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菲律宾，向往延安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像一块大磁石，吸引着海内外青年，投进革命的洪炉里，锻炼成无产阶级坚强的战士，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在菲律宾，我就向往延安，像游子怀念母亲，希望早日投入她的怀抱！

1935年，我在马尼拉华侨中学半工半读。级任老师董冰如先生，是个矮矮胖胖的湖北人。（解放后重逢，我才知道他原名董锄平，1922年的中共党员，曾参加大革命和南昌起义。）董老师在华侨中学，领导进步师生组织“人人日日抗日救国会”。在董老师的培养教育下，我成了救国会的常委，参加编辑《救亡月刊》。1936年，董老师知道我一边读书，一边做工卖报，就把每期200份《救国时报》交给我推销，并嘱咐我不能像卖《华侨商报》和《前驱日报》那样沿街叫卖，只能半公开推销，卖不掉的可以送给进步的同学、工人或店员。

《救国时报》是在巴黎出版的，报上登了许多抗日反蒋的文章，也有中国工农红军和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消息。报上经常刊载王明的文章，王明名下括弧里印着陈绍禹。当时我不知道王明是何人，只对他同时用两个名字感到奇怪。到延安后才听说，这报纸是中共在巴黎办的，主编是吴玉章同志。

每期《救国时报》来了，我都贪婪地阅读，像吸水的海绵，汲取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这些理论变成《救亡月刊》的灵魂，我们常用它的观点，撰写自己的论文。

1936年西安事变以后，董冰如老师乘年假去香港，回来后对我们说：“国共又要合作了，今后要宣传全国一致抗日，不再反蒋了，要团结蒋介石的军队共同打日本。”

1937年1月号《救亡月刊》，我们发表了一篇《国共合作的一线曙光》的社论，我还写了一篇揭露汪精卫（西安事变后，汪匆忙从德国归来，曾路过马尼拉）勾结日寇和何应钦，阴谋进攻西安，发动大规模内战的文章，登在同期的《救亡月刊》上。这一期，还用了一幅绥远傅作义部队在百灵庙抗战的照片作封面，照片上两个士兵在阵地上握着机关枪向日寇射击。《救亡月刊》是16开铅印本，经费来源靠刊登广告和爱国华侨捐助。

不久，听说中共中央和中国红军总部移到延安。延安成为中国的红都，成为抗日救国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

到延安去！一粒希望的种子在我的心中萌芽。怎么去？不知道，因为道路遥远，如何筹备回国旅费，回国后如何通过国民党统治区到陕北，都没有把握，何况当时还有个对我很好的女同学，怎舍得断然离开！

这时候，我已经到了《华侨商报》编辑部当学徒。总编辑是江西人来远甫、福建人于以同（这两位先生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占领马尼拉后被日军杀害）。每天晚上，我学习翻译合众社、路透社、哈瓦斯社……的英文电讯，有时和记者到警察局采访社会新闻，或到火灾、抢劫现场采访调查。从外电里，读到日寇得寸进尺，不但占领了东北四省，伪化了冀东，而且在北平城外丰台、廊坊进行军事演习，践踏祖国的土地，摧毁农民的庄稼。译电讯时，我常常感到心潮起伏，义愤填膺，恨不能早日回国，拿起刀枪杀敌人！

恰好有一天，叔父和两位同乡来到马尼拉，他们响应宋子文开发海南岛的号召，集资组织一个民生公司，想到那里种植热带作物。叔父说，他们不懂国语，不会说广东话，想叫我当翻译，旅费由公司负担。

我正愁着没有回国的旅费，便高兴地答应了。我把这件事告诉了董冰如先生，他很赞成，并给海南岛的专员黄强写了一封介绍信。黄强原是十九路军的参谋长，蔡廷锴等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时，董老师曾代表侨领许友超，到福建参加会议，和黄强有交情。

1937年3月初，学期考试完毕。一天下午，我提着小藤箱，乘马车到巴石河码头。为了不耽搁师友和同学们度暑假，我只在电话里向他们告别，没有说明开船时间，自然不会有人来送行。邮船缓缓离开码头，船上的乐队奏起《一路平安》的乐曲，旅客和送别的亲友，互相抛掷着彩色的纸带，双方各拉着一端依依告别，喊着“再见”。孑然一身的我，对此情景，不由感到无限的惆怅！

轮船开出马尼拉湾，时近黄昏，晚霞映着海水，海鸥绕着白帆，风光绚丽，景色迷人。我站在甲板上，任凭晚风吹拂，最后一次欣赏马尼拉湾的落日。望着越来越远的仑礼沓公园，想到今生恐怕不会再到这异国来，禁不住伤感地哼起了《告别南洋》这首歌[2]。

第二天上午风平浪静，轮船在太平洋上航行。我意外地发现董冰如老师站在上层甲板上，依着栏杆望着海洋。我高兴地跑上去。董老师说，他要回湖北，是临时决定的，想不到竟在同一船上。

船到香港，和董老师分手时，我问他今后如何联系，他给我写下汉口永安堂药房的通信地址。上岸后，我找到叔父住的客栈。几天后，乘船去海口。由于有黄强专员的介绍，我们来到澹县那大镇，花了几千银圆买了一片荒山野林。抗战爆发后，民生公司没有派人去开垦，那片山林也就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