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途中

新加坡、香港司机服务团成员共有30人左右，他们驾驶海外华侨捐赠八路军、新四军的22部美制大卡车和宋庆龄同志赠送的1部漆着红十字的大救护车，途经越南的海防、河内进睦南关到了广西边陲重镇凭祥。车上满载华侨捐赠的药品、纸张和汽油。随同我们北上的有德国医生米勒，他是反对希特勒法西斯的忠诚战士，怀着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不远千里前来参加八路军，共御日寇。

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派王超北同志到香港接我们。到达越南的海防市时，又有两位八路军副官前来迎接我们，其中一位是龙飞虎同志。他们负责保护我们的安全，负责与沿途国民党关卡进行交涉。到凭祥后，听说在我们之前，已经有好几批运送海外华侨捐赠八路军物资的车队，经过广西、云南北上重庆、西安。龙飞虎同志向我们介绍了北上途中要特别注意的几件事：第一，沿途有日本飞机的轰炸扫射；第二，国民党军警和便衣特务经常抓走投奔八路军的华侨学生、工人，因此要特别注意集体行动，不要走散，以防不测；第三，沿途疟疾流行，还要警惕霍乱。他劝我们学会吃生大蒜，说大蒜是红军长征时候的“万灵药”，敌后抗战也少不了它。从这个时候起，我学会了吃生大蒜。

在副官同志的安排下，北上行车时我一直站在司机室外的卡车踏板上担任防空哨，行车中一见远处出现敌机即令停车，人员跳进路旁草丛或沟中隐蔽。由于保持警惕，车队在途中虽被日本飞机的机枪打坏了两辆，但人员没有伤亡。可是在贵州境内，翻车事故和疾病还是夺去了我们中3位同志的生命。

车队进川南的时候，有一天午前，停在一个小镇边稍歇，司机周牛同志和我忘了副官要我们不离集体的嘱咐，走进小镇想买碗茶水喝，不意水没有喝上，却被一批国民党军警围住了，问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时，我才猛然想起国民党军警要抓人的警告。正在不知所措的时候，突见穿着少校军服的副官气呼呼地跑过来，冲着我们说：“车快开了，还不赶快走！”这才解了我们的围。出了镇子之后，他责备我们说：“好险，告诉你们不要乱跑，为什么不听？”这是我回国后受到的第一次批评。

车到重庆之后，我们被安排住在市郊嘉陵江畔化龙桥附近的八路军兵站。兵站负责人是另一位八路军副官。他既负责我们的安全，又协助炊事员给我们做饭，非常勤劳，一点架子也没有。我们一到，他就嘱咐我们说：“近来重庆经常受到敌机空袭，你们一听到警报响，就立即进入兵站对侧山边的防空洞里，不要乱跑。”由于我们从广西北上，一路受到敌机空袭，已经窝了一肚子气，听说重庆时有空战，都希望能亲眼看见打下日本飞机，好消消肚子里的气。正好到重庆的当天傍晚，空袭警报响了，服务团的同志们进入了防空洞，我和几位较年轻的同伴悄悄溜下嘉陵江水滩边，心想炸弹总不会落到这里。然而当敌机飞临兵站上空的时候，汉奸在兵站附近突然发出火光信号，只见戴着钢盔的副官大喝一声，朝发出火光信号的方向打了几枪，随即炸弹在兵站周围倾泻而下。在炸弹爆炸的气浪中，副官倚立小树旁注视周围，岿然不动，令人肃然起敬！不久，我们车队继续北上到达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几天之后，突然听说这位可敬的副官因操劳过度，心脏病突发逝世，大家深感悲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