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唐文治生平事略（下）

一、任高等实业学堂监督，创办著名工科大学

1907年10月14日（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初八日），时任大清朝邮传部尚书陈璧奏请“丁忧”期中的唐文治担任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监督（校长），“奉旨依议”。唐文治考虑到已在北京生活了十多年的父亲唐受祺年高，思乡心切，便应允接受了这一职务。

这所学堂就是洋务派大臣盛宣怀（1844—1916，字杏荪）于1896年以“经费半由商民所捐，半由官助”开办的南洋公学。学校位于上海徐家汇地区，校园占地八十余亩，已建造西洋式教学大楼，其创校时间比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还早两年。1903年，学校改为高等商务学堂，并归商部管理，不久改名为“商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1906年，清廷改革中央行政体制，增设邮传部，主管全国交通邮电事业，由于学校经费主要来源于邮传部下辖的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学校便改为隶属于邮传部，于1907年春改校名为“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学校前两任监督都是兼职，并不到校视事办公，导致学校管理松懈、秩序混乱，加上办学经费屡催不到，学校正面临严重的困境。唐文治到任时，在校教职员48人，在校学生463人（内含小学部学生约百人）。此前学校办过师范班、政治班、特班、商务班、中院（中学部）、外院（小学部），办学方向游移不定，尚未形成稳定、适当的高等学府办学特色。

1907年10月20日（九月十四日），唐文治带着家眷从北京回到上海，迁入徐家汇，就任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监督（校长）职务。唐文治脱离北京官场回江苏（其时上海隶属于江苏省）当学堂监督，是有思想动因的。当时，有识之士多年呼吁的立宪仍未实行，官场腐败，大清国势岌岌可危。唐文治于五月向庆亲王奕劻呈上新写成的政论《蓄艾篇》，就整顿朝廷政务提出自己的见解，但并不为庆王接受，唐文治慨叹“国力尽矣”！出于深层的忧国情怀，他把目光转向教育。他在《蓄艾篇·自叙》中认定：“人才者，国家之命根也；学堂者，又人才之命根也。”为保国家命根，唐文治毅然接受了办学堂、育人才的使命。

唐文治总理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校务，在办学方略上最重要的措施是设立我国发展交通邮电事业急需的铁路专科和电机专科。到任当月，唐文治就呈文邮传部，提出将校内原铁道工程班“大加扩充”，提升为铁路专科，并函请京张铁路总工程师詹天佑推荐铁路工程师来校任教。当月底，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铁路专科就宣告成立，定学制为三年，校内原铁道工程班学员和新招入的学生归并一处学习。经詹天佑推荐，唐文治聘美籍工程师查理士·璞德（Chalis Porter）为铁路科教员，讲授铁路机器工程。这是学校历史上设立的第一个工程专科，也是我国近代高等学校工程专科教育的发端。从此，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铁路专科每年招收新生，坚持正常办学；从1909年夏第一届学生毕业，至1920年夏第十一届学生毕业，唐文治任内铁路专科共毕业学生162人，为我国近现代铁路事业的开拓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工程技术人才支撑。1913年4月遵民国教育部令，“铁路科”名称改为“土木科”，但其铁路工程专科教育的实质没有改变。

1908年5月初，唐文治呈文邮传部，报告增设电机、邮电专科办法，不久获邮传部允准。电机专科学制定为三年，学生基本来自学校当年夏季毕业的高等预科生，课程有高等数学、物理、化学、电学、电机学、热力学等十多门。唐文治聘请英籍工科学士麦斗门（Mathewman）、美籍工程师海腾和留学英、德获物理学博士的李复几（1881—1947，字泽民）担任主讲。两年后又应海腾之荐，聘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电机科科长谢尔顿（S.R.sheldon）担任电机科长。我国高等学校中有电机教育由此发端。电机科每年正常招生、办学，于1911年夏毕业首届学生10人，至1920夏共毕业十届学生合计94人，他们是我国高等教育最早培养的现代电机科技人才。

为了使所聘外国科学技术专家更好地服务于教育，唐文治十分重视对外籍教员的管理工作，他掌校第二年就制订了《聘定洋教员合同条文》，规定“教授学生须尽心指教，不厌烦琐，务期学者明白晓畅而后止”。洋教授在带来西方现代工业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也尽心尽力履行教职，为中国培养出当时国内一流的铁路、电机工程师。电机科科长谢尔顿在校服务九年，土木科科长（即铁路科科长）万特克在校服务七年，均殚心教学，在他们服务期届满时，唐文治先后向交通部呈文，请大总统颁给他们四等勋章。

1918年2月，唐文治根据国内铁路发展迅速却缺乏管理人才的现状，呈文交通部要求在校内增设“铁路管理科”，获得批准。设立工科管理专业，这是我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创举。首届招生38人，多数选自土木科、电机科二年级学生中愿习铁路管理者。1920年夏，首届铁路管理科30名学生毕业，为我国方兴未艾的铁路事业输送了首批科学管理人才。

唐文治担任校长有一个明确的办学目标，就是要把这座高等学堂办成工科大学。1909年1月，在成功设立铁路、电机两专科后，唐文治向邮传部呈送《条陈本学堂办法》，呈文中首次提出建设工科大学的想法：“至高等专科，如果日后教授精良，人数发达，届时应否改作工科大学，当由大部体察情形，会商学部办理。”辛亥革命后，唐文治宣布改上海高等实业学堂校名为“南洋大学”，他向民国交通部总长发函解释变更校名的理由：“盖以本校学科程度本与北洋大学相亚，拟为日后大部改作工科大学张本。”几乎同时，他又致函民国教育部总长，请求将学校改定为工科大学，函中称：“本校改定大学后，设备等一切均较易着手，务请照准，学务幸甚。”然而新成立的民国政府未接受唐文治的意见，颁给的校名是“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1918年3月铁路管理科设立，不但标志着学校的专业设置由单纯的工科扩大为工科和管理相结合，而且使学校的专科设置达到三个，具备了升格为工科大学的基本条件。1920年12月，就在唐文治担任学校校长的最后一个月，时任民国交通部总长呈文大总统，将交通部辖下的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北京邮电学校、北京铁路管理学校等四校组并为“交通大学”，获得大总统的批准。唐文治将学校办成我国首座工科大学的目标终于得到实现。此时这所学校在校学生人数813人，比唐文治初接校长任时已有大幅度增加。

唐文治办理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的这些成就，是在办学经费相对缺乏的困难条件下取得的。1907年唐文治刚到任，就呈文邮传部，提出“办理学务以筹款为第一要义”，向邮传部陈述了学堂经费之困。唐文治算了一笔账：维持本学堂全年额支、活支、特支三项开支共需白银十万七千余两，但至当年11月，承担向学堂解拨办学经费的轮船招商局、电报局仅拨到经费六万两，差额甚大。不久，他又致函盛宣怀，报告“堂中经费支绌，本年额支各款不敷甚巨”。为缓解办学经费困难，唐文治于到任次年（1908年）7月呈文邮传部，要求削减本人薪水作为办学之用（该校监督全额月薪为白银五百两）。邮传部复文不同意，复文中道：“贵侍郎自到校以来，苦心经营，力图整顿，革除积弊，敷畅新机，时誉炳然，实深感诵。万不可因公款支绌，议及减薪，应请照旧支领。至于款项奇绌，自应由部立筹的款以助。”为克服学堂经费短缺困境，唐文治想了许多办法，包括改革学堂的招生办法。他于1909年1月向邮传部呈送《条陈本学堂办法》，请邮传部奏明朝廷“通饬两江、闽、浙、两广各督抚，自明年下学期始，每岁挑选中学毕业生每省各四十名，咨送本学堂考试录取”，作为官费生。此办法得到邮传部和朝廷同意，并规定“本省按名岁筹学费银二百两，汇解学堂以资协助”。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11月5日江苏（包括上海）宣布独立，随后，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师生也在唐文治带领下集体剪辫、脱离清廷，改校名为“南洋大学”，但随之而来的状况是学校经费全无着落。辛亥革命前的1910年，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的全年经费支出已达十五万四千余两白银；辛亥革命发生，全国政局动荡，招商局、广九铁路局、清廷邮传部给学堂的拨款全部中止，只剩下江苏省内沪宁铁路局每月四千两的经费拨款未断，学校面临散学的危险。为挽救学校，唐文治采取了减薪节膳和求援动本多方面措施。从1911年11月起，学校教职员的薪水视其多寡而分成递减，唐文治带头减去自己薪水的一半，并适量减省学生膳费开支；同时，唐文治多处奔走，向社会求援，从新成立的沪军都督府争取到“协助银一万两”，并提用学校的部分基本金存款，以济艰难。其时，上海不少公立学校因办学经费困难而停课、散学，而南洋大学“并未一日辍课”。至1912年春，南北方虽已议和，但学校经费仍无转机，唐文治呈文《致教育部总次长函缕陈经费艰窘》：“近自各省光复，改为南洋大学，所有经费仅有沪宁铁路所拨之款，实有不支之势。欲待解散，不特千百学子失学堪虞，且方今民国初建，正需才孔亟之秋，造就人才实为急务；况东南各省素鲜专科完全学校，而敝校开办既着先鞭于吾国各学堂，已著成效，废置尤为可惜，用是矢愿尽力维持，唯经费艰窘，筹措为难。”为筹措办学经费，唐文治特意于1912年5月由海道赴北京，向时任交通部总长当面求援，交通部还是无款可拨，唐文治只能继续动用学校基本金存款，并继续减薪节支，艰难维持。如此严重困难局面，后来又发生过几次，全靠唐文治的奔走求援，才得以勉强维持。1916年夏，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纪念创校二十周年，唐文治在为《纪念刊》写的《弁言》中说：“吾校在中国倡设最早，迄今垂二十年。……回溯二十年间，飘摇风雨，屡濒于危。而本校地居沪渎，离京师较远，当事者（引按：指京城主政者）或不审其事实，或未烛其苦心，虽维持而调护之，终不免于隔阂，又况癸丑（1913年）海疆之战役，丙辰（1916年）银市之恐慌，皆不减于辛亥之役。……校内诸生既惴惴栗栗，余则朝谋餐、夕谋食。虽以基本金济之，而恒虑其不继。……追思历年困难，不觉涕泪之交流也。”

一次次困难和危局，经唐文治的悉心维持而得以克服，办学事业在艰难曲折中获得发展。1908年秋，唐文治洽谈购进学堂北侧民地三四亩，建造金工厂，供铁路科学生实习金属加工之用，这是学校最早建立的实习工厂。1910年2月，唐文治又安排在学堂上院后面建电机厂（电机实验室），供电机专科实验用。1910年夏，唐文治经与盛宣怀及邮传部多次协商，以部拨专款三万两、学堂借款二万两、盛宣怀适当让价的方式购进学堂对门盛氏家族丝厂土地13亩连同房屋，用于扩大学堂规模。1917年3月，唐文治又设法购进学校东面坟地三四亩，抓住庆祝创校二十周年的契机发动各界捐款，建造了宏伟典丽的校图书馆。该馆为三层罗马式建筑，内设240个阅读座位，建筑费银四万三千余两。至1920年底，唐文治校长任期内设法为学校添造的建筑有新中院教学楼、女生宿舍、图书馆楼、体育馆及附设游泳池和风雨操场、病员调养室、金工厂、电机厂、翻砂厂、木工厂、锻铁厂、机械实验室、材料室、无线电试验室、锅炉室等。各工厂和实验室均配备了先进而充足的机器和仪器，供学生学习研究使用。校图书馆有中文书籍31 300余册、西文书籍8 600册，各种杂志130余种、日报40余种，用以满足师生教学研究和求知的需要。所有这些建筑和设备的设置，都为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升级为我国著名工科大学作了硬件上的准备。为表彰唐文治的办学功绩，民国大总统于1917年、1918年、1919年三次颁给唐文治二等嘉禾奖章。

唐文治在办理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过程中，还结合学堂所设的“航海科”，创办了位于上海吴淞的高等商船学堂。唐文治于1911年颁布修订后的《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章程》，载明学堂所设的第三个“实业之科”是航海专科。该专科创设于1909年，开设航海天文学、航海术、海事法规、海上气象学、商船运用术、各国通语旗法等36门课程，分三年学习，第四年赴招商局实习。唐文治向邮传部呈明：目前航海专科办在高等实业学堂内，日后移出去办成独立的商船学堂，“惟商船校总以吴淞为宜，祈早日奏定”。邮传部同意唐文治的提议，于1911年4月26日向朝廷奏呈《筹办商船学校大概情形折》，“奉旨依议”。《茹经先生自订年谱》1911年（辛亥年）内记：“正月，接邮传部电，嘱在吴淞炮台湾建商船学校。余亲往相度地势，命工师绘图。克日兴工，请陆君勤之监造。八月，竣工。”当年夏，唐文治主持高等商船学堂的首次招生工作，各地来沪报考者多达3 000人，实际录取商船学堂专科生与商船中学学生共180名。9月，新成立的“邮传部高等商船学堂”在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船政科旧地开学上课，除了新招收的专科一年级93名学生外，高等实业学堂原有航海科两个班学生转为商船学堂二年级、三年级学生继续学业。此学堂的成立，标志着我国第一所高等航海学府诞生了。唐文治校长在商船学堂开学之日向全体学生致训辞：“诸生今日来校学习航海，日后，个个要到海上做事，看大浪，吹巨风，航海生活是枯燥的、辛苦的。一船生命财产之安危，均操在船长手中，试想所负这个责任，又何等重大。同时诸生亦应记得，商船驶到国外，实即是国家的势力所到达之处。……还有国家一旦有事，诸生即是海军……愿诸生学成致用，不负朝廷厚望。勉之，勉之！”唐文治为新成立的商船学堂聘请了留学英国学习海军刚回国的南洋公学毕业生夏孙鹏为主任，聘请在苏省政界、军界有一定影响的昔日南菁书院同窗好友庄蕴宽为庶务长，商船学堂的管理仍由上海高等实业学堂负责。不久，辛亥革命爆发，孙中山领导的民国政府成立。交通部根据商船学堂师生的建议，任命萨镇冰（1859—1952，字鼎铭）为高等商船学堂校长。唐文治在《茹经先生自订年谱》民国元年（1912年）正月事内记：“商船学校学生公奉萨君鼎铭名镇冰为校长。萨本海军提督，长于驾驶。余即往迎，以学款、房产等悉交与之。”至此，唐文治完成了创办邮传部高等商船学堂的使命。此学堂即今日上海海事大学之前身，2009年上海海事大学举行百年校庆系列活动，追溯学校历史以1909年唐文治创办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船政科（航海专科）为起始，认定唐文治为第一任校长。2012年10月3日，上海海事大学在临港校区隆重举行中国高等航海教育创始人唐文治先生铜像（3.2米高全身坐像）揭幕仪式，并将唐文治所说“商船所至，海权所至”作为大学网站首页铭言，此乃后话。

唐文治担任“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南洋大学—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校长14年，在把这所学校办成我国著名工科大学的过程中，呈现了许多卓有特色的育才理念和办学方略，让国人感到他是一位具有民族和国家战略眼光的杰出教育家。

唐文治掌校办学特色之一是高度重视中文（时称“国文”）。

唐文治在接任学堂监督（校长）不久上呈给邮传部的《重订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章程总目》中论及自己的办学宗旨：“其大要在造就专门人才，尤以学成致用、振兴全国实业为主，并极意注意中文，以保国粹。”这一宗旨在他任内得到了始终不渝的贯彻。

1908年5月初，唐文治向邮传部呈文增设电机邮电专科的同时，在校内增设国文科，聘请李联珪（1871—1927，字颂韩）为科长。国文科是校内学生的公共学科，有点像后来的大学语文。该科的设立就是为了加强国文教学，它与铁路科、电机科并列，但是不招收本专业学生。唐文治设想通过国文公共课的教学，有效提高全校学生的国文水平。他后续聘请的国文科教员还有汪家栋、朱文熊、陈柱等。从国文科设立起，唐文治就决定在星期日为学生添设国文补习课，在不影响其他专业课的情况下增加学生学习国文的时间，这一措施一直保持了13年。刚开始时专科学生不多，星期日补习国文分为两个班，特班由唐文治亲自讲授，正班由李颂韩讲授，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监督（校长）担任具体教学工作由此开始。此后唐文治在自己编订的年谱中几次记到为学生上国文课，如1909年记“冬，编《国文大义》成。先是余上课，苦无国文教授善本，爰随讲随编”，1914年记“春，为诸生讲《易》”，1915年记“春，仍为诸生讲《易》，上经毕”。

为开拓1904年颁布“癸卯学制”废除科举后国文教学的新路，唐文治为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编写了一批新的国文教科书。最早出版的是唐文治根据自己授课讲义整理而成的《高等国文读本》。这套教科书共8册，由上海文明书局于1909年底出版发行，是我国“大学语文”教材之肇始。唐文治称该教材“论文大义，以古人之文章，为我之讲义”，“所选诸作，系略举一端”，“全在读者触类旁通”。该教材自成体系，鲜明呈现了唐文治学养风格的特征，所选古文注重道德教化和思想熏陶，对古文的艺术性则尊奉桐城派古文大家姚鼐所创立的阴阳刚柔之说，对选文作分别讲解，并指导吟诵。该读本各卷的每个单元中都有唐文治的授课讲稿，如“论文之根源”“论文之气”“论文之情”“论文之才”“论文之意与理”“论文之繁简”“论文之奇正变化”等，每篇讲稿后选有相关作品若干篇，规定由教员详加讲解，又选有另一些篇目规定学生举一反三自行研读。1910年底，唐文治将自己讲授国文课的自编讲义4卷排印后送邮传部并转学部审定，邮传部复函称：“所编国文讲义撷经籍精华，探文家奥窔，洵属取先民之程式，为后人之津梁，善诱循循，莫名钦佩。”1912年冬，唐文治编著面向学生的国文教材《国文阴阳刚柔大义》8卷成书。该书编入从《周易》到北宋欧阳修历代诗文108篇，他在绪言中说：“后之君子得吾言深思之，由下编以溯中编而至上编，则自有津梁之可逮。”在掌校14年中，唐文治编撰出版的国文课本还有《〈孝经〉新读本》《〈大学〉新读本》《〈论语〉新读本》《〈孟子〉新读本》等。

唐文治重视国文教学的另一重要措施是每年举行全校学生参加的作文比赛，当时称为“国文大会”。1908年秋季学期初，唐文治主持的首次全校“国文大会”举行，时间定在孔子诞辰日前一个星期日的上午，学校专科、预科、中学、小学的学生都参加，中学以上作文题相同，小学则另出题。唐文治亲自参与命题、阅卷。作文比赛结果在孔子诞辰日发榜，名列前十名者分别奖给金牌、银牌、铜牌以及书籍。这样的作文比赛每年一次，从不间断。

由于校长唐文治重视国文教学并采取了得力的措施，这所学校虽然是工科学校，但学生的国文读写水平与中国传统文化教养相当好，得到社会人士的一致称赞。1914年7月，唐文治从1908年以来全校作文比赛的优秀佳作中选出240篇汇编成书，共8卷4册，取名为《南洋公学新国文》，亲笔题签封面，由苏州振华书社出版，商务印书馆代售，成为当时颇受学生欢迎的范文读本。盛宣怀称赞《南洋公学新国文》：“门分类别，浓淡清奇……洋洋大文，叹观止矣！”1914年之后几年的国文大会菁华佳作，则由国文科科长李颂韩编辑成《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新国文》（二集）出版发行。唐文治曾为学校学生的《国文成绩录》作序道：“岁在强圉协洽（引按：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季秋之月，文治来主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即今交通部工业专门学校是也。既莅事，进诸生告之曰：汝侪宜崇国学。……其明年，爰有国文补习科之议；又逾年，爰有国文大会之设；又逾年，爰有国文研究会之设；又逾年，爰有讲秦汉诸子之设；又逾年，爰有讲《周易》《孟子》诸经之议。……则吾向所谓国文当兴而不当废，历千万年而不可磨灭者，意在斯乎。”唐文治还先后为国文科教员李联珪、黄世祚等编撰的教材《中学国文读本》和《中学国文新读本》作序，宣言曰：“夫国货者，国民之命脉也；国文者，国民之精神也；国货滞则命脉塞，国文敝则精神亡，爱国者既爱国货，先当维持国文。”所有这些，都彰显了唐文治高度重视国文的办学特色。

唐文治掌校办学特色之二是十分重视体育。

他曾在校务会议上表明自己重视体育的理由：“凡运动会及各种比赛游戏，不仅足以发展学生的体力，并足以引起热心，增进智能，比诸柔软操、兵式操等为益更多，故当竭力鼓励之。”当时把中国传统体育—武术称为“技击”，把从西方引进的网球、篮球、足球称为“比赛游戏”，都属于运动。唐文治认为“各种有益之运动，均须鼓励”，“无论何项运动队，须时加鼓励，并须聘请良师以教练之”。（唐文治《中学校会议答问》，1918年）学校培养的人才必须体魄强健，日后服务国家社会，才能达到“保身、保家、保国、保民族之目的”。

唐文治就任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监督后，首先开展的体育项目是中国传统的武术运动。1908年春，他聘请浙江温州某寺院僧人仓演、肃谦两人来校教授蛤蟆功。1910年冬，先是聘请本院有武术特长的学生向绍洪教练南拳，有数十人跟着学习；后又专门聘请精武会拳师刘振声、张富有、赵连和教授技击，有拳术、棍术、枪术、刀术等，学习者更多。到1912年秋，学校专门成立了“技击部”，推选会长，订立规则，购备器械，制作运动服装，当年会员就达到百人。那时就读于学校的陆定一（后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就是技击部会员，喜爱刀术，并留下了手持春秋大刀的照片。为使更多学生参加体育运动，唐文治于1915年2月在全校实行“强迫运动”，即普及性体育运动，学生必须从技击、童子军、乐队三项活动中选择一项参加。学校将技击列为学生正课，并列入运动会项目。技击运动经唐文治大力提倡后，成为校内影响最大的体育项目之一。唐文治曾描绘校内学生开展技击运动生龙活虎的场面：“夕阳在山，人影匝地，分组锻炼，达二百人。当其精神焕发，则熊经鸱顾，虎视鹰瞵，时而踉跄腾越，辟易千夫，尘埃四起，吼声若雷，草木为之震动。用是造就者实繁有徒。”（唐文治《〈国术进化概论〉序》，1930年）后来，技击运动在交通大学校园内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期间，长达三十余年。

唐文治对由西洋传入中国、适合在学校开展的各项体育运动项目也是积极提倡，切实支持，如足球、篮球、网球、田径、体操等。他认为：“网球游戏乃中国学生最宜习练之一种，盖此项游戏于天气晴明之日，虽在寒冬炎夏皆可行之，固不限于比赛网球时期内习练之。”唐文治校长还坚持奖励各项体育比赛的优胜者，对在比赛中“夺获锦标之一班，宜奖以绣旗褒章之属，以表荣誉而示鼓励”。

在唐文治的大力提倡和支持下，学校的西式体育运动蓬勃兴起，成绩骄人。1914年秋，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与江浙两省的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东吴大学、金陵大学、之江大学举行足球联赛，学校足球队夺得锦标。在其后六年的足球联赛中，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又四次夺标。学校在校内也开始组织现代形式的体育运动会。如1916年春举行全校春季运动会，唐文治担任“掌会”（组织委员会主任），聘请各科教员担任发令员、评判员、干事长、总纠察、总招待、救伤队长等。这次运动会后，校篮球队、网球部宣告成立。第二年，篮球队在江浙六大学篮球锦标赛中夺冠。网球部经两年网球运动练习，1918年称雄于江浙六大学网球比赛。为发展西式体育运动，唐文治于1915年10月添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体育教授莫礼逊（V.R. Morrison）来校担任体育教授，莫礼逊到校不久就组织了棒球队，学校的西式体育运动又增加了一个全新的项目。

唐文治掌校办学特色之三是极为重视传统道德和儒家文化。

唐文治对学校教育“首在道德”有明确的认识。他在接任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监督（校长）不久写了一篇《学校培养人才论》，明确指出：“培养之道，宜加意者，在讲明道德……道德，基础也；科学，屋宇垣墉也。彼淹贯科学，当世宁无其人？然或忘身循利，一旦名誉扫地，譬诸基础未筑，则屋宇垣墉势必为风雨所飘摇而不能久固。”在这里，他打了一个很通俗的比方，把人的道德比作屋基，把人的知识比作屋宇墙壁，如果道德的“屋基”未筑，那么即便搭起知识的“屋宇墙壁”，也是不坚固的，必然会被社会的风雨所飘摇。他在辛亥革命后拟定的《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章程》中确定学校办学宗旨为：“养成工业人才，并极意注意道德，保存国粹，启发民智，振作民气，以全校蔚成高尚人格为宗旨。”

他善于结合学校教育的特点来宣传、弘扬中华传统道德。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原来没有校歌，他接任后于1909年制定了校歌，亲自撰写校歌歌词：“珠光灿，青龙飞，美哉吾国徽。醒狮起，搏大地，壮哉吾校旗。愿吾师生全体明白旗中意。既醒勿睡，既明勿昧，精神常提起。实心实力求实学，实心实力务实业。光辉吾国徽，便是光辉吾校旗。”当时的国旗上是飞龙，校旗上是醒狮，校歌的核心精神是爱国、醒悟、敬业、奋起。辛亥革命后国旗改为五色旗，唐文治亦顺应时代潮流，改校歌首句为“五色备，如虹霓，美哉吾国徽”，并重新发表，保持着传统的“爱国”精神。

学校教育中更能切实指导学生精神的是校训。唐文治于1910年亲自制定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的校训为“勤、俭、敬、信”，并逐一解释此四字校训的要意。他释“勤”字道：“吾辈生于今世，聪明不如人，智慧不如人，武力不如人，以致国势更不如人。……诸生今日宜昼夜为之，若不能勤，将无以生存于世界之间。”此话中之“人”指东西方列强，“勤”字是从避免亡国的高度上立训。他释“俭”字道：“伊尹之能任天下，在一介不取，所以能一介不取者，由其自奉俭也。凡人之丧其操守，失其气节，大半由于妄取膏粱文绣……自是而名誉扫地，气骨无存，岂不哀哉？”由此要求学生们记住：“俭以养廉，立品之始基也。”此话中以商汤大臣伊尹为例，讲明“俭”对于官员廉洁操守的重要性，是从生活作风关乎政治品德的高度立训。他释“敬”字道：“敬者，历圣相传之心法也。……而日用行习尤莫要于敬事。处事而不敬，不能成事，即不能成人。”此话中的“日用行习”就是“日常的学习与行事”，“敬”字要求敬业、敬事，是从青年在学习与做事应取的态度上立训。他释“信”字道：“吾人置身于社会，无时无地而非交际。交际之道，信用为第一义，信用一失，此身不可立于社会，即不可立于天地之间。……吾国而求自强，吾辈而求自主，要以信用为主，慎尔出话，谨尔然诺。”此话从立国、立身的高度讲明了“诚信”的重要。唐文治所立四字“校训”，是用中华传统道德精华来涵养青年学子的价值观。

唐文治十分重视师德，认为停科举、兴学堂后，“天下之人才，将尽出于学校”，所以凡学校中之为师者，一定要以德育人，按“培养之道”来作育英才。唐文治立足于传统道德和儒家文化，提出为师者应多加注意的四个要点。其一，教师对学生要“相见以诚”。他认为“天下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所以教师不能“以权术御人”，而应以至柔至善之心对待学生。其二，教师对学生要“如保赤子”。赤子，即初生的婴儿。唐文治借用《尚书·康诰》中的“如保赤子”一语，讲教师爱护学生要像父母爱护亲生的婴儿一样。他明确指出：“天下人之子弟，犹吾之子弟也。……他人之父兄以赤子属我，即国家以无数之赤子委托于我。赤子乳之而不以其时，不得其饱，则啼哭随之。今我之爱护而不用其诚，约束而不得其术，教诲而不能满其愿、给其求，是犹乳之而不使饱也。赤子之啼哭呼号，又焉怪乎？”唐文治认为，为教者明白这一点就是知道了教育的根本。其三，教师对学生要“如植佳木”，修枝成材。他认为，学生如正在生长的树木，“纵其自生自长，而不加翦祓，则其枝叶扶疏四出，有拳曲而不中绳墨者矣，故慎勿纵之。渥加灌溉，有旁出者，稍稍翦祓，而大木乃奋迅凌霄而不可遏。”所以他要求教师要关心学生的起居、寒暖，庶务部门要注意减轻学生负担、搞好学生伙食，对混入学生中的害群之马、稂莠之草，则要除去，否则“骐骥短气，嘉禾减色”。其四，教师对学生要“讲明道德，本身以作则”。唐文治要讲明的道德，首先是儒家的道德，他举《论语》《孟子》开篇首言孝悌、首辨义利为例，说明“圣贤明训，昭然若日月”。他针对时人视中华传统美德为“迂腐而不足复存”的社会风气，向学校教育者大声疾呼：“今宜以至新之心理，发明至古之道德，且俾天下学者知圣贤之道，实在于行而不在于言。”“在于行”，即为教者在道德行为方面要以身作则。（引文均见于唐文治《学校培养人才论》，1909年）他在1912年所著的《人格·师友格》中强调：“为师者，当知所以自尊之道。自尊之道奈何？本身作则而已矣。作则之道奈何？道德有于身而已矣！此乃所谓师范，即为师者之格也。”唐文治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1916年7月，他的第三个儿子唐庆增在学校附属小学（下院）毕业，本可顺利升入学校中学部（中院），但毕业考试结束时发生的一件事，改变了唐文治的决定。当时唐庆增的同班同学王蔚华因不满意于体育教员沈维桢，“在毕业考试结束时，故意和沈捣蛋。告到唐（文治）先生那里，他主张严惩。王蔚华等故意把他的第三个儿子唐庆增说成首人之一，唐先生主张为首的几个，包括庆增在内，一律不得进入中院。经过沈叔逵（引按：时任下院院长）调查，认为是王蔚华诬板，对于庆增不必苛责，但唐校长力主同样处理。”（黄汉文《记唐文治先生》）其后唐庆增只得离开上海的这所母校，远赴北京求学。唐文治在处理此事时以身作则，严格责子，罚不避亲，显示出高尚的师德风范。针对清末民初社会风俗浇薄、学校师德晦暗的现实，唐文治尖锐批评某些“为人师者，绝不知‘道德’为何事，其躬蹈匪僻者，固无论矣；即有号为博学之士，对于学生，淡焉漠焉，动多隔阂，既不知其（引按：学生的）性情，又不知其气质，更不知其品行；对于学校，更无异于营业，但计薪资之多寡而已。”（唐文治《人格·师友格》，1912年）此论述对于近现代中国学校的师德建设具有警示意义。

唐文治校长对校内学生给予一视同仁的关爱，他在自己的校长办公室内挂了一副对联，上书“惟天生才皆有用，他人爱子亦如予”，用以表明自己育才爱生的心志。他和全校学子建立了至诚而亲密的师生关系，要求学生在校穿校服，他自己就也穿校服；他想方设法满足学生求学的愿望和要求，奖励学业成绩和体育竞赛成绩优秀的学生；经常巡视食堂宿舍，与学生同桌就餐；每逢重要体育比赛必亲临赛场观看，为赛手加油鼓劲；长年累月地放弃自己星期日休息时间亲自为工科高年级学生上国文课；在学校办学经费困难时带头减薪；参加学生的婚礼，像父母祝福子女一般祝福学生家庭生活幸福，并引用韩愈的话表示：“师弟之情，由父子而推衍者也。”（唐文治《张毅庵遗文序》，1927年）唐文治甚至满怀悲情地为不幸早逝的学生写“哀文”，寄托自己的悲思。唐文治于1915年撰写的《哀二薛文》就是感人的例子。此文不长，至情爱生，师德示范，全文采录如下：

哀二薛文

薛生奎轮，无锡人，吾校最优行生桂轮之胞弟，青年劬学，英英露爽，初毕业于吾校之高等小学，旋入商船学校，继又入吾校之中学，今春改入吴淞海军学校，来辞别，意甚恋恋，若有言语不能达者。余怜之，为勉数语而去。乃月前，得同学报告，奎轮于九月死矣。余痛惜之，挽以联语云：二难竞爽弱一个，四海雄志可千秋。盖奎轮虽死，而其志气固不能泯也。哀哉！越昨又闻薛生代穀之耗。代穀，崇明人，甫十一岁。九岁时考入吾校高等小学之补习科，一日，偕其兄代蕃至中院，代蕃登楼与同舍生久谈，代穀以其兄不知所往也，哭于中院之门外。余询知之，欲与登楼共觅代蕃。代穀不识余，固不肯。余慰之曰：“吾非诳小儿者，汝何惧乎？”适王君炽甫至，亟引之入庶务室，复多方慰藉之，代穀哭乃止。旋代蕃来，与偕去，余因记其名。是年三儿庆增亦入小学肄业，余时询代穀学行。庆增对曰：“闻诸先生咸嘉许之。”每当校中庆贺之节或为蹴踘之戏，闻小学生讙（通“欢”）呼声，辄为忻然；其中最幼稚之音，余必遥度之，以为薛代穀也。今岁九月开校后，校医俞君凤宾来言：“代穀病痢甚剧。”余甚忧之。既而闻代穀归，念之尤切。隔昨庆增自小学归，余询之曰：“薛代穀来乎？”庆增凄然曰：“代穀死矣！其家将其行李归矣。”余大骇，亟询代蕃，则代穀果死矣。哀哉！凡人子弟入学校，为学业也；而其父兄乃并其性命而付托之。人生自呱呱堕地，经父母之保抱携持，几历辛苦而至十年，又几历辛苦而至二十年。譬诸种树然，无时不在吹煦培养、风雨飘摇之中。故其顾复之也，无时不在梦魂牵系之间。古语云：“人之爱其子也，有如予乎！”余短于才且病目，于爱护学生之起居，每恨不能躬亲其事。今两生之死俱在家，可无所憾；且奎轮已入他校，代穀并未识余，而痛惜之情犹有不能自已者，则以其皆为求学而死，而两家父母拊畜长育，辛苦之心血，为至难堪也。代蕃并为余言：“代穀虽幼稚，而出言老成；救国捐事起，代穀日积铜圆一枚不少间，至今犹在箧中；其死也，堂上哭之尤恸云。”哀哉！孔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余故特记之，以释两家之悲，且俾挂名于人间世，使后之人知有薛奎轮、薛代穀其人者。

这是一篇对学校教师爱护学生之责任进行深沉思考的哀悼之文，在哀悼两名因病去世的少年学子时，唐文治先生的爱生情怀、师德风范更可从文中细节窥见一斑。

在主掌上海高等实业学堂期间，唐文治由《周易》中“‘离’为文明之卦，而其象又为甲胄、为戈兵”的古代哲学理念，产生了将人类文明分为“物质文明”和“仁义精神”的思想（与当今所说之“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仅一词之差）。他在1915年为《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学生杂志》创刊号写的序中指出：“近代学子稍稍研求科学，徐而究其实，乃徒知物质之文明，而于有形无形之竞争曾未尝少辨焉。或者且嗜功利，薄仁义，此犹抱火厝薪，南针指北。”这段论述中将讲求功利的“物质之文明”与属于“无形之竞争”的“仁义精神”作了区别。他在文中明确指出，与“物质之文明”相伴随而来的还有“干戈之相争杀”，所以“非仁义救之不为功”，“有仁义则地球之内以康以宁，无仁义则地球之内以爪牙以肉食（引按：干戈争杀，弱肉强食）”。他把奉行仁义精神视为“无形之竞争”，认定必须弘扬中华儒家仁义精神，把“物质文明”有形之竞争引上“仁义精神”无形之竞争的途径，才能实现全人类的大同世界。

基于这样的思想认识，唐文治力主在学校内尊孔读经，用孔子的仁义精神涵养当代中华学子的精神文明，以培养出既掌握现代科学之物质文明，又能弘扬中华仁义精神能救民众于水火之中的“英雄”“圣人”。

唐文治采取的具体措施，一是“读经”，二是尊崇孔子、祭祀孔子。“读经”就是阅读中华儒家经典，最重要的有《周易》《尚书》《诗经》《礼经》《春秋》《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俗称“四书五经”。儒家经典的范围再扩大一点就称“十三经”。唐文治到校任职，在“极意注意中文、以保国粹”的办学宗旨指导下，增设国文科，延聘李联珪、汪家栋等为国文兼读经教员。从1908年起，在本校预科、中院、附属小学开设读经课，铁路科和电机科则开设国文、道德课，所读内容也大多为儒家经典。辛亥革命后学校课程不再专设“读经”，唐文治就把“读经”内容并入国文课，仍然十分重视。他不但自己亲自为学生上课讲授儒家经典，如1914年至1915年讲授《周易》，而且动手编写了一批儒家经典的读本，作为国文课教材，具体有“四书”新读本、《〈孝经〉新读本》等。唐文治在《茹经先生自订年谱》中表明，编写这些书籍的心意是“专为开示初学读经门径，后人得此，当不至畏难中止矣”。

为宣传和弘扬儒家文化与仁义精神，唐文治身体力行尊孔祭孔。辛亥革命后，唐文治针对“各省起义后，释奠孔子礼（引按：置爵于孔子牌位前的祭礼）久废”的现实，致电民国参议院和教育部，要求大总统“速电各省”举行祭孔礼，“永久勿废”。1917年，他特地派代表拜谒山东曲阜孔陵，宣读他写的《谒孔陵文》。1918年，学校学生杨锡冶（1897—1967，字左陶）谱成《孔子圣诞奠乐章》，以1743年（乾隆八年）颁定的《阙里文庙及府州县学用祀孔乐章》为歌词，词中有“大哉孔子，先觉先知，与天地参，万世之师”；继而致电民国大总统：“百姓苦极矣，请速主和平，勿自残杀……并请尊孔教，正人心。”这年10月1日（民国七年八月二十七日）是孔子诞辰日，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上午10时举行祀孔典礼，由唐文治主持。仪式非常隆重，“佾舞整列，钟鼓齐鸣”，全校师生除外籍教师外全体参加。唐文治担任主祭，还指定了陪祭、赞礼、执事等礼仪人员。事前经过试祭排练，务必达到满意程度，不敢稍有马虎。唐文治还亲自撰写了《本校祭至圣先师孔子文》，文中称：“迄今圣学，愈微益危，人禽靡辨，天泽陵夷，千钧一发，孰奠厥基”，“文治梼昧，志挽颓风，讲习仁义，礼乐雍容”，“扫除榛芜，乾坤朗然”。当晚学校还挂灯纪念孔诞。即便在1919年有留日归来的青年学生喊出“打孔”口号的情况下，唐文治仍于当年孔子诞辰日率领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全体教职员和学生在学校大礼堂举行祭祀孔子的典礼。唐文治认定孔子学说代表中华民族悠久文化的核心精神，中华要狮醒，世界要大同，孔子不能废。

唐文治在提倡传统道德、弘扬儒家精神方面还做了许多著述工作。1909年，他编定并印行了《高等学堂道德讲义》，供学校道德教育中使用。1912年6月，他著成《人格》一书，论述子弟、学生、师友等不同身份人员应遵守的道德规范，例如在“学生格”中要求学生必须“立诚、立恒、知耻、尚志、爱人、敬人、尊师、贵公、贵勤”，在“师友格”中向老师提出“务实、教法、爱护学生、以身作则”等要求。《人格》一书出版后，不但在自己的学校，而且也被沪上的其他学校选作德育教材。

在担任“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南洋大学—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校长的14年中，唐文治还兼任了社会教育领域的一些职务，如太仓中学监督（校长）、苏州存古学堂史学总教习等，社会影响最大的是自1909年9月至1912年6月担任江苏省教育总会会长。在这清末民初政局更替的三年中，唐文治领导省教育总会为江苏地方教育事业做了多方面的推进工作，并以教育界代表的名义参与了当时发生的保路运动、立宪运动、国会请愿运动、辛亥革命、民国肇造等重大政治事件，使江苏省教育总会“成为政治性的江苏中心组织”（黄炎培语）。1911年4月29日至5月12日，在唐文治的联合与促进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教育团体“全国教育联合会”，借江苏教育总会为东道主而正式成立，该联合会在更广泛的层面促进了全国教育事业之改良与进步。

1920年，唐文治56岁，因觉“学风不靖”，自己又“目疾日深”，外加老父病重，于4月起向交通部提出辞去校长职务，居家养病。在唐文治的三条辞职理由中，“学风不靖”居首条。交通部和全校师生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地诚恳挽留，其间，唐文治为避免交通部因学潮而解散学校而又回校理事半年。至10月上海学潮初靖，唐文治第七次向交通部上辞呈，曰：“文治办理校务，十有余年，加以总长奖借之殷，挽留之切，感情愈厚，惓恋愈深。惟文治近来精神心力业已消耗殆尽，强弩之末，万难再用，加以目疾频仍，诸事更形竭蹶。际兹学潮平静之时，大部为人才渊薮，物色校长当不甚难，但求得一明于教育之人，迎机以导，校务振兴，指日可待。此以公义言之，不能不去之实情也。家严年已八旬，近因湿疾淹缠，胃纳呆滞，饮食起居均须照料，见文治在侧，则欣然进一餐，否则或愀然不乐。如此情形，岂能远离？此以私义言之，不能不去之实情也。因是二端，万恳大部俯准辞职，迅派贤员赴校接办，免致职守久悬，或致别生枝节。不胜迫切待命。”在百般挽留未果的情况下，交通部于1920年12月20日签发部令，指定凌鸿勋代理校务。至此，唐文治正式卸下了担任14年之久的“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南洋大学—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校长之职，也正是在这个月，学校奉交通部令，改制为交通大学。

继任校长凌鸿勋是学校培养、出洋留学后返校任教的土木工程专家，他了解学校历史，对唐文治校长有很高的评价：“任职校长最久、贡献最多，而对于学术风气、人才培养、人才造就最有深远影响的，当首推唐蔚芝。先生于交大，有如北京大学之有蔡元培先生，和南开大学之有张伯苓先生，都是一个大学学府建立过程中的中心人物，和学校的荣誉是离不开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