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教育家唐文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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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极意注意中文,以保国粹

唐文治于1907年10月20日抵达上海徐家汇,随后就任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监督(校长)职务,经一个学期了解、熟悉该学堂情况,于次年5月即向邮传部呈送重订的《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章程》,陈述该学校的办学宗旨为两项:一是造就学以致用、振兴实业的专门人才;二是“极意注意中文,以保国粹”。这第二项办学宗旨的提出,显示了新任监督立足于国家民族高度的文化情怀和办学眼光。唐文治“极意注意”的中文,是用汉字表达的文言,是一种能用于思维的书面语言系统。三千年来,文言作为中国统一的书面语言,对中华民族的凝聚、发展、壮大起了重大的作用。

作为一名求学、为官于晚清的文士,怀抱经世救国理想的唐文治曾深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时代思潮的影响。他在1898年“戊戌变法”前夕康有为上呈《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之前,就向朝廷进言改革科举。1894年,正当清军在甲午战争中连连溃败之时,任职户部主事不久的唐文治就冒着低职小官妄言国是大政可能获罪的风险,呕心沥血写成万言奏疏《请挽大局以维国运折》上呈朝廷,向朝廷建言改革科考,提出文科考试内容改为:首场考《四书》经艺,“务须发挥义理,无取怪诞”;二场考舆地、兵学,讲求中外各国疆索,探讨一切攻守之策;三场考“制造器械之法”,以及“测量勾股之学”。唐文治深知中国传统的经史之学、伦理道德之重要,但认为要拯救民族危亡必须“习西法”以变更士人传统的知识结构。他在此万言奏疏中向朝廷坦陈心迹:“臣非不知变经策为洋务不无得罪于名教,然与其俟数十年后斯文扫地而无余,不如于今日先为变通,则先王之教泽犹可留贻于一线也。”戊戌变法失败后的次年(1899年),他在敦促家乡开办新式学堂的《与友人书》中明示自己的观点:“盖古圣贤之学,体用兼该,是以大学之道,明德必推极于新民,致知必肇端于格物。可见学者必尽穷天下之理,而后能完我万物皆备之原。……今日之势,与其使西学淆乱吾中学,而士林被涂炭之灾,何若使中学囊括乎西学,斯吾道尚不至有绝灭之惧。”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唐文治受“中体西用”思潮影响,从“体”“用”角度来思考文化学理问题的思想轨迹,他比晚清名臣张之洞于1898年《劝学篇》中系统阐述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更高一层,提出中华古圣贤之学中本来就有“体用兼赅”的思想,此“体”为“明德”,此“用”为“新民”,要“新民”就必须格物致知,尽穷天下之理,所以可以“使中学囊括乎西学”,即可以把西方的各种学问吸收到中国人的学问体系中来。这与晚清大臣孙家鼐在《遵议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所说“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的观点是一致的。唐文治在表述这一思想时也流露出明显的担忧,他担忧“数十年后斯文扫地”,吾道绝灭。唐文治所谓的“斯文”,就是由中国文字承载的中华文化;唐文治所谓的“吾道”,就是中华儒学的思想体系。唐文治讲“体用兼该”,是从文化传统延续递嬗的层面来思考时势,应对时势的。也正因为有这样的担忧,他在后来数十年办教育的过程中对“斯文”和“吾道”尤为重视,因重视“斯文”而注重国文教育,因重视“吾道”而注重国学教育。以上是唐文治在1899年的认识。

1904年清廷颁布“癸卯学制”,在全国废科举、兴学堂,切断了万千旧式学子“读经做官”的仕进老路,“四书五经”的价值,连带国文的价值,顿时在世人眼里一落千丈。在世俗之人眼里,“读经书、写国文”本来就是叩开科举入仕之门的敲门砖,现在这扇内藏“黄金屋、千钟粟、颜如玉”的门没有了,敲门砖当然也就无用了。所以“癸卯学制”和废科举使经学和国文一下子失去了在全国教育领域“至尊”的地位,紧接着,视中华三千年国文为“陈腐之学”的思潮伴随着西学东渐的浪涛在教育界、文化界、知识界漫延开来。例如,当时传播新思想有影响的人物郑观应就在肯定“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的同时,认为“格致、创造等学,基本也;语言文字其末也”。(郑观应《学校》)唐文治对国文遭轻视感到痛心,所以他甫任学堂监督重订《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章程》时就旗帜鲜明地把“极意注意中文,以保国粹”定为办学宗旨,这在当时的全国实业学堂中是罕见的。

唐文治在国文教育问题上有自己的深入思考,1909年,他在为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国文科教师所编的《中学国文读本》作序时,专门论述了这个问题:

孟子所谓“先立乎其大”,所过者化,所存者神,若机之省括,惟精研国文自能收效于无形。且自欧化东渐,艺术纷陈,人皆曰国文无用,或且疑为久王而将厌者。庸讵知国文自天文、地理、礼乐、兵刑、食货、河渠诸要政靡不纤悉咸赅,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纵横万里,即古鉴今,了然如指诸掌。矧伏羲画八卦以来,含五行之秀,秉天地之心,六艺炳然,纲纪人伦,折衷道德,人生有用之文孰大于是。迩来科学辟灌并出,背窳就攻,汽机、测算、物理、化学、卫生,学说日新,驰骋而未有已;儒家、法家、兵家、农工商诸家,谋始孔殷。正赖才智卓越之士掇各科之精蕴而用吾国文以发明之,俾僻壤遐陬未通佉卢文字者皆得尽研科学,而重译之徒且将取吾书以饷彼邦之人士。

从这段论述中我们看到,面对当时“人皆曰国文无用”的文化态势,唐文治立场鲜明地高举起“崇尚国文”的大旗。他认为中国自古以来的天文地理、礼乐兵刑等都包含在国文中,自中华先祖开创文明以来,我国的六艺、人伦、道德都依靠国文而传承发扬。这是充分肯定国文(文言)自古以来作为中华民族的统一书面语言的地位和作用。他还认为,当今科学发展,学说日新,学派繁盛,各种学科思想的精华要靠译者用国文来阐明,使中国各地不懂外文的人都能研究科学,也使翻译家能把汉文著作译成外文介绍到世界各国去,所以国文有大用处,国文不可忽视。唐文治这段论述的核心观点之一是:新的科学知识只有通过中国自己的语言文字,才能在中国人民中传播。唐文治的上述论述对清末教育界产生了积极影响,有助于形成重视国文、探索国文设科之路的教育氛围。唐文治作如上论述时,后来以国文成绩第一名考入湖南省立高等中学的毛泽东刚16岁,正在湘潭县老家读私塾;后来成为语文教育家的叶圣陶才15岁,刚刚以优秀的国文成绩考入苏州府的草桥中学。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结束统治,次年元月中华民国成立。在此改朝换代之际,全国学校的国文课本也经历了大震荡。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发《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凡各教科书,务合乎共和国宗旨,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然而,国文教科书的编写并非一时之功,各地书肆书馆出版商为适应新时局,只是抽去原国文课本中关乎封建皇权的内容,略做修订,匆忙印出发往学校,以敷使用。因此民国初元的几年中,国文教科书普遍存在内容多变、质量下降的情况,国文一科在学校教育和师生心目中的地位有所滑落。辛亥革命爆发时,唐文治以原清廷大臣、现高等学堂校长的身份在革命党人伍廷芳等请求溥仪皇帝逊位的电报稿上署名,表现了他顺应革命潮流的政治态度。但是在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态度上,唐文治坚持民族文化自信,认定国文是中国文化精粹,皇帝可以退位,国文不能荒废,并且认为国文教育的兴衰,将关乎中国国运的兴衰,对“淘汰本国之文化”的激进行为深表痛心。民国改元后,唐文治继续秉持“极意注意中文,以保国粹”的宗旨,促进改名后的“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的国文教育。1913年,他把自己编著出版、已在学校使用略著成效的三部新型国文教材《国文大义》《古人论文大义》《国文阴阳刚柔大义》呈送民国交通部并转教育部察核教正,同时写下《函交通部送高等国文讲义》一文随三部教材一同呈上。此文不长,精要表述了中国政体改换之际唐文治的国文教育观,照录如下:

径启者:

窃维国家之强弱、人类之存灭,其惟一根源端在文野之判。旷观世界各国,其竞进于文明者,则其国家、其人类强焉,兴焉;否则其国家、其人类弱焉,灭焉!我国文化胚胎独早,溯自书契之造,以迄孔子缵修删定,微言大义,阐发靡遗,二千年来历代相承,皆得奉为依归者,悉赖此文字递嬗不息。是以圣门四教首“文”,而孔子自言“文不在兹”,厥谊可证。自西学东渐,怐愗之士,颖异标新,以为从事科学,我国文字即可置之无足重轻之数,用是十余年来,各处学校于国文一科,大都摭拾陈腐,日就肤浅。苟长此因循,我国固有之国粹,行将荡焉无存,再历十余年,将求一能文者而不可得。曾子曰:“出辞气,斯远鄙倍矣。”国民既多鄙倍之辞,安得不滋鄙倍之行?科学之进步尚不可知,而先淘汰本国之文化,深可痛也!本校长有鉴于斯,爰就本校国文一课特加注意,并于公余之暇,辑有《高等国文讲义》全部。首论国文大义,次及古人论文,并探厥本原,及乎阴阳刚柔各义。虽未敢信为足以问世,而就本校行之数年,固已略著成效。查是项国文讲义前年印刷之初,业经先后咨送大部(引按:邮传部)在案。方今民国代兴,政体改革,学制更新,按之学校系统,固已无高等之学级,是项讲义似将不适于用,然就目前国文程度而言,以之饷大学生徒,恰为合宜。当斯文绝续之交,或不无细壤涓流之助。相应检齐讲义八册,函达大部(引按:交通部),察核教正,转送教育部审查,见复施行。

呈文中唐文治表述的两个观点对于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具有长远启示。其一,中华文明自古以来的传承发展依靠本国文字的传递不息,今后要发展现代科学,仍然需要依靠本国文字;其二,科学之进步与本国之文化都应得到重视,不能把两者放在对立的位置,更不能为求科学之进步而先淘汰包括国文在内的本国之文化。这篇呈文中所说“国民既多鄙倍之辞,安得不滋鄙倍之行”是有所指的。当时有些地方编国文课本力求浅俗,有意避开传统的文言名篇,而把用里巷俗语写成的包含淫邪盗匪内容的所谓古白话小说编入课本,这种现象引起了唐文治的不安。他曾痛心地指出此类课本可能导致的教育结果:“一切淫邪小说犹是风行,即如山东盗风极炽,又以此等书提倡之,而掠人劫货之案抑复公然无所顾忌,诲盗诲淫,国民隐受其毒而不自知,痛心何极。在当事者不过厌故喜新,不料其流弊乃至于此。”(唐文治《学校论》)

从1907年至1920年,在14年校长任内,唐文治为实现“极意注意中文,以保国粹”的办学宗旨而做了大量实实在在的工作。他增设国文科,聘请了一批优秀的国文教员,在铁路、电机、航海专科各年级普遍开设国文公共课,我国的大学语文公共课由此肇始,成为一道绚烂的风景。据校史资料记载,在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时期,铁路、电机专科三年中每个学期均开设国文课,每周3节,规定为必修课;学生的考试成绩单上,排在首位的一定是国文成绩。航海专科的国文课教学规划中三年均设“中国文学”每周2节、“人伦道德”每周2节,这两门课中包含国文读写内容。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教育部规定工业专门学校课程中不设置国文课,但唐文治并未照办,仍在星期天上午为学校各工业专科班讲授国文课。1918年3月铁路管理科(4年制)成立时,在开设的课程中有“国文”“修身”两门课。对于学校中院(中学部)、外院(小学部)的几百名学生而言,国文课是最重要的主科,学习国文必须分外努力,不可丝毫掉以轻心。中院招生时,教师首先批阅国文试卷;如果国文成绩差,该考生的其他试卷就不再批阅。唐文治还在校内成立“国文研究会”,规定各专科的每个学生都必须参加,成为会员,参与国文研究会组织的活动。他不但自编了多套国文教材供自己学校使用,而且在星期日亲自为学校学生讲授国文课,13年未中断。他还每年组织全校学生参加国文写作竞赛,称为“国文大会”,赛后奖励作文优秀的学生,并将优秀作文编印出版,供学生相互观摩之用。由于唐文治校长落实“极意注意中文,以保国粹”办学宗旨的种种教学措施扎实有力,毕业于这所工科高等学校的学生大都国文读写水平优良,既有科学技术之专长,又写得一手好文章。唐文治掌校14年,为“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南洋大学—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赢得了“国文好、科学好”的美誉。

上海文明书局1909年出版的唐文治所编《高等国文读本》

辛亥革命后,虽然帝制已被推翻,国体已改为“共和”,但中国社会仍处在苦难和黑暗中,官员丧德,民心涣散,社会风气每况愈下。其时,有良心和爱国情怀的中国人纷纷寻求疗救中国社会的良方,孙中山酝酿新三民主义,陈独秀和李大钊找到共产主义,胡适从美国带回实用主义,鲁迅则寄希望于进化论和新文学。唐文治没有从五光十色的国外新思潮中寻找疗药,他对三千年中华文化抱有充分的自信,坚持从中华文化自身体系中寻求疗救中国社会病症的良方。唐文治提出两项主张,一为“读十三经”,借重中华儒家仁义向善的道德观念来构建现代中国的道德观念体系;二为“读国文”,借重各级学校的国文教育来传承民族文化,唤醒民族意识,强健民族精神。1918年秋,唐文治在为上海工业专门学校所编《中学国文新读本》撰写的序言中表达了这两项主张。此文对国人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建设本民族向上向善富有活力的现代道德,有着重要启发意义。其主要内容摘录如下:

《中学国文新读本》序

世道之诪张,人心之迷谬,风俗之庸恶,士品之卑污,上下历史,无有甚于今日者,有识之士惄焉,思所以救之,顾其策奈何?或曰:“将讲武备、精器械而振之以军国民教育乎?”曰:“否,否,扬汤不足以止沸也。”或曰:“将揅哲学、谈心理而跻之于高明之域乎?”曰:“否,否,空言无裨于实事也。”或曰:“将务实业、进农家工家商家而道国民以生活乎?”曰:“斯言似矣,然而不揣其本,徒以生计为惟一之教育,言义则万无一应,言利则赴之若川,此近代教育家之昧于先后,中国之大危机也。”然则有道乎?曰:一,读十三经;二,读国文。废经者,世奉为大功,崇拜恐后,余向者腹非之而不敢言。迄乎今日,废经之效亦大可睹矣,新道德既茫无所知,而旧道德则扫地殆尽。世道至于此,人心至于此,风俗士品至于此,大可闵也。且夫我国之伦常纲纪、政教法度,具备于十三经,孔子曰“定而后能静”,废经则一日不能定,一日不能静。又曰“和无寡,安无倾”,废经则一日不得和,一日不得安。彼宗教家方日日诵经,而我国则厌恶经籍有若弁髦,举国民之心皆粗而不能细,举国民之气皆浮而不能沈,如是而犹望其治平也,岂不傎哉!此读经为救世之第一事也。经者,文之干;文者,经之支与流,裔中天之世,巍乎焕乎!成功文章于世为盛,盖建功业者,未有不本于文章者也。是以古史赞尧曰“文思”,赞舜曰“文明”,赞禹曰“文命”,敷于四海。汉唐以来,文化盛则国治,文化微则国衰,故无论古今中外,罔不以保存文化为兢兢。乃今世之士,淘汰文化惟恐不速。或用鄙陋俚俗之教书,自诩为新法,虽聪明才智之士亦强侪诸村夫牧竖之流,知识日短,志气日卑,究其弊,国家将无用人之人,而惟有为人所用之人,岂不恫哉!余主沪校十有一年,此十一年中,文化退步如一落而千丈,动魄惊心,疢如疾首;再逾十年,我中国文化陵夷当复何如!且夫国货者,国民之命脉也;国文者,国民之精神也;国货滞则命脉塞,国文敝则精神亡。爱国者既爱国货,先当维持国文。此读国文为救世之第二事也。

唐文治在这篇文章中否定了用“讲武备、精器械”的“军国民教育”来挽救世道世风的思想,认为那是扬汤止沸;否定了用“研哲学、谈心理”的高论来替代实事的做法,认为空言无济于事;对兴办农、工、商实业以提高国民生活水平的举措,则指出其只重视了民众的物质生活一面,而忽视了民众的精神道德一面,会造成趋利若鹜、言义无应的社会风气。唐文治从中华民族人文先祖尧、舜、禹以来的五千年文明史中提炼出“文化盛则国治,文化微则国衰”的重要观点,针对东西方列强的文化冲击中华文明、我国固有文化“退步如一落而千丈”的残酷现实,明确提出“读十三经”以坚守中华民族道德伦常、“读国文”以保持民族精神自信、固守民族文化精华的观点与措施,具有在民族文化存亡绝续之际立砥柱于中流、挽狂澜于既倒的气势。唐文治在论述新道德与旧道德、外国文化与本国文化的关系时,渗透了今人所说的辩证、发展的观点。唐文治一贯持“明德、新民”的观点,并不反对新的时代衍生出中华民族的新道德和新文化,但是他反对为标榜新道德而将传统道德“扫地殆尽”,更反对宣扬外国文化不遗余力而淘汰本国文化“惟恐不速”,这中间就包含了新道德的产生要以传统道德为基础、外国文化的输入不可取代本国文化的辩证思想。唐文治这些道德自立、文化自信的观点,在经过了一百年来东西方文明的激烈冲撞后再来审视,可谓有先见之明。他在中华民族贫弱被欺、自信不足的悲剧时刻,坚信自己民族和国家的传统道德和文化仍具有不可沦亡的生命活力,因而以“极意注意中文,以保国粹”的实际行动为民族教育恪尽职守。

唐文治对在国民中普及国文教育一贯持积极主张、大力支持的态度,他希望国家能培养出大量国文教师走向民间普及国文教育,“自小学以至大学,自穷乡僻壤以至通都大邑,传布流衍,学习国文,人知礼义,则所谓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者,道岂远乎哉!”(唐文治《〈说文解字·释要〉序》,1921年)他在1923年写的重要文章《学校论》中再次把“重国文”列为我国学校办学之“本”,强调指出:“今日学校课程,未有重于国文者,普及教育赖乎国文,输入文明亦赖乎国文。盖穷乡僻壤,岂能尽通西文?惟赖游学生之精通国文者遍行教授之也。”此时他已离开交通大学前往无锡创办无锡国专,这所国学专修学校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为我国各级学校培养国文教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