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毕生难忘的日子

接下来，我们会尝试深入了解抑郁症的理论和临床症状。从1964年当住院实习医生起，我一直专注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在精神病科准备专业资格证考试期间，负责对老年抑郁症患者进行随访。

我依然记得，那时的我只有23岁，我的科室主任对我说：“纳索，从今天开始，由你负责女性老年抑郁症患者的接诊工作。”我穿着白大褂回到医院，穿过早上8点就已经人满为患的候诊室，她们都蜷缩在各自小小的角落里，垂头丧气，眼神空洞暗淡。

就像很多抑郁症患者一样，她们深受早醒型失眠[1]之苦，凌晨5点天刚亮就醒了，再难入睡，因为脑子里装着唯一的一件事就是—去医院就诊。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就在那么一丁点儿大的诊室里，整个早上我都在不停地接诊这些痛苦不已的女士们。我一边倾听着她们诉说，一边感受着她们中某些人生活里的极端苦楚。是的，她们既抑郁又悲痛，而且悲痛中还带着丝丝不甘。

彼时，我并没有关注到这种显而易见的不忿。许久之后，我才意识到在这一层悲伤面纱的背后，我隐约窥见了那颗耿耿于怀的心；而就分析抑郁症的成因而言，我们需要让患者意识到，通常，由于至亲的“背叛”行为[2]，他们产生了不满情绪，对他人的怨艾和对自己的憎恶交织错位—最终，他们把憎恨发泄到自己身上，从而导致了抑郁症。

稍后，我将重新回到如何缓解抑郁症患者的悲痛这个问题上来。但现在，我希望先和大家分享一段我年轻时的经历，让大家感受一下我在从医之初及作为精神分析师自由执业阶段，是如何走上专攻抑郁症之路的。

1965年1月8日，这是我毕生难忘的日子。那天我接诊了我的第一位患者艾娃（Eva），这是一位正在接受药物治疗的躁郁症[3]患者，在来法国之前的4年时间里，我一直在关注她的情况。艾娃，瑞士人，50岁出头，没有孩子，她在丈夫的陪同下来寻求我的帮助。她的丈夫个子不高，他对于妻子躁狂发作并多次企图轻生的情况束手无策。

最让他感到绝望的，这通常也是躁郁症患者家属最常碰到的问题—艾娃躁狂发作时的情况，比如她会在大晚上爬起来到客厅重新粉刷墙面，会冲动地将自己置于危险之地。这属于重症症状，具有躁狂、严重的自我伤害倾向的特点，这印证了躁郁症属于精神疾病的范畴。可以肯定的是，无论这属于抑郁症的哪个分支，我都十分渴望了解它，为它构造一个理论体系并找到相应的干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