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启蒙民族主义的排斥性

由此可见，当把公民身份导向的民族主义看作具有启蒙性的时候，既需要对启蒙的范围持更广阔的视野，又需要对启蒙的条件作更细致的分析。总体而言，吉登斯等人以及前面有关启蒙民族主义的分析都主要集中在民族国家内部，持一种静态的分析视角，而且倾向于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ideal type）的建构。本部分将引入更加深入和更加广泛的分析视野，集中检视启蒙民族主义的范围，即考察启蒙民族主义能够在多大范围内保持其启蒙的性质。对于这一问题的分析将表明，在现实生活中，启蒙只能局限于特定的范围，超越了这一范围，它将很可能变得具有排斥性。

前文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将分析的视野延展到了后现代主义的公民身份，但本文仍然承认，吉登斯等人将分析的重点集中在传统公民身份上具有其合理性，因为“自由主义的公民身份传统主导了刚刚逝去的两个世纪，时至今日，情况依然如此”（Heater，2001:1）。但是，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接受吉登斯等人的全部观点。吉登斯等人看到了公民身份的“启蒙性”以及由此带来的民族主义的“启蒙性”，但却很少重视公民身份的“排斥性”以及由此催生的民族主义的“排斥性”。不论对于共和主义还是自由主义传统来说，公民身份都兼具包容和排斥的含义。前者体现在对特定个体的接纳上，后者则体现在对其他个体的排斥上。不论在共和主义公民身份处于支配地位的时期还是在自由主义公民身份发展的早期，公民都仅仅是少数人的特权，“血统”“男性”“财产”“选举权”“身体健全”等是获得公民资格的基本标准，占人口大多数的妇女、奴隶、外国人等在形式和实质上都被排斥在公民团体之外。时至今日，所有个体在形式上都拥有了公民身份，但这并不意味形式公民身份与实质公民身份之间不存在矛盾。“一个人可以拥有正式的国家成员资格，然而却被拒绝（在法律上或事实上）拥有某种政治权利、公民权利或者社会权利，或者在各种背景中被拒绝参与管理公共事务……”（Brubaker，1992:36）。今天，公民身份的排斥性主要体现在形式普遍性后面隐含的实质排斥性上。比如，忽视其他族群的特殊文化要求，以支配族群的文化标准来匡衡少数族群；忽视女性由于社会分工、性别差异等形成的特殊性别要求，以男性的普遍性标准衡量和要求女性等。将这种分析用于检视公民身份导向的民族主义，将使我们对启蒙民族主义形成更深刻的认识：启蒙与排斥并不必然相互对立。一个民族在某些范围内存在的启蒙性并不排除在其他范围内存在的排斥性。例如，主流族群内部的启蒙与对其他族群的歧视可以并行不悖，出现“简单地要求其他族群整合到一个实际上带有敌意和种族主义的政治体制中去”的情形（Faulks，2000:51）；同理，男性内部的启蒙与对女性的歧视也可以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在分析民族主义排斥性的时候，还有必要超越民族国家的视界和静态的视角，从全球化和动态的角度加以理解。20世纪中后期出现的全球化这一引人瞩目的发展潮流，一方面正在改变民族的构成，民族成员之间的交往和杂居程度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度，另一方面正在改变民族主义，把各种曾经纯粹的民族意识带入五彩斑斓、相互碰撞的文化舞台。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伴生物，国际移民则是催生这两大变化的直接因素。与此前具有经济和临时性质的国际移民相比，20世纪70年代至今形成的新的国际移民浪潮表现出非偶然性和永久定居的性质（Messina，2007）。据统计，1950—2000年间，进入德国的外国人数约为3100万，其中净移民数量约为900万，占德国总人口的8.9%（Martin，2003）。到2002年，外国移民占法国、德国、奥地利、瑞典、瑞士等西欧国家总人口的比例均超过5%，瑞典的比例甚至高达19.9%（Messina，2007）。国际移民浪潮不仅仅出现在西欧，在北美、澳大利亚乃至整个世界都已成为普遍的现象。但是，作为一种外生变量，国际移民却给输入国的民族性和公民性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对于移民来说，归化（jus domicile）是他们获得输入国公民身份的唯一途径。但是，民族主义的排斥性却经常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大障碍。德国堪为这种情况的最佳例证。随着共产主义统治在东欧的结束，许多既不会说德语、对德意志文化也知之甚少的德意志“族裔”加入德国，成为德国的公民。与此相反，两百多万名土耳其客籍工人却被拒绝在公民身份的门槛之外。他们尽管在德国已居住多年，甚至是数代，拥有正当的职业，也缴纳了各种税收，但却不能拥有相应的公民身份。作为一个以现代公民身份为基础的自由民主国家，德国实行的实际上是一种双轨制，即一方面是德意志民族内部的启蒙，另一方面是对于其他民族的排斥。

如果说德国代表的仅仅是“血统原则”的情形，在实行“属地原则”的法国，情况也不见得会好多少。属地原则根据“共和国的领土”和“是否接受世俗共和主义价值”来授予公民身份，不考虑血统、种族等前现代政治价值，因此，被看作代表了“进步的现代主义观念”（Faulks，2000：45）。但是，面对日益增多并且永久居留的国外移民，法兰西民族的共和主义精神也经受着越来越严峻的考验。1989年，当三个穆斯林学生戴着头巾来上课而被学校当局遣送回家时，当勒庞领导的极右党“人民阵线”在全国大选中赢得高达15%的选票并且控制了部分地方政府的权力时，2005年前后，当巴黎以及其他城市持续不断地出现“移民骚乱”时，潜藏在法兰西民族心灵深处的恐惧和外国移民心灵深处的怨恨终于浮出了水面。这些事件表明：即使在像法国这样一个自认为对“共和”和“多元”的热爱超过了对“种族”和“血缘”的热爱的国家，支撑其“公民身份”的各种假设仍然深深浸渍在民族性的营养中，国际移民检测了法兰西民族启蒙性的纯正度。与德国的情形相比，法国的情形更反映了启蒙民族主义的范围和动态特征。如果说自由、共和、多元、包容等构成了启蒙民族主义的基本内涵的话，那么，国际移民便从多个角度检视了它们的范围和抗干扰程度：移民既是自由和共和的象征，也是自由和共和的威胁；移民是多元的表现，也是多元终结的标志；移民是包容落实的表现，也是包容不再可能的证明。超越了法兰西民族，启蒙性终究难敌移民的煎熬而表露出排斥性的底色。

现实表明，民族主义的启蒙性终归具有一定的边界。比如，局限于主流族群内部或者本民族内部。超越了这一边界，它就可能表现出排斥的特征。对于公民身份导向的民族主义来说，启蒙性与排斥性之间可能并不矛盾，对于本民族内部的启蒙与对于其他民族或者族群的排斥可以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同时，启蒙民族主义还具有动态的性质。民族主义在特定的背景下具有启蒙性，但并不必然在所有时候都具有启蒙性，外生变量可以影响乃至改变民族主义的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