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勤合的《庐山慧远教团研究》就要出版了，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因为勤合为了这一研究，付出了极多的心血。

《庐山慧远教团研究》这一题目，应该说是佛教史领域的研究，这与佛教思想史的研究领域有一定重叠，但也有很大不同。从整体上看，它应属于历史学的范畴，与思想史或宗教史有关系，但又不尽相同。这是研究之前必须首先厘清的问题。

勤合书中提到有的学者认为在对佛教的研究中历史学家的参与太少，几乎处在缺席的状态，我认为这一说法是不太准确的。早在民国时候，就有胡适、陈寅恪、陈垣等著名的历史学大家，都曾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研究佛教历史上的各种问题，我们如果认真阅读他们的著作，其中处处可见从历史学角度研究佛教史的内容。胡适的《中国禅宗史》，知道的人很多，就不说了。陈垣对佛教史籍的研究也是非常有名的，打开《陈垣学术论文集》，又会发现他对古代佛教、基督教历史的研究论文占了很大比例，人们似乎只关注他的《古教四考》，包括《元也里可温教考》《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火祆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因为这些宗教是人们一直很少研究的，所以陈垣先生一旦写出了相关的论文，人们就非常赞赏，其实陈垣先生在佛教史的研究上也有重要成果，如《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净记》《中国佛教史籍概论》《释氏疑年录》等。

至于陈寅恪先生对佛教史的研究，似乎注意的人还不太多，其实只要看看他的全集（台湾里仁书局版），就可发现相关的佛教史研究的论文也是非常多的，其中如《禅宗六祖传法偈之分析》一文（见全集第1337页至1341页），并不是什么长篇大论，短小精悍，却考证了一个佛教史上的重要文献以及相关的问题。

六祖的传法偈许多人都知道：“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另一偈：“心是菩提树，身明为镜台。明镜本清净，何处染尘埃。”陈先生首先考察了记载这二偈的比较原始的文献，即敦煌本《坛经》所载，认为这一版本比世间通行的版本更为可靠，因为后世通行本是后来经过修改的本子。而敦煌本的偈子则语句拙质，意义重复，尚略存原始形态。而第二偈中的心、身二字，应须互易，当是传写之误。但这还是显而易见的问题，不用赘言。陈先生认为就此二偈而言，还有两个问题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即此偈的比喻不适当，此偈意义不完备。为此他做了专门的考证，结论是：菩提树为永久坚牢之宝树，决不能取以比喻变灭无常之肉身，致反乎重心神而轻肉体之教义，所以说这种比喻是不适当的。其次，偈文中身、心对举，对于心的问题，偈文已将比喻及其本体作用叙说详尽，而身的问题则仅言及比喻，但还缺少继续之下文，是仅得文意之一半，所以说此偈是意义不完备的。

考证了这两个问题后，陈先生进一步提问：此偈文义为什么如此乖舛而不具足呢？他认为原因就在于这是袭用前人的旧文，合为一偈，而作者艺术未精，空疏不学，遂令传心之语成为半通之文。为证明这一点，他又考察了禅家故事，予以证明。通过考证，最后指出：此偈关于身之一半，以文法及文意言，俱不可通，然古今传诵，以为绝妙好词，更无有疑之者，岂不异哉！因此要分析偈文内容，证以禅门旧载，以使后来研究禅宗的人们知道今日所传唐代曹溪顿派，不单其教义宗风溯源于先代，即文辞故实亦莫不掇拾前修之绪余，而此半通半不通之偈文，即是一个好例。

这样的研究，不仅是历史学的研究，更是文献学的研究。但仔细研读陈先生这种文章，更可发现：要想研究好佛教史的问题，从历史学和文献学的角度入手，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路数；但仅有历史学和文献学的相关知识，又是不具足的，还必须同时具有佛教思想方面的丰富知识与素养。总起来看，研究佛教史，只从佛教教义方面进行研究，只从思想层面加以分析是不够的，但仅从历史学和文献学的方面进行研究，也是不完备的，最好是将思想的分析研究与历史和文献的研究考证结合起来，才能把佛教史上的各种问题研究透彻。

不管从思想层面加以研究，还是从历史层面和文献角度进行研究，都有一个如何处理史料的问题。所以勤合的书中也论及这一问题。他引用学者桑兵的论述，认为史学研究在资料问题上有三个难题：一是因为史料繁多而不得不缩小研究范围，使得史学研究的门类分得越来越细，这就不能从整体上把握历史。二是门类分得过细并不能清楚地分出史料的边际，于是造成找不到材料（其实是视而不见）或材料太多而不能驾驭的困境。三是只注意找到新材料来研究新问题，对于众所周知的史籍资料则束书不读，忽略不顾。

桑兵所说的这三个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史学研究者不能真正研读文献史料，因此也就不能从众所周知的史料文献中发现历史研究所需要的材料，从而无法使自己的研究深入和发展。这仍然是文献学功底不足的表现。试看陈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他所利用的材料全部来自人们熟知的常见史籍与文献，如《朱子语类》《汉书》、新旧《唐书》《册府元龟》《晋书》《北史》《宋书》《魏书》《隋书》《资治通鉴》《南史》《梁书》《唐会要》《元和郡县图志》《大唐创业起居注》等，绝没有任何独有的或新出的文献资料，没有任何独门秘籍。但他就能凭借自己对于文献研读的能力利用这类人所共知的史籍文献研究了唐代政治史的重大问题，取得了唐史研究上的重大成果。这说明，要解决桑兵所说的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像前辈学者那样把文献学的功底打好，然后好好研读众所周知的史籍文献，进行细密的考证与分析，把问题一步步地加以解决，从而取得具有独特精神的历史学研究成果。

在佛教史的研究上，人们也有不少的论著，再来研究，就好像找不出新的题目可以研究了。在这个问题上，人们似乎存在着某种认识，即一个题目如果有人写过，我就不能再来做研究了，否则就是重复，就不会有新意。这也是不少人抱有的一种观念。

其实，这也是一种对文献不能深入研读而造成的误区。仍以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的研究为例，他所引用的史料都来自常见的文献，没有什么他自己独有的史籍文献，但他为什么能从这类人们都知道的常见史籍文献中研究出唐代政治的重大问题并且加以证明呢？没有别的窍门，只是能对这些史籍文献的内容进行深入细致的研读，从中发现人们读了也没有发现的内涵出来，以此就能说明唐代政治史上的重大问题。因此，同样的题目，尽管已有人写过论文或书，但我们如果重新研究，也不是毫无可能从中研究出新意，或挖掘出新见的。因为人们此前研究这一题目时，他所利用的史籍文献，都是有限的，对史籍文献的内容的解读也必然是有限的，这表明对同样的史籍文献的研读，后来的研究者仍有极大的研读空间，从中发现前人未曾发现的内涵，这就使研究同一题目具有了坚实的基础，从而绝不会与人重复，肯定能出新意。关键就看你有没有深入研读的能力。而这种能力的形成，很大程度上要靠文献学的功底。

不过一般人所理解的文献学也是不够的。一般人认为文献学不过是说明历史上有哪些门类的典籍，有哪些重要的史学家编纂过哪些重要的史书，如何分门别类，再加上版本学和目录学的帮助，能够理清各种文献的渊源与流变，最多再简要地说明一下这些学者及其编纂的史书有什么价值、体例，似乎这就是文献学的全部功用了。其实，这也是人们对文献学的片面之见，不代表文献学仅止于这些功能，学习了文献学就仅有这些能力而已。我的导师张舜徽先生是倡导历史文献学的前辈大师，他一生讲得最多的是历史文献学，也写过《中国文献学》这一类浅显的著作，为青年学子指明治学的入门之路。但这并不代表张先生所理解的文献学就止于这一地步。张先生还有《说文解字约注》《周秦道论发微》这一类的专门研究之作，其中所表现出来的才是运用文献学的多种方法研究具体问题的高深学力。有了这样的学力，不论研究什么问题，不论是否有人已经研究过，就都能别开生面，研究出全新的成果。如《说文解字》和“道”的问题，都不是前人没有研究过的新题目，而是不知曾有多少人研究过的题目，但张先生的著作一出，就获得了学界的认可，不会有人说这类题目前人已有很多研究，就不能再来研究了。

能够从事独到的研究，一定是自己能对相关文献史料进行全新的彻底与深入的研读后方可做到的，并不是由题目是否已有人研究过来决定的。所以我看一个人的研究，从来不是根据他的研究题目是否有人已经研究过而做判断的，而是根据这个研究者具不具备深入彻底研读相关史籍文献的能力与有无广阔的学术视野而做判断的。

要能对历史上的众多文献做到深入彻底的研读，这似乎是一个深不见底的要求。因为历史文献所包含的内容，可以说是极为丰富，涉及不可限量的方面与角度。如古代的《周易》《尚书》《诗经》《左传》《史记》《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等经典文献，谁能说我可以设定若干个角度就能穷尽其中的内涵？如果有人这样说，就只能证明他的无知与狂妄。人们所知的知识与理论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们研读古代典籍与文献，都由他所掌握的知识与理论所决定。清代乾嘉学派的学者只能从他们所掌握的知识与理论来研读这些古典典籍，他们绝对不可能具备后人所掌握的知识与理论，因此他们对古代典籍的理解全由他们当时的知识与理论水平所决定。时代不断进步，现在的学者对古代典籍的理解，自然要超越古人，但也要知道，后来学者所掌握的知识与理论又有进步与变化，他们又会对同样的典籍做出完全不同的研读。所以同样的题目，前人研究了，后人完全可以再来研究，因为你的研读已与前人不同了。

在庐山慧远教团的研究上，我上面所说的道理，都是适用的。所以尽管前人已有一些相关的研究，但勤合仍是可以再做研究的。而且他也确实通过自己的思考，对前人已经涉及的这一题目有了自己全新的认识与分析。

如他分析了前人的相关研究中关于“教团研究的内涵与外延”的问题，认为人们的相关认识是不够全面准确的，因此他在研究之先就要对教团研究的内涵与外延重新加以界定。这一工作是任何研究必须首先完成的，因为对一个研究题目所涉及的内涵与外延都没有定位清楚，你所展开的研究一定是混乱的。内涵与外延的问题，是形式逻辑的问题，对一个概念界定其内涵与外延，这要按照形式逻辑学的要求来做。许多文科学者由于没有学过形式逻辑，对这个问题并不是很清楚。能在研究中首先意识到这一个问题，本身就是思维严密的表现。

勤合根据所要研究的问题界定了“庐山慧远教团”的内涵与外延，同时就可以发现前人相关研究的不足，这就为整个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使整个研究有了清晰的对象与范围。正是因为做好了这一步工作，因此勤合的这一研究，就显得很有章法，显得比较完整。

在确定了研究的对象与范围之后，又进一步思考，提出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这也是思路清晰的表现。如探讨慧远教团的组成和结构、探讨慧远教团与其他教团的相互关系、慧远教团的各种特色、教团与王权政治的关系、教团的相关管理制度、教育制度、佛经传译、建寺修塔等，涉及的面比较广泛，表明对教团研究的深化。此外也看到了教团与相关教义等思想层面的关系问题，认为从教团角度研究相关教义问题，仍有较大空间。这都是勤合对慧远教团研究的全面思考。

勤合在华中师范大学先后读书十年，深受华师历史学、文献学厚重传统的影响，华师这两个历史学的博士学科授予点，都是国家第一批博士点，在学术的传承上自有特色，这对勤合在学术上的成长发展有着难以估量的影响。所以勤合的研究能从文献入手，又能站到历史学的高度，从而使这一研究具备了文献学的基础和历史学的大视野。

本书后附庐山慧远教团大事编年，参考陈统《慧远年谱》、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竺沙雅章《庐山慧远年谱》、李幸玲《庐山慧远研究》、龚斌《慧远法师传》等资料，为了节省篇幅，把相关的考证都省略不录。从文献学的角度看，这类考证是非常重要的。历史学家研究佛教史，往往有《疑年录》一类的著作，就是这类考证的成果。勤合能够把大事确定在具体的年份，一定要做出详细的考证，不然无法确定。而且前人所确定的年份，是不是还有不可靠或不正确的地方，相信勤合也会在考证中有所发现。这几年，勤合协助我编纂《续修四库全书》的“史部提要”，涉及一千一百多种书，许多书是从来没有人介绍或论述过的，每部书又涉及作者、编者等各种人物，他们的生平事迹以及相关出处，都要在撰写各书提要时加以确定。要能确定下来，就必须搜集各种资料，再在此基础上加以考证。其中不少难以定夺的人物生平及相关问题，勤合都做了详细考证，可知这是他研究问题时从不忽视的方法之一。因此，本书中的大事编年中所涉及的相关考证也一定是深入而细密的，只是限于篇幅，不能尽录，这是非常可惜的。希望以后有机会，对书中不便写入的相关考证，再整理成一书，出版问世，以飨世人。

刘韶军

2015年6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