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国内外文献综述

第一节　国外文献综述

自2003年《营商环境报告》第一次公布以来，已有大量文章引用其研究成果并在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同时有超过1万篇线上工作论文。这些文献从各个领域讨论营商环境如何影响经济发展。为了更好地认识营商环境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本部分对以往发表在顶级学术刊物上的文章或工作论文进行了详细梳理。

表1-1和表1-2对相关文献进行了分类总结。表1-1按研究领域或方法对使用《营商环境报告》相关指标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研究方法主要分为自然实验和差分估计方法、工具变量面板估计方法、其他面板估计方法、工具变量截面数据估计以及其他截面数据估计方法；研究领域主要包括开办企业和劳动力市场监管，贸易监管，法院、信贷市场、破产法及投资者保护方面的制度改革，税收制度改革，企业监管环境和经济绩效等方面。表1-2按研究内容对使用《营商环境报告》相关指标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

由表1-1可知，在研究制度安排影响效应的文献中，经常使用面板数据和工具变量法进行分析，在显示感兴趣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关系大小方面，其研究结果可信度介于纯截面分析和自然实验之间。面板数据使研究人员能够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特定经济因素的影响，比如地理位置，比单纯的截面分析更能得到有说服力的结果。

一、开办企业

过度烦琐的商业监管如何影响经济绩效？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大部分研究认为，复杂的商业监管使企业从事正规经营的成本过高，进而转向非正规经营或者根本就不进行投资。近年来，许多文献利用《营商环境报告》及其相关指标对这一命题进行了广泛的实证检验。

Bruhn（2011，2013）借助准自然实验法，使用墨西哥2000—2004年全国及不同地区季度就业数据和基于企业注册登记制度改革而形成的公司快速注册系统，研究在开办企业方面的便利化制度改革如何影响非正式经济中企业主的职业选择。Bruhn（2011）发现，登记注册便利化改革使得新企业数量增加了5%，这主要是原工薪族转向创业的结果。Bruhn（2013）认为，由于旨在促进注册登记制度正规化的改革给企业带来的益处不大，所以从非正式企业转而成为正式企业的比例不大，且这项改革只涉及地区层面，除此之外，企业主还需向联邦税务机关进行税务登记。但是，Kaplan等（2011）指出，税收成本高企、市场创意缺乏以及正式化带来的利益有限，是创建公司和促使公司正规化最大的障碍。因此，他们认为，要想显著增加企业利益和改变企业形式，制度改革应该是全方位的，而不仅仅是简化企业注册登记程序。

过多准入规定可能不利于创业，并成为腐败的根源。为了证明这一点，Dreher和Gassebner（2013）发现，大量的注册登记程序和较高的最低资本要求均不利于企业创办。同时，开办企业层面的监管措施还会影响市场中的公司数量和规模。新公司的加入会使得资源在新旧公司之间重新配置并因此提高社会生产效率。Fernandes等（2018）经过实证研究后发现，葡萄牙2005年开始在开办企业方面进行了许多旨在简化手续的改革，这些改革措施实施10多年来已显著提高了葡萄牙国内的行业间竞争水平。运用葡萄牙国内所有私营企业劳工层面的数据进行分析后，他们还发现，激烈的市场竞争不仅会提高公司经营绩效，高管薪酬也会增加6%～11%。Alfaro和Chari（2014）在考察了印度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对公司规模、分布及资源配置的影响后认为，工业企业特别是小企业数量的增加主要源于便利的企业开办制度改革。他们还发现，在改革同时期内，工业部门生产效率显著提高，资源配置扭曲现象也明显减少。

二、劳动力市场监管

过度监管的劳动力市场会产生大规模非正式经济和较高失业率，因为这增加了正式就业的障碍，使市场过于僵化，无法适应经济中不断变化的环境。Amin（2009）使用2006年印度16个主要邦和41个城市1948家正式零售店的数据来证明这一点。基于横截面回归分析并控制了大量影响失业的因素后他发现，印度零售业的劳动法规破坏了就业机会的创造。同时，劳动力市场改革可促使零售部门就业增加22%。这对于一个普通商店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影响，因为零售部门是印度第二大雇主，占正式工作的9.4%。他还指出，劳动力市场制度改革会使非正式经济收缩33%。

Di Giovanni和Levchenko（2013）研究发现，若以实际人均收入衡量，将进入成本降低到与美国类似的水平，可使总体研究样本的平均福利水平提高3.3%。该研究结论是基于以下假设得到的：在那些大型企业占比不高的经济体，降低进入壁垒带来的收益可能会更大，尤其是在发展中经济体，降低行业企业进入壁垒会促使居民福利水平增长更显著。

劳动力市场监管质量的变化不仅会显著影响失业率和劳动参与率，同时还会影响公司生产率水平。当最低工资高于市场均衡工资时，会增加竞争市场中的失业率。Jales（2018）运用2001—2009年巴西的数据进行研究后发现，引入最低工资要求导致该国非正式就业增加了39%。Yamada（2016）认为，印度尼西亚实行的最低工资制度导致工作时间和就业人数双双减少，虽然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有所增加，但他的研究结论是，提高最低工资要求所带来的福利收益很少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Alvarez和Fuentes（2018）发现，智利在严格的劳动力市场监管下提高了最低工资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末制造业生产率的下降。他们估计，1998—2000年最低工资实际增长约22%，非熟练工人较少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降低了2%，非熟练工人较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降低了4%。Bjuggren（2018）研究发现，瑞典劳动力市场监管灵活度提高促使其劳动生产率增加。此外，他还考察了2001年瑞典《就业保护条例》改革的效果，该条例允许工人数量少于11人的公司免除2名工人的工龄；在裁员的情况下，最后一个被雇用的人最先被解雇。

Amirapu和Gechter（2019）认为，印度严格的劳动力市场监管致使公司单位劳动成本平均增加35%。Kawaguchi和Murao（2014）对1960—2010年高收入经济体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青年持续失业与劳动力市场的刚性正相关。然而，Acharya等（2013）的一份研究却显示，在一些高收入经济体，一定程度的劳动力市场监管刚性反而与公司创新绩效正相关，即一定范围内有效的市场监管是有利于企业创新的，这主要是因为：稳定的工作会激发员工的创新积极性。此外，劳动力市场监管变化与信贷市场变化有关。Alimov（2015）在考察了25个高收入国家就业保护性监管对银行借贷的影响后发现，增加就业保护不仅会扩大贷款息差，还会导致银行贷款极大减少，期限也更短。

三、跨境贸易及投资监管

随着世界各经济体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公共和私营部门都希望在全球市场竞争中变得更有竞争力。但在许多经济体中，从事国际贸易的企业仍面临着运输、物流、监管等贸易成本较高的问题，这不仅影响了企业竞争力提升，也阻碍了企业产能的充分发挥。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用进出口通关时间、程序和货币成本衡量跨境贸易营商环境质量水平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可行性和科学性，基于此，一些实证研究评估了贸易成本如何影响经济体的进出口绩效。

Hoekman和Nicita（2011）发现，进出口成本与贸易量高度负相关，贸易成本越高，越不利于进出口活动的开展。Portugal-Perez和Wilson（2011）使用来自101个发展中经济体2004年至2007年的面板数据，评估基础设施、边境和运输便利以及商业环境对出口绩效的影响。虽然还结合其他各种不同的制度指标（包括政府透明度、腐败、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政府偏袒人脉广泛的公司、进出口收付汇的非严格管理等）评估一个经济体的跨境贸易营商环境，但主要还是使用进出口通关需要的时间天数和程序数量来衡量一个经济体边境贸易和运输的效率。在控制了影响出口绩效的国家固定效应和其他几个因素之后，他们发现，良好的基础设施、高效的运输和港口效率以及健康的商业环境能显著促进出口。

其他贸易监管措施改进也能促使一国获取更多国际贸易利益。Şeker（2011）重点关注出口规模与贸易法规以及企业开办法规间的联系。他使用2005年至2007年137个经济体的两项营商环境指标——出口时间和开办企业所需的手续数量进行研究后发现，提高贸易便利化、改善开办企业注册登记环境有助于增加出口规模，减少贸易扭曲对进入外国市场的限制。这些研究结果表明，投资环境改革有助于经济体增加出口机会。Martincus等（2015）认为，海关清关时间延误增加10%，会导致出口下降4%。这种影响的机制在于：出口商成本上升促使他们减少了国外销售；而对进口商来说，这降低了那些交货受到延误的公司给他们带来的风险。与此类似，Hornok和Koren（2015）细致考察了每批货物的行政成本对贸易量的影响：根据西班牙2006—2012年的海运出口数据，每批货物出口行政成本降低50%相当于关税降低9%。

政府监管效率会影响国内企业，同样也会影响外商投资企业。Corcoran和Gillanders（2015）的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与2004—2009年营商环境排名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而这二者间联系的主要驱动因素是跨境贸易的营商便利化。Munemo（2014）利用2000—2010年138个经济体的数据也研究了这种联系。他发现，在企业开办的监管成本超过一定水平的经济体中，外国投资挤占了国内投资。这一证据表明，改革开办企业的条例在加强外国和国内商业活动之间的互补性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法院执法效率

法院执法效率是营商环境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Cavalcanti（2010）利用62个经济体1981年至1998年的数据，使用合同执行成本和反债权人偏见的营商环境指标来衡量信贷市场摩擦，细致考察了金融冲击和信贷市场不完善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与人们普遍认为的金融冲击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随信贷市场摩擦的增加而增加的观点相反，Cavalcanti的理论研究表明，金融冲击影响信贷市场摩擦取决于信贷市场摩擦的来源和初始水平。面板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在信贷市场摩擦较小的经济体，其合约执行成本和反债权人倾向的降低减少了金融冲击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但在信贷市场摩擦广泛存在的经济体中，反债权人偏见的减少实际上会增加金融冲击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

以司法的质量、速度和准入为目标的司法改革有利于提高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Chemin（2018）研究发现，在需要更多特定关系型投资的产业部门，这些司法改革使得企业生产率提高了22%。因此，司法效率对提高企业生产率至关重要。Ahsan（2013）认为，在法院效率最高的经济体中，降低进口关税带来的生产率提高最显著。Gianfreda和Vallanti（2017）研究了法院延迟解决意大利劳动纠纷带来的影响。他们认为，延迟审理劳动纠纷案件增加了企业的解雇成本，同时，在审判时间较长的司法辖区，工作流动率明显较低。

高效的法院合约执行效率会促使金融市场不断完善。Ponticelli和Alencar（2016）研究发现，在民事法庭不那么拥挤从而合约执行效率较高的巴西城市经营的公司，使用担保贷款的企业数量大幅增加。在加强对有担保债权人保护的改革之后，各公司的投资和产值也显著增加。这些结果再次证实：法院高效执行债权人权利以改善融资环境对企业成长和经济发展非常重要。高效的法院合约执行效率还能显著减少企业增长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Demirgüç-Kunt等（2017）认为，更好的信贷信息系统和支持信贷市场的合同执行机制改善了企业获得长期融资的渠道，进而使得企业成长更具有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无论是在危机时期还是经济复苏时期，破产成本对企业成长来说都非常重要。Chakraborty（2016）则认为，高质量制度有助于企业投资于制度依赖型的中间投入品，这可能会影响企业绩效。他发现，在印度，无论是在出口还是内销方面，司法质量都是提高企业绩效的重要决定因素。保守估计，司法质量每提高10%，公司销售额就会增加1%～2%。

五、金融市场发展质量

信贷市场、破产法和投资者保护等反映金融市场发展质量的内容是《营商环境报告》研究的重要监管领域，但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对这些领域的改革关注较少。最近的实证研究为这些问题提供了令人大开眼界的证据。

Visaria（2009）利用在印度各地设有分支机构的一家大型私人银行1993—2000年的项目贷款数据，评估设立债务追偿法庭对债务追偿率的影响。他发现，设立债务偿还法庭使得不良贷款减少了28%。Lilienfeld-Toal等（2012）认为，设立债务追偿法庭减少了小企业的借款和固定资产，但增加了大企业的借款、固定资产和利润，其原因可能是利率上升后，这类法院使得小公司申请大额贷款更加困难，因为小公司缺乏充足的抵押品。

信用报告制度减少了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Giannetti和Jentzsch（2013）认为，强制性信用报告制度改善了金融中介环境，拓展了获取信贷的渠道。信用信息制度还能减少银行危机发生的可能性。Büyükkarabacak和Valev（2012）发现，公共登记机构、私人机构或两者的存在降低了发生银行危机的可能性，特别是在低收入经济体。

保护投资者并帮助他们迅速解决与业务有关问题的法律法规对企业创建和生存至关重要，因为它们鼓励投资，促进业务平稳运作，并帮助有生存能力的公司在破产时快速复苏。John等（2008）在对投资者保护进行研究后认为，投资者保护质量对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和企业成长均有积极影响，保护投资者可以促进创业活动和经济增长，因为它使企业家能够进行高风险、高附加值的投资。

良好的股东权益保护制度有助于股票市场的良性发展。Claessens等（2014）认为，明确且得到有效执行的股东权益制度能有效降低资金使用成本，尤其对扩大规模或陷入困境的公司更有效。他们还发现，债权人的权利范围对资本成本没有显著影响。良好的股东权益保护制度能显著促进经济增长。Houston等（2018）基于32个高收入和中等收入经济体样本研究发现，股东权益制度较好的公司以及资金雄厚的公司更容易获得股东融资，更有可能投资于技术开发。

有效保护债权人权益有利于企业发展，只要这种保护能提高信贷市场的效率和融资渠道。Berkowitz等（2015）研究了债权人权利与企业保护其资产免受潜在征用之间的互补关系。利用来自中国的数据，他们发现减少征用风险和改善债权人权利的改革会显著提高公司价值。然而，Vig（2013）通过分析印度的证券化改革后发现，强化债权人权利会导致公司经营和财务结构扭曲，因为这需要公司通过增加现金流动性来改变其债务结构。

贷款信息制度方面，良好的贷款信息发布与获取制度有助于减少借贷双方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挑战，贷款人和借款人都能准确识别双方可能面临的相关风险。Doblas-Madrid和Minetti（2013）发现，贷款信息分享能有效减少合同拖欠和违约。具体来说，借款人的还款延期期限平均减少了23～30天。此外，贷款机构出现严重拖欠的可能性平均降低了7%～9%，重大违约事件发生的概率也大幅下降。Dierkes等（2013）发现，共享商业信用信息提高了德国公司特别是老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对违约的预测质量。

六、税收监管

税收法规是公共政策和经济学中最具争议的话题之一。从现有研究来看，大部分学者认为，高税收和烦琐的税收制度对经济发展具有扭曲效应。Djankov等（2010）利用2004年85个经济体的横截面数据，研究实际公司税税率如何影响创业和投资。他们依据营商环境指标对一个标准案例的企业所得税数据进行研究后发现，提高实际公司税税率往往不利于总投资，也不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增加企业经营绩效。Lawless（2013）通过对57个经济体的税收制度进行研究后发现，提高公司税税率和增加税收复杂度不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之后，他发现，一方面复杂的税收制度影响的是少数外国直接投资，而不是小规模外商直接投资；另一方面企业所得税税率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数量和规模均呈负相关关系。研究还表明，就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而言，税收复杂度降低10%，相当于有效公司税税率降低1%。

运用2006—2011年巴基斯坦数据，Waseem（2018）发现，在增加税收之后，公司会通过低报利润、转向非正式经济或其他方式做出反应。此外，尽管增税后税收收入立即增加，但三年后甚至低于初始水平。因此，增加税收从长期和整体上看，是不利于该国经济增长的。Belitski等（2016）对72个经济体在2005—2011年的腐败与企业所得税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调查和研究后发现，较高的税率不利于企业进入。他们还发现，腐败抵消了高税收对入境的负面影响。Rocha等（2018）发现，一旦取消企业注册登记成本，减少税收就会降低巴西公司的非正式属性；然而，这种效应主要针对现有企业注册，而非创建新的正式企业。

Harju等（2019）认为，高合规成本对企业经营的影响类似于提高税率。利用芬兰增值税申报证据进行研究后他们发现，销售额增长是合规成本降低的结果，而不是降低增值税税率水平。此外，Esteller-Moré等（2010）的研究报告还探讨了税收在引导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方面的作用，发现OECD成员和非OECD成员之间具有异质性。运用Djankov等（2010）的研究数据，他们指出，非OECD成员的税收会影响外商直接投资，而税收对OECD成员却不会带来显著影响。

七、产权转让

确定微观主体的私有土地所有权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信贷。Karas等（2015）运用企业层面数据评估了提高土地所有权保障对俄罗斯联邦大型城市工业企业的影响，发现私有土地权有助于企业获得外部融资并促进投资。当产权不安全时，对被征用的恐惧可能会推动企业家做出次优投资决策。通过研究土地划分和投资之间的关系，Goldstein等（2018）考察了加强贝宁农村土地产权的好处。他们认为，提高土地使用权安全性引发了23%～43%的长期投资，同时，改善土地保有权保障使得家庭投资从维持生计转向常年经济作物，而女户主家庭比男户主家庭能更快对改革做出反应。

八、获得电力

电力供应中断对世界范围内的企业经营都是非常不利的。不可靠的电力供应会导致货物变质、敏感设备损坏和生产力损失。部分企业会通过购买发电机和其他昂贵的设备来应对，以保护敏感的机器和库存。Allcott等（2016）分析了1992年至2010年期间，电力短缺对印度制造业工厂投入选择、收入和生产率的影响，他们发现，电力短缺平均会使工厂的收入减少6%～8%，生产者总剩余减少10%，其中大约一半是由于增加备用发电机的成本带来的。Moyo（2013）调查了2002—2005年非洲停电和制造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发现，不仅每天停电的小时数与生产率之间呈负相关关系，由于断电造成的产量减少百分比也与生产率呈负相关关系。Andersen和Dalgaard（2013）在研究1995—2007年停电对非洲企业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时发现，停电时间每增加1%，长期来看人均GDP会下降3%。Cole等（2018）运用14个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体企业层面的数据进行研究后发现，平均停电时间与企业经济损失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平均停电时间越多的经济体，企业经济损失越大；如果把平均停电水平降低到南非的水平，企业总销售额将增加85%，而没有发电机的企业的销售额将增加近120%。

九、营商环境与经济发展

截至目前，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不同商业监管制度对一些中间经济变量的影响。但是，我们还需要研究营商环境建设是否对企业和经济体整体绩效有影响，以及这种影响效应有多大，如研究营商环境对产出增长率、生产率和创新的影响。

Djankov等（2006）认为，拥有良好商业监管环境的经济体经济增长更快，产出增长率最快的1/4样本比最慢的高出2.3%。Dall’Olio等（2013）对营商环境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提出了进一步的见解，他们利用总体营商环境指标及其分类指标，如建筑许可、跨境贸易、纳税和雇用工人等，调查了2002—2008年结构性或企业特有特征对欧盟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发现，欧盟营商环境改善与制造业和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均呈现正相关关系，但这种影响效应具有国家异质性。

现有文献普遍认为，较高的企业进入成本会扩大非正式经济规模，不利于就业创造，进而可能不利于经济发展。Barseghyan（2008）利用97个经济体的商业数据进行工具变量估计，研究进入成本如何影响产出和生产力。他分别将经济体地理纬度、讲欧洲主要语言的人口比例、殖民早期欧洲殖民者死亡率和16世纪早期两性人口密度作为企业进入成本的工具变量进行回归估计，发现提高企业进入成本通过降低全要素生产率显著降低了每个工人的产出；如果进入成本增加为人均收入的80%，全要素生产率会下降22%，人均产出也会下降29%。Amiti和Khandelwal（2011）认为，对于OECD成员国而言，进口竞争导致的质量升级在法规更为烦琐的经济体中要小得多。在非OECD成员中，如果管制较烦琐，进口竞争不会导致产品质量改善。这些调查结果表明，由于官僚主义的繁文缛节、非关税壁垒和其他进入规则造成的障碍，可能需要对进口竞争制度进行改革，以提高产品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