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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科主任办公室，她本来准备把自己的东西打个包，能带走的今天都带回家去，可是电脑里存储的大量医学资料、写字台上摞成山的儿科学杂志，书柜里塞得满满的医学参考书，记载着各种荣誉的奖杯、奖牌和奖状，还有许许多多康复患儿送给她的、每一个都承载着美好回忆的毛绒玩具，从柜子顶一直堆到天花板上，又哪里是一次就能搬得走的？

直到这时她才意识到，因为反对把急诊科整体搬迁到新院区，她一直没有把办公用品打包，用这样的姿态表示自己会继续留在旧院区工作，现在可倒好，就算是打包了，也不用搬到新院区去了……她为自己的倔强苦笑了起来，轻轻地摇了摇头。

到头来，坚持的意义又何在呢？

突然，她看到书柜第三排正中央那两本深蓝色的、厚厚的《诸福棠实用儿科学》。她打开柜门，轻轻地抚摸着书脊，想把它们取下来，在这个身心俱疲的时刻看一看、翻一翻，找回失去的力量和初心，可是手指头用尽力气，也没法把它们搬动一点点。

她长叹一声，关上了柜门，两只手撑着柜子的两边，低着头，像干完了重活儿那样，很久很久。

不想再收拾了，等过几天心情好的时候再说吧。

这么想着，她换好外套，挎上挎包，正要往外走，突然传来一阵敲门声。她说了声“请进”，只见大傻杨推开门：“我说，你没事儿吧？”

杨兵是市电视台新闻部的记者，十几年前，当周芸还是一名主治医生的时候，他们就认识了。那时的她很像现在的霍青，敬业而干练，大傻杨到医院拍摄“普通医生的一天”，正好赶上这么一起病例：有个两岁半的女孩反复出现呼吸困难达一年半，拍胸片提示双肺有阴影，被县医院诊断为肺炎，用上抗生素就好转，停药就又发作，后来又做了胸部CT，被诊断为急性粟粒性肺结核，抗结核治疗很久，症状依旧时好时坏。这孩子家里很穷，长期生病搞得女孩面黄肌瘦，父母也丧失了信心，再一次发病时正好带着孩子在平州市打工，就带她到市儿童医院呼吸内科，准备开点儿药就走。刚好接诊的大夫是周芸，她仔仔细细地询问了孩子的病情，又认认真真地用听诊器听诊，还把孩子棉袄上的脏东西清了清，搞得孩子的父亲有些不耐烦，结果不但没有等到周芸开药，反而等来了一张“纤维支气管肺镜活检”的检查单。

孩子的父亲非常不满：“这是啥？为啥给我闺女做这个？”

周芸告诉他：孩子的病有可能是过敏性肺泡炎。

这个诊断跟以前都不一样，孩子的父母将信将疑地带孩子做了检查，病理报告显示，细支气管和肺泡周围有淋巴细胞浸润，肺泡腔内巨噬细胞浸润，肺泡间隔增厚，肺泡Ⅱ细胞增生，与过敏性肺泡炎符合！

跟进拍摄的杨兵和患儿父母一样震惊，他问周芸是怎么靠着简单的问诊和听诊就做出如此精确的诊断的。周芸先驳了他一句“问诊和听诊可不简单”，然后说，自己其实是在给女孩看病时，注意到了她棉袄上挂着的几簇棉花。

“棉花？”杨兵瞪着眼睛想了半天，“我记得那孩子穿着一件破棉袄，有的地方破了窟窿，露出棉花来啊，你说的是那个吗？”

“不是。先前医生没诊断出来，可能跟你一样，以为孩子衣服上挂着的所有棉絮都是棉袄里的，所以没太关注。事实上，棉袄里的棉花是经过漂白的纯白色，而我发现的那几簇棉花是乳白色的，是生棉花。我又看孩子父母的衣服上也有几簇乳白色的棉花，所以随口问了一下他们的工作，原来他们是弹棉花的工人。棉花本身是一种过敏源，如果孩子长期生活在棉絮加工的环境里，非常容易引发过敏性肺泡炎，所以我才开了那张检查单。”

“你这不像个医生，倒像个福尔摩斯哩！”杨兵称赞道。

女孩应用激素治疗，并遵照周芸的嘱咐脱离了棉絮加工环境，两个月后症状消失，胸片显示肺部病变明显吸收，阴影消失，病彻底好了。

这件事在周芸看来，只是儿科医生日常工作中很普通很普通的一次，但在年轻的杨兵眼里，周芸从此笼罩上了一层光彩四溢、如梦如幻的光晕。很快他就对周芸展开了追求，而追求的方式很是奇葩。开春的时候，他从大凌山上摘了好多山花，编成一个花环，高高兴兴地送到急诊科（那时周芸已经调到那里），他的意思是周芸可以把花环戴在头顶，但事先也没量好尺寸，花环编的直径大了一点儿，怎么看都像个花圈，被急诊科主任直接扔出了窗户……这件事儿直到现在都是平州市儿童医院历史上最大的笑话之一，也使得“大傻杨”的绰号从此一炮打响。

接着，周芸把大傻杨约出来好好谈了一次。她告诉他，自己早就有恋人了，是在医学院读书时的同班同学，现在在市人民医院呼吸科当医生，两个人很快就要结婚了。大傻杨很难过，但是随后又抛出一句傻话：“没事儿，你结你的，我等我的。”然后甩着长长的胳膊走了。那以后他既没有恋爱、结婚，也从来没有打扰过周芸的生活，就这么一直默默地“等”着，直到周芸结了婚，有了媛媛，直到周芸的丈夫……

此时此刻，周芸看着站在门口的大傻杨，看着他鬓角不知什么时候挂上的几缕白霜，还有曾经红润方正而今却蒙上一层苍色的面庞，心中泛起一丝酸楚：啊，我们都老了。嘴上却只是招呼道：“进来坐会儿吧！”

大傻杨进了屋，将肩膀上挎着的相机包和装有三脚架的便携包放在了沙发边的茶几上，还有一个专门装SD卡和读卡器的小手包（摄像记者因为拍摄量大，外出采访经常要备用多张SD卡，且为了分类方便，有专用的多层小手包用于分装），随手放在了茶几下面一层格子里，然后一屁股在沙发上坐了下来：“这一天忙得我晕头转向，过一会儿还要坐你们医院的车到新院区去，今晚的庆祝晚会还不知道要拍到几点呢……对了，我听说你被撤职了，怎么搞的？还是因为你反对把儿童医院彻底搬到新区？”

大傻杨面傻心不傻，有些事儿一眼就能看到底。

周芸点了点头：“还有‘蓝房子’。”

“‘蓝房子’只是个借口。蔡衡从体育系统进到卫生系统，本来很多人就不服气，你反对他的方案，他必须把你搞掉，杀一儆百，给自己立威。”大傻杨气愤地说，“现在哪儿哪儿都一样，飞黄腾达的净是些玩弄权术的家伙，埋头做事的人永远不得烟儿抽！”

周芸知道，大傻杨最近几年因为反对电视台领导动不动就封杀负面新闻报道的做法，被整得很厉害，一把年纪了连个副高职称都没评上，所以也是一肚子怨气，不禁安慰他道：“咱们这样的人，求个问心无愧就好。”

大傻杨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前两天高副院长带我去给旧楼拍些视频留存，到住院楼六层的时候，有一个备用病房说是你们急诊科可以调用的，你怎么不把‘蓝房子’里面的孩子挪到那里呢？”

“不大方便。”周芸觉得一句话两句话解释不清楚，干脆就不解释了，“对了，刚才在留观病房，谢谢你帮我解围。”

大傻杨摆了摆手，表示不值一提。他沉默了片刻，望着周芸，想说什么，嘴唇嚅动了半天却又没有说出来，最后双手在腿上使劲一撑，把个硕大的身体像从沙发中拔起来一样，丁零哐啷地拿起茶几上的相机包和三脚架包：“你走不？一起下楼呗！”

周芸跟他一起走出办公室，关上门。

他们肩并着肩，沿着步行梯往楼下走。周芸忽然问道：“上次我约你跟水茹一起吃饭，后来你又跟她联系没？”

大傻杨没吭声，闷着头走了两步说：“你还记不记得，十多年前，也是这么个冬天，你给一个患过敏性肺泡炎的小女孩正确诊断并治好了她的病？”

“记得啊，我怎么会忘呢？”周芸微笑道，“第二年开春你还给我送了个花圈呢……”

大傻杨一笑，鼓起全部勇气，把刚才在办公室没有说的话，说了出来：“那啥，明年开春，我带你跟媛媛一起去大凌山玩儿，好不好？我这回重新给你编个花环，比十几年前的更好看——花环，可不是花圈！”

望着大傻杨那双在黑暗中闪闪发亮的眼睛，周芸不忍心拒绝，可是眼下愁肠百结的她，又没心情想什么明年开春的事儿，只能“哦”了一声。

大傻杨当她答应了，咧开大嘴就乐了起来。

他们来到急诊大厅，看见陈光烈带领要去新院区的医护人员在大门口列队，准备出发，大傻杨也急急忙忙地跑了过去。看到队伍中的袁水茹，周芸想去跟她打个招呼，又迟疑了脚步：自己现在这个状态，跟她说什么都容易让陈光烈产生误会，回头再给她小鞋穿，还是算了吧！

这时她又想起一件事来，把正在分诊台附近整理垃圾箱的保洁员老张叫了过来，低声叮嘱道：“PICU那边，只要没有新的领导叫停，你还是每天按时去打扫卫生。”

老张点了点头。

PICU目前承担的秘密任务，是一个月前高副院长奉上级指示，亲自布置给她的，让她严格保密，并挑选几个可靠的人配合工作。她经过仔细思考，安排袁水茹全天候在门口值班，对外如果有人问起，就说里面有市领导的孩子住院，需要特别照护。另外，因为PICU里面的“住院病人”比较多，需要定时保洁，而老张来医院这两年一向沉默寡言，办事十分稳妥可靠，所以周芸让他进PICU打扫卫生。李河清死后，虽然看不出她的遇害跟PICU里面有任何关系，但上级领导高度重视，派了两位公安人员进驻值守，一开始袁水茹还负责送饭，后来改成另外派专人送饭。倒是老张的活儿不能省，还得每天进去忙活。现在袁水茹去了新院区，自己也被撤职，照顾PICU的工作就只能完全托付给老张了……

想到这里，周芸觉得应该给高副院长打个电话，汇报一下这个情况，刚刚拿出手机，身后有人叫她：“周芸！”回头一看，原来是运保科[9]负责总控室的老包。

老包是医院的老员工了，退伍军人转业来的，直到现在每天早晨还在后花园里踢正步。此人一天到晚黑着个脸，好像所有人都欠他钱似的，行为方式也很死板，特别是在执行领导命令上，永远是铁板一块，绝不打折和拐弯。上级当然喜欢这样的人，但同事们一提起他就头疼。

上午开旧院区留守人员协调会时，这个老包还叫自己“周主任”，现在突然改口，直呼大名，很明显是得到了自己被撤职的消息。

周芸又好气又好笑地问：“什么事？”

老包伸出手来：“你的办公室钥匙，什么时候交给我？”

“办公室里还有很多我自己的东西要收拾带回家，明天我整理完，再把钥匙给你吧。”

老包的手还是伸着：“‘通刷卡’呢？”

周芸从裤兜里摸出通刷卡，递到他的手里，老包接过卡，头也不回地转身走了。

再一次拿起手机准备打给高副院长时，她忽然觉得，这个时候打出这个电话，虽然说的是PICU的事，但难免会让领导觉得她是在套近乎替自己鸣冤叫屈。她很厌恶别人产生这样的错觉，所以只给高副院长发了个短信，说明了自己和袁水茹都无法再照顾PICU的情况，就把手机塞回了挎包。

这时跑过来一个挺壮实的农村妇女，拦住周芸说：“哎，您是刚才急诊的那位大夫吧，摘了口罩都有点儿不敢认您了……您还记得俺不？就是闺女肚子疼，搞不清咋回事，您让俺带她重新拍个侧位胸片的那个，胸片出来了，俺到诊室找您您不在，有位姓霍的大夫帮我看了一下，跟您一样，她也说是胸椎结核！”

周芸从她的手里拿过胸片，就着分诊台旁边的灯光看了一下：第七、八胸椎有骨质破坏，椎体稍变窄，椎间隙轻度狭窄，基本可以确诊是胸椎结核。

她对那位农妇说：“这样，你今晚在附近找个旅馆住下，明天一早拿着片子，带孩子到新院区的骨科挂号，做一下血沉、结核菌素的检查，进一步确诊。”她看出农妇还有些犹豫，估计她还在琢磨“搭晚上那趟公共汽车回家”那档子事儿，便不客气地说：“从片子上看，孩子虽然长期受疾病折磨，但病情发展得并不快，抓紧实施抗结核治疗，应该很快就能痊愈，再拖下去，孩子有瘫痪的风险——你是觉得省几个钱重要，还是你闺女的终身幸福重要？！当妈的，这么简单的事儿拎不清？”

农妇一边千恩万谢的，一边抱起坐在候诊椅上的女儿，离开了医院。

望着她们的背影，周芸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朝急诊大厅的外面走去。

出了医疗综合楼的大门，寒风一阵紧似一阵，雪还没有下，但风里却已经夹了雪意，有一股鲜冷的腥味儿。这时，只见一辆银白色的国产十二座商务车缓缓地开出停车场，向大门口驶去，隔着玻璃窗，她能看到那里面坐着陈光烈、巩绒、霍青、袁水茹……还有坐在最后一排不停地向她招手告别的大傻杨。

也许是风太狂烈的缘故，那辆车在她的视线中突然一晃，仿佛虚焦镜头般一片模糊……周芸揉了揉眼睛，再定睛望去，车已经不见了，可能是开走了，但不知道为什么，更像是穿越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周芸的心口一疼，仿佛被当胸剜了一刀般难受。她靠着一根立柱，低着头，佝偻着背脊，把挎包抱在胸口用力按压着，很久很久才缓了过来。

她想自己可能是太累了，必须要回家休息了，于是慢慢地走到自行车棚，从挎包里拿出车钥匙，想要插进锁眼，可是手抖得不行，半天都没有插进去。她生起气来，拿着钥匙一阵乱捅，不知怎么的反而捅了进去，然后报仇似的狠狠一拧——

咔嚓！

钥匙也像报仇似的，断成了两截，半截在她的手里，半截在锁眼里。

周芸目瞪口呆，万万没想到这车钥匙竟能跟自己的工作一样，硬生生被人掰断，而且似乎全无办法。

正在手足无措的时候，王酒糟溜达了过来：“周主任，咋了？”

“车钥匙断在里面了……”

王酒糟一听，嘴巴咧得就像英雄可算有了用武之地一样，真难为他那鹌鹑步，竟扭着屁股飞快地跑到传达室，提溜个工具箱过来，鼓捣了两三下，不仅把断了的钥匙取了出来，还把车锁打开了。然后他站起身，拍拍车座，满脸得意之色：“好了！”

周芸连说了好几声“谢谢”，才蹬上车往家骑去，一路上想起平日里对王酒糟的种种冷眼和不屑，心里油然升起一阵愧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