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抗日战争期间设太仓粥厂常年赈饥

1939年，唐文治经国专西迁“万里宵征”回到上海后，为赈济日寇占领下苦难度日的太仓饥民，他联合太仓绅士钱诵三等成立了“积善会”，在故乡太仓开办了施粥厂，每天向穷饿无食的太仓饥民施粥两餐。至1941年冬，唐文治为太仓施粥厂向无锡诸工商界旅沪绅士（唐文治称他们为“无锡诸同乡”）募捐，先后募得善款约十万元，汇交太仓钱诵三施粥赈饥，每天约费五百元（按其时物价，可买米一石余）。开始时，“回乡饥民就食约五百人”，至1942年夏，“增至七百三十余人”。施粥厂依照唐文治的提醒，不漏隐贫，例如对“住居南门纯阳庙中鳏寡孤独废疾者共二十一人”，以及妇孺不能出门者，均“送米送粥前往”。1942年唐文治78岁，这一年是壬午年，60年前，唐文治参加江南乡试中举，转眼一甲子过去，“诸执友皆通函或赋诗道贺”，按士大夫传统称法叫“重宴鹿鸣”。好友张纶卿赠送唐文治棉衣票25套（可凭票购得棉衣），作为贺礼。唐文治当即请负责施粥厂日常事务的钱诵三派人来上海将这批棉衣运往太仓，散发给饥寒贫民。唐文治特意撰写《辞贺重宴鹿鸣文》表白心迹：“今科举废弃久矣，鸿嗷中野，鱼潜深渊，极目数千里，道殣相望，于斯时而称贺，私心弥抱不安矣。……吾邑太仓，素称瘠苦之区，自丁丑（1937年）以来，飞鸟（引按：飞机）以凶，民居如毁，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城区可见者如此，推诸各乡，其苦更不知如何。一邑如此，推诸全省全国，其苦更不知如何。言念及此，不禁悄然以悲，潸焉以注，曷若移称庆之举为任恤之方乎！”这年冬，太仓施粥厂改施粥为放米，略为节省。唐文治又托友人分赴浏河、浮桥、杨林、七鸦各处散放冬赈。至1943年，日伪统治区物价飞涨，下半年，米价每担（100市斤）贵至数千元，给施粥善举带来严重困难。太仓施粥厂只得派人赴外地分头购米，并购买相对便宜的元麦搭放。该年，施粥厂日常施米救济的贫民已达850口，太仓同乡向唐文治报告：施粥厂“口碑颇佳”。

在近代中国天灾兵祸连年、人民生灵涂炭、哀鸿遍野、饿殍相望之时，唐文治秉持“天之大德曰生”的儒家理念，撰文大声疾呼士人君子保持善心。他说：“天地温厚慈祥之气，虽当昏乱之世，不容湣灭，惟赖君子长养而维持之，俾不绝于宇宙。此吾人所当共勉也！”（唐文治《原慈二·爱民之慈》，1938年）所以他把赈灾济贫作为自己的天职。唐文治赈济的对象主要是受灾的农民。对处于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唐文治抱有极度的同情，他在1932年写的《国箴·救农箴》中直言：“吾国最痛苦者，厥惟农民。其可告无罪于国人者，亦惟农民。而国人对之有愧者，亦惟农民。何也？彼终岁勤劳，竭其一身一家之力，收获五谷，以养吾国人。然而天灾流行，冻饿离散，奔走乞食者，农民也。内战方兴，杀戮拉夫，身受其痛者，农民也。盗匪横恣，劫掠掳人，哭望无涯者，农民也。幸而无事，官府业主，则必取盈焉，租税频加，苛捐烦扰，中饱舞弊，受害亦惟农民。故近年以来，乡村之中，盖藏（引按：指农民的谷粮钱物）尽竭，惟闻叹息悲泣之声矣！”面对中国农民如此之悲惨境遇，唐文治内心不忍，坦陈心迹：“呜呼！居今之世，民有饥色，野有饿殍，尚忍言哉！然此犹为吾所及见及闻者也。其为吾所不及见、不及闻，困惫颠仆不得出门而饿死者，遥想情形更不知如何惨酷。试思吾得饱食而各处之饿死者不知凡几也，吾得暖衣而各处之冻死者不知凡几也；然则吾辈而生今日，实为善大好时机，自当以行善为惟一之天职。”唐文治用了极重的“天职”一词，来表达中国士大夫的“悯农”良心。

晚年唐文治与夫人黄氏合影

为履行此“天职”，唐文治不仅赈济家乡太仓的受灾贫民，而且多次出力赈济外省外地的水旱兵灾。1918年，湖南督军张敬尧纵兵抢掠，鱼肉地方，满目惨酷，造成兵灾。唐文治在上海“闻之潸然”，于7月间商之于上海红十字会，设法赈济湘省灾民；至11月间，共筹得赈款五万余元。他又请托宗兄唐浩镇（1864—1921，字郛郑）等得力人士赴长沙放赈（据唐文治《宗兄郛郑墓志铭》）。此次湘赈过程中，上海红十字会特聘请唐文治为名誉会员。次年，湖南各界发动轰轰烈烈的“驱张运动”，并获得成功。1928年12月，北方大灾。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记：“前在各部署供职者，饥饿不能出门户，甚至阖门自经。友人溧阳周敬甫办理义赈，余与苏州费君仲深名树蔚向各处募捐，共得一万六千余元。”1933年8月，上海遭遇台风灾害，崇明最重，海水冲决圩岸，淹没数千亩田户，冲坍数百家房屋，灾民流离失所，十分悲惨。唐文治在《茹经先生自订年谱》中记自己的赈济活动：“在苏（州）晤谱兄王丹揆，请为（崇明）劝募发赈。余向溥仁慈善会、红卍字会两处尽力设法。幸宗弟申伯极为出力，共捐得三千元，丁君梓仁捐得一千元，上海同乡会捐得三百元，先后汇崇明散放。”1935年8月，北方在上一年遭受极重旱灾的情况下又遭受严重水灾，唐文治先后捐募640余元，交上海水灾义赈会散发，捐后还不无遗憾地自叹：“特杯水车薪耳！”

唐文治是闻名遐迩的古文家，苏沪地方绅士以得到一篇由唐文治撰稿的家传、寿文、碑记、题跋为莫大的荣幸。唐文治在担任无锡国专校长的数十年中，坚持把自己为人撰稿所得“润笔”（撰稿劳酬）用作赈灾济贫的善款。1930年10月，唐文治向社会公示“诗文润格”（为人撰写诗文的稿酬标准），特地在告示附言中申明，此等“润笔之费”“移作太仓敬节会费及其他善举”。其时唐文治家庭经济生活依靠他担任无锡国专校长、教授的每月200元薪金维持，不算宽裕。据《自订年谱》1930年内记，唐文治因承担不起第四个儿子唐庆永在美国留学每月90美元的学习生活费用，不得不令他中止在哥伦比亚研究院的学业，中途回国。1941年秋，由国专沪校同人和唐文治早期学生帮唐文治制订了新的“诗文润格”，据1942年夏起担任唐文治秘书的陆汝挺（女，1922—2009）回忆，此时期唐文治仍坚持把自己的“润笔”捐作赈灾济贫款，并且嘱托陆汝挺去办理。一代国学大师唐文治，直至垂暮之年，仍然铭记行善“天职”，尽一己之力“救民命”。

进入公元1954年，唐文治九十岁初度，身体明显衰弱。2月，右腿风瘫不能动。2月至3月间，呼吸困难。4月9日（农历三月七日），脉息下沉，呼吸时常停顿，不能言语，至子夜十二时三刻与世长辞。4月14日举行大殓，亲朋好友门生来吊唁者250余人，上海市人民政府统战部、文史研究馆、交通大学、江苏师范学院等单位均派代表致唁。张元济等生前好友发起公祭，仪式隆重；嗣后议决为唐文治行“易名礼”，私谥“文成”。二十天后，唐文治先生的灵柩安葬于上海市江湾第一公墓，墓地风景清幽，松楸葱郁。交通大学敬挽唐文治老校长联云：“有三达尊，兼三不朽；晋百年寿，为百世师。”

著名雕塑艺术家刘开渠设计的唐文治校长半身铜像（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新文治堂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