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逍遥
小大之辩的思想使得魏王眼界大开，惝然若有所亡，使坎井之蛙规规然自失，使河伯望洋而叹。所谓“吾在于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见少，又奚以自多”，显然有利于打破常规的度量观念，引导人类走出人的世界，突破九州、中国、四海的局限，把目光转向天地之间，或者按照通俗的说法，使人树立鲲鹏水击三千里、扶摇九万里的远大志向。但是对于庄子哲学的整个体系而言，小大之辩才是第一步。
小大有别和小不及大，并不是对大的肯定和对小的否定。因为，第一，量是无穷无限的。一之上有二，二之上有三，“自此以往，巧历不能得”（《齐物论》）。数量上的无限是没有意义的，以无穷的数量作为衡量事物的标准，就会将人带入“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养生主》）的危境。第二，量的大小不是事物之间质的差别，量的大小和世界万物的共同本质无关。具有量的事物，也就一定是有条件而存在的事物，无论事物的量是大是小，同样都要受量的限制，而不可能是绝对的。大舟之下要有大水，鹏翼之下要有大风，狸狌“卑身而伏，以候敖者，东西跳梁，不避高下，中于机辟，死于网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云，此能为大矣，而不能执鼠”（《逍遥游》）。从这个意义上看，“逍遥游”的“逍遥”就既不是指斥
的逍遥，也不是指鲲鹏的逍遥，而是指“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的“逍遥”。逍遥游的自由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由，而是超越了量的关系的无条件的绝对的自由。所以《秋水》篇说，河伯问于北海若曰：“然则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曰：“否。夫物，量无穷，时无止，分无常，终始无故，是故大之观于远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细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穷至大之域？”“夫精粗者，期于有形者也。无形者，数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围者，数之所不能穷也。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这就是说，并不能认为天地就最大，“豪末”就最小，因为事物都是度量无穷、变动不居、得失无常、无始无终的。有形的事物总是有精有粗，但是无形的东西就超出度量之外，其小不可分，其大不可穷尽，数的概念在此失去意义，语言也因而无从描述。所以对这种无形的东西，已无所谓精粗、大小，也就不再存在什么“小大之辩”了。
从“小大之辩”的概念推导出了“逍遥”的概念，而现在“逍遥”的概念又否定了“小大之辩”。
从对量的注意到对量的否定，这是先秦道家习惯的逻辑方式，在这一点上老子、庄子二人是相同的。老子认识论思想中，从“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老子·二章》），即量的差别，到“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善之与恶，相去何若”（《老子·二十章》），即提出质疑，最后到“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老子·四十一章》）、“大盈若冲，大直若屈”（《老子·四十五章》），即从而否定数量尺度的逻辑过程，与庄子完全如出一辙。
《逍遥游》作为《庄子》内篇的第一篇，向来受到学者的重视。《世说新语·文学》说：“《庄子·逍遥篇》旧是难处，诸名贤所可钻味，而不能拔理于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马寺中将冯太常共语，因及逍遥。支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立异义于众贤之外，皆是诸名贤寻味之所不得，后遂用支理。”可见这一倾向从向秀、郭象、支道林时即已开始。近人章炳麟更直接认为，《庄子》“维纲所寄，其为《逍遥》《齐物》二篇”（《齐物论释·序》）。
又如台湾学者方东美在所著《原始儒家道家哲学》一书中论《逍遥游》说，庄子“将道之妙用，倾注其中，使一己灵魂，昂首云天，飘然高举，致于寥天一处，以契合真宰。庄子之精神，遗世独立，飘然远引，背云气，负苍天，翱翔太虚，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御气培风而行，与造物者游……”5
其实，《逍遥游》篇叙事单一，文气外露，在机智和深邃方面都不如《秋水》《知北游》等篇，应是庄子的早期作品。而且更重要的是，《逍遥游》篇在逻辑和概念上的层次也最低，是庄子哲学体系及其内在思维逻辑中由以登堂入室的第一阶。向秀、郭象注释《逍遥游》篇说：“夫大鹏之上九万，斥之起榆枋，小大虽差，各任其性，苟当其分，逍遥一也。”支道林也说：“鹏以营生之路旷，故失适于体外；以在近而笑远，有矜伐于心内。”向秀等三人虽对《逍遥游》篇过于偏重，但三人解释斥与鲲鹏在数量上的差别时，也并没有否定斥而肯定鲲鹏，没有把“绝云气，负苍天”的鲲鹏看作《庄子》中的正面形象。
魏晋名贤称《逍遥游》旧是难处，以致钻味而不能拔，实在是一个很大的误解。熊十力《原儒》说“世或尊内篇，其实外篇、杂篇并极精微”，十分正确。秦毓鎏《读庄穷年录》说：“此篇为庄子自处之道，而未免小大之见。此其穷愁无聊而聊以自解者也。郭子玄力为弥缝，陈义虽高，奈失其本旨何！”《读庄穷年录》为秦毓鎏狱中自遣之作，但却往往能直解本意，极有见识。《逍遥游》虽在《庄子》中列为内篇之首，但在《庄子》全书中的地位，正如屈原作品中有《九章》之《橘颂》，所谓“直致无润色”，而不能“颠倒重复，倔强疏卤”（借用朱熹语，见《楚辞集注》）。对《逍遥游》篇的过分偏重，必然是对《庄子》全书中心内容的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