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病痛是社会建构的结果

（一）癌病的隐喻

俄罗斯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在20世纪60年代完成了他的著名长篇小说《癌症病房》。该书一经出版，就让人们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了当时斯大林主义下的劳改问题，针砭时弊的味道不言而喻。

苏珊·桑塔格(12)对结核病、癌症与艾滋病的考察还结合了对淋病、梅毒、霍乱、麻风等传染病的研究，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其传染性而被附着上各种危险、不名誉或不合社会规范的隐喻色彩。（覃慧宁，2006）

为了该书能够出版，“索尔仁尼琴本人在1967年面对苏联作家协会的质问时，却否认《癌症病房》具有象征意义，他坚持说该小说写的就是一个‘医疗事件’，其‘主题明白无误的、确确实实的就是癌症。’让人不解的是，苏珊·桑塔格也同意索氏的意见，她认为《癌症病房》基本上没有把癌症作为一种隐喻，不管是用来比喻斯大林主义或其他任何事情。”（郭莉萍，2008）

既然“作者已死”，那么作者写作的时候是否真的有隐喻？这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癌症病房》作为文本，让读者感受到了“癌症”除了是一种病，更背负了文化符号、道德符号。而人们也习惯性地用这种疾病的隐喻来丰富我们的语言世界。

疾病历来就带着强烈的政治批评的隐喻，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艾滋病及其隐喻》中这样说：“用疾病的隐喻来审判社会，说明这社会不仅是失衡，而是压迫人的社会”。（郭莉萍，2008）例如，我们用“癌症”或“毒瘤”来比喻社会不可救药的现象，癌症邪恶的形象就融进了我们的语言认知世界。

癌症被各国文化都自然而然地赋予了道德隐喻与文化诅咒，美国的医学人类学家凯博文说“癌症患者需要寻求‘为什么是我？’的道德意义，而这是科学解释所无法提供的。”（Kleinman, 1997）

如西方社会把癌症描述为一种能够吞噬整个肌体的病理过程；是一种因压抑产生的疾病。正如桑塔格所说，癌症差不多是可以用来谴责某个社会的最坏的疾病。在《癌症病房》中，拉索诺夫这个人物基本上就是斯大林主义所带来的社会邪恶的集中体现。小说刻画的拉索诺夫是一个只好空喊口号，充满阴谋，不敢正面提出意见，只会背后使坏，对下属、病友甚至医生都颐指气使，对他人不怀有人类感情的人，他的人格是典型的“癌症人格”——压抑、不能去爱别人、不能去战斗。第一章是关于拉索诺夫的故事，题目就是“根本没有癌症”，他要求医生给他的诊断是“淋巴瘤”，否认自己患有癌症。我们可以解读为他否认斯大林时代以他为执行者进行的一切迫害都不存在。（郭莉萍，2008）

癌症在道德、政治和文化上的隐喻，既反映了人们对丑恶的痛恨，同时也强化了人们对癌病的厌恶，中国人“爱屋及乌”；反之，厌恶癌病和疏离与癌症病人的关系也就成了人们理所当然的事情。

（二）病痛的诠释

凯博文在其著作《谈病说痛：人类的受苦经验与痊愈之道》中对病痛的意义及其社会根源做了丰富的叙说。

首先，凯博文认为疾病和病痛是两种不同的概念。病痛是病患的一种生理体验，“病痛的怨诉是患者与家属带给医生的”，而疾病则是医生通过生物医学的方式进行诊断得出的，它是“从医生观点见到的问题”。（Kleinman, 1997）

在对病痛意义的诠释中，凯博文认为病痛的意义是被建构的结果。

每个患者都带给医生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使疾病陷入意义之网，只有在特定的生活情况中才显得有意义。但为了了解这一特定的生活以及它所创造的病痛经验，我们必须把生活、病痛与文化情况联系起来。（Kleinman, 1997）

凯博文还开始专门对“症状即意义”“文化含义意义”“生活世界即意义”“解释与情绪即意义”进行论述。某些特殊的症状和病痛种类带有个别的强烈文化含义，也就是说，常常是一种带着烙印的含义。（Kleinman, 1997）

文化对疾病进行污名化，把疾病变成了一种让人羞耻的印记，也就是“stigma”，也被译为“烙印”，一个公然使人受辱的印记。这也就是为什么《癌症病房》一书中的主人公要求医生把癌症说成“淋巴瘤”的原因，也是很多癌症病人都不希望被人知道自己身患癌病的根源。

在某些社会中，文化对患者所加的病痛标签如此有力，它影响患者的全部关系。（Kleinman, 1997）

在加上烙印的病症中，烙印可能会以社会对此状况的反应开始，也就是说，一个被贴上如此标签的人，虽然不会遭近亲却会遭到他周围的人避开、嘲弄、不认可和贬抑。（Kleinman, 1997）

关于如何面对烙印，凯博文提出，“长期病人（以及畸形和残障者）的家属和治疗他们的专业卫生人员，必须对烙印和羞耻保持高度的敏感。这种敏感对发生危机的病人的长期医疗是一种承诺，换句话说，就是愿意协助承受苦难之生活经验重担”。（Kleinman, 1997）

此外，凯博文也对医患关系的危险行为提出忠告，“在病历上记录病案似乎是一种无害的行为，事实上却是一种深远、例行的转化行为，由此病痛被改造成疾病，人变成患者，专业性的价值由医生转至这个‘病案’。经由这个写出患者所述的行为，医生把病人由‘主体’（subject）变成‘客体’（object），先是专业性的调查，最后是操纵”。（Kleinman, 1997）

由病痛到死亡几乎是每个癌症病人都必须经历的阶段，但是医生却只会告诉你会好起来。当死亡仓促来临时，病患带着遗憾离去，不得善终。所以凯博文提出，“假如病痛有可以教导我们重视自己生命的意义一面，那就是如何面对和反应每个人必有一死的事实”。（Kleinman, 1997）他还殷切希望，“科技干预可能改善，甚至治愈疾病，但不是病痛。要治疗病痛，治疗者必须有勇气面对处于纷扰、混乱、生活经验永远特殊的患者”。（Kleinman,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