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主持无锡国专办学（国专前期）

唐文治创办并亲任校长30年的这所国学专修学校曾几易校名。学校创办初期规模不大，称“国学专修馆”；1927年3月受国民革命军北伐影响，改名为“无锡国文大学”，同年7月又改名为“无锡国学专门学院”；1930年1月遵教育部令改名为“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此校名一直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1949年7月，经苏南行政公署准予备案，改校名为“无锡中国文学院”。唐文治先生教育生涯的后半部分与这所学校的起落沉浮紧密结合在一起。唐文治主持无锡国专办学可分为前期与后期，前期从创办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唐文治率领国专师生西迁桂林（1920年12月—1938年6月），后期从无锡国专沪校开办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无锡国专并入苏南文教学院（1938年7月—1950年5月）。

无锡国学专修馆从开办到1927年3月，这几年无锡处于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办学得到政府认可，课程亦未受排斥。国专每年招收一个班约三十名左右学生，在校学生规模为三个班，七八十名学生。此期间唐文治亲自为馆生教授的课程，除前文已介绍的，还有《周易》《政治学大义》和《性理学大义》。

《性理学大义》是唐文治于1922年为无锡国专编写的国学课本，是国学专修馆教材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性理学”就是宋代儒学程、朱理学，该教材内容分“周子”（周敦颐）二卷、“程子”（程颐、程颢）二卷、“张子”（张载）一卷、“洛学传授”（北宋理学的传授）一卷、“朱子”（朱熹）八卷。每卷各冠以叙文及人物传记，阐发要义，对各篇中的精要处，都加了评语，作了圈点。唐文治认为：“学者得此讲本，可窥性理学之门径矣。”

此阶段，无锡国学专修馆在教材建设上所取得的又一项重要成就，是由唐文治主持、耗时五年刊刻印行的《十三经读本》。《十三经读本》是一部大型经学丛书，收入中国古代儒家经典《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本文及先儒精要注释，收入唐文治为这十三部经典写的要义提纲，收入苏洵、方苞、姚鼐、吴汝纶等21位学者研究这十三部经典的“评点札记”，书前有陈宝琛（1848—1935，字伯潜）、释印光（1861—1940，法名圣量）、唐文治、施肇曾序文，书后有1925年秋无锡国专第一班毕业生毕寿颐雠校跋文。全书装订共计120大本，16 000余页，共计272卷，分十三经本文并附名家著述计227卷、评点札记计45卷。

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1921年内记：“与施君省之议刻十三经。近时吾国学生皆畏读经，苦其难也，爰搜罗十三经善本及文法标点之书，已十余年矣。自宋谢叠山先生，至国朝曾文正止，凡二十余家，颇为详备。施君闻有此书，商请付梓。余因定先刻十三经正本，冠以提纲；附刻先儒说经世鲜传本之书，而以评点文法作为札记。谨作叙文，并请陈太傅弢庵名宝琛撰序，命上海刻字铺朱文记经刊。分校者太仓陆君蓬士、王君慧言、李君慰农、徐君天劬及陆生景周，期以三年竣工。”从书后毕寿颐跋文看，这部大型丛书直至1925年秋才印毕，无锡国专第一班的多位高才生参与了校对工作。

唐文治编撰此书并借无锡国专同人之力刻印此书，其主要目的有二。一为方便初学者，欲使初学者不畏古代经典之“高、晦”，此编在手，“如登康庄，如游五都”。诚如陈宝琛序文所评：“蔚芝读本，根据汉说，兼及宋儒，于四子书（引按： 《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则附以己说，意在尊经，不求艰奥，取便初学而已。”二为传承儒家经典与思想，以利中华开创太平之世。唐文治在《〈施刻十三经〉序》中表达自己坚定的信念：“夫以秦政之威、之权、之才、之力，且不能废经。蚍蜉之撼大树，无损枝叶，何况本根。继自今十年百年而后，千里万里而遥，安知无董、刘、马、郑与夫周、程、张、朱其人者，名世挺生，以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乎？”刻印《十三经读本》之后，无锡国专学生学习“经部”即用此书。

无锡国学专修馆初期，唐文治在教材建设上的第三项重要成果是于1925年编撰成《国文经纬贯通大义》八卷，次年由无锡国专刊行，作为课本。从体例上看，它以由浅入深、读写结合的作文法为排序，共列出“局度整齐法”“格律谨严法”“奇峰突起法”“两扇开阖法”“响遏行云法”等文章作法44种。全书按法选文，共选入历代文章、诗歌236篇（含唐文治自己的文章11篇），编者对每篇选文做了圈点和简评。此书编辑体例在民国时期的国文教材中是一项创举。此书印行后，还被无锡中学校（私立无锡中学）、上海南洋中学等学校选作国文科教材使用，在教育界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除以上教材建设成果外，办馆初期，唐文治编撰的教材还有《政治学大义》四卷（1923年）等。

国学专修馆办学初期，既有按馆生程度分班教授的现代教学形式，也有让馆生自主安排学习活动的传统书院学习形式。1923年11月，唐文治得知江苏宝应籍早年生徒刘翰臣家藏有珍贵的《朱集签注》书稿，马上让第一班馆生中唐兰、王蘧常、吴其昌、吴宝凌、戴恩溥等五人赴宝应刘家，用七天时间抄录该书稿十余万字；回馆后又嘱王蘧常整理成四卷，编出凡例，定名为《朱子全集校释》。1923年，唐文治采用传统书院拜师修学形式，选派第一班馆生中王蘧常、毕寿颐、侯堮、蒋庭曜等人，往苏州师从曹元弼学习《仪礼》和《孝经》，每星期一次。这一活动一直持续到1926年。王蘧常等馆生师从曹元弼学习告一段落后，回锡共同编成《礼经大义》数卷付刊。唐文治在前三班馆生毕业前夕，都认真组织全馆师生共同参加毕业生论文演讲活动，还先后刊印了学生优秀诗文集《无锡国学专修馆文集初编》（收入馆生诗文147篇）、《无锡国学专修馆文集二编》（收入馆生文章128篇）和《无锡国学专修馆讲演集初编》（收入第一班馆生毕业演讲论文18篇）、《无锡国学专修馆讲演集二编》（第二班馆生毕业演讲论文集）。初期的无锡国学专修馆规模虽小，但师生教学活动内容扎实，形式多样，学生的研究成果质量很高。

无锡国专在办学初期的前七年中经历过两次磨难。一次在1924年9、10月间，江苏、浙江两省间爆发军阀战争。当时的江苏督军齐燮元属于曹锟、吴佩孚的直系，浙江督军卢永祥属于段祺瑞的皖系，两省军阀因利益之争爆发战争，史称“齐卢江浙战争”。其时，无锡处于两支军阀部队争夺之地，百姓深受戒严、失业、拉夫、封船之苦，因时局动荡、汇兑不通，无锡国专师生几乎断粮。唐文治移用了先前别人所捐助准备用于印行自己《人格》一书的资金银元二百元，才解决了师生的断炊问题。第二次磨难发生于1927年3月，当时国民革命军北伐进驻无锡，成立新的无锡县行政委员会，年轻的教育委员徐某把唐文治看成“保皇党”，把刚改名为“无锡国文大学”的无锡国专看成“守旧派”，下令封闭国学专修馆。国专学生赴县署力争挽回，无效。3月19日，唐文治只能辞去国学专修馆馆长职务，国专众学生相为哭泣告别。这次，无锡国学专修馆被迫关闭、停课两个多月，校舍由军队驻扎，“马腾于舍，粪污于堂，书籍零散，薪木毁伤”。一个月后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江南局势渐趋平静，经国专学生蒋庭曜、王蘧常、崔履宸等多方奔走，请求新成立的江苏省教育厅饬令恢复，无锡县政府才对国学专修馆出示保护。6月1日，国专学生派代表赴西溪唐宅公请唐文治馆长复职，国专学生亦回校复课。这次磨难导致1925年1月招收的第四班学生和1927年1月招收的第五班学生均推迟半年毕业。

从1927年6月至1937年6月，是唐文治主持无锡国专办学前期中相对稳定的十年，也是无锡国专克服种种困难、办学事业得到发展的十年。

无锡国专是一所民办学校，维持办学遇到的首要问题是经费困难。1925年1月，最初出资开办无锡国专的施肇曾不再担任国学专修馆馆主，来自施氏的无锡国专常年办学经费中断。唐文治改请无锡本地工商界人士孙鹤卿继任馆主，主要由无锡地方人士资助国专继续办学。为稳定办学经费来源，使学校获得江苏省教育厅备案，唐文治于1927年6月复职后次月，即改校名为“无锡国学专门学院”，褪去私家学馆色彩，并联络无锡工商界人士成立了无锡国专校董会。在其后的十年中，担任无锡国专校董会董事的本地工商界著名人士有钱孙卿（1887—1973）、荣宗敬（1873—1938）、荣德生（1875—1952）、唐保谦（1866—1936）、蔡兼三（1868—1937）、杨翰西（1877—1954）、丁福保（1874—1952）、华绎之（1893—1956）等人，担任校董会董事的地方教育界著名人士有钱基博（1887—1957）、陶达三（1871—1951）、高阳（1892—1943）、冯振（1897—1983）、侯鸿鉴（1872—1961）等人。唐文治校长将无锡国专校董分为经济股和教育股，以求在办学资源上得到最大支持，不失为一种创举。《校董会章程》对校董会自身的职权做了明确的规定：（甲）决定并修正本校组织大纲；（乙）决定本校重大进行计划；（丙）决定校长人选呈请教育部备案；（丁）筹划本校经常费及基产；（戊）审核本校预算决算；（己）监察本校财产；（庚）议决校长提交之校务会议建议事项。（见《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年纪念册》）因唐文治校长德高望重，校董会对唐校长提出的校务重大举措都是大力支持的。1928年5月，第二任馆主孙鹤卿去世，由无锡本地实业家唐保谦（1866—1936，字滋镇）继任经济股董事长，长达八年之久，“董厥事而校基固”（唐文治《宗弟保谦家传》，1936年）。

校董会每年都要召开一两次全体会议，讨论学校的重大事项，如全年办学的经济预算、决算，改建扩建校舍，招生规模，购买校址地，校董改选等。例如，1927年12月23日的校董会讨论了学校扩充计划；1929年2月27日的校董会讨论了全年的预算、决算，议定了校董会章程；1930年1月11日的校董会报告了校图书馆建造成立经过和教育部令本校改名为“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事；1931年1月31日的校董会讨论了新生资格呈部问题和上年度决算、本年度预算；1932年1月2日的校董会决议，国难之时，应请校长和教职员尽心竭力，指导学生积极从事救国工作；1933年1月18日的校董会讨论了有关学生管理的问题，会后即抓住放寒假契机整饬校风，令退学者达13人。又如1935年12月29日校董会动议在无锡宝界桥旁购买校址地之事，1937年2月3日校董会报告此项已办成的购地之事。唐文治通过校董会，有效实行了私立学校的董事决策、管理模式。

1927年6月后无锡国专办学规模的逐步扩大，直接体现在增加学生和增聘教师两方面。1927年3月，学生在校者为七十余人，教师仅唐文治、朱文熊、陆修祜、陈柱4人。6月唐文治恢复馆长职务后，分别于7月、9月两次添招新生39人，1928年1月至7月又三次招收新生90人，以后每年招收新生都在八九十人左右，分甲乙两班教授。从1932年9月起，还增设一个补习班，每年招收补习生30余人，以利招收正式生时充足生员。教授队伍也随之扩大，1927年9月增聘钱基博、冯振为教授；1928年9月增聘徐景铨、孙家复为国学教授，刘觉民为党义教授，侯敬舆为国技（技击运动）教授；1929年4月还增聘军事训练教授，无锡国专在课程设置上实现了由私家学馆向私立学校的转轨。在1927年6月起的十年中，应唐文治校长聘请来无锡国专任教的教授还有单镇（国学）、蔡莘耕（军事训练）、邓揖（国学）、陈北蘅（教育学）、叶长青（国学）、陈邦怀（国学）、甘豫源（教育学）、陈衍（国学）、董志尧（军事训练）、周澄（国学）、秦仁存（书法）、陈天倪（国学）、刘朴（国学）、钱仲联（国学）、杨铁夫（国学）、顾实（国学）、李源澄（国学）、魏守谟（国学）等人。1936年暑假后新学年开学，无锡国专到校上课学生共235名，已是学馆时期在校学生数的三倍多；在校教职员工已达21人。据不完全统计，无锡国专办学前期（1920年12月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共招收学生16个班计1 019名（包括插班生、补习生），共毕业学生17届计427人。这些学生中有不少人日后成为我国国学研究界、教育界的栋梁之材。第一、二届学生中吴其昌、吴宝凌、侯堮、蒋天枢考取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王蘧常、唐景升、蒋庭曜、丁儒侯、严济宽、王震、冯励青等从事国学研究，先后担任国专教师。此期间的无锡国专学生中后来成为我国各界栋梁之材的还有钱仲联、钱伟长、郭影秋、王绍曾、张锡君、魏守谟、周振甫、吴天石、卢景纯、马茂元、姚奠中、徐兴业等。

在这十年中，无锡国专的校舍规模也逐渐扩大。1929年，唐文治遵照上一年去世的馆主孙鹤卿之遗嘱，将孙氏资助无锡国专的三年常年经费6 500元银元移作建造校图书馆，于4月奠基，10月落成。同时由唐文治好友及亲家陆勤之出资两万数千元，从北平、太仓两处购得图书15 000册，连同原有图书6 000册，入藏新图书馆，供师生教学中使用。1931年，耗资9 600元增建校内第一进八开间新校舍楼一座，由校董陶达三义务督工，于年底落成。1933年，耗资12 800元，改建校内第二、第三进14开间校舍楼两座，同时扩充校内运动场。1934年，在校内增建盥洗室，新筑“茹经亭”。1935年，在校地东北角增建四开间二层校舍楼一座，并造过街楼，通往图书馆。1936年，为学校长远发展安排，耗资10 160元，在无锡西郊五里湖畔宝界桥旁购地43亩，作为日后建造无锡国专新校舍的址地。1937年3月23日，国专全体学生赴五里湖畔新校址举行植树礼，共植树四百余株，一半桃树，一半柳树，唐文治校长为之作颂词：“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蔚起，中国太平。”

无锡国专由私家学馆转变为私立学校后，增加了许多现代学校形式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活动。从1928年2月起，实行学分制，参照国立大学中国文学系的做法，给各必修、选修课程设立学分，要求学生三年毕业时各必修、选修课程至少读满120学分，使无锡国专毕业生与国立大学中文系学生程度相当。在课程设置上，逐步增添了教育学、哲学概论、西洋文学史等几门具有通论特点的课程，受唐文治校长邀请来校演讲的学者、专家明显增多，如1930年9月时任中国经济学社社长的马寅初来校演讲《中国田赋》，1933年3月、10月苏州国学会章太炎大师两次来校演讲国学传承与研究问题，1935年12月著名画家黄宾虹来校演讲《中国画之认识》，1937年4月广西省教育厅厅长雷沛鸿来校演讲《欧洲各国青年之思想》。据不完全统计，从1930年至1937年，唐文治邀请国内著名学者来校演讲近40次，有效开拓了国专学生的学术视野。无锡国专师生编著、出版的书刊也明显增多。1931年1月，《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丛刊》“学生丛刊之一”和“学生丛刊之二”出版，分别收入王绍曾的论文《目录学分类论》、周昶旦的论文《荀子政治学说》和其他四位学生的论文4篇。1935年3月，由无锡国专学生自治会出版委员会编辑出版的《国专月刊》创刊，该刊每月出1期，每学期5期，合称1卷；寒、暑假休刊；至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停刊，共出版5卷25期，在职教师大部分都有论文、论著在该刊上发表，同时还刊载了许多国专学生的优秀学术文章和毕业论文。从1934年1月起，由无锡国专资助，开始出版发行《国专丛书》，第1辑是陈衍先生著《〈通鉴纪事本末〉书后》，第2辑是唐文治先生著《〈礼记〉大义》，第3辑是陈鼎忠先生著《〈孟子〉概要》。随后三年中，国专教师朱文熊、冯振、钱基博、叶长青、钱仲联等都在《国专丛书》这一出版项目下出版了自己的著作。至1937年，《国专丛书》共出版了15种，原计划还准备印行冯振的《〈说文解字〉讲记》，因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而停止。

唐文治主掌的无锡国专虽然规模不大，但中国文化色彩之重，于国内高校首屈一指；其学术研究氛围之浓，备受社会各界和教育部考察官员称道。1931年11月14日，国际联盟会教育考察团成员培克尔（Carl H.Beckcr，柏林大学教授，曾任普鲁士教育部部长）和伦希维（P.Langevin，法兰西大学教授）来无锡国专参观并作演讲，他们参观后说：“我们来中国看过很多学校，读的是洋装书，用的是洋笔，充满洋气。这里才看到纯粹中国化的学校，才看到线装书和毛笔杆。”（金易占《无锡“国专”与唐文治》）培克尔在演讲中表示：“此次来华考察，对于东方民族如何保存其固有之文化的问题，甚感有研究兴趣。在现今生存竞争的时代，凡一国家求生存于世界，固当以研究科学为先；然研究科学，必当先使国民自觉。而国民自觉心之发动，惟有藉国学以发扬光大之，而后可以保持各国固有之民族精神，此尤须研究本国历史和固有文化。贵校为研究国学之最高学府，负有保存固有文化之责，与普通学校之使命不同。”（健实《国联教育考察团莅锡来校演讲志略》）后来，该团在考察报告《中国教育之改进》中，针对中国之知识分子皆认为中国几千年以来之传统文化不合时宜的现象，指出：“中国乃一有悠久传统文化之国家。凡将一国固有历史上之文化全部牺牲者，其结果未有不蒙其害者也。”（刘桂秋《无锡国专编年事辑》2011年，第136页）

最集中昭显无锡国专文化精神面貌的是校歌、校训。《无锡国专校歌》由校长唐文治于1931年1月撰词创作，请著名音乐教育家沈叔逵（1870—1947，名庆鸿，别字心工）谱曲，这首校歌堪称是一首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的颂歌。歌词曰：

五百载，名世生，道统继续在遗经。乾坤开辟，学说何纷纭，惟我中国，教化最文明。上自黄帝迄孔孟，先知先觉觉斯民。大道行，三代英，我辈责任讵敢轻。勉哉！勉哉！俭以养德，静以养心，建功立业，博古通今。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

在创作校歌的同时，唐文治从中华民族最古老的经典《尚书》中提取“作新民”三字定为校训，请校董以尺五正楷书写制匾，悬挂于国专礼堂讲台的正上方。每周一，国专全体学生都要在礼堂集会，仰视校训，高唱校歌。每一位在国专求学的学生，都深受学校文化精神的熏陶。唐文治非常重视国专学生的国文写作能力，从1931年起规定每学期举行一次全体学生参加的国文写作竞赛，又称“国文大会考”，唐文治亲自参与作文命题，最后评审也由他本人把关，成绩优秀的学生得奖，核计平均分数最高的班级，给予锦标、奖旗。中央大学特派员赴锡调查无锡国专办学状况后，回南京呈文称该校“校风质朴醇谨，学生皆守规纪，勤心学业”。1935年2月，曾亲赴无锡国专深入考察的教育部视察大员柳诒徵（1880—1956，字翼谋）在《江苏教育》杂志发表文章称：“在今日一切学校师长中，深知中国文化之重要，且息息以救国救民为念者，殆无过于唐氏。”

唐文治虽已双目失明，但他凭着从小植根于脑中的对儒学经典的深刻记忆和丰富的人生阅历，在秘书陆修祜的帮助下，继续以典雅的文言撰文著书，出版成果丰硕。这十年中唐文治著作最重要的出版成果是《茹经堂文集》初编6卷的重印，《茹经堂文集》二编9卷、三编8卷的出版问世，三书合计约50万字。“茹经”是“以经典为餐”之意，“茹经堂”是唐文治用以明志的堂号。《茹经堂文集》初编6卷于1921年7月开始编辑，分为经说类、杂著类、论辨类、序类、家乘类、杂记类6卷，收入文章78篇，约12万字，到1926年7月刊成问世，1935年重印。《茹经堂文集》二编9卷，亦于1921年7月开始编辑，分为经说类、杂著类、论说记文类、书（信）类、序跋类、传（记）类、赠序寿序类、碑铭类、哀祭类9卷，收入文章146篇，约14.5万字，至1929年11月刊成问世（曾于1938年重印）。《茹经堂文集》三编8卷，于1930年开始编辑，分为杂著类、政论类、经说类、赠序寿序类、序跋类、记类、传状类、碑铭哀辞类8卷，收入文章170篇，约23.5万字，至1936年刊印问世（铅字竖排本，无标点，曾于1942年重印）。这三部文集收入了唐文治先生一生前七十年中所写主要的单篇文章。1927年冬，唐文治先生的另一部重要著作《茹经堂奏疏》刊成问世（木刻版本，无标点），该书收入唐文治1894年至1907年任官京城时所写呈奏朝廷的奏疏20篇，分三卷，第一卷收《请挽大局以维国运折》等4篇，第二卷收《议复张振勋条陈商务折》等6篇，第三卷收《请办商业模范银行折》等10篇。从这些奏章中可以看到唐文治的经世治国眼光和谋略。同期立朝为官的好友王清穆作序称：“（唐文治）君著作甚富，大都为经义理学之属，而奏疏特其绪余耳，然以此见政治之学，亦自有其根底，非空疏浅陋者所能为，而惜乎未意其用也。”1935年3月，唐文治撰著的《茹经先生自订年谱》（以下简称《自订年谱》）成稿，由广文书局和商务印书馆两家同时印行，全书约6.5万字，极简要地记叙了作者从出生至70岁（1934年）的人生轨迹，书后附国专教授冯振所编《茹经先生著作年表》，这是唐文治著作的首次汇总。唐文治在《自订年谱》之首题词云：“我生不辰，运会杌陧。立朝之时，欲匡君德，纾国难，迄无所成。退而讲学，欲正人心，维世道，亦靡所裨。……惟是师友之渊源、学问之次第、事变之阅历、著述之积累，有不能已于怀者，随笔记录，汇为一编。”唐文治先生的人生经历曲折而复杂，可视为中国社会近世巨变中的一位代表性人物，这本年谱的出版及在较广范围发行，有利于国人全面了解唐文治。

这一时期唐文治撰著之重点是经学研究类著作。其经学研究类著作都冠名为“大义”。所谓“大义”，即阐述古代经典和学术思想的要点。唐文治主掌无锡国专教育事业后，三十年来把撰写出版十三经各经“大义”类著作作为一项传播国学的系列大工程来做，自1922年编写无锡国专课本《性理学大义》后，此项工程便逐步展开。1925年，《十三经读本》120册出齐，内有唐文治撰“四书”大义和《〈孝经〉大义》。1928年5月，他撰著《〈尚书〉大义》成稿，先是作讲义，后于1936年2月作为《国专丛书》之十二印行。1928年6月起编订《〈诗经〉大义》序目，至1933年撰著《〈诗经〉大义》9卷成稿，由好友高燮（号吹万）出资印行。从1929年春开始撰写《〈礼记〉大义》，历时4年，至1933春撰成，计46篇，于次年4月分为5卷，作为《国专丛书》之二印行。1929年8月起，唐文治为国专学生讲授《周易》，同时开始撰著《〈周易〉十二辟卦消息大义》，至1934年春，修改整理为《〈周易〉消息大义》5卷成稿，加入《读〈易〉反身录》1卷和“应读书目表”，作为《国专丛书》之六印行。除上述撰成印行《诗》《书》《礼》《易》四部经典的“大义”外，唐文治还于1929年5月撰著《〈论语〉大义·外篇》1卷。在这一类著作中，唐文治把介绍评价自古以来学者流派、研究成果的文字编为“外篇”，把自己对经典之文本、思想的提要阐发文字编为“内篇”，方便国专学生和初入国学苑囿者学习，使他们既辨其广，又识其深。例如《〈尚书〉大义》“外篇”中有“《尚书》今古文真伪及篇次目录考”“《尚书》今古文传授统系简明表”等篇目；《〈尚书〉大义》“内篇”中有“《汤誓》篇政鉴（论圣人革命顺天应人）”“《康诰》篇政治学（论明德新民之要旨）”“《无逸》篇政鉴（论圣人自强不息之学）”等篇目。“内篇”是唐文治经学思想的核心所在。唐文治用“买椟还珠”成语来点明《〈尚书〉大义》“外篇”与“内篇”不同的价值：“吾之为《〈尚书〉大义》，其外篇，椟也，然未必美也；内篇，珠也，亦未敢自以为美也。后世之儒读吾书者，其买我椟乎，抑买我珠乎？抑并珠与椟而兼宝之乎？”

这一时期唐文治先生著作的另一重点在理学研究方面，成果也很丰富。1927年冬，唐文治研究南宋理学家朱熹学术思想的著作《紫阳学术发微》编撰成稿。此书共12卷：①为学次第，②己丑悟道，③心性学，④论仁善国，⑤经学，⑥政治学，⑦论道、释二家，⑧辨金溪学，⑨辨浙东学，⑩晚年定论评，1112朱学通论上、下。此书对于朱熹毕生的治学经历和学术思想“提要钩元，洪纤毕备”（冯振语），唐文治自称：“此后治朱学者，当可得其门而入矣。”1930年，唐文治研究明朝理学家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别号阳明）学术思想的著作《阳明学术发微》成稿，该书共7卷：①讲学事迹，②圣学宗传，③阳明学四大问题，④良知经学，⑤⑥通贯朱学（上下），⑦龙溪述学髓。国专冯振教授评价此书：“荟萃菁英，钩元提要，实功利派之要药也。”唐文治编撰成此书后在《自订年谱》中称：“阳明乃贤智之过，其倡致良知之说，实足救近世人心。”1935年，唐文治撰著《性理学发微》一书成稿付印，该书分为3卷：①理学大原，言性理与政治、与用人之关系；②学派大同，详论自宋周敦颐到清曾国藩的学派源流；③读书大路，介绍应读的理学著作，再加自己的62篇“读书记”。唐文治将此书交宗侄唐星海付印时称：“方今世局颇类战国，当以孟子心性学救之。……此书一出，期有裨于人心世道云。”1936年5月，唐文治先生将自己于1922年编撰的无锡国专教材《性理学大义》14卷，作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丛书》之十三，交由民生印书馆印行。该书按周敦颐、二程、张载、洛学传授、朱熹分卷，各卷前均有唐文治撰写的“自叙”。唐文治在该书周敦颐卷“序”中言明自己倡性理之学以救世的思想：“今世人心陷溺，杀机盈溢，奚啻战国？非本‘人极’（引按：关于做人最高准则）之说以救之，则人道何由而明，人格亦何由而立哉？此推崇孟子之学者，尤当推崇周子也。”

这十年中，唐文治先生还撰著印行了一些针对当时国难国情的著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东北沦陷，唐文治先生有感于国难当头而当国拥兵者“人心日坏，罔利营私，无恶不作，侮慢圣贤，荒道败德”，于九月作《废孔为亡国之兆论》一篇，又于十一月参加马相伯发起的“国难救济会”并著《国鉴》一卷13篇，以痛陈失土丧国之利害的《新六国论》冠于首，印刷分送社会各界。1932年10月，仿《大戴礼记·践祚篇》铭词之例，作“民性箴”等共56篇，编为一卷，定名《国箴》，出版印行。唐文治在《自订年谱》中记该书用意：“箴者，针也，将以针人心疾病也！”该年，他还撰著了《八德诠释》《五德箴》两本小册子，由我国工商业著名人士荣德生出资刊印，广为发行。唐文治所诠释的“八德”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唐文治所强调的“五德”是敦厚民风所注重的“温、良、恭、俭、让”。1936年9月，唐文治结合讲课，编撰《〈孝经〉救世篇》三卷（内分“孝德宏纲”“移孝作忠”等15篇）以救一时之风俗人心，撰成后先在《国专月刊》第4卷1—4期刊出，次年6月由无锡文新印刷所印行。

这一时期，唐文治还写作发表了不少单篇文章，有经学理学研究方面的，如《读〈左〉研究法》（1927年）、《克己为治平之本论》（1931年）、《读经条议》（1936年）；有为先师好友写的，如为已故王祖畬师写了《王文贞学案》（1927年），详细介绍王祖畬的学术思想和著作内容，为无锡国专特约讲师陈衍（1856—1937，号石遗老人）写了万字长文《〈陈石遗先生全书〉总序》（1935年），介绍评价陈衍先生关于经史子集研究方面的主要著作。据不完全统计，仅1935、1936两年，唐文治就有七十多篇文章发表于《学术世界》《新民》《国学论衡》《江苏教育》《仁爱月刊》等刊物。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寇侵华的枪炮声震惊国人，抗日救国的情绪也在无锡国专师生中沸腾。唐文治以他特有的方式激发和鼓励学生的爱国感情。国专学生会请求学校停课三天，以便组织宣传队在锡城进行抗日宣传，得到唐文治的支持。唐文治还在国专膳堂悬挂大字书写的“膳堂铭”：“世界龙战，我惧沦亡；生聚教训，尝胆越王；允文允武，阳明继光；明耻教战，每饭不忘。”这年12月24日，无锡上千名学生赴南京请愿，要求政府出兵抗日，双目失明的唐文治校长亲自送赴南京请愿的国专学生至校门口，表示对这一爱国行动的支持。1932年1月，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日军进攻闸北中国驻军，烧杀焚掠，惨无人道。受战争影响，无锡国专校董捐款及学生缴纳学费停滞，办学发生困难。4月份起，唐文治校长带头减薪，带动教职员集体减薪三至四成，坚持办学，至9月才恢复原薪，上下齐心，克服了学校一时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

1935年适逢唐文治先生70周岁，为贺先生寿，他在南洋大学的早期学生胡端行（1888—1946，字粹士）、张廷金（1886—1959，字贡九）等，于1934年发起集资一万五千余元，由无锡工商界人士薛明剑等人选择无锡西郊宝界桥旁五里湖畔琴山北麓购地十亩余，筹建“茹经堂”。经一年施工建筑，茹经堂建成。建筑为中式二层楼，庑殿顶，盖琉璃瓦，典雅庄重，且依山临水，风景绝佳。1936年1月4日（丙子年十二月初十日）隆重举行落成典礼，无锡国专校董华绎之、蔡兼三、杨翰西、荣德生、唐星海等和太仓、上海、杭州、南京各地新旧同学二百余人参加落成典礼。据《国专月刊》当月期“校闻”栏报道：“到会来宾，有各大学各学术团体代表，及各地本校校友会代表、交通大学校友，暨本邑耆绅多人。本校全体师生整队前往。一时跻跻跄跄，五里湖滨，环湖路上，观礼者络绎不绝。”各界人士送贺联颇多，国学大师章太炎所撰贺联由无锡国专学生会装裱后高挂堂中，联云“光风霁月之怀，何止吞三万顷；鹿洞龙场而后，至今又五百年”，高度评价了唐文治宽广的救民救世情怀和传承弘扬儒家学说的文化功绩。茹经堂落成典礼仪式先由发起人报告筹备建造经过，次由校董华绎之演说。他讲到无锡名园很多，然而怡情适性之园多，文风教化之园少，茹经堂所倡是当千古不朽。然后由唐文治校长致辞，“深谢诸君厚谊”。唐校长的致辞最后道：“《（学）记》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鄙人平日志愿在救人心、救民命，迩日生民憔悴极矣，皆由于心术日坏、人品日卑，以致风俗日恶。惟望诸君本学道爱人之意，以救人心、救民命学说传嬗四方，善国性，严国防，俾正学渐以昌明，科学益以深粹，吾国文化有蒸蒸日上之机。鄙人居今日，享此湖山之福，有如芒刺在背，惟望诸君传继无穷，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俾吾中国之民得享安宁之福，则此堂确可为文化之起点矣。”（《新无锡》1936年1月5日第三版）唐文治先生受赠茹经堂后，于其中居住的时间并不多。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率国专西迁后再未回过茹经堂。茹经堂矗立于太湖之滨锡邑之乡，更多的是其纪念与象征意义，正如其诸位建造发起人所言：“吾师提倡本国文化，兹堂之建，可谓复兴吾国文化之发轫。”

1936年6月21日，无锡国专举行建校十五周年纪念典礼。此时，创立于1922年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已降下“国学”旗号四年（改办为文科研究所），创立于1925年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已停办七年。众多教育界知名人士、锡邑士绅、地方官员参加了无锡国专十五周年校庆。唐文治发表演讲，表示十五年来“艰难困苦，风雨飘摇，惟一念保存中国文化，故一息尚存，此念始终不懈”。

时任国立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陈朝爵（1876—1939，号慎登）的赠言简要概括了海内学界对唐文治校长和无锡国专办学成就的赞誉：

有太仓唐蔚芝先生，生桴亭陆子之乡，居东林遗迹之地，洞大瀛九州之识，抗天下兴亡之责。闳建序舍，广延耆宿，专以国学教士。无锡一校，名闻海内者，亦越一十有五年。人才蔚兴，先后相望，微茫坠绪，于以弗绝。先生平日诲人之言，裒然成书，布在远迩，大抵皆发挥诸经大义，弗为戋戋小识，而诂训雅言，靡弗甄考，故从学者咸彬彬焉，有博文约礼之风。然则先生之学，诚救世之学；其教，诚救世之教。而其事之美，其泽之远，即可与秦汉宋明诸子并传于无穷。吾知海内仰望先生者，孰不祝先生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而以其一校卜一国贞元剥复之机（引按：预料中国国运盛衰的关键）也哉！（陈朝爵《书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年纪念册后》）

前来参加国专校庆典礼的中央考试院副院长钮永建离开无锡前向《新无锡》记者发表谈话，表示唐文治校长创办无锡国专“在风雨飘摇中奋斗已十五年，国家未予注意，深为抱歉。该校学风之淳朴，恐非国内大学所能企及，即牛津剑桥，或亦瞠乎后矣”！

以茹经堂落成和建校十五周年纪念典礼为标志，唐文治主持无锡国专达到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的最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