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癌症伤痛的社会建构

一　后现代、建构与诠释

（一）后现代主义为故事提供了思想的出口

后现代主义诞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一种反西方近现代体系哲学的思潮。强调多元、主观性和去中心化的后现代主义者和讲求客观、唯一标准的现代主义者最大的争论与区别在于如何看待所谓的“真实”。

“现代观点和后现代观点的最大区别在于两者对‘真实’（reality）的看法不同。现代主义者崇尚客观的事实真相，因为它们能够加以观察及进行系统化的探讨，真相就是真相，不会因为观察的人或是观察的方法不同而有所不同。而后现代主义则相信主观的事实真相，也就是说，事实真相会随着使用的观察历程的不同而改变，事实真相取决于语言的使用，并且大部分受到人们所处的背景环境的影响。”(8)

以福柯等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者，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的典型代表。“在欧洲，由于结构主义哲学在某些方面与建筑设计、文艺创作和人类文化的研究有一定联系，而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福柯、巴尔特等所谓后结构主义者又都企图从批判早期结构主义的一些基本观念出发来消解和否定整个传统的西方体系哲学（首先是“现代”哲学）的基本观念，因而后结构主义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典型形式。”(9)（刘放桐，1996）叙事治疗的创始人麦克·怀特（Michael White）等正是在对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关于知识和权力结构论述的解读中创造了叙事治疗法。

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宣称现代性已经终结，去中心化、解构、差异成为核心概念（何雪松，2007）。后现代主义者对所谓“标准”和“正常化”进行反思，旗帜鲜明地反对所谓的真理、话语霸权，主张去中心化（decentrement）、解构（deconstruction）、去合法化（delegitimation）。

后现代主义强调个别化经验，认为个人的经验是独特的、唯一的，个人的意愿、经验和背景都应该优先。因此，在叙事治疗中，对故事文本的解读，“字面的传统解释就要让位给作者意图和读者反映”。(10)

因此，原本死寂的故事也就有了被改写的希望。故事创作可以跳出压迫力量所划定的圈圈，而是从当事人个人经验、背景和意愿出发进行创作；故事的诠释也不需要非得用生硬的“政治口号”进行无主体式的复述，而是让读者有充分的思想空间去解构文本，诠释故事的意义，这便是后现代主义所给予我们的思想出口。

（二）故事是建构的结果

建构主义先驱维柯（Giambattista Vico）认为，“真理即创造”，传达了这样的一种思想：“人类并不是发现了这个世界，而是通过引入某个‘结构’而在某种意义上创造了它”。（刘保，2011）也就是说我们从某种程度上是发明了这个世界而不是发现了这个世界。

建构主义认为，世界是人类知识互动的结果，而人的知识获得并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建构的结果，而且我们应该对习以为常的知识采取质疑的态度，我们要考虑的问题的方式不再是二元对立，非对即错，非真即假，而是回到关注人们是如何获得这一知识的过程中去，解构影响故事形成的权利与政治因素。

皮亚杰认为认识是建构的结果，“这种认识论首先是把认识看作一种连续不断的建构”。（皮亚杰，1981）同时认识还是由内化建构和外化建构双向建构成的。“关于认识建构的机制和方式，皮亚杰用图式、同化、顺应、平衡等关键词，建构起由内化建构和外化建构双向建构构成的‘建构的具体机制’。”（刘保，2011）

而在人们自我的形成方面，则是由“内生的自我”和“植入的自我”构成。“‘自我’是文化和话语建构的”。（刘保，2011）当我们回想起自己从小是如何被形塑的时候就不难发现，社会规范把一个个懵懂的个体按照出身、家庭经济、年龄、性别等塑造成不同系列的产品。

社会建构主义者在两个理论方面有重大的突破，即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和技术的社会形塑论（SST）。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代表人物曼海姆提出“知识的社会存在决定”的命题，意在阐述“知识的社会根源”的观点。科学知识社会学采纳了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语言共同体”和“生活形式”概念，认为语言游戏是生活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生活就是在语言共同体的环境下沟通。（刘保，2011）

“社会建构论关于‘人’的基本观点是，人是‘对话中的人’，即在有意义的语言和超语言的互动和对话中的人。对话本身就是社会性的，他就是一种社会建构过程：每一个个体总是在与他人的对话和互动中建构知识、建构自身、建构世界。”（刘保，2011）

贺玉英、阮新邦等在《诠释取向的社会工作实践》提到，“非实证论者如符号互动论者（Symbolic interactionist）却指出，在一定程度上，社会现象是由个人的自我演绎和相互演绎建构而成的。”（贺玉英，2004）

但是在演绎和对话当中又充满了依附与主体剥夺。无论是相互的还是个体的自我演绎和对话，一个缺乏主体性、连话语权都被剥夺了的人又如何能够建立自己的故事。我们就这样被动地被形塑、被建构了。

“解构”与“建构”是相对应的、并存的，故事要改写，唯有对旧故事进行解构。解构的前提是主体意识的觉醒。首先得看到故事当中自己主体性的缺失，分析故事中自己是如何被“去权”的，如果要重新改写故事，自己又该如何与权力群体以及他们所构建的话语体系进行抗争。

（三）诠释，话语警惕与文本意义再生产

诠释，也就是对文本进行解释。

正如前文在解释叙事概念的时候提到罗兰·巴特关于文本的观点——“作者已死”，那么对文本的诠释权力也就留给了读者。另外，巴特还认为存在读者文本和作者文本两种文本。所以在解读故事文本的时候，作者创造文本的意图和作为身处不同脉络的读者的创作性解读也就成就了故事文本的意义再生产过程。

另外，无论是在故事创作还是故事诠释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所处的话语体系。“伽达默尔指出，语言并非只是一种沟通工具，而是一些承载着价值与规范，进而构成我们的世界及‘存有方式’（mode of being）的媒介。”“这里所指的世界不是客观的物理世界或环境，而是一个由语言建构而成、具有语言本质的生活世界。”（贺玉英，2004）

当我们在使用一套语言来诠释故事文本的时候，应该警惕语言背后的价值假设和权力政治。

在被语言建构的语言文化世界里，强势群体通过话语权的控制建构和强化了人们对所谓正常生活的理解，“主流的价值观强化了我们‘正常生活轨道’的理解。”（贺玉英，2004）

“诠释学要探讨的一个重要课题，是有关语言、社会现实和理性观之间的内在关系。根据诠释论者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理论分析现实，当我们用‘不正常’来形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行为时，我们必然对应着一组有关‘何谓正常’的概念或观点。没有这些概念，有问题的外显行为依然存在，但单凭行为本身并不足以构成所谓‘不正常’或‘有问题’的现象。要说明的是，语言（包括语言所承载的理性观）并非个人用来描绘那些‘不正常行为’的中性工具。反之，在我们运用一套语言的同时，我们已经接受并且履行这套语言所承载的理性观和世界观。”（贺玉英，2004）

意大利著名哲学家安贝托·艾柯（Umberto Eco）在他的《诠释与过度诠释》(11)一书中提出关于过度诠释的忧虑，认为应该给诠释一个合适的度，避免诠释者的利益被过分强调。但是就本文而言，笔者相信只要生命叙事的当事人坦诚面对自己，那么我们就应当相信它是真实的。而且我们应当珍惜这一份难得的真实，它是故事改变的原动力。这是一个思想自由的时代，只要我们的故事不会伤害到他人，不给案主造成困扰，这或许已经是最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