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修良：南京地下党的斗争

南京地下党的形势

1947年下半年，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经济上日趋崩溃。为了镇压革命力量，国民党政府先后颁布了《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戡乱时期紧急治罪法》《特种刑事法庭组织条例》等一系列反动法令，妄图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面对这种形势，中共南京市委充分估计到敌人垂死挣扎将给我们工作造成的极端困难，一面强调“稳扎稳打”，继续动员群众与反动派做斗争，揭露他们的腐败；一面撤退一部分暴露的党员与非党进步人士到解放区去，同时加强重点工厂、学校、机关的组织力量，加紧训练干部。

1948年1月，工人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的一个负责同志彭原因叛徒李长荣告密被捕。李原是京沪铁路工人、下关站支部委员。1946年参加“同心会”，后向敌人自首，并在上海接受了军统特务的训练。次年7月被派回南京。他伪装革命，与下关车站支部委员张家元联系，企图重新混入党内，进行破坏工作。由于我们警惕性不高，彭原在同他联络时被捕，同天被捕的还有张家元、孔罗礼，后来又陆续逮捕了4个党员，致使下关支部的活动完全停顿，书记马继善等5位同志不幸牺牲。

彭原被捕一事，对我们领导机关威胁极大，因为他同市委负责人都很熟悉，万一出错，我们就无法在南京继续工作了，但彭原同志坚贞不屈，虽遭酷刑，拒不供出党的关系，因而组织没有被敌人破坏。这一事件，教训十分深刻，主要是领导思想麻痹，对敌人的阴谋估计不足，使得下关党支部工作长久不能恢复，这是当时南京地下党一次最大的损失。

两浦铁路工人中党的组织力量较强，1948年6月市委决定在这里发动一场大罢工。从5月开始，工人们就一再向厂方提出发还欠薪，要求发米贴，但路局根本不理，黄色工会则站在厂主一边，我们因此决定领导工人进行斗争。事前党在两浦地区已经发展了一些党员，分布在浦镇机厂各主要车间，浦口的车务、机务、检车段、港务所等处我们也做了布置。

6月中旬因米贴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群情激昂，向黄色工会提出要求，结果工会与厂方互相推诿。7月2日，两浦地区一场暴风骤雨终于爆发了。浦镇机厂工人率先罢工，浦口工人迅速响应，声势浩大，工人们高呼：“两浦铁路工人团结起来！”当浦镇罢工工人游行队伍到达浦口车站时，连自来水厂、电厂工人也闻讯而起，参加了罢工，弄得两浦机器停开，机车不动，车站无人售票，水电也没有供应，一列列军车都不能开出。两浦工人的罢工严重影响了津浦、陇海等路列车的正常行驶，急得国民党政府毫无办法。铁路当局向法院控告工人罢工是“捣乱”“破坏秩序”，由于“本月初正值中央大军与匪军激战于黄泛区之间，运输部队军用物资万分紧张，实为有意妨害戡乱”。他们虽然逮捕了一些工人领袖，但广大工人群众并不妥协，一致要求改善生活，争取生存权利。最后，反动当局无可奈何，只好答应了工人的部分要求，释放了被捕工人。这次罢工宣告胜利。

两浦铁路工人的工潮也影响到其他产业部门。要求发放米贴的消息一经传出，各工厂纷纷掀起工潮，资源委员会下属的几个企业，永利铔厂、兵工系统都行动起来，这些斗争基本上均取得了胜利。共产党在工人中的威望日益增强，党员数量也不断增加，同时又开辟了一些空白单位的工作。

“五二〇”运动后，国民党以中央大学为重点在各校施行了大逮捕。市委为此进行紧急讨论，坚决领导群众举行反迫害斗争，鉴于国民党当局不许学生组织自治会，破坏民主选举，1948年4月1日，我们成立了“中央大学学生争取自治院系联合会”（后改组为“学生院系自治联合会”），使敌人难以达到控制目的。由于群众拥护，反动派无法摧毁，中大学生争取自治反迫害的斗争，也取得了胜利。后来我们还举行“清贷运动”对抗国民党政府取消放贷金制度，学生发起组织“自费学生请求贷金联合会”，向院方交涉，争取社会的同情。4月间自费学生因交不出伙食费，食堂停发伙食，100多位一年级学生发表了“绝食宣言”。这些斗争大都取得了胜利。

5月间市委研究继续开展反卖国、反独裁、反内战斗争，决定发动全市性的“五二〇”运动周年纪念，举办讲演、营火晚会、歌咏大会、史料展出等活动，学生、市民踊跃参加者达数万人。

5月21日，纪念晚会演出《典型犹在》（把蒋介石比作袁世凯）的戏剧，被特务捣毁会场，数名学生被捕，关在国民党青年部机关里。学生们怒不可遏，将“青年部”牌子换成了“特务部”。这次斗争政治影响很大，《中央日报》专门发表社论，扬言要对学生“操刀一割”。

果然不久，敌人终于向青年学生举起了屠刀，国民党派特务、警察进入宿舍，大肆逮捕进步学生。市委对此早有准备，分批撤退了一些党员和群众到解放区或其他地区去避难，同时发动群众抗议、反对传讯学生，营救被捕学生。

7月6日的逮捕，朱成学、李飞等3名党员被捕，他们是出走去解放区，在水西门与交通接头时被捕的，后来被判了重刑。8月19日、11月25日和次年1月，国民党又连续进行了三次大逮捕，其中以8月的一次规模最大。登报指名到法院传讯者达228人，被关押入狱者115人，在反大逮捕斗争中，我们虽然遭到一些打击，但也得到了很大的收获。从此以后，国民党在学生群众中的一切欺骗都失效了。南京学生在解放前夕所进行的壮烈斗争确实是可歌可泣的。

根据中央指示，因为形势变化，需要我们总结在蒋管区工作的经验，所以上海局于香港举办了几期干部训练班。参加学习的主要是上海、南京、台湾三个方面的部分负责干部。这种训练班既像小整风，也像学习班，以总结工作经验为主。上海局书记刘晓告诉我，上海局已在香港办了干部训练班，南京、台湾、武汉等地的干部也要去学习。

南京可去四个人，单独成立一个训练班，名单由市委自己决定，时间约两个月。讨论结果派了下列同志前去，“工委”方面：陈慎言、高骏、叶再生、曾群；“学委”方面：王明远、欧阳仪（女）、颜次青、翁礼巽、胡立峰、李照定；商场：陆少华；小教：潘家珍（女）；公务员：王嘉模。

上海局决定由我去香港领导南京总结经验。6月间，我同刘晓一起搭轮去香港住在上海局的机关里，其余同志住在训练班，经常由学习班负责人王明远或陈慎言汇报学习讨论中的问题。记得当时我还到台湾训练班去讲了题为“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课。经过认真学习，上下反复讨论，我们按照上海局的意见，写出了《南京建党总结》，这个文件总结了前一阶段的成绩与缺点，对后来工作影响很大，起到了统一思想的作用。

8月中旬，我们忽然接到上海来电，得知南京发生朱、华、李三人被捕的事件，刘晓让我和王明远两人先行回宁，处理有关事宜。我们将这个总结抄了一份，其主要内容包括：党的工作的成绩、缺点及其原因；领导作风问题；今后建党方向；发展党组织的需要以及怎样发展党员；发展与巩固相互关系；健全支部组织；改进支部工作和干部问题等。

我和王明远回到南京，处理了中大学生被捕问题，虽然敌人捕去了我们一些同志，但党的组织还完整地保持着。我把原住的地方让给王明远，住进了林征、江谨同志家里。这个地方在湖南路223号楼上。

1948年9月，刘晓又来信要我去上海讨论工作。上海局估计南京会比上海早解放，所以要做好紧急准备，南京党的中心任务是加强情报与策反，迎接解放军渡江。为了防止敌人破坏，党的秘密工作要重新布置。南京党须先提出自己的新任务，改变工作计划。讨论结果由我执笔写了一份《上海局给南京市委的指示信》，时间是9月27日。信中介绍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要求南京方面继续巩固与扩大党的组织，积极进行策反、怠工等破坏工作，注意研究敌人政治经济的动态，开辟文化宣传部门及建立外县、近郊农村党的组织，输送干部至解放区和加强群众工作等。

市委讨论了这封信，做出如下措施。

一、成立策反部门，调史永负责。策反工作由上海局委托我单线联系。通知全体同志，凡是在军事机关有起义可能的线索，均集中于策反部门，策反部门对上海局负责。

二、建立文化工作委员会，由王明远兼管，学生工作委员会书记由盛天任担任。文委下面还有一些报馆关系和新闻记者。利用国民党军队的演剧七队组织地下文工团掌握电台、电信局等机关，解放军尚未入城，我们就广播了南京解放的消息。

三、加强警察工作委员会，任务是准备解放时维持地方治安，保卫安全。

四、建立公务员工作委员会，下面分几条线，有国民党政府、国民党中央党部、市政府的各个部门；军事机关有国防部、美军顾问团、六二兵工厂、兵工署等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这方面共有党员100多人。公务员工作主要是搞情报，保护档案、资料。另外，公务员工作在南京还有特殊作用，如应付户口，造身份证，侦察敌人动态等。

为了减少解放军流血，顺利占领南京，我们首先考虑加强策反工作，准备里应外合，使敌人的海、陆、空军失去抵抗力，内部发生动摇，弃暗投明。在敌人溃退前，要防止破坏，保卫好人民财产，反对国民党迁移人力、物资去台湾；并应考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接管做好准备，以便我们能够顺利地接管城市，恢复生产。因此，须多采用攻心战术，使国民党的公务人员不跟着逃跑，有用之才留下来，为新中国服务。

里应外合，多次成功起义

1949年1月，“工委”委员叶再生因叛徒告密不幸被捕，为了避免牵连，我只好又一次搬家，搬到鲍渐潮同志为我准备好的一个秘密机关，在中华路85弄内。鲍渐潮的公开职业是华德电料行经理，该行主要股东系上海益丰搪瓷厂老板、鲍的表兄闻鸣皋。上海局通过鲍的关系，在这个店里投资。后来，因为我在南京没有职业，上海局遂将华德电料行的股票归入我名下，鲍渐潮的组织关系也由上海转到了南京，由我同他个别联系。鲍的老伴邱嵋林同志也尽力掩护我们工作，我在这个地方一直住到南京解放才离开。鲍除做掩护外，还承担管理电台的联络员工作。上海局当时有一个秘密电台设在南京，派了庄佩琳、丁宁来做译电员，住在玄武湖附近，由鲍负责联络。

1948年12月16日，南京发生俞渤驾驶B24轰炸机起义的事件，对蒋管区震动很大。俞渤原是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的飞行员，有一定的正义感，厌恶内战，积极寻找我们党的关系。原来由上海局派林诚医师同他联系，林是南京空军医院的军医，后来上海局把林诚的关系交给了史永。俞渤要求在起义前批准他入党，我们批准了这个请求。

16日晚，蒋介石正在空军俱乐部召开庆祝会，嘉奖飞行人员，俞渤登机起飞了，本想把炸弹扔在俱乐部上面，可惜没有命中。一阵爆炸声震动了南京全城，国民党紧张得全城戒严，侦骑四出，并派飞机进行追击，但一无所获，这架飞机一直飞到石家庄解放区机场去了。

驾机起义前，我们曾通过潘汉年在上海的一个电台（刘人寿同志负责）打电报给中央，询问飞机降落地点及信号。中央回电：“可在石家庄或沈阳机场降落，信号是一块白布。”俞渤的飞机内共有5个人，因汽油不足，飞不到沈阳，于是就在石家庄降落了。飞机到达时，石家庄城防司令员曾涌泉亲自出迎，当地军民欢声雷动。这是第一架从南京起义的飞机，接着上海、西安、杭州、香港等地均有飞机起义，投往解放区。

南京警卫师是蒋介石的御林军，师长王晏清，我们一个做新闻工作的党员李益之（陆平）通过关系，得识开明人士邓昊明。邓思想比较进步，他的外甥王晏清是黄埔军校毕业生，被蒋介石重用，委以九十七师师长。该师有三个团，第一团是保护蒋介石的，第二团保护陈诚，第三团保护顾祝同。邓力劝王不要再为独夫民贼蒋介石效忠。开始他尚有一些犹豫，说：“我可以背叛国民党，但不能背叛蒋介石，他是我的老师，他是好人，下面用的有坏人，他是受骗被包围的。如我领队起义，别人会骂我忘恩负义。”邓昊明反复晓以大义说：“顺乎潮流的起义是大节，忠于个人是小节。”最后终于说服王晏清，决心站到人民一边来。王要求会见我们市委负责同志，我们派史永同他见了面，王看到我们对他十分信任，热忱很高，遂下定了起义的决心。

1949年元宵夜，李益之在王晏清家中，大家装作打麻将，讨论起义细节。会上决定：（1）把部队驻扎在靠近解放区的江宁县板桥镇，通知解放军告之渡江日期，警卫师让出一段路给解放大军通过；（2）九十七师先占领下关，阻击浦口国民党二十八师撤回江南；（3）派一个团到城东占领重要党政机关，如后勤司令部、总统府、兵工署、飞机场等，在解放军入城之前控制南京，活捉战犯，使解放军可以顺利占领。这个计划经过详细研究，我们以为很有把握。

王晏清在起义前，要求同我第三野战军通一次电报，并把九十七师的电台呼号告诉了我们。李益之也把三野的密码告诉了他，但没有讲清呼号。王晏清回到板桥师部，晚间忽然打了一个电话给邓昊明，询问三野的呼号。此时李益之正在邓家听到此事大吃一惊。次日邓即向史永做了汇报。果然不出我们所料，邓昊明很快就被敌人监视了。我们立即通知邓、李，火速逃往香港，他们先到了上海，后在沙文汉等安排下方才脱身而去。

敌人发现王晏清有叛变的嫌疑，即由南京卫戍总司令张耀明邀请其去他家吃饭，王不知他的用意，欣然前往，结果被张扣留软禁，要王交代问题，王拒绝不肯招认。后来卫戍司令部副司令覃异之私自放走王晏清，王弃家出走，回到板桥师部，马上带了两个团北渡长江前往解放区。另一个团尚在城里，王打电话要他们一同过江，由于团长不在，无人指挥，未能成功。事情发生后，正在溪口的蒋介石大为震怒，他一面派兵追击，一面用飞机轰炸，并撒下许多传单要部队回去，扬言谁拿王晏清头来赏洋5万。当时王带过江约4000人，后因被追击，多数逃散，只有一个直属特务连100多人平安到达解放军驻地。

“学委”委员沙轶因的姐夫杨兆龙当时任国民党政府检察署检察长，思想比较倾向革命。我们通过沙的关系，派白沙同志去和他谈话，杨兆龙深感国民党政府腐败，司法界黑暗，决心弃暗投明，为共产党做一些工作。我们要他同代理总统李宗仁商谈释放政治犯。李宗仁表示要求与我党商谈和平问题，这在当时我们是不能决定的。我们主要担心危险时刻，国民党可能会杀害政治犯。后来李宗仁有事去广州，我们又让杨兆龙跟踪前往，通过反复工作，李迫于全国形势，终于下令宣布释放政治犯。我们南京被捕的几个党员和进步群众也得以释放。

杨兆龙在南京解放前夕，还将最高法院检察署的档案材料保存了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完整地交给了军事接管委员会，这件事非常重要。这样一个有功人员，不幸在1957年反右斗争时被错划为“右派”,1971年又被“四人帮”诬为“反革命分子”被捕入狱，折磨致死，直到1980年他的冤案才平反昭雪。

1949年4月以前，南京市委已经布置通力合作，准备迎接解放。4月1日下午，我们忽然听到建康路一带有许多学生被特务追捕，枪声四起，急促的脚步声逼近我们住处的小巷口。开始我们以为是来捕人的，但却不见有人进巷来，猛抬头看到一批便衣特务在殴打一群学生。我们知道出事了。我不顾一切去找王明远（他负责学生工作），查问学生游行示威是谁布置的，他说连他也不知道。后来查明这件事是大学党组织擅自发动群众搞起来的，未经市委同意。学生们要国民党飞往北平的代表答应共产党提出的八项条件，立即停战，因此遭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屠杀。

那天下午正当学生游行结束、队伍纷纷回校时，国民党南京卫戍总司令张耀明奉蒋介石之命，派遣军警、特务殴打剧专、政治大学的学生，中央大学党组织率领学生队伍到总统府示威，亦遭暴徒毒打，结果学生被打伤100多人，打死3人，成为有名的“四一”惨案。

次日，南京大专学校学生组成“四一”血案后援会、控诉团等，发表了《告全国人民书》《关于四一血案驳中央社的声明》，接着又发出《致北平和谈代表会议电》《再致北平和谈代表会议电》，周恩来同志得此消息后，提出要国民党政府对“四一”惨案做出处理。

4月4日毛泽东同志代表党中央就“四一”惨案发表了《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的文章。新华社发表了《南京惨案与和平谈判》的社论，宣称：“南京及一切其他惨案中牺牲的爱国人民报仇的时候已经不久了，南京及全国人民解放的时间已经不远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华东局副书记陈毅在一次会议上，批评我们不应在即将解放的南京发动“四一”游行，我连忙承认了约束不严的错误。这是黎明前的一次大搏斗，虽然群众受到惨杀，但政治影响极大，烈士们的鲜血没有白流，蒋家王朝的末日就要来临了。

迎接解放，胜利会师

我们估计战火迫近南京时，敌人可能采取如下行动。

一、负隅顽抗，死守南京，力图造成南北划江而治的局面。

二、且战且退，逃向西南。那时敌人会纵火烧杀，破坏全城，如工厂、学校、机关、仓库、码头、轮渡及各种设施，劫走档案、文物等。

三、插白旗投降。

这三种行动以第二种可能最大，因为敌人兵力不足，派系林立，不可能固守南京；插白旗投降也不大可能，因为蒋介石嫡系汤恩伯手中尚有军队，他们是最顽固的一派，决不肯轻易投降。因此我们必须做好保护人民财产的充分准备，按照上海局的指示，南京党提出以下几个方面。

一、瓦解敌人宪警力量（可惜警卫师起义时没能占领南京）准备内应。

二、组织群众护厂、护校，保护机关、仓库，维持地方治安，特别要重视人民的自卫力量和利用敌人的警宪力量。

三、调查敌机关人员、物资、地产、特务组织，准备接管。

四、稳定人心，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使大部分公务人员留下，为人民服务。

国民党虽然前线已溃不成军，但在南京城内还是敌强我弱，所以我们仍然需要“积蓄力量”“待机而动”，利用合法组织，进行工作。当时敌人在各机关组织了所谓“应变会”，准备逃跑。这个组织各种人物都可参加，有许多是同情我们而准备留下来的。

我们及时调整了党的组织，以适应日后的接管工作，抽调一批党员去加强工人、学生、店员、公务员等工作；加紧组织工人自卫队，布置夺取敌人武器；发动一部分群众和党员参加“应变会”，保护工厂、学校、机关，并通过“应变会”进行调查研究，清点物资，登记造册。中大“应变会”甚至从警察大队弄到200多支枪和一部分弹药，武装了纠察队，用以保护学校安全。

据不完全统计，南京城内工人、苦力、店员组织起来的自卫队约数千人，警察内部可以控制的约2000人，保护了全市土地财产登记册，并制作了300余本图册。按照接管系统分为几类，如国民政府、市政府、军事机关、学校、报馆、公用事业、电台、邮政等，按我们党的组织也做了调整。大约有800多党员准备去配合解放军进行接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很快配合进城部队参加了军管会的工作，地下党员熟悉情况，解放军称他们是“引路人”。

此外，我们还通过邮局，发出许多给国民党各机关负责人的信，宣传党的政策，要求他们立功赎罪，保护人民财产，规劝他们不必弃家逃往台湾。

经过努力，在保护人民财产方面，大家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敌人没有能够达到破坏的目的，除下关车站和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被敌人临走时火烧了一部分外，其余机关均完整地保护下来。南京的电灯、自来水、电信、轮船、火车、汽车交通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均未停过。我们能够做到这些，经过了艰苦的斗争。例如，敌人本来要把永利铔厂迁往广州，并威胁说，如不迁走，就要放火烧毁。我们立即联合职员、工人一同护厂，反对迁移。我们的口号是“职工团结，劳资合作，保厂护家，共渡难关”。同该厂厂长协商的结果，决定不迁，并组织了保厂护家指挥部。为了防止敌人破坏，加固了门窗，增加纠察队站岗，围墙加电网；厂方还出了一笔钱，买了三个月的粮食和咸菜，准备长期对抗，这个厂终于完好地交到了人民的手中。

利用敌人武装，保护治安。4月初，市委根据中央“入城指示”，在内部广为传达，这个指示精神大致是：人民解放军已做好一切渡江准备，要地下党也做好迎接解放军进城的准备工作。“工委”“警委”按照市委布置迅速做出决定，控制了各警察局的人、枪、弹药，组织船只迎接解放军部队过江入城，保护重点设施，如电台、电厂、自来水厂、桥梁、仓库等，并利用由我们掌握的力量，维持地方交通与治安。

4月21日党中央发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是日晨，解放军在各口岸发起渡江作战攻势，突破了敌人的江防。22日南京城内已经能听见隆隆的炮声。23日晚，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攻入南京。

我军渡江入城前，敌人纷纷向南溃逃，城里成了真空地带，一切镇压人民的统治力量完全解体。这时有不少坏人想趁火打劫，市委立即决定号召各部门各级组织，全力以赴保护好人民的财产。解放军渡江时，由于上海局策反工作成功，林遵第二舰队在笆斗山起义，狮子山炮台也起义了（台长是一个党员）。此时，国民党长江防线全被踏破，但敌人并不甘心失败，溃退时还打算破坏老江口轮渡栈桥，由于工人群众勇敢斗争，敌人的阴谋未能得逞，南北交通保持畅通，我军渡江顺利。

24日拂晓，在我地下党员率领下，以水上警察局二号巡艇为首的第一批巡艇到浦口去迎接人民解放军，这是敌人“封江”以来从江南抵达江北的第一批船只，但单靠巡艇还不能承担这么重的运输任务，因此我们又组织民船和停泊在下关沿江一带公私营轮船公司的大小机动船只一起出动，很快帮助解放军渡过了所谓天险，特别是老江口的栈桥，火车轮渡发挥了很大作用，一次便能运载一个团以上的人马、大炮、战车等。当时敌人的飞机还在轮番轰炸扫射，但已经无法阻挡我千军万马。

从24日清晨到中午，经轮渡往返不停运输，胜利地把停留在江北浦口一带的人民解放军三十五军全体人马渡过了长江，浩浩荡荡进入南京城。

三十五军政委是何克希同志，我和他很熟悉。他带领队伍先行进城，驻入励志社，作为军部办公地点。他在打听我的下落，我也在打听他的行踪，后来得知他们已经到了励志社，我立即于24日清晨坐上一辆接收来的吉普车直驰而去，要求同何克希见面。当时我还穿着老百姓的衣服，门岗禁止车辆进去，我说明了身份与求见何克希的来意，门岗立即通报。何克希见到我高兴得跳了起来，连声说：“我们会师了，我们会师了！”

会客室里忽然走出一个老相识陈同生同志（当时是三野联络部部长），手捧一包东西交给了我，他笑嘻嘻地握住我的手，指着东西说：“这是你们最需要的东西。”我问：“是什么？”他说：“华东局叫我带来给你的一包电台密码。”这时我才恍然大悟这就是南京快解放的几天前，我通过上海局打电报向华东局要的密码和呼号，就说：“现在已经解放了，我也不再需要打电报了。”可是他一定要我收下，说：“这是我的任务。”后来我将这包东西原封不动地交给了刘伯承同志。

又过了几天，华东局负责人都到了南京，他们中间有饶漱石、陈毅、曾山、刘晓等，不久宣布成立新的南京市委，刘伯承任书记，宋任穷任副书记，我任组织部部长，张际春任宣传部部长，陈同生任统战部部长。南京从此从国民党反动统治下解放出来，我也完成了党交给我的地下工作任务。

（本文选自《江苏文史资料集粹·革命斗争卷》）,1995年版，原标题为《在敌人心脏南京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