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一篇日记说起

2013年3月11日，星期一，阴雨

今天是正式见论文指导老师的日子，我怀揣着一颗忐忑的心来到列小慧老师的办公室。几句寒暄与客套后，我不安地坐了下来，能够感受到自己手掌发热和动作僵硬。

我的论文题目会被接受吗？跟老师而且还是一位异性老师来讨论自己的内心世界，会难堪吗？

我们的谈话便试探性地开始了……

小慧老师似乎觉察到了我的拘谨，单刀直入地问：“你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主题作为你的毕业论文？”我心里一惊，但脸上始终保持着镇定和理性，拿出收集好的资料，准备长篇大论一番。

但小慧老师似乎并不准备听我那一番早已准备好的滔滔不绝的文献综述，而是紧接着问：“在父亲眼中你是怎样的？”“父亲在你眼中又是怎样的父亲？”“你和父亲的那段往事对你来说又有怎样的影响？”……一连串“贴肉”的问话，我本已不安的思绪被挑动起来，我感到自己的眼睛开始模糊，声音开始哽咽……

我的心理防线开始被撕裂。没想到“脆弱”来得这么早。小慧老师开始要给我找纸巾，我很快意识到自己的“狼狈”，连连说“不用、不用，我行的……”

小慧老师像发现新大陆般，不放过这个片段，开始敲问：“当我准备拿出纸巾的时候，你和我说‘不用（纸巾），我行的’，这代表着什么呢？”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敲问，开始把我领入了对自己的反思中。

我从小在传统文化熏陶的家庭里长大，又是家里的长子，父亲对我的教育也就异常严格。从小父亲就经常很严肃地对我说：“你是男孩，是男儿就应该流血不流泪”“再苦再累自己扛”。如今，我却要在一位异性长辈面前流露出自己的脆弱，这让我很不自然。

那时那刻，我二十多年来被形塑的男子汉形象正与痛苦的回忆在纠缠、争斗。而我自己也越来越意识到，这种纠缠与斗争是长期以来困顿内心的一把枷锁。它锁住我心灵最深处那间尘封许久的房间。

当房门再次被打开，里面压抑、缺氧，让走进去的人难以呼吸。

生活的繁重负担没有给我足够多的时间与空间去收拾这个房间。与小慧老师接下来的谈话也更让我明白，为什么父亲离去已经一年多了，而在我心中那份伤痛依然不休不止地在缠绕。这两年来，工作、结婚、送走父亲、生孩子、读研究生、建立社工机构、照顾家庭……所有的一切都让我“理所当然”地把这份伤痛掩埋起来。然而，它却没有因为时间流逝而愈合。

如果说处理伤痛的时间被剥夺是由于生活上的压力，那么空间被剥夺，则是习俗、文化和制度压迫的结果。各种有形和无形的压力剥夺了我们处理自己伤痛的权力。病痛责任的个人化、医疗服务资源过度市场化、重生讳死的文化、癌病的道德隐喻、临终关怀的缺失……这些何尝不都是伤之根，痛之源。

所有的这一切，让我们成了“顺民”。最终，连我们自己也下了这样的一个定论：我无法处理自己的痛苦。于是我们或是把它掩埋起来，或是在万般无奈之下假手于人。就连身边的亲人和朋友，也同样认为或许这就是最好的处置方式。大家开始心照不宣地回避与疾病和死亡相关的话题，甚至是敏感的词语，认为这样就会好起来。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封闭起来的房间只会越发臭气熏天，越来越缺氧。有没有第三条路？小慧老师每一次的敲问，都让我更加明白，原来在自己的内心还有很多的东西需要梳理，那个房间必须是我自己一点一点地去收拾。

记得走的时候，小慧老师还特别叮嘱，记得把今天的面谈写下来。开始的时候还不是很明白这句话的用意，如今正式开始动笔，猛然醒悟，它便派上了用场，成了论文最好的开关。

——2013年4月于香港红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