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叔叔于勒
献给阿希尔·贝努维尔[11]
一个白胡子的穷老头向我们乞讨。我的同伴达夫郎什，给了他五法郎。我大为吃惊。他告诉我说：这个乞丐让我想起一段往事，我这就给你讲一讲。这段往事我一直念念不忘。是这么回事——
我的老家在勒阿弗尔，没什么钱，只是凑合着过而已。我的父亲每天在办公室工作到很晚才回家，薪水微薄，我还有两个姐姐。
紧巴巴的家境让母亲很是难受，她时常拐弯抹角地对父亲说些尖酸刻薄的话。每逢这种时候，这个可怜人都会做出一种让我心碎的手势。他会抬起手掌在前额抹一下，仿佛要擦去并不存在的汗水，一声也不吭。我能感觉到他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的痛苦。我们件件事情都得精打细算。别人请客我们不敢接受，免得以后要回请人家。买日用必需品，我们都是买打折的，或是剩下的仓底货。两个姐姐自己动手做衣服，为了十五生丁一米的花边要计较好一阵子。我们的伙食就是肉汤，再加各种方式做的牛肉。他们说这么吃有益健康，好长身体。不过，我宁可换换口味。
要是我弄掉个纽扣、撕裂了裤子，准会招来一通劈头盖脸的痛骂。
不过，每个周日我们都会穿戴得整整齐齐去码头散步。父亲会穿上礼服，戴上礼帽和手套，让母亲挽着他的胳膊。母亲也会装扮一番，穿得像假日时彩旗招展的海船。姐姐们是最早准备好的，等待着要出发的号令。只是每次临行前总会在一家之主的礼服上发现污迹，必须用蘸了汽油的破布擦掉。
于是父亲仍顶着礼帽，只穿着衬衣，等着她们为他收拾完毕。母亲戴上近视眼镜，脱下手套以免弄脏，忙得不亦乐乎。
之后我们便庄严地出发。两个姐姐挽着胳膊走在前面。她俩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得把她们展示给城里人瞧一瞧。我走在母亲左边，父亲在她右边。
我们每个周日那种可怜的、虚张声势的神态，我至今记忆犹新。他们神情严肃，姿势死板，迈着庄重的步伐，上身挺直，两腿僵硬，就像有极其重要的事取决于他们举手投足之间。
每个周日，看到来自远方的轮船停靠港口，父亲都会说出那句一成不变的话：“要是于勒在那条船上该有多好啊！那会多么令人惊喜啊！”
我的叔叔于勒，是我们家唯一的希望，尽管他曾经是家里的丧门星。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经常听家里人提起他，我在想象里对他是如此熟悉，以至于觉得如果有一天可以见面，自己一眼就能认出他。对于勒叔叔去美洲之前的那段生活，他们都是低声细语地讨论，其中每个细节我都了如指掌。
显然，他那时行为不端，也可以说是挥霍无度。对不富裕的家庭来说，这可是莫大的罪恶。有钱人家的子弟耽于享乐，人们只会说他“干了点蠢事”，叫他们“花花公子”，一笑了之。可家境困难的人家，一个儿子要是让父母动用老本，那就是耻辱，是败类。
这样子区别对待也没什么不公平，行为是一样，可只有后果才能决定事态的严重程度。
简而言之，于勒在将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财产挥霍得分文不剩以后，还在相当程度上减少了父亲本指望能继承到的财产。
按照那个年头时兴的做法，他坐上一艘开往纽约的船，被送去了美洲。
到那儿之后，于勒叔叔不知干起了什么生意，很快写信回来说，他挣了一笔钱，希望能补偿父亲因为他遭受的损失。这封信在家里引起了轰动。于勒叔叔本来是俗话说的那种“狗都不如的贱胚子”，这下在家人口中变成了体面人、热心肠的好孩子、真真正正的达夫郎什家的人，像每个达夫郎什家的人一样正直、诚实。
此外，一个船长还告诉我们，他租了一个大铺面，做起了大生意。
两年后他又来了第二封信，信上说：亲爱的菲利普，我写信给你，免得你挂念我的健康。我现在很好，生意也不错。明天我要去南美洲长途旅行，可能会好几年不跟你通信。要是我没写信，你也别担心。我发财了就立刻回去。希望不会太久。到时候我们就在一起快活地过日子……
这封信成了家里的福音书。一有机会大家就把它读一遍，逢人就拿出来显摆一番。
果不其然，足足有十年都没有于勒叔叔的任何消息，父亲的希望却与日俱增。母亲呢，也常常念叨：“等于勒回来，我们的景况就不一样了。他少不了要发迹的！”
每个周日，父亲望着天边驶来的大轮船喷吐的黑烟蛇一般蜿蜒上升，总要重复一遍那句亘古不变的话：“要是于勒在那条船上该有多好啊！那会多么令人惊喜啊！”
我们也的的确确期待着能看到他挥舞着一条手帕喊道：“嘿！菲利普！”
为了迎接他荣归故里的那天，我们制订了种种计划；甚至打算用叔叔的钱在安古维尔买一栋乡间别墅，我觉着父亲保准已经为这事开始洽谈了。
大姐那时二十八岁，二姐也二十六岁了。她们没能出嫁，让大家都很烦恼。
二姐终于迎来一个求婚者。对方是个职员，不怎么有钱但还算过得去。我一直深信，正是某天晚上我们给他看了于勒叔叔的信，才让这个年轻人不再犹豫，下定了决心。
家里欢天喜地应下了这门亲事，并决定在他们婚后去泽西岛来一趟小小的旅行。
对穷人家庭来说，再没有比泽西岛更理想的旅行去处了。它离我们这儿很近；坐上小轮船，穿越海峡，就到了外国的土地—— 那个小岛属于英国。如此一来，一个法国人，只需航行两小时，就能轻松到达那个受大不列颠旗帜保护的岛屿，考察一下邻国的风土人情，据一些经常去那儿的人说，那儿糟透了。
这趟旅行成了我们朝思暮想的事，也成了我们唯一的期待，时刻萦绕我们的美梦。
最后，美梦和期待终于成真了。一切都宛如昨日：格兰维尔的码头上，轮船点火待发；父亲照料着我们的三份行李，忙得不可开交；母亲不放心地挽着大姐的胳膊，自从二姐出嫁后她就一直失魂落魄的，像是鸡窝里剩下的唯一的那只小鸡。在我们身后的是二姐这对新婚夫妇，他们总在后面磨蹭，惹得我们屡屡回头看。
船上的汽笛声响了。我们上了船，船离开码头，航行在大理石桌面一般的海上。我们注视着逐渐远去的海岸，如同所有那些不怎么外出旅行的人一样，既开心又骄傲。
父亲礼服下的肚子挺得老高。礼服上的所有污迹都在那天早上被一丝不苟地清除过了，他身上散发着每次外出都会有的汽油味。一闻到这种味道我就知道是周日了。
忽然，他注意到有两位先生在为两位优雅的女士买牡蛎。一个衣衫褴褛的老水手用小刀撬开牡蛎壳，然后将其递给先生们，先生们又递给女士们。她们吃得很是斯文，用小巧玲珑的手帕托着牡蛎壳，伸长脖子，以免沾脏了裙子。然后她们轻快地一嘬，将空壳扔进海里。
在航行的船上食用牡蛎的这种风度，肯定是深深触动了父亲。他觉得这样子又讲究，又文雅，又气派，于是他来到母亲和姐姐们面前，问：“我给你们买些牡蛎吃怎么样？”
母亲一想到这笔开销，迟疑了一阵子，但两个姐姐马上接受了。母亲气呼呼地说：“我害怕吃坏肚子，只给孩子们吃吧，只是别吃太多，省得吃出病来。”
她又转向我，说：“约瑟就不用了，男孩子不能惯坏了。”
我只好留在母亲身边，对这样的区别对待感到愤愤不平。我的目光追随着父亲，只见他姿态庄严地领着两个女儿和女婿走向那个衣衫褴褛的老水手。
两位女士刚好离开，父亲向姐姐们展示怎样吃才不至于让汁水洒出来。他还想亲自给她们做个示范，就抓起一个牡蛎，试图模仿刚才那两位女士的举止，结果汁水马上溅到了他的礼服上。我听见母亲嘟囔道：“他还是少折腾为好。”
可是，父亲好像突然紧张起来，后退了几步，直愣愣地盯着几个家人，她们正围绕在那个撬牡蛎壳的水手旁边。然后，他猛地转过身朝我们走来，看上去脸色苍白，眼神怪怪的。他低声对母亲说：“真是蹊跷，那个卖牡蛎的长得好像于勒。”
母亲大吃一惊，问：“哪个于勒？”
父亲答道：“还有哪个……就是我弟弟……要不是我知道他在美洲，过得很好，我就会以为那个真的是他了。”
母亲慌张起来，结结巴巴地说：“你疯了！你明明知道那不是他，怎么还在这儿胡说？”
父亲坚持说：“要不你也去看看，克拉丽丝，你亲眼看看，好弄个清楚。”
母亲站起来，去了两个女儿那边。我也打量起那个人。他又老又脏，满是皱纹，眼睛片刻都没离开自己干的活计。
母亲回来了。我注意到她在哆嗦。她急忙说：“我看那就是他。你去跟船长打听打听。可别冒失了，别让那个混蛋又来缠上我们！”
父亲赶紧走开，我跟在后头，异常激动。
船长是位又高又瘦的先生，留着很长的颊髯。他走在舰桥上，一副趾高气昂的神气，仿佛他指挥的是开往印度的邮轮。
父亲彬彬有礼地跟他打了招呼，然后便恭维有加地询问起他工作上的事情来：泽西岛的地位如何？出产何物？人口几何？风俗习惯如何？土质怎样？等等。
我简直以为他们议论的是美利坚合众国呢！
他们又谈到我们这条船—— “特快号”。话题转到船员上来，最后父亲用颤颤巍巍的声音问：“你们船上有个撬牡蛎的老头，样子很有趣，你知道他的来历吗？”
船长已经被这番长谈弄得不耐烦了，草率地回答道：“他是个法国老流浪汉。我去年在美洲碰上他的，就把他带回国了。他在勒阿弗尔好像还有亲戚，不过他不想回到他们那儿去。因为他欠他们的钱。名字叫于勒，姓嘛，好像是达尔芒什或者达尔旺什之类的。很明显他在那边曾经风光过一阵子，可瞧瞧他现在沦落成啥样了！”
父亲脸色苍白，喉头发紧，眼神迷乱，一字一字地说：“啊！嗯……很好……好……我不觉得意外，非常感谢，船长。”
他告辞了，船长愣愣地望着他。
回到母亲那儿，他情绪坏透了。她说：“坐下，别让人注意到出了差错。”
他一屁股跌到凳子上，咕哝着：“是他，真是他！”
他又问：“我们该怎么办……”
她简短地说：“我们得把姑娘们先叫回来。既然约瑟也知道了，就叫他过去。我们得特别小心着，别让女婿听见风声。”
父亲像是垮掉了一半，喃喃自语道：“咋这么倒霉啊！”
母亲的火气一下上来了，说：“我早就觉得这个贼胚子不会有什么出息！他早晚还会拖累我们的！对达夫郎什家的人就不能有什么指望！”
正如每次受到妻子责难时那样，父亲又用手抹过额头。
母亲又说：“给约瑟一点钱，让他去把牡蛎的钱付了。要是让那个叫花子认出来，可就有好看的了。我们在船上可就大出风头了。我们先挪到另一头去，你也过来，千万别让那个无赖再靠近我们！”
她站了起来。他们给了我一个五法郎的硬币，走开了。
姐姐们正愣愣地等着父亲过来。我解释说母亲有点晕船，又问撬牡蛎的那人：“先生，我们该给你多少？”
我好想叫一声叔叔啊。
他说：“两法郎五十生丁。”
我给了他五法郎，他找给我零钱。
我看着他的手，那是一个水手的粗糙的手，皱巴巴的。我又看看他的脸，那是一张苍老的饱经沧桑的脸，愁眉紧锁、憔悴不堪。我对自己说：这是我叔叔，父亲的弟弟，我的亲叔叔！
我给了他十个苏的小费。他感谢我说：“上帝赐福您，年轻的先生！”
他的这句话带着乞丐接受施舍时的调子。我想，在南美时他肯定已经是个乞丐了。
姐姐们死死盯住我，为我的慷慨大方而诧异。
等我把剩下的两法郎交给父亲，母亲吃惊地问：“一共吃了三法郎？……不可能……”
我坚定地说：“我给了他十个苏的小费。”
母亲气得跺脚，直视着我：“你疯了！拿十个苏给那个……给那个流浪汉！”
父亲朝女婿那边使眼色，她猛地停了下来。
大家都沉默不语。
我们前方，一个紫色的影子从海中升起，那就是泽西岛。
当我们靠近码头时，我心里有一股强烈的渴望想再看看我的于勒叔叔，走近他，说些安慰、体贴的话。
可是由于没人再吃牡蛎，他已经不见了。无疑，他是回到了舱底他那脏乎乎的栖身之所。
母亲一直提心吊胆。为了避免再碰上他，我们回来时乘坐的是“圣马洛号”。
我再也没见过于勒叔叔！
以后你还会再见到我给流浪汉五法郎，就是这个缘故。
[11]阿希尔·贝努维尔（1815-1891年），法国风景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