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世猷
：我是如何从汤恩伯江防司令部获取情报的
1948年秋，我人民解放军先后发起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同国民党军展开空前规模的战略决战。此时，中共中央要求在敌占区的各地下党组织和策反战士密切配合军事战线，对敌人展开殊死的决斗。就在这种形势下，我和爱人、内侄怀着对党崇敬的心情，满腔热忱地一起参加了由华东野战军地下情报策反工作者吴明义（化名邬一声）和上海地下党员王月英（化名李敏）领导的地下工作，并在南京我家（吉兆营24号）建立起了地下联络点，迅速开展了敌江防战备情报的侦取和宁沪线上的策反活动。
当时，我在国民党国防部第一厅（主管人事）任中校参谋，情报主要靠我从敌人的心脏里侦取；主要靠爱人丁明俊与地下党联络；内侄丁良典是国民党CC系控制下的“建国法商学院”学生，分工他搞联络点的保卫工作。情报到手后，迅速转交给吴明义、王月英两同志，由他们设法送到华东野战军首脑机关。就这样，一个有合法身份和小家庭掩护的、精悍的、匕首式的地下联络点，用大量的机密军事情报和有效的策反斗争，迎接了我军渡江战役的胜利和南京、上海的解放。
打入汤恩伯江防最高指挥部
1948年11月底，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我人民解放军全歼黄伯韬兵团，重围黄维兵团，切断了徐州南北的交通线，淮海战场迅速呈现出势如破竹、所向披靡的形势，国民党首都和江南心腹地区受到直接威胁。
据此，蒋介石迅速做出两项重大决策：一是责成汤恩伯立即在常州筹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二是在江南各省成立新军编练司令部。当时我由于在国防部任职，很快就得知了这项情报，并及时报告给吴明义、王月英两同志。
我们分析判断，认为这是国民党在三大战场上军事惨败、人心动荡、危机四伏的严重形势下，准备实行退守长江、偏安江南、重建新军、伺机反扑的战略转移决策。我们地下工作者，应不失时机地不断猎取到敌人新的军事情报。上级要求我由国防部一厅打进汤恩伯的江防最高总指挥部（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
1949年1月5日，淮海战役即将胜利结束，汤恩伯在常州筹建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急忙驻南京孝陵卫，并马上收罗残部部署“长江防线”，企图凭借长江天险和依靠美国的支援，阻止我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汤恩伯和陈诚、胡宗南等人一样，是蒋介石长期倚重的高级军事实权派，其江防总部置于国民党首都，直接控制京沪杭心脏地区，并统辖江南半壁河山，既是他们吹嘘的“固若金汤”的“千里江防”的最高军事指挥机关，也是显赫一时的江南小朝廷，可以说是蒋家王朝行将灭亡前支撑国民政府假和谈真备战的最后的反动军事堡垒。
淮海战役结束后，我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南下扑江而来，准备发起渡江战役。这时，我党要求地下情报战士，配合大军渡江，侦取国民党江防部署的情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我遵照组织的要求，改变了原计划去湖北策反国民党倪祖耀军的任务，千方百计打进汤恩伯江防最高指挥部去。但是，在此以前，人事部门已经公布了我离开国防部去湖北倪祖耀军的命令，而且人事处张光宇处长明确表示不同意我到汤总部去工作。
怎么办？在困惑和焦虑中，我想方设法，通过种种迂回的途径，利用同学、同乡、同事的关系和国民党机关中派系的矛盾，得到了掌握实权的参谋长周自强的同意（我和周过去同在汤的三十一集团军供职，交情深厚），由他亲自下令让我到汤总部第三处任中校参谋，主管作战。
我由于多年来一直在汤恩伯的嫡系部队中工作，又是军校毕业，科班出身，军阶较高，同学、同乡又很多；加之，由于地下工作的需要，又处处用心于人际关系，大家相处甚好。这样一来，给我侦取情报工作带来了极大方便，我名义上是第三处参谋，实际上成了主管部参谋，经常跟随头目到处活动，参加各种重要会议，了解到许多重要情况。
密取江防军用地图
1949年初，汤恩伯把号称60万人马（实际只有40余万）的溃败军和杂牌军组织起来，部署在控制江南数省的京沪杭战区和长江下游一千数百里的江防全线上。可以想见，他们倍感部队分散，处处薄弱，兵力使用，捉襟见肘，加之，败军残将，士上气低落，缺乏战斗力。但是，敌人出自其反动本性和自恃强大的主观臆断，自认为尚有中国西部和江南半壁河山的统治，仍可坚持与人民为敌。汤恩伯在完成江防战备后，曾宣称：“长江是不可逾越的天堑，加上我海军优势，定能阻止共军渡江，共军定会像当年的曹孟德一样，战败收兵。”
根据地下党的要求，我当时利用在敌作战部门任职的有利条件，重点侦取敌江防兵力配备的最新情报和备战动向。当我得知汤总部高级将领作战指挥密室里，挂有一张大幅江防军用地图后，立即使出全身解数设法搞到它。
这个作战室由一个专职参谋管理，他负责标记全部江防阵地兵力配备的位置、数量，如阵地兵力有了变动，逐日逐时地更换标记。于是我有意识地接近他，联络感情，在经济上慷慨解囊，以讲义气等手法，不久便取得了这个主管参谋的信任，当上了他的助手，我可以视需要自由进出这个作战密室，随时了解到江防阵地兵力情况；与此同时，我还和汤恩伯专用电话室的主管参谋有所联系，汤恩伯与各高级将领的主要通话内容，也随时可以了解到。
在此期间，我除了直接搞到许多核心机密情报外，还联络配合其他同志猎取敌人的多种有价值的情报。如敌淞沪地区的工事构筑防御配备要图及作战计划要点，此材料机密性很高，共有三份，分别保存在汤恩伯江防总部、联勤总部工兵署和蒋介石、何应钦直接控制的最高统帅部。这个材料也被我和所在单位的地下工作同志，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办法搞到手并复制出来了。
又如，全国陆军作战部队、第二线整训部队和全国空军部队的人员、编制、装备、训练、飞行机种、架次、基地等情报，也通过有关的同志利用各种关系搞到手并复制出来了。这样一来，到1949年1月底，汤恩伯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全部兵力部署（实际上是全国的陆军兵力部署），我地下工作同志全部猎取到手，特别是对汤总部的江防部署了解得更为具体，诸如江防最高指挥机关的编制指挥系统、作战方针、作战地段；长江南岸主阵地的兵力配备、长江北岸桥头堡阵地的兵力配备、敌总预备队的兵力和控置地点、后方部队的兵力和控置地点、江防后方指挥所的位置，以及江防各部队的历史和主要指挥官的姓名、特点，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派系斗争，等等。并且以极迅速机密的方式报送给我华东野战军首脑机关，使我渡江大军对敌千里江防的情况了如指掌。
不仅如此，敌江防备战的新动态和研讨中的新情况，也能及时发现并侦取到，现在记忆犹新的有这样几件事。
第一，汤恩伯总部为了在总体上弥补他江防兵力的不足和在战术上弥补兵力分散的弱点，曾决定二十四师全部装备成汽车、摩托化师，使它成为载运快速部队的战场机动力量。我特地要求并得到批准去参加这个师的实战演习，取得了第一手情报。
第二，有一天，我在司令部接到装甲兵司令蒋纬国送来的一份报告，他又派来位军官和我联系，请求批准在江南地区修筑坦克进出道路和筹工备料的实施办法。我当时有些着急和不知所措，这倒不是怕敌坦克有什么了不起，而是敌人的筹工修路和备料，会给江南人民带来灾难，于是，赶快到地下联络点汇报情况、研究对策，针对太子司令有保存实力畏战之心，无疆场用命求战之意，以及汤总部畏惧太子权势的心理，我决定借故拖着不批不办，用这个办法破坏了敌人的计划。
第三，在紧急战备、狗急跳墙的心理作用下，敌人有时异想天开，出些啼笑皆非的馊主意。一天，汤总部一位副参谋长亲率作战人员到江边视察战备，竟试验用汽油倒注江面，幻想在我军渡江时，火烧战船。这种方案自然不会被采纳，但说明敌人在挖空心思对付解放军，是值得高度警惕的。
第四，1949年3月23日，汤恩伯召开江防部队全体高级将校会议，汤亲自主持，参谋总长顾祝同亲自参加。会议第一天，汤恩伯讲话，我争取被选派为作战参谋部门的出席人员，到会亲自听取了汤的讲话。他讲了江防形势，备战措施，在讲到江防作战的战术时，他说：“打共产党必须看得准，来得快，打得狠。”叫嚣“我汤恩伯是买不动、骗不了的，凡对国民党有二心者，一律杀！杀！杀！”但历史是无情的，汤恩伯的杀声未落，不怕杀头的首都警备师师长王晏清于24日率部过江起义了。这大煞了汤恩伯的威风，也大煞了高级军事会议的风景，与会的将校们如闻晴天霹雳，惊呆了，会议陷入一片混乱。这时国民党行政院院长何应钦，只得亲自出马，到会讲话，安定情绪。他讲话假装斯文，隐晦曲折，扯了什么和战不测的时局，吹了什么黄埔军校，出师北伐，还喋喋不休地为蒋介石第一次引退东山再起和这次引退的深谋远虑涂脂抹粉，最后声嘶力竭地号召到会将校，忠于领袖，挽回危局。
这些重要情报和敌人的新近备战动态，和上述敌江防部署情报一样，都由我及时地送到了地下联络点，再由我爱人、内侄转送到中央地下工作者手里。
义旗纷举，敌人众叛亲离
我打进汤恩伯江防总部以后，很快发现敌人的统治中枢神经非常紧张，惶惶不可终日，特别害怕陆军的战场起义，更害怕空军的后方起义。但是，越害怕，狼来吓，由于我地下党的正确领导和情报战士紧张而有效的工作，在汤恩伯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成立后的三个月里，空军、海军、陆军（指王晏清起义）先后纷纷起义，并均获成功。这大大震动了敌长江下游京沪杭战区，他们痛楚地感到，楚歌四起，众叛亲离，山雨欲来风满楼。
1948年12月16日，我地下党员俞渤同志驾驶巨型轰炸机飞向解放区，震动了敌首都的上上下下，威胁到敌后方。在俞渤行动的推动和鼓舞下，我南京地下联络点的同志加快工作步伐，先后策反了三架飞机起义。这三架飞机是：1949年1月某日，张致荆同志从上海江湾机场驾驶C-46巨型运输机起义，飞向解放区；1949年3月某日，唐宛体同志从台湾驾驶C-47型运输机起义，飞向解放区；1949年4月9日，沈济世同志驾驶巨型运输机，从上海飞向解放区。紧接着，蒋介石号称王牌嫡系部队的伞兵三团2500余人，于1949年4月13日，乘坦克登陆艇在海上起义，驶向解放区。
起义的成功，就如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怀胎即发动起义的过程，是极其艰苦细致曲折惊险的，稍一不慎，不仅前功尽弃，还会招来灭顶之灾。国民党高级将领陈仪因策反不成遭镇压；上海战役时，有一排长准备战场起义，不慎事泄，立即被枪决，就是明证。这里仅挂一漏万地简要叙述一下第三架起义飞机的发动组织过程，借以窥见一斑吧。
自1948年12月，我家成为党的地下联络点以后，在国民党空军供职的沈济世同志常到我家来。我和沈是老同学、老相识，又都是地下工作者，常在一起谈形势，议前途，对国民党的腐败、黑暗抱有同感，深恶痛绝；不久，吴明义、王月英两同志来到我家，我们就开始联系策划空军起义事宜。沈济世为了解除起义的后顾之忧，事先把爱人通过地下联络点送到解放区，并把家具等私人财物从敌空军营房转移到我家来，沈济世本来决定与第二架起义飞机（唐宛体）一起到解放区去，但飞机到南京机场停机加油时，唐宛体突然提到敌驻上海的空军里有一位驾驶员，根据其思想倾向，可以争取起义。沈济世凭着对党的一片忠心，放弃了马上飞到解放区和爱人团聚的机会，断然改变计划，留下来策动这一架飞机起义。
驻上海这架飞机的驾驶员叫刁光弟。沈与刁原来只是一般认识，交往不多；但从侧面了解分析，刁的父母均在北平，肯定有怀亲思乡之感，即决定以此为契机，打开突破口。刁光弟与唐宛体素来友谊深厚，沈在谈时故意告以唐已去解放区，察言观色，再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告之以利害、前途等，终于使刁的思想转变，表示愿意驾机起义，于是起义飞机驾驶员问题解决了。然而飞机上的机械员，也是重要角色，飞机的维护、修理和加满汽油，保证飞机处于良好状态，全靠机械员；飞机舱门的钥匙，也是由机械员保管的。因此，沈济世又用心在机械员里物色对象，很快找到了罗锡令同志。
罗对当时的现实不满，特别常常为飞行员瞧不起机械员而愤愤不平，牢骚满腹。沈济世就针对他这种不满心理，指出这是旧社会和旧军队制度造成的不合理现象，并趁机告知解放军内部的官兵关系是平等的，人与人之间都是互相尊重的。话投机了，又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和攻心工作，最后罗表示决心起义，并保证把飞机维护好、加满油，随时可供起飞之用。
可是，罗又为人重感情，讲义气，他说：“我们走了，不能把仪表员、报务员等人丢掉不管。”要求沈济世再去做好他们的工作。沈济世根据仪表员宋允培，通信员汪伯泉、段德济，军械员于振超等都是青年军人颇具正义感的特点，分别给予启发诱导，使他们进一步认清旧社会的黑暗，旧军队的腐败，看到反动的国民党政府就要垮台，青年人应认清形势，奔向光明。最后，他们终于提高了认识，答应参加起义。
起义飞机从上海起飞到济南着陆，仅仅两三个小时，他们勇敢机智地闯过了数道险关。
第一道险关是，假试飞名义，蒙蔽敌人。根据当时各方面的情况他们决定，于1949年4月9日下午4时假试飞名义起义。于是，前一天晚上8时左右，对准备起义的6位同志，分别通知他们做好一切准备。到了4月9日上午，沈济世为了使下午的行动免受阻挠，便以悠闲自得的样子混进机场值班室与值班员聊天、下棋，当值班员离开值班室去厕所的短暂时间内，冒名值班员打电话给机场航行调度室，佯称一架飞机刚修好，准备下午试飞，询问下午天气如何。这就为下午的试飞打了招呼，等于先备了案。
但随之而来令人提心吊胆的，就是冒用值班员名义的事怕在下午4时起飞前暴露。沈济世便请志同道合的通信员段德济同志守在值班室，任务是一步不离，随机应变，在预定的下午4时起飞前，不使机场调度室和队部值班室发觉冒名试飞的事。段德济忠实地完成了这项生死攸关任务。令人感动的是，这位同志一直看守到下午4时飞机起飞时，自己无法随机起飞，一个人仍留在国统区。
4月9日下午3时，沈济世冒充值班员，按照往常飞行的惯例，先打电话给汽车队要辆吉普车，车到门口时，沈济世等6个像平时飞行一样，身穿飞行服，手提航行包，泰然自若地一齐坐上了汽车，直奔机场航行调度室。由于上午已和调度室通过电话，打了招呼，所以比较顺利地骗取了起飞通行证，而后驱车进入停机坪。
车抵飞机旁，同志们先后下了车，沈济世即向守卫在飞机旁的卫兵出示了飞行通行证，卫兵还行了举手礼，并说：“请上飞机吧！”这时，人人心花怒放，疾速地打开了机舱门，拿去了轮挡，几个箭步一齐登上了飞机。
起飞的时间定在下午4时，这是经精心安排的。根据计算，飞机下午4时起飞，6时黄昏前后即过可飞抵解放区济南着陆；这样，即使在5时左右被敌人发现，他们也无可奈何了。因为根据当时的飞机性能和飞行员的技术水平，不可能派战斗机来追击，即使来追也无法返航了。
第二道险关是，穿过云海，寻找地标。沈济世等从上海江湾机场起飞后，即迅速对准航向，在航线上爬高至5000尺，全速航行。飞机快飞到山高万仞的泰山时，正巧遇上一片云海，无法辨认地标，也看不见山峰所在，大家的心情又紧张起来了。如不及时采取措施，盲目地飞出云海，则很可能撞山失事，造成机毁人亡的严重后果。在这样的紧急关头，沈济世当机立断地告诉刁光弟，把飞行高度再升高1000尺，同时把航向偏右一度，有意识地偏离泰山，以确保飞行的安全。此时此刻，沈济世一步不离地守在驾驶室，紧张而仔细地向前方观察，以期发现云洞，穿出云层，辨认地标，判断飞机的正确位置。
不一会儿，沈济世敏锐的眼光发现飞机的右前方有个云洞，立即告知了刁光弟，刁抓住这个转瞬即逝的难得机会，操纵飞机迅速从云洞中穿出了云层。这时，大家的心情才得以缓和下来，飞机继续向前航行，很快到达了黄河。大家知道，济南位于黄河南岸，飞机不能继续北飞了。应立即转航飞向目的地。但济南位于飞机东面，还是西面？飞机应该向东转弯，还是向西转弯？这又是令人焦虑的事。沈济世根据航行资料计算，判断飞机的地理位置在济南之东。因此，告诉刁光弟沿着黄河向西飞，稍倾，即找到了目的地，济南城呈现在眼前。
第三道险关是，沉着机智，排险着陆。这架巨型运输机经过两个小时的航行，闯过了道道险关，终于到达济南上空了，大家多么欢欣鼓舞啊！可是，飞机正在空中盘旋，寻找机场位置准备着陆时，意外的情况又发生了。济南机场附近对空射击的枪声响起来了。原来是我地下党的电台遭到了破坏，起义之前，通报解放区的电报未能发出，以致发生了误会。这时，机上的同志焦急万分，齐声责怪沈济世未能搞好联络，而且天也近黄昏了。
在这紧急时刻，沈济世一方面要求大家沉着冷静，另一方面责成飞行员打开机身下面的舱门，放下起落架，表示要求着陆。这样做的开始一段时间，地面枪声仍不停止，飞机继续在空中盘旋。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油快耗尽，夜幕降临，机场跑道，正在消失。怎么办？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间对空射击停止了，同时，机场上跑道两侧出现了数堆焰火，把跑道照得通明，迎接飞机着陆。这时，飞机上6位同志的焦急心情才得以平静下来。
紧接着要进行夜间照明降落。夜间着陆的技术要求较高，而刁光弟因是副驾驶，对这种着陆的技术和经验，均稍逊一筹。在这种情况下，刁光弟由于精神紧张，在操纵飞机着陆时，前后三个起落架的轮子未能同时着陆，而且前轮先着地，这样由于反作用的弹力，把飞机弹跳起来又猛地落下；又由于惯性作用，使站立在驾驶座椅后面的沈济世在机舱内上下碰撞，以致头部受伤而昏迷过去了，飞机着陆后，沈济世被立即送进医院。
不久，当他从昏迷中醒来，神态还未完全清醒，睁开疲惫的眼睛一看，才发现自己睡在医院的病床上，病床四周站满了同机起义的同志和济南警备区的同志。沈济世非常关心地先问刁光弟和其他同志的安全，大家齐声回答：“都好。”接着又询问飞机情况，机械员罗锡令回答说：“发动机受点震动，但尚完好。”对警备区同志代表党、政、军的亲切慰问，沈济世含笑点头，表示感谢党和首长的关怀。
白皮红心的地下联络点
1949年春节后，我人民解放军积极准备渡江，国民党江防部队也在加紧备战，我第三野战军上海地下据点的情报工作者更是紧张空前。一天凌晨，吴明义、王月英两同志从上海来到我家，刚一坐下来就说：“我们要和地下之家告别了。”接着谈了当前我军准备渡江的形势，并说，组织上高度重视我在敌江防指挥部机关工作的有利岗位，对插进敌人心脏里的这把尖刀，寄予极大希望。最后告诉我，爱人、内侄在南京的情报任务，要交由南京地下党的同志接待，并明确了关系转移的联系方法，说完就匆匆离去了。
吴、王两同志走后的第三天晚上，听到有人敲门，并把门环打了两下，我爱人丁明俊走出去开门，迎面站着一位身材较高、目光蓄锐的陌生人。丁问：“有什么事吗？”他回答：“来找房子的。”丁会意地笑了，随即把这位陌生人请进了房间。他见了我，立即拿出王月英的亲笔信，信中大意是介绍“家兄”到地下联络点来工作。顿时，我们一见如故，热情地握起手来。后来才知道，这个“家兄”即南京地下党的卢伯明同志。
在白区的险恶环境中，我地下工作者的纪律是极其严格的。不仅每个人都要隐姓埋名（用化名），平时工作联系，情报传递，都是单线的，不该知道的情况，绝对禁止知道，禁止打听，连妻子儿女也不例外；无论多么亲近、感情多么深厚的人，见了面也不能不择场合地流露感情，更不能正常地送往迎来，常常是用知心地点头和会意的目光表示，大家心照不宣，但肝胆相照。
这里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作为地下联络点的我家所处的地理环境。我家住在南京市珠江路西口，东面不远的地方就是戒备森严的国防部，对面还住着保甲长，他们经常配合军警在夜间进行突击户口检查，或进行重点搜查。在敌人鼻子底下设地下联络点是既危险又安全的地方，关键的问题是时时刻刻提高警惕、打好掩护和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
当时我家的住宅，是面南三开间三进老式平房，与西邻同山共墙扣连，东侧是一条僻静小巷，三进宅后二尺许隔围墙是北邻。二进居中，原是我家的主房。这中进西间不临街巷，前后窗下均有小花坛可见，这间房的位置是安静严谨的，原来是我夫妇结婚用房，丁良典从保卫工作角度考虑，建议让给党派来的人住。这间房还有个方便之处，前后有两个角门，后角门直通后院，可以从侧巷后门进出。我夫妇带着婴儿则搬到后院后进居住。后进是正房两间，上有阁楼。我夫妇也住在西间，可与中进西间临窗相望，易于呼应照顾。这间房又隔成里外两小间，里间做我夫妇卧室，外间则安排为地下联络点接头议事的密室。后进东间是大会客室，丁良典来为了读书安静，是住在后进阁楼上的，现在则在东间增设一张床铺，既可在楼下随时照看后院和后大门，也可以随时到楼上观察附近街巷邻舍的动静。
从上述可以看出，地下联络点实际使用的是中进西间、后进两间和整个后院。那么，中进东间和临街的第一进安排什么人住和采取什么措施，对地下联络点的保密和安全，就事关重大了。丁良典根据实际情况，建议把中进东间继续借给原籍宿县一个中年女教师和她在南京当中学教师的弟弟同住。
人世间常有许多偶然性的巧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得知她这个弟弟当时已参加了南京地下党领导的地下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临街的第一进，借给由原籍来南京避战火的一位同族长辈居住，他是抗战胜利后介绍我夫妇订婚的媒人。他的长子是我中学时代的同班同学，不久也携眷来南京，与其父同住第一进，之后他的三个弟弟也来同住。这样一来，前院住的两姐弟一家和父子们一家，都是我家的同乡、世交、至亲和好友，底细都很清楚，又是投宿而来。我和良典认为，这种亲友借居关系，不仅平时都会友好相处，即使有什么风吹草动，一般也不会对我家暗加伤害，不会干出出卖我家的事来。
为了确保安全，预防万一，丁良典对进出住宅、送往迎来等问题，提出了具体要求，要大家切实遵守。他要求党派来的人，一律从后院侧巷后门进出，要求我和爱人迎送党派来的人只到后大门为止，不出大门一步；平时买菜购物，出出进进，要求我爱人抱着婴儿，给人以标准“家庭妇女”的印象。
良典对我说：你可以戎装整齐地大模大样地从临街正门进出；他自己则经常戴着“建国法商”的大学校徽，从正门进进出出，凡来地下联络点活动的同志包括国民党高级军事机关中地下情报策反战士，都由侧巷后门进出，但其他国民党军事机关、部队的军官、同僚等，都由我在临街正门迎送。这样一来，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俨然的堂堂正正的“国民党军官公馆”，把“共产党地下之家”的真相掩盖起来了。
尽管如此，还是要居安思危，没事想到有事。丁良典说：万一出现敌情，也不必慌张，沉着应战。他的预定方案是：敌情到了前后大门，地下工作同志可以从卧室角门，通过我夫妇的卧室，登梯上阁楼，站到侧巷的角门边听听动静；如敌情发展到后院以至楼下，则可轻轻开开角门，一步跨到围墙上，背阁楼后墙而立，再听动静；如果敌情发展到房内，进而上阁楼搜人，这时即可从后围墙跳到后邻矮房，跃过连片几间矮房，俯卧在房脊背后，再听动静或立即逃出虎口。这是预防万一的应急方案。
在那风云变幻的日子里，尽管精心安排种种方案，还是整天提心吊胆地生活着。记得有一天，我家初生的婴儿小红突然发起高烧来，我爱人急得没法，就打了电话给我。恰巧，这时我正陪着汤恩伯和几个头目在江防作战室里，看着军用地图听取江防兵力部署和研究作战方案。听说有电话叫我，我非常紧张和担心，生怕敌人产生疑虑，于是就斩钉截铁地回了她一句话：“你不要婆婆妈妈的。”这句话使我爱人惊恐万状。原来我和她约定过：为预防万一，地下联络点和地下工作者如发现危险征候，就立即报警，隐语就是“不要婆婆妈妈的”。她听到这句话，估计我发生了问题，十万火急，连小红的病也顾不上看了，立即做了应变的措施。直到我下班回家，才知道是一场虚惊。至于担任地下交通的同志，一次次地传送情报，也是备尝辛劳，历尽艰险，有时要废寝忘食，夜以继日；有时要顶风冒雪，风餐露宿；有时要乔装打扮，闯过一道道难关。这里限于篇幅就不一一叙述了。
时间紧急，不冒点风险，岂能成大事？
国民党长江防线原定的作战方案是这样的：在长江南岸设立阵地，配备主力坚决防守，以阻止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在长江北岸设置桥头堡阵地，以长江北岸沿江的主要城市作为支撑点，凭借海空优势，支援江北桥头堡阵地，以阻滞人民解放军进入渡江准备位置。据此，敌江北桥头堡阵地只配备有限兵力，如在安庆放一个师，裕溪口放一个团，浦口是首都的屏障，也只放一个兵团，瓜州放一个师等。他们鉴于江北桥头堡阵地东西线拉得太长，兵力薄弱而分散的情况，决定在人民解放军向江北前哨阵地搜索进逼阶段，用长江南岸主阵地的机动兵力去江北出击，得手后迅速撤返南岸。敌人这一如意算盘即江北扫荡计划，很快随着国民党芜湖张奇华二八二师和江宁王晏清九十七师的起义而凄然告终。于是，长江北岸的敌人，被迫龟缩在孤立分散的桥头堡据点内不敢动弹，只能等着挨打；同时，也使敌江北沿江据点之间漫长广大地带成为真空，有利于我渡江大军接近和控制长江北岸，进行渡江侦察和渡江准备。
1949年4月中旬，我人民解放军进攻和拔除敌江北桥头堡据点的渡江序战开始了。在东线，我渡江大军于4月17日左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势攻占了敌江阴要塞的屏障江北八圩据点；与此同时，西线渡江大军进攻江北重要据点安庆的战斗也开始了。在此渡江前夕，我们这些地下战士，立即投入了争分夺秒的地下情报战斗。现在记忆犹新的有下面几件事。
当我人民解放军进逼和向安庆据点发动进攻时，敌守军桂系的一个师，即向汤恩伯求援，汤开始按兵不动，不予理睬；继而迭电告急，汤考虑要尽可能保住江北桥头堡阵地，也为了照顾与当时伪代总统李宗仁和伪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桂系头目的关系，才决定派兵支援。抽掉浦口李延年兵团九十六军，转道长江南岸，向安庆驰援。
这一情况，我非常重视，从我得知安庆敌军第一份求援电报起，就时刻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当得知汤恩伯派九十六军驰援安庆的情报后，我立即把它送到地下联络点，紧接着，把九十六军的行军路线、行军日程、宿营地点等最新情报，及时地向卢伯明同志做了汇报。而后，又很快得知，敌九十六军到达安庆对面的长江南岸时，北岸安庆的桂系师已仓皇过江南逃，九十六军不仅扑了个空，而且也不能再回防浦口，使敌屏障首都的兵力减少了一半。此情报又及时地向卢伯明同志做了汇报。
1919年4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卢伯明同志匆匆忙忙来到我家地下联络点，交给我一项紧急任务，要求侦取到安庆至芜湖间重点是荻港一带敌人江防兵力配备的全部情况，越快越好，越详细越好。这个任务在当时来说确实很艰巨，因为要了解某一具体地段的敌情，已属战术范围，这在敌江防最高指挥部里，没有把握搞到，要是到敌绥靖区和兵团机关去搞或到实地去猎取，那难度是很大的。
同时，汤恩伯江防总部，此时已加强对内部人员的特务控制，稍有不慎，就有暴露的危险；但是，这一任务一定要坚决完成。怎么办？我正在到处窥测时机时，正好主管这段防务的参谋人员古某要外出视察江防，这时我当机立断，利用老同学、老同事的良好关系，毛遂自荐暂时代理其业务。在代理他参谋业务的短暂时间里，发现了第七绥靖区新报上来的荻港地段兵力配备详细军事图。可是这张图细致而复杂，不是看一眼就记得的，如要重绘一张，非几小时不可，在办公室怎么进行呢？如把图带回家也很危险，万一视察江防的人突然回来，岂不败露！再说，带这样的文件出大门，也可能被发现。我左思右想，难下决心。
然而，我再一想：“我军将要横渡长江，时间紧急，不冒点风险，岂能成大事。”最后果断决定：背水一战，把江防图带回家。下晚班时，我把江防图装进上下班常带的公文包里，怀着警惕和紧张的心情将图安全地带到家即地下联络点。这天晚上，卢伯明也来了，为了同志的安全，劝他走了。到夜深人静时，我和爱人丁明俊一起，把这一江防军事图上的兵力配备情况，详细誊记下来，连在荻港一带敌人江心洲上一个排一个班的配备，都没漏过。我俩彻夜未眠，直到东方发白，吃过早饭，我上班后把图放回原处，我爱人则把誊记下来的那份图迅速转交给卢伯明同志。
已经到1949年4月20日左右了，卢伯明又突然交给我一项十万火急的情报任务，就是要迅速侦取到敌人在长江南岸全部炮兵火力的配备情况。我当时对敌人炮兵部队和炮兵业务不熟悉，但我完全理解党下达这一任务，是为我渡江大军做渡江攻势的战前准备，是至关重要的。
于是，我怀着迎接大军渡江的激动心情，马上投入了猎取最新炮兵情报的战斗。就在这一重要时刻，敌江防总部突然宣布，规定机关内部人员不准外出，一律住在机关内保持紧急战备状态。这样一来，我取得的情报如何送出去就成了问题。如果偷着回家，容易暴露；如果让卢伯明去取，风险更大。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变化，卢伯明沉思了一下，把任务交给了我爱人丁明俊，卢说：“看来这任务只有借重嫂嫂了。”
我和爱人商定的联络方法是：我爱人装着抱着孩子到中山陵去玩，在敌江防总部东边一条白杨路上和我见面。我则利用敌江防总部忙于加强和视察江防炮兵战备的时候，捕捉机会，越俎代庖，取得了敌长江南岸全部炮兵火力配备的情报，到约定的那条白杨路上交给了我爱人。当天晚上，卢伯明就到地下联络点来，从我爱人手中取走了这份紧急的重要情报。
地下情报起了大作用
震撼世界的渡江作战开始了，1949年4月20日和21日，我西路和东路大军首先在安庆、芜湖之间和江阴一带江面，万帆竞渡，打过江来。敌江防总部惊慌失措，试图以二十四师快速部队前往防堵，但又惧阵不前。于是，敌人西起江西湖口，东迄江阴，惨淡经营几个月的千里江防，溃于一旦。
这时，我渡江大军从东西两面对敌首都南京钳形夹击合围之势已成。汤恩伯江防总部于4月21日午前，迅速决定成立上海指挥所。我根据过去取得的情报得知，敌人原定部署是：如我军渡江成功，他们将撤到太湖以西苏皖两省南部山地做第二阵地，趁我军刚渡江立足未稳之际，与我军进行决战。现在尚未见到敌人下达江防部队撤退的命令，却急忙成立上海指挥所，这里有什么新的阴谋，需要迅速察析，应敌人转移上海，到上海指挥所去侦取新的情报。
4月21日午后，我回到地下联络点来，打算就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和卢伯明同志商量决定。但是，一直等到深夜，卢伯明还是未来。情况紧急，时不我待，我做了最后抉择：继续坚持在敌人心脏里盯住敌人，决定第二天早上乘早班火车到上海指挥所去。这时我爱人对我说：“解放军从南京东西两面渡江，敌人势必从南京赶快撤退，你留在家里等南京解放不好吗？”又说：“如果真的一定去上海，我可以带着孩子陪你一起去，还像在南京一样有个家，党和同志还会照样需要我，也能助你一臂之力。”
我沉思了一会儿，然后坚定地说：“组织上交给我的战斗岗位是在敌江防总部的心脏里，我不能擅自离开我的战斗岗位。转移上海，盯住敌人，是当务之急。现在，卢伯明同志没有来，我们都走了，就会和组织失掉联系，你应该在南京站完最后一班岗，等待南京解放军和卢伯明同志到来。”
我于4月22日，乘最后一班列车去了上海。临行前，我又留下两份情报，写了一封短信，把妻子婴儿托付给卢伯明同志，就匆匆离家了。我到上海得知，汤恩伯江防总部于4月25日转道杭州撤退上海，又急忙收罗残军，组织起所谓“上海保卫战”。此间，我几经周折，紧张地辗转寻觅，终于和王月英同志取得了联系。
这时，我们得知了一个重要消息：南京政府的首席和谈代表张治中先生，因和谈破裂，滞留北京，是回南京复命还是留在北京参加人民政府，正在犹豫之中。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我和上海地下党的同志，想方设法极其秘密地把张治中先生的妻子儿女（还有保姆）一行8人安全地送到了北京，使张治中喜出望外，立即坚定了留在北京的决心。在此期间，我和王月英同志一直保持着联系，坚持着用一件件地下情报迎接了大上海的解放，迎接了渡江战役的全部胜利。
4月23日，南京解放了，那天，街上的秩序还很乱，南京人民纷纷涌上街头，欢声雷动，热烈欢迎伟大的人民解放军，热烈欢呼永垂史册的渡江战役的胜利，热烈庆祝天翻地覆的南京解放。
这时，卢伯明和他的爱人刘贞同志来到了我们原来的地下联络点，我爱人和他们热烈握手庆贺，情绪十分激动，她向卢伯明汇报我去上海的情况和始终盯住敌人的决心，并把我留下的情报交给了他。卢伯明也满怀豪情地对我爱人说：“这次西路渡江大军从荻港江面突破，沈世猷搞的情报起了大作用。”又说：“我们要向全国进军，要解放全中国！”
紧接着，渡江战役的前委首长刘伯承司令员派一位同志身着便衣到了我家，亲切慰问，并再三说，沈世猷同志在敌高级军事机关里工作，作用很大，要继续坚持地下斗争，党组织会采取一切措施保护他的安全，同时也要求我爱人不要暴露身份，以防意外。党组织的关怀鼓励和叮嘱，使我和全家内心深处倍感欣慰。
（本文选自《金陵破晓 纪念南京解放40周年史料专辑》，南京出版社1989年版，原标题为《战斗在汤恩伯江防司令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