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21世纪以来全球社会科学发展概况

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治理”研究，迅速成为国际研究者和政策实践者的关注热点，甚至在发展研究领域形成了“言必称治理”的国际热潮。但是，由于相关理论的广泛传播是在20世纪末期全球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复兴的背景下发生的，因此需要全面深入地了解彼时以来的全球社会科学研究发展背景，以更完整地呈现“治理”研究的全球进展。

从20世纪末开始，世界各国对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视程度逐渐增加，相应也带来了社会科学研究产出的持续增长。以收录在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中的研究文献发表情况来看（见图1-1），过去近20年间，来自西欧和北美的发表数量一直保持增长，加之这些地区原本就具有较高的文献发表基数，特别是经历了21世纪以来的社会科学研究新发展之后，理所当然地占据着当前世界各大洲文献发表的龙头地位。与此同时，来自中国内地、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等亚洲国家和地区的作者群体也在崛起，虽然目前来自亚洲的文献发表总量依然远远无法与欧美相比，但就新近数据而言，亚洲的成果数量已经达到北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水平，并远远超过彼时西欧的文献成果数量。此外，近年来非洲、拉美、中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发表数量也在显著增长，只是与亚洲一样未能取得绝对数量上的优势。

虽然在收录于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匿名评审刊物中发表文献的数量，是当前国际学术评价中衡量一个地区或国家社会科学研究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但是对于这类以英语为主要语言的期刊而言，非欧美国家的作者群体至少在语言技巧的掌握和运用层面上处于先天的劣势，而这种劣势在评估不同地区文献的被引情形时会被进一步放大。从图1-2可见，以英语为主要工作语言的地区，其文献发表和引用情形大体是相互匹配的，甚至位于太平洋地区的国家也是如此。表现最为明显的是北美和西欧，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有着最多的被引用数量，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与其文献发表数量相匹配；但来自其他地区的文献显然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甚至在一些亚洲国家当中，出现了较高的文献发表总量与较低的被引用率共存的情形。

图1-1 世界各大洲社会科学成果增长概况（1996—2014年）

图1-2 世界各大洲社会科学成果被引用概况（1996—2014年）

以上是从文献发表和引用情形出发，对过去20余年世界各地社会科学发展概况的整体评估。如果进一步地缩小研究范围，对主要发达国家以及亚洲的主要论文产出国进行比较，将有助于更清晰地考察不同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社会科学领域持续高投入之后的发展状况。以中国为例，自1986年国家社科基金设立以来，国家单项资助金额和资助总额逐渐增加，从设立之初的每年500万元，到2011年的8亿元，国家资助的总额在25年间增长了160倍。强有力的资助也相应带来了社会科学产出的繁荣，其中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各类中英文学术出版物数量高速增长。

此外，虽然治理议题的使用十分广泛，在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均被采纳，但由于下文将进一步比较“治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发展现状，因此本章为研究便利，进一步将其限定为笔者较为熟悉的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科，运用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来评估该类学科的整体表现（见图1-3），可见在近20年来，来自中国的文献数量快速增加，虽仍远远落后于美国、英国和加拿大，但在2010年前后已经超过韩国和印度。

图1-3 加拿大、美国、英国、中国四国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科年度发表量

图1-4 加拿大、美国、英国、中国四国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科篇均被引用量

除了我国相关文献成果的发表数量不断增长之外，平均被引用水平也在不断提升，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见图1-4、图1-5），甚至超过同时期的亚洲其他国家。当然必须考虑的一点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世界各国对中国的关注也不断增加，学界对中国发展经验和学理总结产生了更多需求。此外，这也是新出版文献在世界各国文献引用率普遍不高的自然规律和现实背景之下发生的，如以中国2012—2013年的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数据同欧美国家相比，虽然欧美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科的被引用频率出现下降的情况，但中国不超过2次的“篇均被引用率”，依然无法和欧美国家15次以上的“篇均被引用率”相比。

就亚洲国家的发表数量而言，表现最为突出的是日本，这也体现出近年来日本所采取的一系列国际发表合作促进措施初见成效。例如，自21世纪以来，日本国内成立了各种研究类的公益财团法人基金，这类基金对社会科学的资助，使日本学界近年来在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突飞猛进，其国际声誉也正日益增强（见图1-5）。

图1-5 亚洲主要国家（日本、印度、韩国、中国）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科的年度发表量

图1-6 亚洲主要国家（日本、印度、韩国、中国）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科的篇均被引用量

最后，21世纪以来不同国家的学者相互合作正不断增加。在世界各国信息交换越来越频繁的时代，国际互联网的发展使得来自不同国家的研究者能够快捷便利地沟通各类学术问题，这也令各国学者的相互合作变得可能。但这正如有学者所指出，这种合作长久以来存在“中心—边缘”情形，[1]即在亚洲学者的研究成果中，与他国学者合作的比例显著高于欧美（见图1-7），且亚洲学者的合作对象又多以来自欧美的学者为主，这就使发展中国家或非英语国家学者倾向于主动靠拢和依附发达国家学者，这种非对称的合作方式也使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的学术成果得不到充分的展现，这也是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学术成果被引用率偏低的原因之一。

图1-7 不同国家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文献的国际合作比例

资料来源：英文科学索引数据库。

由以上分析可见，自从20世纪末期以来，各个地区均出现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大发展和大繁荣。发展中国家呈现出奋起直追之势，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缩小，不过在这个过程中依然存在若干不平衡之处。首先，不同国家的文献发表和被引用情况呈现出不平衡状况，发达国家的文献发表增长率和其被引用增长率整体上较为一致，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文献发表增长率一般为被引用增长率的两倍。这就带来了第二个不平衡问题，即发达国家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整体受关注度依然保持着优势地位，而来自发展中国家学术成果的被引用率与被阅读率均低于发达国家。最后，尽管不同国家学者之间的合作逐渐增加，但是在合作中的所处地位存在不平等，如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学者，特别是非英语母语国家的学者，在合作网络中常处于来自发达国家或以英语为母语国家学者的从属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