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唐文治的国文教育思想与实践
一、清末民初中国教育由读经向国文设科的转轨
中国古代没有“国文”这一学科概念。孩子读书学习，从识字启蒙开始，然后就转入诵读背记儒家经典。中国古代供少年儿童识字启蒙的读本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龙文鞭影》及各类《杂字》等，在识字启蒙过程中也包含了对少年儿童的伦理思想教育和知识教育。唐文治于六岁时（1870年）启蒙，入私塾，“先识字，后读《孝经》”。他识字当年就读完《孝经》，第二年读《论语》，第三年读《孟子》，第四年读《诗经》，第五年读《尚书》，十岁之前就认读了这五部古代经典的全部文字，并且全部背记在大脑中，以求终身不忘。这显示了中国古代私塾、书塾教育的“读经、背经”特点—先认读背记，以后慢慢地加深理解。
唐文治于15岁（1879年）考中秀才，于18岁（1882年）考中举人，于28岁（1892年）考中进士，其青少年时代所走的“读经—科举”路，是中国古代主流教育—士子教育的典型缩影。今人了解中国古代的“读经—科举”教育制度，有利于深入理解清末民初教育转轨、国文设科的意义。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开始于公元7世纪的隋炀帝大业年间，此后，唐、宋、元、明、清各朝都把科举考试作为选拔官员的制度，一千多年中形成了“读书—应举—做官”的传统，所读之书唯儒家经典是尊。唐朝科举在承袭隋制的基础上做进一步完善，有了按年定期举行考试的“常科”，其中“明经”“进士”两科成为常科的主要科目。这两科考生最初都要考“经义”，都必须读儒家经典。后来有所变化，“进士”科考试注重诗赋文章的写作，“明经”科考试注重“帖经”“墨义”。所谓帖经，就是将规定的经书（主要是儒家经典）任意揭开一页，将某一竖行字的左右两边都蒙上，中间露出的这行字中再用纸帖盖住三个字，要求应试者依经典原文填写这三个字。所谓墨义，也是笔试，要求应试者简要解释试卷所选儒家经文的字句意思。宋代科举考试内容基本沿袭唐制，更加注重经义，确立了州试、省试、殿试三级考试和三年举行一次全国性科举考试的制度。元代科举基本沿袭宋制，内容仍然考儒家经义，但根据统治需要将应试者分为左右榜，右榜供蒙古人、色目人应考，左榜供汉人、南人应考。到了明清两代，科举考试形成了完备的制度，全国从下而上分为三级考试：院试（取中者为秀才）、乡试（取中者为举人）、会试（取中者为进士），取中进士后的殿试与朝考，则是为新科进士分等级、授官职服务的。明、清两朝科举考试内容以儒家“四书”为准，题目选自《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中的文句，规定写成八股文格式，对“四书”经文的解释必须参照南宋大儒朱熹的《四书集注》。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考试之所以如此注重儒家经典，是因为儒家思想理念是各朝统治者治理社会、统治民众的主流思想意识形态。科举应试者要想成为统治者官员队伍中的一分子，就必须掌握儒家思想理念。唐、宋、明、清四朝中，统治时间长的达320年，统治时间短的也有268年，儒家思想理念帮助各朝统治者建立了较为稳定的社会秩序，其功不可小觑。
明、清两朝科举考试必须要写的“八股文”，在近代西学东渐的新文化潮流中招致很多骂名，那是因为历史前进了。其实八股文是一种规范的古代文言议论文（又称“制义”），在长达五百年中它能成为官员培养和选拔考试中最重要的规定文体，成为五百年科举“常态”，自有其因由所在。应试者写八股文是“戴着镣铐跳舞”，其“镣铐”之一是儒家思想理念和《四书集注》对经文的解释，其镣铐之二是议论文“起承展收”的思路和格式。有了这两副“镣铐”，就便于主考官用统一的标准来评判应试者文章的优劣。
“八股文”的所谓“八股”，指文章结构由八个部分构成，依次为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规定在后四部分中要运用骈偶文句；“束股”如果不用骈偶文句，则称为“结语”，听任应试者自便。八股文要求思路清晰、文字凝练，篇幅五六百字为宜。能写作八股文（制义）的考生，今后做官时就能写作、应对官场的各种文章。
为便于今人了解八股文，下面以唐文治18岁参加光绪八年（1882年）科举乡试所写的中举八股文《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作为示例。此文题出于《孟子·尽心下》章，“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表达了儒家在人道研究方面对人之“天命”与人之“品性”间关系的观点。考生的应举文章要在思想上合于儒家理念，在格局上合于“八股”程式。
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清］唐文治
［破题］ 气禀不可拘，当尽其在我者而已。
［承题］ 盖得于天者无可凭，尽乎人者有可必。仁义礼智天道，而亦诿诸命也，则谁为自尽者哉？
［起讲］ 意谓造化之生人也，当继善之始，惟此理而已。至于成性之际，而大极之本原乃不离乎气质以行者，固其势之必然也。然虽附乎气，而真精之妙合尚不杂乎气质之中者，亦其势之未变也。因其势之未变，而有以返造化资始之源。故曰：人者，天之心也。
［入手］ 仁义礼智天道，此数者，与生俱来者也。而人顾诿为命焉，则何也？盖阳变阴合之际，其形而上之道，实与形而下之气以俱生。故禀气之正者，其质厚而清；禀气之偏者，其质薄而浊。然其厚而清者，奚必可恃也；其薄而浊者，亦奚必不可恃也。而形生神发之后，其寂然不动者，皆于感而遂通者验其功。
［起股］ 故致其功，即造于中和；弛其功，即流于偏倚。然其造于中和者，非必其质之美也；其入于偏倚者，亦非必其质之恶也。
［中股］ 君子知天所生者，虚无足恃，故穷理克己，而勉进于中庸；君子知人所为者，实有可凭，故主敬立诚，而渐底于道德。有性焉，故不谓之命也，君子自修之功至矣，而人亦当知勉矣。
［后股］ 是故千古至愚不肖，身败名裂，岂真有别具之肺肝？究其终极，不过为气禀所拘而暗塞昏庸，后遂为弃材而不可救。苟恍然于命之不可据而修为以复其性，则造物之以偏驳相予者，庸讵非裁励我之本心。即千古大圣大贤，履险若夷，亦岂有异人之材智？求其始基，不过葆乎本心之正而明善诚身，后纵有外诱而不能入。盖晓然于性之不可违而刻励以俟夫命，则彼苍之以气数相厄者，又未始非玉成我之至意。
［结语］ 而犹曰命也，则天下谁复能尽性者哉？
译文：
人不可拘束于禀气，应当自身尽力而已。
所谓得于天的禀气，其实无可凭据，而自身尽力则有可必定达成之目标。把仁、义、礼、智、天道也推诿于天命，那么谁成为自身尽力者呢？
我认为，大自然造出人，人应当继续“性善”之初真，就是这个道理罢了。到了人性形成之时，造化之初真不脱离人的气质而流露，本来是势之必然。但初真虽附于气质，而初真精髓与气质妙合还是不杂糅于气质之中，也就因为初真之势未变啊。因为初真之势未变，所以有办法来回归造化之初真本源。故而说：人是天之心。
仁、义、礼、智、天道，这几样，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但有人把这几样推诿为“天命”，什么原因呢？那是阴阳相交致诞新生之际，那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之气一同生出，故而禀气正的人，其品质厚而清；禀气偏的人，其品质薄而浊。然而，那厚而清的天生品质，哪里就一定可依靠；那薄而浊的天生品质，哪里就一定不可依靠！而身形生出、神智生发之后，那心中寂静不动的天性，都在通感万物上检验其功效。
所以，收得功效，就达到中和境界；废弛功效，就入流偏见斜识。但那达到中和境界之人，不一定天生品质就美；那入流偏见斜识之人，也不一定天生品质就恶。
君子知晓，天生的品质，虚无而不足以依赖，故而究理克己，勉力进于中庸境界；君子知晓，人生的修为，真实而可以依靠，故而主敬立诚，逐渐抵达道德苑域。人有后天形成的品性，所以不称品性为天命；品性是君子自身修为功夫达成的，而人们也应当知晓自勉了。
因此自古以来愚顽不肖之徒，身败名裂，难道他们真有特别的心肠？究其终极原因，不过是被禀气所拘缚而导致心胸暗塞昏庸，而后就成为废弃之材而不可救。如果明白天命不可依赖而以自身修为呈现其品性，那么造物主以偏斜驳杂之气给我，其本意难道不是要磨砺我吗！自古以来大圣大贤之人，踏险若坦，难道他们真有奇异的才智？寻其初始之基，不过是保护正派本心而做到自身明善真诚，而后纵然有外界诱惑而不能入。大概明晓人性不可违拗而以自身磨砺等待其天命，那么彼苍天以艰险苦穷气数困我，其用意未尝不是要玉成于我！
知此道理还说命定于天，那么天下有谁又能尽力修身养性呢？
写这样的文章，要求应试者饱读儒家“四书”经典，使圣人思想能腾跃于笔下，还要求应试者熟练掌握“文言”这一全国通用的书面语言文字，能用典雅的书面语、骈偶句表达思想。“八股文”写作的这两项要求保证了科举考试所选拔人才的特有品质，应试者在此前漫长的读书学习历程中，先要被儒家思想理念和中国古典文言所熔铸，使自己的思想、文化素质均合于朝廷选用官员的基本要求，才有可能应试中举，步入仕途。在以农耕文明为主、生产力水平不高的中国古代社会，这样的科举考试不失为统治者公开、公正选拔天下人才的有效方式。
但是，这种用八股文选拔人才的科举考试有其弊端，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后，更是显露出来。首先是全国的读书应举“知识分子”的群体思想陈旧僵化，他们埋首于儒家义理和古文经典之中，对地球大航海之路开拓带来的国外新思想、新文化不闻不问，思想狭隘，才智封闭。第二是全国的基础教育成为科举的附庸，书生只读“四书五经”，不学已成系统的自然科学知识，当国外的工业文明用坚船利炮敲开中华国门时，这种古典单科教育方式的不足与短板就暴露无遗了。面对列强侵略、民族危亡和嘉庆、道光朝后国家积贫积弱的严峻局势，先是个别官员士子“开眼看世界”，继而一些知识人士开始接触国外尤其是西方的社会文化和工业文明，逐步产生了向西方现代文明学习的改良主义思想。光绪十四年（1888年），康有为参加顺天乡试时写下五千言的《上清帝第一书》，以布衣之士身份提出变法维新的主张。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发布《明定国是诏》，开始“戊戌变法”，康有为上呈《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他开宗明义写道：“今变法之道万千，而莫急于得人才；得才之道多端，而莫先于改科举。”他针对性极强地指出：“八股清通，楷法圆美，即可为巍科进士、翰苑清才……若问以亚非之舆地、欧美之政学，张口结舌，不知何语矣。既流为笑语，复秉文衡，则其展转引收为若何才俊乎？”所以，他明告朝廷：“中国之割地败兵也，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光绪皇帝接受了康有为的建议，下达谕旨：“著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后又下旨变通科举章程，规定乡、会试首场试“中国史事国朝政治论”，二场试“时务策”，专问五洲各国之政及文艺，第三场才考儒家经义。但是，为时仅103天的戊戌变法失败了。9月21日，慈禧太后软禁光绪皇帝，再次垂帘听政；10月9日，慈禧下旨：“嗣后乡试、会试及岁考科举等，悉照旧制，仍以‘四书’文、试帖、经文策问等项分别考试。”两年后，庚子事变，八国联军的炮火把慈禧太后轰出了北京。逃到西安的慈禧为摆脱内外困境，才不得不宣布推行“新政”。1903年春，时任湖广总督兼参预政务大臣张之洞会同直隶督臣向朝廷呈奏《科举阻碍学堂详陈得失利弊折》；同年11月，张之洞又会同管学大臣张百熙和荣庆上呈《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折》。1904年，清政府颁布了由张之洞、张百熙、荣庆合订的《奏定学堂章程》，时称“癸卯学制”，开始在全国推行改科举为学堂的教育体制改革。1905年，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土地上爆发，形势危急，张之洞领衔会同多位封疆大臣奏请立停科举，以广学校，清廷终于下谕“立停科举”，推广学堂，在中国实行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取士制度至此废止。
“国文”设科是从1904年的《奏定学堂章程》开始的。《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是一部关于设定全国学制系统的文件，它由《学务纲要》《初等小学堂章程》《高等小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高等学堂章程》《大学堂章程》及各级实业学堂章程等17个文件组成。规定了各级各类学校的目标、年限、入学条件、课程设置及相互衔接关系。儒家思想被立为全国学校的教育宗旨，规定“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但是，学堂毕竟不同于书塾书院，“癸卯学制”施行后，各级学堂的课程变得多学科化了，已成系统的数、理、化等自然科学知识进入各级学堂的课程系列，从根本上改变了科举时代全国基础教育内容由儒家经典一统天下的局面。虽然有这样的变化，《奏定学堂章程》仍然规定学习儒家经典是各级学堂最重要的课程。例如，规定初等小学堂每周上课30小时，其中“读经讲经”一科每周12小时，占全部课程的五分之二；高等小学堂每周上课36小时，其中“读经讲经”一科每周12小时，占全部课程的三分之一；中学堂每周上课36小时，其中“读经讲经”一科每周9小时，占全部课程的四分之一。不过，从语言文字学习的角度看，“读经讲经”既然规定儒家经典为课文内容，也可看作是准国文课，对提高学生的国文读写水平也是起作用的。《奏定学堂章程》还规定了在各级学堂中专门开设“中国文学”一科，教育界简称为“国文”，阅读内容扩展到诸子百家等。《奏定学堂章程》17个文件之一的《学务纲要》中规定“中小学堂于中国文辞止贵明通”，“其‘中国文学’一科，并宜随时试课论说文字，及教以浅显书信、记事、文法，以资官私实用，但取理明辞达而止”。这是对新设“国文”科实用性教学宗旨的表述。
人口多达四亿的晚清中国社会有着因陈守旧的巨大惰性，“癸卯学制”公布了，“国文”科也由朝廷所颁章程确立了，但各地教育实际状况的改变仍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就“国文”单独设科而言，一缺教科书，二缺掌握该学科教学法的师资。各地各类学堂的国文教员大多是延聘昔日的塾师担任，名曰教授“国文课”，实际上教材和教法仍然沿用昔日读经讲经的老套套。从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颁布直至1919年“新文化运动”高潮，教育界经过漫长15年的探索、改革、创新，才在实践层面实现了由“科举读经”向“国文教学”的转变。
在这样的教育变革历史背景下，唐文治于1907年10月出任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监督，身体力行地参与了“国文”设科的教育探索与教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