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的归侨们

回国就是要上前方打仗，这是当年华侨热血青年的普遍愿望。不打仗回来干什么呢？所以，一到延安，我便向组织上提出，上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一段时间然后上前线的请求。尤其是听到我的同班同学施纯亮（现名安岱）、张道时、吴一舟都已经上前线了，就更认为自己非去不可。可是组织上对我说：延安同前方已经没有很大区别了，日军已经进逼黄河东岸，延安已被日机轰炸，蒋介石也在调兵遣将包围陕甘宁边区，仗有你打的；况且你还小，抓紧时间多学点革命的理论吧。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毛主席说过，中国如果有200个真正精通马克思主义的人，革命的胜利就不成问题了。组织上的这番劝告给我的教育非常深刻，我终于服从分配到青干校，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理论，同时在青年艺术剧院做些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

在我安下心来之后，发现延安真是归侨青年的乐园。这里有许许多多的学校：陕公、抗大、青干校、中央党校、马列学院、中国女子大学、医科大学、政法学院、通讯学校等等，都有华侨青年在学习。这里的机关：杨家岭中央研究室、王家坪军委作战部、联防司令部、边区政府、法院、财贸系统、中央医院、新华通讯社、新中华报社、解放出版社，以及各个工厂，都有华侨青年在那里工作。这里生机盎然，尽管临近前线，常受敌机袭扰，但大家在紧张工作学习之余，仍然一片欢乐。在朱总司令的带领下，体育比赛遍地开花，篮球赛、排球赛、足球赛、游泳赛等等，华侨常常取得好名次。在各单位、学校举行的晚会上，归侨青年表演的南洋歌舞常使娱乐晚会锦上添花。归侨们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和在大生产运动中的拼搏精神，受到国内同志们的好评。在当选的劳动模范中，不少是来自海外各地的归侨。从延安转战到前方的华侨青年中，涌现出不少战斗英雄，最著名的有印尼女归侨李林烈士，抗战后期有著名的泰国归侨叶驼烈士。屡立战功的黄登保同志是来自菲律宾的归侨。还有归侨战地记者、战地作家仓夷、白刃、黄薇（女）等，他们出生入死为中国人民传播了民族解放战争的光辉诗篇。战斗的激情弥漫着前方和延安，归侨和国内革命青年共享着历史上罕有的战斗的欢乐！大家奋发忘我地工作，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贡献自己的青春。

1940年5月31日，陈嘉庚先生到达延安，作为期7天的访问。陈嘉庚先生和随访的李铁民、侯西反先生同我父亲很熟悉，他们在延安见到我感到很惊讶。在同我们一批来自南洋各地的华侨男女青年谈心过程中，他们一再问我们为什么要参加八路军？对共产党的看法如何？我们异口同声地说：“共产党、八路军抗日最坚决，最受人民群众的拥护。”并以我们的亲身经历，讲述了延安和解放区的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干部廉洁、以身作则，共产党员吃苦在前、视死如归等新精神、新风貌。陈嘉庚先生经过实地考察，为延安精神惊叹不已，为归侨青年的战斗激情深深感动，特别是经过毛主席、朱总司令热情地接待、坦率地交谈和富有说服力地解说，嘉庚先生对当时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而笼罩在心头的乌云豁然解开，得出了“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结论，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海外侨心转向中国共产党。

陈嘉庚先生访问延安，启发了延安的归侨，促使延安爱国华侨联合会很快正式成立，它成了民族民主革命期间，我党侨务战线上的一支宝贵力量。

1940年10月7日，我作为延安青年艺术剧院唯一的华侨青年，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主持入党仪式的是青干校党总支书记史青同志（当时青艺支部属青干校总支）。过不久，史青同志交给我一封信，是叶剑英同志写给我的，信里说：“你父亲托庄希泉先生带一支派克笔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嘱转给你。见信请来我处领取。”我既惊又喜，因为我的钢笔到延安后不幸折断，工作学习很不方便，当时在延安是买不到钢笔的，我带着试试看的心情写信给父亲，请他支援我一支钢笔，不意这么快就带到，而且是叶剑英同志带来延安的。我带上信到王家坪，找到叶剑英同志的住处，他外出开会，恰好他的夫人在家，凭信把笔交给了我。这件事虽小，但反映了当时中央领导同志对华侨青年是多么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