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懂得感恩的人幸福感最高

第二天，我搭火车到费城和马丁·塞利格曼博士见面。马丁·塞利格曼博士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知名心理学教授，也是积极心理学中心的主任，被公认为积极心理学领域的奠基人。传统心理治疗师关注的是改变不快乐的状态，而塞利格曼博士鼓励人们用积极的眼光看待事物。

塞利格曼博士在成为美国心理学会会长之后，鼓励成员把心理学的目标从治疗疾病转变为增强幸福感。“治疗消极的心理状态并不会让人变得更积极。”塞利格曼博士解释道，“一个人可能不觉得压抑、焦虑和愤怒，但也不会感觉满足和充实。”

我和塞利格曼博士第一次见面是在一年前，当时我刚开始思考感恩的问题。那次，他邀请我去费城的一家高级餐厅吃饭，晚餐包括鱼子酱、龙虾泡芙、精心烹制的海鲈鱼和美味的巧克力慕斯。我们一边享用美食，一边探讨感恩是如何提升幸福感的。（这顿晚餐也提升了我们的幸福感。）

塞利格曼博士在创立积极心理学时，曾将“追求快乐”定为人类的终极目标。但在分析了一些研究结果之后，塞利格曼博士确信，快乐还不够，想真正活出灿烂的生命，我们需要投入、意义、目标和感恩。

“生活满意度不仅仅指愉快的心情。现在，我们在寻求一种更高级的幸福感。”塞利格曼博士一边品尝彬彬有礼的侍者送来的可口小吃，一边说道。

这次见面时，我提前在一家熟食店打包了三明治，然后出发去塞利格曼博士的研究中心。由于整个学科的理论体系都由塞利格曼博士的观点发展而成，他的研究小组非常庞大，占据了整整一个楼层。

坐定之后，我把今年的感恩计划告诉了塞利格曼博士。他赞许地向我点点头。

“在我们研究过的所有积极特质中，最懂得感恩的人幸福感最高。”塞利格曼博士说。

感恩和幸福感之间有着很强的关联性，但二者之间存在怎样的因果关系？这是古老的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感恩会提升幸福感吗？拥有较高幸福感的人也会更加感恩吗？两个问题的答案似乎都是肯定的。

懂得感恩的人通常拥有更多朋友，社会交往也更频繁，更乐观的生活态度帮助他们更快乐地生活。但如果你天生不懂得感恩，塞利格曼博士的“感恩干预”也可以产生很好的效果。

“你可以找一些比较不懂感恩的人，比如我，让他们写感恩日记、信件，拜访他们应该感恩的对象，然后分析他们的幸福感有没有提升。”塞利格曼博士建议道。

数项研究表明，干预的效果可以持续数天、数周，甚至数月。前面已经说过，感恩日记改变了我的生活态度，帮助我调整了视角，让我重新用积极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人和事。

“很好，”塞利格曼博士点头说道，“还有一种方法。在度过每一天时，把你打算在当天晚上写进日记的东西用相机拍下来。做些什么比空想的效果更好。”

根据我对人体及大脑的了解，我知道采取行动有助于把正确的信息传递给神经细胞。采取行动有助于巩固我们正在尝试搭建的神经通路。塞利格曼博士在早期研究中发现，效果最好的干预行为是“感恩探访”。

根据塞利格曼博士的设想，首先，你可以想一想谁曾经让你的生活变得更美好，然后坐下来，给他（她）写一封感谢信。信要写得具体一些，300字左右，描述一下那个人做了什么，你受到了什么样的影响。然后和这个人约个时间见面，但不要告诉他（她）为什么见面。见面之后，郑重地把这封信朗读给他听，朗读过程中不要被任何事情打断。

“面对面互动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你们会流泪，情绪满满，可能还会拥抱好几次，但除去这些，我们发现，在接下来的一整个月里，写信的人将没那么沮丧，生活态度也会更加积极。”

对于一个小项目来说，一整个月保持积极似乎已经是很棒的效果。但我正在进行的是为期一年的感恩计划。我需要更持久的改变。

“你可以自己做一个实验，”塞利格曼博士微笑着说，“我还没研究过做多次感恩探访的效果，不过，你可以试试看一年做3次会有什么效果，或是一年做12次。”

在回家的火车上，我想起几年前写过的一封感谢信，直至今日，它依然让我感觉很好。当时，我是全美发行量最大的杂志的主编，每周覆盖的读者数量大约是7 200万人。乔治·布什总统执政期间，我曾为他做过封面专访。

贝拉克·奥巴马当选总统时，我认为在他就职前为他做一场周末封面专访一定能大获成功。于是，我致电总统的秘书。他告诉我，总统要把重要的内容留在就职演说上发表。这非常合理。那么，有什么内容值得一写，但又不会和总统的就职演说发生冲突呢？我在30秒内想出了一个有说服力的点子。

“或许，文章内容可以是奥巴马总统写给女儿们的一封信，告诉她们，父亲在接下来的四年里对她们的期望。”我建议道。

“不错的想法。让我和总统确认一下。”他说道。

不到一小时，我收到了答复。秘书告诉我，奥巴马总统喜欢我的点子，而且很快就会动笔。但随着截稿日期的临近，我没有收到稿子，我再次致电那位秘书。

“我真想快点读到总统的故事。”我对他说。

“我们也是。这一篇可是总统亲自写的。”这位总统首席通讯员说道。

当天下午，我收到了总统的信，写得实在太完美了，一字未改就登了出去。（相信我，那并不寻常，即使是对于总统写的文章来说。）那一期杂志发表后，总统的信件获得了公众的广泛好评和国际关注。几年之后，总统根据这封给女儿们的信撰写了一部励志童书。

这篇文章带来的所有兴奋感和童书出版带来的褒奖让我意识到，那个好点子，那个由我“原创”的点子其实另有来源。那颗灵感的种子是在几年前埋下的。

当时我相识的一位拉比（犹太人中的一个特别阶层，是老师和智者的象征，接受过正规犹太教育，系统学习过《塔纳赫》《塔木德》等犹太教经典。——译者注）杰弗里·西格曼谈起要撰写一份“道德遗嘱”。他说，传统遗嘱谈的都是钱和财产，难道我们不应该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希望以及我们对孩子的期望告诉他们吗？

西格曼把当年自己写给蹒跚学步的女儿的信读给我听。他在信里谈了道德和价值，也讲述了他希望女儿和什么样的人结婚。我被他的理性和感性深深打动。回家之后，我开始给扎克和马特写道德遗嘱，当时他们分别只有4岁和2岁。当我试着想象自己无法陪伴他们成长时，眼泪就像断线的珠子一样落了下来。

我在信里告诉他们我认为什么是重要的，我希望他们能在人生中收获什么。后来，我把信密封起来，藏在安全的地方。幸运的是，一直没人发现这两封信。我分别在扎克和马特18岁生日那天把道德遗嘱交给了他们。我想，18岁这个年纪，读到这样一封信，了解妈妈对自己的爱和未来的期望，应该不会对他们造成太大伤害。

当我提议总统给女儿们写一封信时，这段经历就在我的记忆深处。总统的信件刊登之后，我开始写另一封信，这次的收件人是西格曼。我在信里告诉他，这些年里，他的话一直回响在我心头，而且是一篇阅读量过百万的文章的灵感之源。“非常感谢您在多年前为我播撒的灵感种子，我很自豪可以和大家分享它。”

承认他人为你的生活带来的积极变化，可以深化你与他们的内在联系。西格曼在回信中也感谢了我，不过，相比收到感谢信，可能我写那封信的当下更加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