則竄伏山林，唐兵雖多，無所施用”，正是他與骨咄祿早年躲藏潛伏在總材山林與唐作戰的寫照。暾欲谷與骨咄祿當年正是“竄伏山林”，讓唐兵無法剿滅，才贏來了突厥的復興。暾欲谷對毗伽可汗說的話，是對其早年經歷的回憶，也是對突厥獲勝經驗的總結。暾欲谷和骨咄祿竄伏的山林，是總材山林，亦即čoγay山林。

第四，中文史籍文獻中關於總材山位置的記載，與突厥第二汗國復興之初的軍事戰爭狀況相符合。

第五，《暾欲谷碑》所暗示的čoγay地貌特征及物產，與唐史記載的總材山特徵相符。以上兩點詳見下論。

下面我們先探討中文史籍中的總材山方位和“總材”的含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