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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这些问题时，依旧需要遵循亚里士多德检讨在现实中产生的符号的做法。对于这样的提问而言，一个恰当的题材是苏维埃制度的代表特质。苏联有一部宪法，甚至写得相当漂亮，上面规定的制度总的来说可归入初级型之下。不过，对于它的代表特质，西方民主派和共产主义者的意见截然相反。西方人会说，仅有代表机制还不行，投票者必须有真正的选择权，苏联宪法所规定的一党专政，使选择成为不可能之数。共产主义者会说，真正的代表必须为人民的利益着想，为了使制度成为真正的代表制，政治生活必须避免以多个政党来代表特殊利益，只有共产主义政党垄断了代表权的国家，才是真正的人民民主国家。这样一来，争执的关键就在于政党在代表过程中的中介作用。

问题十分不清楚，难以遽下判断。这种情形颇令人不安，而且，人们很容易通过如下方式更增困惑，就是回想起美国建国时代，许多杰出的政治家认为，只有在完全不存在政党的情况下，才可能有真正的代表。此外，其他许多思想家会把英国的两党制的运转归结为，两党最初实际上是英国贵族的两派；还有其他许多思想家会在美国的两党制中发现一种隐秘的同质性，它使两党似乎是同一个政党的两派。因此，在总结这些不同的意见时，可以形成这样的排列：一种代表体制是名副其实的代表制，前提是没有政党，或是有一个政党，或是有两个或多个政党，或是有可被视为一党之两派的两党。最后，为了完成这幅图画，或许可以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流行的多元政党国家这个类型概念，谓一种代表体制如果有两个或多个无法在原则上达成一致的政党，就无法运转。35

从这些形形色色的意见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初级型的代表制度并没有穷尽代表问题。透过意见的冲突可以看出以下的共识，就是仅当与代表之本质相关的某些要件被满足时，代表之程序才是有意义的，而程序的确立并不会自动提供这种可欲的本质。还有一个共识是，某些中间制度——政党——关系到这种本质的保全或败坏。然而除此之外，问题就变得令人困惑了。这里说到的本质，含糊地与人民的意愿相关联，但是“人民”这个符号的确切意思是什么，却并不清楚。这个符号必需留待稍后考察。而且，究竟政党之数目是多少，方能保证或不能保证这一本质之充溢，这种数目上的分歧也提出了一个未经充分地分析过的、不能靠数政党的数目来把握的隐蔽问题。因此必须认为，像“一党制国家”这样的类型概念，其理论价值是可疑的；对于简要介绍当下的政治论争而言，它可能有某种实际的用处，但是它显然没有被充分阐明，足以在科学中具有相干性。它属于像初级型的代表制概念这样的初级类别。36

这些最初的方法论追问并没有进入断港绝潢，但收获却不得要领，因为我们一下子把网撒得太宽。为了阐明这个问题，必须对之加以限定；为此目的，有必要进一步反思苏联这个诱人的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