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
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涅克拉索夫是杰出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诗人。在十九世纪中叶沙皇统治下的俄罗斯，他作为正在觉醒的劳苦大众的代言人，写下了大量复仇和悲愤的诗篇，在俄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一八二一年涅克拉索夫出生在一个贵族地主家庭里，童年在雅罗斯拉夫省父亲的领地度过。他父亲残暴地压榨农奴，同时也专横地虐待妻儿，使童年的涅克拉索夫心上留下了深深的伤痕。他的家位于伏尔加河边，是囚徒们流放西伯利亚的必经之路。囚徒镣铐锒铛的行列，纤夫婉转呻吟的悲歌，也给他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有一段时间，他父亲在县法院当警官办案子，曾带着小涅克拉索夫到各处去，这又使涅克拉索夫眼见沙皇官僚机构对人民的刑讯迫害和胡作非为。在少年时期，涅克拉索夫心中已经孕育着对腐朽的沙俄社会制度的抗议。
涅克拉索夫十七岁那年，父亲令他到京城去进名叫“贵族团”的军校，但涅克拉索夫却违背父命，选择了自己从小爱好的文学道路，在彼得堡大学旁听。于是父亲断绝了对他的一切经济接济，涅克拉索夫从此便靠抄写、卖稿、打“文学零工”勉强糊口，过着城市贫民的生活。一八四〇年他的第一本诗集出版，但思想上、艺术上都还不成熟。不久，他结识了别林斯基，在别林斯基影响下，涅克拉索夫找到了革命民主主义的道路，也找到了自己诗歌创作的道路。他把自己在农奴制的农村和彼得堡街头的感受提高到自觉的程度，作为一个人民诗人登上了诗坛。
涅克拉索夫从一八四七年起主编《现代人》杂志，在别林斯基支持下把这个刊物办成俄国先进思想的论坛。别林斯基逝世后，涅克拉索夫又请青年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到编辑部工作，一同对沙皇专制政权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车尔尼雪夫斯基成了革命民主派的主将，对涅克拉索夫的创作有较大影响，使涅克拉索夫六十、七十年代的作品具有更深刻的社会意义。他们编的《现代人》成了革命民主派的机关刊物，成了沙皇政府的眼中钉。六十年代初期，杜勃罗留波夫去世，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现代人》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一八六六年《现代人》终于被封闭，此后涅克拉索夫又主编《祖国纪事》杂志，与讽刺作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一起继续宣传进步思想，直到一八七八年因病逝世。
从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涅克拉索夫创作了大量诗歌和其他体裁的作品。他在《诗人与公民》等诗作中提出了文学的社会责任问题和为人民利益而斗争的主张；在《大门旁的沉思》《唱给小叶辽麻的歌》《货郎》等作品中，提出了提高群众觉悟的迫切问题；他的《红鼻子雪大王》《铁路》等诗深刻地反映了劳动人民的苦难，同时歌唱了蕴藏在人民之中的力量；《爷爷》《俄罗斯女性》等长诗热情歌颂了十二月党人的革命精神；长诗《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解剖了沙皇“改革”农奴制后的俄国社会，表现了人民渴望解放的革命情绪。涅克拉索夫继承普希金、果戈理的现实主义传统，大量吸取民间文学的营养，在诗的主题、形式和语言各方面都作了大胆创新，形成了悲愤、深沉、炽烈、大众化、民歌风的独特风格。在涅克拉索夫笔下，发出了俄罗斯农民和城市贫民的血泪控诉，发出了奋起抗恶的大声疾呼。他的诗开辟了俄国诗歌发展的新阶段，教育和影响了几代革命者。
涅克拉索夫的诗对俄国文坛有很大影响。别林斯基虽未见到涅克拉索夫成熟时期的作品，但对其早期作品已经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何等的才华呀！他的才华简直像一把利斧！”“惊人地正确而清晰的思想表现在与之完全适应的形式之中。”车尔尼雪夫斯基对涅克拉索夫更是十分推崇，当他得到涅克拉索夫病危的消息时，在西伯利亚流放地写道：“他的光荣将永垂不朽，俄罗斯将永远爱他——一切俄国诗人中最有才华最高尚的一个。我为他痛哭。他真正是具有极高贵的心灵和巨大天才的人。作为诗人，他无疑高出所有的俄国诗人。”尽管屠格涅夫已与《现代人》编辑部决裂，但他也承认涅克拉索夫的诗的威力，他形容涅克拉索夫的诗集中到一个焦点上就“点得着火”。不必说，沙皇政权对这样的诗当然十分害怕，出版检查机关对涅克拉索夫的所有作品都极力刁难，动不动就加以查禁。为了和出版检查作斗争，涅克拉索夫不得不使用寓言式的曲笔，拐弯抹角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杜勃罗留波夫曾为此感慨道：“天哪，如果出版检查机关不迫害涅克拉索夫的话，他可以写出多少绝妙的作品啊！”
列宁很喜爱涅克拉索夫的诗。流放西伯利亚时，列宁把涅克拉索夫的诗集放在床边，经常阅读；流亡国外时也带着涅克拉索夫诗集。克鲁普斯卡雅曾为列宁如此熟悉涅克拉索夫的诗感到惊讶，她说列宁几乎能背出涅克拉索夫的全部作品。列宁著作中引用涅克拉索夫的诗句达数十处之多。
《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是涅克拉索夫最重要的代表作，也是他一生创作的总结。这部近万行的叙事长诗揭露了腐朽的、专制的俄罗斯，歌颂了开始觉醒的、人民的俄罗斯，展示了“改革”农奴制后人民生活的广阔画面，充满着人民的情绪、思考、探求和斗争，堪称为大转折时代的一部史诗。
长诗的背景是一八六一年农奴制的“改革”。长期以来，野蛮落后的农奴制度使得俄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极为低下，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严重束缚。特别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俄国在克里木战争中失败后，国内阶级矛盾更加激化，农民骚动频繁，农奴制的生产关系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这使头号大地主亚历山大二世不得不承认，从上面解放比等待从下面推翻要好些。”[1]
于是在沙皇政府策划下，演出了一出“解放农奴”的丑剧。正如亚历山大二世向受了“委屈”的农奴主们亲口保证的那样，“为了保护地主的利益，凡是可能做到的一切都做到了”。“改革”的结果仅仅是把农奴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使他们变成为资本家和地主干活的雇佣劳动力。农民被迫赎买自己的自由和自己耕种的份地，但赎金竟要比当时的地价高出一两倍，而赎得的又是最坏的土地。农民原先耕种的最肥沃的土地却被地主割去，以致农民不得不在极苛刻的条件下向地主租种土地。农民还被迫继续为地主服无偿的劳役，称为“暂时义务农”。“解放”了的农民还照旧是“下贱”的等级，遭受着敲诈、勒索、鞭打和侮辱。……列宁尖锐地指出：“臭名昭彰的‘解放’，实际上是对农民进行残酷的掠夺，是对农民施行一系列的暴力和一连串的侮辱。”[2]“这是用地主方式为资本主义‘清洗土地’。”[3]
如何对待这样的农奴制“改革”？在这个重大的社会问题面前，俄国贵族资产阶级自由派和革命民主派分裂成了两大阵营，表明了截然相反的态度。主张改良、害怕革命的自由派对沙皇的“仁慈”大唱颂歌，把“解放”后的农村美化成幸福乐园；革命民主派则愤怒揭露沙皇恩赐的所谓“解放”，号召农民起来革命，夺取自己真正的解放。涅克拉索夫的《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便诞生在这场辩论之中。
大约在农奴制“改革”的一八六一年，《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就已开始构思。其中《第一部》作于一八六三至六五年，写成后由于出版检查机关刁难，整整用了五年时间（一八六六至七〇年）才在刊物上陆续发表完毕。随后，涅克拉索夫于一八七二年写成《最末一个地主》，于一八七三年发表。《农妇》这部分作于一八七三年，发表于一八七四年。最后一部分《全村宴》是诗人于一八七六年抱病完成的，一八七七年准备在《祖国纪事》杂志上发表，但发排后，被检查机关抽掉。涅克拉索夫被迫删改了许多最尖锐的部分，并且咬着牙写上了一些让步的词句，——按他自己的说法，这不是改诗，而是“糟蹋”诗。即便如此，第二次发排后仍被检查机关“枪毙”了。不久，涅克拉索夫便抱憾而死。一八八一年，《全村宴》在谢德林的努力下，总算得以在删削后刊印，但作者未能见到它的发表。至于删改之处，直到十月革命后才全部恢复原状。
《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的布局十分宏大，作者已完成的上述四个部分还不是长诗的全部。因此，细心的读者会看出一些衔接不紧或首尾欠呼应之处。但由于长诗是一系列独立的故事串起来的，所以矛盾倒也并不明显。至于四个部分的顺序，历来的版本共有三种排列方案：第一种是按《第一部》《最末一个地主》《农妇》《全村宴》的顺序排列，其根据是作者写作的顺序，但这不符合作者在《全村宴》原稿上注明的“本章紧接《最末一个地主》”，使得发生在同一天、同一村里的两段故事分了家。第二种方案是按《第一部》《最末一个地主》《全村宴》《农妇》顺序排列，其根据是作者在《最末一个地主》和《全村宴》原稿上均注有“第二部片断”，而在《农妇》原稿上注有“第三部片断”字样。但这样排列，情节和思想发展不够自然，全书以对省长夫人的颂歌结尾，思想性远远不如以《全村宴》中对革命的颂歌结尾。《全村宴》是涅克拉索夫最后写的，是全诗思想发展的高峰。因此现在通行的版本多采用第三种方案，按《第一部》《农妇》《最末一个地主》《全村宴》顺序排列。这样读起来思路也比较顺。
把长诗中大小几十个故事像串珠子一样串起来的线索，是七个刚从农奴制度下获得“解放”的暂时义务农，争论起了“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的问题。为了寻找答案，他们决定离乡背井，漫游全国，去访问地主、神父、官吏、富商、大臣，以至于沙皇，以便弄清他们过的是不是好日子。沿着这条带童话色彩的线索，诗人引着读者，跟随七个出门人深入激烈动荡的俄国社会，观察各个阶层的生活和相互关系。这种结构容量很大，层次、色彩也十分丰富。
七个出门人最先访问的是神父。他们问神父过的是不是好日子，神父却诉了一大堆苦。但透过神父的诉苦，涅克拉索夫实际上向读者显示的却是农民的贫困和不幸。只消看看这一个情节就够了：肩负一家老小生活重担的农夫快要病死了，请了神父来送终。死者的老母给神父报酬时，骨瘦如柴的手心里两个铜钱叮叮当当磕碰着，光听这声音都叫人打寒噤！……但是，如果作者仅仅靠神父、地主这些人的口从侧面透露农民的不幸，这毕竟太受限制了。于是作者便让七个出门人逛农村集市，观察“醉的夜”，又在农民群众中寻访“幸福的人们”。借此机会，诗人向读者展览了五花八门的“庄稼汉的幸福”：什么老太婆幻想种出大萝卜呀，当兵的挨打没打死呀，扛活的卖命得痨伤呀，还有奴才舔了点残羹剩酒呀，等等，等等。最后，一群乞丐高唱讨饭调，形成了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戏剧高潮。这是涅克拉索夫对所谓“改革”后的“幸福”农村的辛辣揶揄：沙皇政府和自由派津津乐道的农民的“幸福”，不过是破烂和补丁的幸福、罗锅和老茧的幸福而已！
七个出门人访问了地主饭桶耶夫，并且批判了地主恋恋不舍的农奴制下的“好日子”后，《第一部》就告结束。在以后的各部分里，七个出门人没有再按照原定的“访问计划”继续寻访富商、大臣等等，仅在涅克拉索夫手稿中留下了描写七人访问小官吏的《死神》一章的提纲，以及七人到彼得堡的片断。看来，若不是涅克拉索夫的死中断了他的工作，他是可能写完寻访这些人物的情节，以使长诗首尾呼应的。但从长诗情节的发展趋势看，这个“访问计划”无论如何已不占中心地位了。照这样写下去，势必束缚长诗的主题；或者说，主题的展开，势必越出七个农民“访问计划”的框框。我们还需要看到，在经过六十年代的反动时期后，七十年代俄国革命形势又渐趋高涨，人民群众日益觉醒。在这样的背景上，涅克拉索夫的长诗向深度和广度发展，更是非常自然的了。
在《农妇》这部分里，七个农民寻访的对象已经不是剥削阶级，而是农妇玛特辽娜，作者详细地描写了她作为女农奴的生涯，并塑造了农奴中的反叛者萨威里爷爷的形象。《最末一个地主》和《全村宴》这两部分进一步越出了访问特定对象的格式，而让七个出门人和大老粗村的农民一起见证，一起思索。《最末一个地主》用假设性的情节和漫画式的笔法，再现了农奴主骑在农奴头上作威作福的历史，也反映了农奴制残余继续存在的客观现实。当时的反动评论指责《最末一个地主》荒诞无稽，其实它很富有现实意义。在乌鸭金公爵这个狂妄的农奴主身上，不是反映了整个地主阶级阻挡历史车轮的反动性和顽固性吗？《全村宴》表面上说的是庆祝农奴制寿终正寝，实际上说的是这种“改革”换汤不换药，“改革”后的社会是“亦新亦旧”。大老粗们仍然“吃不上饱饭，喝不上放盐的汤；他们天天挨鞭子，只不过拿鞭子的从前是老爷，现在换了乡长”！但是这里也出现了新时代的萌芽：大老粗们破天荒地聚在一起讨论自己的命运，他们之中出现了新一代的革命者格利沙·向幸福诺夫。涅克拉索夫本来还打算在长诗以后的章节中继续发展革命者的形象，他在病重时还说：“再要有三四年的生命就好了。……越往下写，我就越清晰地看到了长诗怎样继续发展，看到了新的人物和新的画面。”但是他的设想未能实现，对已完成的各个部分也未及调整。《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终于作为一部未完成的长诗留给了后世。
涅克拉索夫在这部长诗中色彩鲜明地刻画了各阶级的大量人物，创造了一条琳琅满目的画廊。以农奴主——地主形象来说，就有冥顽庸俗而自命风雅的饭桶耶夫，打人为乐而头脑简单的杀拉什尼可夫团长，专横疯癫而神气活现的乌鸭金公爵，狡猾贪婪而善耍手腕的少东家，……尽管他们性格不同，却都以享有农民的劳动为自己的天职，不肯心甘情愿地退出历史舞台。在刻画地主形象时，涅克拉索夫充分发挥了他的讽刺才能，笔锋所向，把尊严高贵、道貌岸然的地主刺得体无完肤，丑态毕露。无怪乎沙皇出版检查机关要指责涅克拉索夫把地主写得“极端不成体统”，叫嚷这是“对整个贵族阶级的诽谤”了。对于涅克拉索夫揭露剥削阶级方面的功绩，列宁曾高度评价说：“涅克拉索夫和萨尔梯柯夫[4]曾经教导俄国社会要透过农奴制地主所谓有教养的乔装打扮的外表，识别他的强取豪夺的利益，教导人们憎恨诸如此类的虚伪和冷酷无情。”[5]涅克拉索夫对剥削者的愤怒控诉和辛辣讽刺，至今读起来还使人感到痛快淋漓，使人感到农民世世代代对地主阶级的仇恨和憎恶，正从诗人笔尖上喷涌而出。
在地主群像的旁边，涅克拉索夫还用鄙夷的笔调描画了奴才的群像。例如一扫光耶夫公爵的家奴自吹自擂，说他是个得宠的奴才，由于舔了四十年残剩的洋酒，才得了一种上等人才有的“高级病”。而依巴特则死心塌地崇拜乌鸭金公爵，竟把公爵对他的虐待和折磨也当作恩典来夸耀，感激涕零，念念不忘。但这种奴性在农民群众中并没有市场，只遭到包括七个出门人在内的广大农民的嘲笑。
在长诗中占着主人公位置的，则是农民的群像。恩格斯曾经赞扬作家描写被剥削阶级，指出：“先前在这类著作中充当主人公的是国王和王子，现在却是穷人和受轻视的阶级了，而构成小说内容的，则是这些人的生活和命运、欢乐和痛苦。”[6]他高度评价这是“在小说的性质方面发生了一个彻底的革命”。[7]涅克拉索夫正是这样，打破了俄国诗歌的旧传统，把农奴、农民当作了主人公。他激动地说：“在我面前站着千百万从未被描写过的活生生的人！他们要求得到爱的目光！他们当中不论哪一个人，都是受难者；不论哪一个的生活，都是一部悲剧！”难能可贵的是，涅克拉索夫笔下的劳动人民既是诗的主人公，也是历史的主人公。
让我们来看看长诗中主要的农民形象吧。赤脚村的老农光腚亚金，模样就像枯瘦的土地的化身，思想也像土地一样深沉。他向同情农民的知识分子尖锐地揭露了俄国农村的真实现状：
干活的时候只有你一个，
等到活刚干完，看哪，
站着三个分红的股东：
上帝、沙皇和老爷！
但是，亚金的性格也反映着俄国农民的力量和弱点两个方面。他有一股倔劲和志气，不被苦命所压倒，他感觉到了蕴藏在农民之中的强大潜力，但他又过分善良，善于逆来顺受：“每个庄稼汉的心，是黑乎乎一片乌云，多少怒火，多少恨！本应当雷火往下劈，本应当血雨往下淋，结果，却用酒来浇！”于是，农民又继续默默地忍受压迫和煎熬。
地狱村的叶密尔·吉铃，为人正直无私，闻过即改，勇于捍卫农民的利益，因此被群众选为村正。涅克拉索夫通过他在集市上向众人借钱和还钱的故事，生动地写出了群众对吉铃的信任。但吉铃的形象和所处的环境有一些矛盾：一个代表农奴利益的村正如何能见容于地主，如此廉洁的村正又何来买磨坊的本钱，这是难以说明的。吉铃的故事的高潮在最后，他因拒绝替沙皇招安打愣儿村的起义农奴，被捕入狱。可惜因受出版检查限制，作者写到这个节骨眼上，不得不自己开了“天窗”，用删节号代替了关键情节。
涅克拉索夫在长诗中着力描写的是反叛的农奴萨威里，这是一个充满着农民的愤怒、坚忍、自豪感和反抗精神的须发蓬松的百岁老人。他把农民的命运归纳为：
男子汉面前三条路：
酒店、苦役、坐监牢；
妇人面前三个绳套：
第一条是白绫，
第二条是红绫，
第三条是黑绫，
任你选一条，
把脖子往里套！
萨威里曾和倔头村的农奴们一起，在农奴主和总管的皮鞭下默默忍耐了十八年，作了消极抵抗，最后终于走上反叛的道路，带头把总管推进了深坑。于是萨威里被判二十年苦役加二十年流放，刑满回家后，连亲生儿子也叫他“烙了印的苦役犯”，但萨威里却自豪地宣布：“烙了印，却不是奴隶！”这句话出自当了一辈子农奴、受尽了折磨的百岁老人之口，是多么豪壮啊！难怪作者要称他为“俄罗斯壮士”，而玛特辽娜要称他为“幸福的人”了。但是这个反叛者的斗争是自发的，他仍然未能挣脱宗教和宿命论的枷锁。
农妇的形象在长诗中占有重要地位。涅克拉索夫是歌颂女农奴的第一个俄国诗人，经常出现在他笔下的诗神缪司的形象，就是一个被鞭打得血肉模糊的农家女，这是涅克拉索夫的彻底民主主义精神及其艺术观的生动体现。在《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中，诗人用整整一部的篇幅，细腻而深情地描写了女农奴玛特辽娜的一生：“没一根骨头不破碎，没一条筋肉不劳损，没一滴鲜血不发紫……”婆家虐待，村正鞭打，官家欺凌，婴儿夭折，再加上饥荒、瘟疫和火灾，……这全是农妇最平常的命运。群众称玛特辽娜为“幸福的女人”，恰恰从反面衬托出广大农妇比她还要不幸得多，这也是涅克拉索夫的一种曲笔。
玛特辽娜是个感情丰富、意志坚强、能独立思考的女农奴，她敢于违背种种迷信和忌讳，敢于反抗地主管事白面包柯夫的凌辱，她为了保护无辜的孩子把村正推了个倒栽葱，自己情愿挨皮鞭也不求饶，她称贪官污吏为“凶手、强盗、丧尽天良的贼”，她压抑着满腔的仇恨：
黑夜我用眼泪来洗脸，
白天我像小草把腰弯，
每天我低头过日子，
怀着愤怒的心！
根据玛特辽娜性格的发展，她是可能像萨威里爷爷那样走上反抗道路的，只因一件意外的事改变了结局：当她的丈夫被非法抽了壮丁时，玛特辽娜大胆找省长夫人当面申诉，因得到夫人同情而逢凶化吉。无论如何，这件事改变不了女农奴的一般命运，所以尽管故事中的矛盾暂时缓和，玛特辽娜仍然得出了普遍性的结论：“女人幸福的钥匙，女人自由的钥匙，让上帝自己丢失了！”
需要附带提一下：女农奴得到省长夫人的同情，这种事当然不是不可能；但萨威里爷爷说的“我们有冤没处诉！……因为你是个女农奴！”却更能说明社会关系的本质。特别是玛特辽娜“赞美省长夫人，赞美好心的阿历山德罗芙娜”的一段赞歌，和全诗的主题思想是不协调的。这大概也是涅克拉索夫在出版检查下，不得已而为之的吧！
除了上述典型人物外，涅克拉索夫也写了广大农民逐渐觉醒的过程。在《醉的夜》等章节中，涅克拉索夫怀着满腔对人民的爱，描写了苦难的人民被压抑的、未觉醒的，然而生气勃勃的力量，也不加粉饰地表现了他们借酒浇愁、逆来顺受的弱点。随着长诗的发展，他笔下的普通农民也渐渐觉醒了，就连不务正业的农民、假村正克里姆也站在广大农民一边，发挥他的演员天才来嘲弄最末一个地主。贯串全诗的七个出门人，看来是属于中间状态的普通农民，而不是农民中的先进分子。虽然他们到剥削阶级中去寻访过好日子的人，却并没有推翻剥削者的叛逆之心，还口口声声说明：“我们是本分的庄户人。”“我们哪儿是土匪？”但是他们那种不折不挠、打破砂锅璺（问）到底的精神，却充分代表着广大农民从沉睡之中觉醒过来，思考自己命运的那种强有力的历史进程。“庄稼汉都是牛性子，怪念头钻进了脑袋，用棍子也敲不出来，……直到一点儿不含糊，确确实实弄清楚：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过得快活又舒畅？”这么一股牛性子，对剥削阶级和沙皇政府来说，不也是非常可怕的吗？
在农民群众探索和斗争的这股历史潮流中，合乎规律地出现了农民阶级革命利益的代表——革命民主主义者格利沙·向幸福诺夫的形象。出现在《全村宴》中的这个青年，是一个比贫苦农民还穷的穷学生，他靠乡亲的周济、人民的哺育长大，他深深地爱着大老粗们，决心为他们献出自己的一生。涅克拉索夫塑造这个形象，是以杜勃罗留波夫为原型的，他曾在《悼念杜勃罗留波夫》一诗中写过：“一颗多么明亮的理性之星陨落了！一颗多么伟大的心停止了跳动！”而在《全村宴》中，涅克拉索夫又一次写道：“俄罗斯已经把一大批天才的好儿女送上正直的路，并且已经哀悼了他们中的许多人。（他们闪过长空，宛如明亮的陨星！）”诗人让向幸福诺夫走上这条革命道路，并且说：“命运给他准备下了：光荣的路程、人民辩护者的名声、肺病和流放西伯利亚。”涅克拉索夫在这个形象中倾注了自己对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革命者的爱和对青年一代的期望。但是这个形象还仅仅是一幅素描或轮廓画，还有待于用革命行动来充实和丰富。不过限于出版检查，即便涅克拉索夫不死，要写出向幸福诺夫的革命事业，恐怕也是一个难以实现的心愿吧！
列宁在农奴制崩溃五十周年时写道：“农奴制的崩溃震动了全体人民，把他们从长期睡眠状态中唤醒过来，教会他们自己去找寻出路，去为争取完全自由而斗争。”[8]长诗《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真实地表现了这样一个激烈动荡的历史时期中那种彷徨求索的气氛。
不论中外，“七”这个数字都含有“众多”的意思。七个农民的探索，象征着广大农民群众的探索。七个农民怎么会争论起“谁能过好日子”的问题来的呢？这一点诗人在第一页上就点得很明白了：七个农民“家住勒紧裤带省，受苦受难县，一贫如洗乡，来自肩挨肩的七个村庄：补丁村、破烂儿村、赤脚村、挨冻村、焦土村、空肚村，还有一个灾荒庄”。这就是涅克拉索夫给农奴“解放”后的俄罗斯“乐土”勾勒的一幅速写图！正是现实生活向人民提出了思考的问题，而在思考过程中，问题又一步一步地深化。
“什么是幸福？”这是长诗引导读者思考的一个大问题。七个出门人开始在剥削阶级中寻访幸福的人。神父把幸福解释为“安宁、名声、财富”；地主饭桶耶夫恋恋不舍地大谈农奴主的好日子，心驰神往地吹嘘“我爱饶就饶，我爱杀就杀，我的意志就是法律，我的拳头就是警察”的幸福；地主麻木不仁斯基把名利、女人和酒以及宰杀农奴当作幸福。随着长诗情节的发展，作者愈益深入地揭示了：地主、贵族、神父们的幸福是建筑在对人民大众的剥削和压迫之上的。而七个农民所渴求的则是人民大众摆脱剥削和压迫的幸福。他们寻找的是“不挨鞭子省，不受压榨乡，不饿肚子村！……”
作为农民阶级革命利益的代表，向幸福诺夫进一步提出了革命者的幸福观：“人民的命运，人民的幸福、光明与自由——在一切之上！……扫除掉懦夫，扫除掉懒汉，这就是天堂！”他把萨威里爷爷的幸福提到了更加自觉的高度，只要人民得到解放，自己甘愿走上“肺病和流放西伯利亚”的道路。人民的幸福体现在革命之中，为人民解放事业献身的革命者享有真正的幸福。——这就是涅克拉索夫对本书书名的问题作出的回答。在长诗的结尾，作者写道：“啊，要是咱们的出门人知道格利沙此刻的心情的话，他们马上就可以回家！……”这样，这部长诗从提出问题开篇，到解决问题结束，所以可以作为一本已完成的作品来读。
诗中引申出来的另一个问题是“谁之罪？”人民没有好日子过，罪在何人？《全村宴》中大家争论的这个问题，加强了阶级斗争的色彩。通过一场大辩论，农民群众认识到：地主阶级有罪，罪在剥削。大家承认了向剥削者斗争的正义性。出卖人民利益的人有罪，罪在背叛。大家谴责葛列布，痛打丑托夫，显示了群众的觉悟和团结的力量。归根结蒂，罪在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各种丑恶现象正是丑恶的剥削制度的产物。
还有一个贯串在长诗中的问题，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的小说中提出的问题：“怎么办？”涅克拉索夫告诉读者：在沙俄的社会制度下，人民不可能有好日子过。怎么办呢？是改良还是革命？作者不顾严密的出版检查，宣传了人民革命的思想。当时沙皇政府“改革”农奴制度，目的正是防止人民革命，这次“改革”由于为资本主义开辟了出路，也确实起了延缓革命的作用。但是革命的火种终究是扑不灭的。身受资本主义和封建残余双重压迫的劳动人民掀起了数以千计的零星起义和骚动。涅克拉索夫站在起义农民一边，他在长诗的字里行间透露了不少消息，例如地主削皮科夫领地的农奴暴动、不屈村遭到军队弹压等，他还写道：“因为感恩到了极点，农民又起了暴动！”这对沙皇“解放农奴”的恩典，真是莫大的讽刺！
涅克拉索夫还通过向幸福诺夫的口，召唤青年一代献身于推翻沙皇制度的革命事业，并对这一事业表示无限的信心：
俄罗斯昏睡着，
一动不动！
但是她地下
燃烧着火星，——
…………
亿万大军
正在奋起，
无敌的力量
终将得胜！
诗人展望未来，对俄罗斯的命运作了准确的预言：“虽然你今天仍旧是一名奴隶，却已是自由儿女的母亲！”这部革命情绪饱满的长诗，特别是最后一部分《全村宴》，引起了沙皇政府的狂怒，当时的出版检查官这样写道：“诗人所描绘的一方的受苦受难和另一方的专横跋扈，已超出了一切忍受的限度，不可能不激起两个阶级之间的愤怒和仇恨。”这说明反动的沙皇政府在这部长诗中嗅到了阶级斗争的气息。
作为一个十九世纪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涅克拉索夫不可能超出历史的局限。他宣传农民革命和社会主义思想，但他的思想还是空想社会主义性质的。由于农奴制度的束缚，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比西欧晚，当时无产阶级还在形成。直到涅克拉索夫逝世之后，以一八八三年劳动解放社成立和一八九五年彼得堡工人罢工为标志，俄国无产阶级才独立地登上政治舞台。在涅克拉索夫的时代，他还不能树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还不能认识到：依靠农民革命而避免资本主义，这仅仅是一种空想；唯有新兴的无产阶级才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力量。但是，涅克拉索夫在提高人民觉悟方面毕竟起了巨大的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在《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中曾把人民的心灵比作新开垦的一片沃土，发出了“快来吧！播种的人”的呼吁。其实，涅克拉索夫自己就是这样一位播种者，他的播种促进了新的革命形势的发展。正如列宁在《纪念赫尔岑》一文中指出的：“对革命的无限忠心和向人民进行的革命宣传，即使在播种与收获相隔几十年的时候也决不会白费。”[9]
与《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的内容相适应，涅克拉索夫在诗的形式上也下了功夫，作了不少革新，使之为农民喜闻乐见。诗人十分熟悉农民，也十分熟悉农民语言和民间文学。这部长诗的书名、结构和童话成分，就和民间说唱文学有密切的亲缘关系。作者灵活运用民歌的“比兴”手法及传统的民歌形象，使得长诗更为色彩鲜明、亲切动人。长诗所用的语言更是充满着淳朴的民间风味，散发着浓郁的泥土芳香。当时的贵族文学家对农民的土话俚语是鄙视的，大概还从来没有一个诗人深入到农民“鄙俗”的生活中去汲取过诗情，也从来没有一个诗人把农民“鄙俗”的语言提炼成诗。但涅克拉索夫却提出：“若要我们对诗完全同情，诗就应当和我们一同留在地上，并用一切人都懂而不仅仅是杰出人物才懂的人间语言说话。”他偏偏屏弃诗人习用的“高雅”语言，而大胆地用农民的口语和农民的美学写诗。涅克拉索夫诗中还吸收了大量民间俗语、俚语、谚语、谜语，充分表现了群众语言的丰富、生动、机智和诗意。“恐怕你咬破钢笔尖，也写不出这么妙的词儿！”这是涅克拉索夫对群众语言的赞扬，也是对贵族文学家的回答。
《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的格律也有鲜明的民歌特色。在这里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俄罗斯民歌和中国民歌有一个显著区别，其音乐性的基础不是押韵，而是重音和轻音的组合和每行诗中的重音数。其中最有特征的是每行行末往往用“重轻轻”的节奏结尾。涅克拉索夫吸取民歌特点，在《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的大部分篇幅中采用了无韵诗的形式，三音步“扬步律”和“重轻轻”结尾相结合的基本格律。通俗一点说，可称之为“八言、六言”句，每两三行或多至五六行“八言”句（其节奏是“轻重轻重轻重轻轻”）后，便有一行“六言”句（其节奏是“轻重轻重轻重”），并用句号告一段落。这是涅克拉索夫独创的一种格律，它富于变化，既适合说唱，也有利于抒情或讽刺。虽说是无韵诗，其间也间或穿插着头韵、腰韵、脚韵、对称、双声等音乐手法，加以节奏分明，所以娓娓动听。除这种基本格律外，包孕在长诗中的许多歌谣和小叙事诗却是有韵诗，而且格律丰富多彩，有七八种不同的格律。
鲁迅认为：“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在翻译《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时，为了做到两面兼顾，译者作了几点尝试：一、屏弃书生语、“翻译腔”，以口语、俚语入诗，尽量体现原著的语言特色，保存其民歌风、乡土味；二、原作绝大部分篇幅是无韵诗，因我国没有无韵体的民歌，如照样译成长篇无韵诗，恐怕读者难以接受，所以插入了一些似有似无的交叉韵；至于原文采用的各种音乐手法，译文也尽可能体现；三、原诗的基本节奏是“八言”“六言”，译文如果完全照此“填词”，容易因辞害意，同时又因为中国民歌是以“七言”“五言”为基础的，所以我采取了把“八、六言”和“七、五言”杂糅在一起的相对自由的节奏；四、对原作中的有韵诗部分，译文基本上按照原文节奏与押韵格式译，尽量保存原作多样化的丰姿；五、原诗中的人名地名多有寓意，翻译时采用了意译和音译结合的独特方式；六、对涉及十九世纪俄罗斯的风俗人情之处，译者加了一些注。凡此种种，由于译者水平有限，研究不够，都很难避免错误，敬请读者指正。
飞白
1980年7月于杭州
[1] 《“农民改革”和无产阶级农民革命》，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103页。
[2] 《“农民改革”和无产阶级农民革命》，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102—103页。
[3] 《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255页。
[4] 即萨尔蒂科夫-谢德林。
[5] 《纪念葛伊甸伯爵》，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38—39页。
[6] 《大陆上的运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l卷，第594页。
[7] 《大陆上的运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l卷，第594页。
[8] 《农奴制崩溃的五十周年》，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71页。
[9] 《纪念赫尔岑》，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