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独二孩申请为什么遇冷？[1]
马小红 顾宝昌[2]
摘要：
全国单独二孩生育政策于2014年正式实施，但近一年来的现实表明，二孩申请远低于预期。本文认为，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存在“东亚现象”是单独二孩申请遇冷的理论解释。同时，决策前期的生育意愿调查受政策的逆反效应、舆论的助推效应和“搭班车”的社会心理效应影响，使得二孩生育意愿调查结果偏高。本文利用北京市人口研究所在北京市东城区进行的三次生育意愿调查中双独家庭的调查数据和访谈资料，对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适用群体的生育行为进行了预估，并对生育政策进一步的调整方向做了讨论。
关键词：
单独二孩政策 申请遇冷 生育意愿 生育行为
一 研究背景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战略部署。2013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意见》，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生育政策（以下简称单独二孩政策）。截至2014年5月底，除西藏、新疆外的29个省（区、市）[3]都已依法实施了单独二孩政策（国家卫生计生委，2014）。政策实施前，按照一些专家和政府官员的预测，在经历了长期的以“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为主的生育政策之后，育龄夫妇一旦获得“生育二孩”的机会，长期积压的生育势能必然爆发，从而导致申请激增，引发人口出生的小高潮。
在启动实施全国性的单独二孩政策之前，受国家卫生计生委的委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于2013年8月在除西藏、新疆之外的29个省（市）对63000多名20～44岁已婚者进行了生育意愿调查（庄亚儿等，2014；乔晓春，2014）。调查结果显示，当前城乡居民的理想子女数为1.93，现有一孩单独家庭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81。该调查推断，全国符合条件生育二胎的单独家庭有1100万个，预计五年内每年将有200万左右的单独二孩出生。
但结果是出人意料的，单独二孩申请人数远低于此前的调查预期。在过去的大半年中，符合生育条件而又提出申请的人数大大低于先前预估的数量。截至2014年12月31日，全国提出再生育申请的单独夫妇仅有100万对（国家卫生计生委，2015），仅占符合条件单独二孩夫妇的9%，预计出生二孩不到预测的1/2，与原先的预测相差甚远，也就是说，出现了单独二孩申请遇冷的现象。
这一现象在北京也不例外。2011年，中国人民大学在北京市各区县组织实施了针对3000多名“单独”家庭中已育一孩的妇女二胎生育意愿的调查，结果显示62%的单独夫妇想要生育第二个孩子（杨江澜，2012）。在政策实施前，原北京市人口计生委2014年2月21日提供的抽样调查数据显示，一方为本市户籍、女方年龄在20～49岁的家庭中，单独家庭数量约为55万，其中已经生育一个孩子的家庭大约为45万，50%～60%的家庭表示愿意生育二孩（定军等，2014）。按此计算，北京市5年内将累计新增加出生人口27.07万人，平均每年将新增加出生人口5.42万人左右（北京市卫生计生委，2014）。但实际情况是，截至2014年12月31日，在10个月的时间内，北京市“单独二孩”申请数和办证数分别为30305例和28778例（北京市卫生计生委，2015），只占“单独一孩”家庭的6.7%。单独政策出台后三个月内，申请数出现集中性释放，4月达到申请最高峰，为4960例，此后趋于稳定，每月申请数在2000～3000例。自8月份开始，申请数平稳下滑，每月递减300人左右，11月申请数降至1812例，较10月份减少500例，仅为高峰期的37%。按这样的发展趋势，到2015年2月，即在政策实施一年后，申请数大约在3.3万例，远低于年均5.42万的预增量。全国其他地区的情况也大同小异。
目前，对于单独二孩政策遭遇申请遇冷的原因分析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这是暂时现象，生育政策实施到位有一定的滞后期，同时，2015年是农历“羊年”，受传统影响，是生育小年，此后两三年是单独二孩生育高峰期，将给公共服务和管理带来较大压力；另一种观点认为，申请遇冷是育龄群众低生育意愿的真实反映，这一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一时的，具有深刻的经济社会发展原因，即使此后两三年出现生育堆积，也会在很短时间内释放完毕。北京已与发达国家趋同，生育率会长期处于超低生育水平（总和生育率低于1.5），并难以回升，出现低生育率陷阱现象。
本文持后一种观点，拟从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关系的“东亚现象”、单独二孩调查中的社会心理因素，及2006、2011和2013年在北京市东城区进行的双独家庭生育意愿调查数据和深度访谈资料三个方面，对这一现象进行讨论。
二 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关系的“东亚现象”
无论是单独二孩生育遇冷还是对普遍放开二孩生育的担忧，都会涉及一个既是理论又是现实的问题，即如何看待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关系。
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关系，在理论上可以分成四类：①“等同论”，即生育行为=生育意愿；②“无关论”，即生育行为≠生育意愿；③“大于论”，即生育行为＞生育意愿；④“小于论”，即生育行为＜生育意愿（顾宝昌，2011）。在现实层面上，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可以分为四类情况。
一是“等同论”。这一观点认为生育意愿就等于生育水平，有什么样的生育意愿就会有什么样的生育行为，从而形成什么样的生育水平。如有的研究认为，因为调查发现许多人表示希望生育两个孩子甚至更多孩子，所以如果人们按照自己的生育意愿生育，那么生育水平肯定会走高。北京卫生计生委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解读是属于此类的，即按照生育意愿调查的情况，有近50%～60%的单独家庭有二孩生育意愿，得出北京约有27万的家庭准备再生育孩子的结论。
二是“阶段论”。这一观点认为，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并不总是一致的。这种“不一致性”表现为两者的关系在人口转变的不同阶段有不同表现：在一个高生育率的社会进入人口转变初期时，往往会出现人们实际的生育行为高于人们报告的生育意愿的情况，即“大于论”；而在一个到达人口转变末期的低生育率的社会中，往往会出现人们实际的生育行为低于人们报告的生育意愿的情况，即“小于论”（Bongaarts，2001；顾宝昌，2006；郭志刚，2008）。泰国的例子（见图1）很典型。20世纪60年代末期泰国的生育率为6.1，而理想子女数却只有3.9；到20世纪90年代初，当实际生育水平大幅度下降到低于更替水平的1.9时，理想子女数却只小幅度下降到略高于更替水平的2.4。在25年中，理想子女数只降低了1.5（从3.9到2.4），而实际生育水平却降低了4.2（从6.1到1.9）；实际生育水平的下降幅度是理想子女数下降幅度的两倍以上（Knodel et al.，1996）。侯佳伟等（2014）对中国1980～2011年的生育意愿变动趋势的研究也发现了同样的规律，即存在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生育水平高于生育意愿，随着经济和教育水平的提升，二者均呈下降趋势；但是生育水平下降快于生育意愿，1990年之后生育水平低于生育意愿，即人们实际生育子女数少于理想子女数。
图1 泰国理想子女数与总和生育率（TFR）的变化
资料来源：Knodel et al.，1996。
三是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欧美模式。在绝大部分处于低生育率的欧美国家，实际生育水平低于或接近人们的生育意愿。据1989年欧洲12国的调查结果，人们平均的理想子女数是2.16。其中，爱尔兰和希腊最高，分别为2.79和2.42，德国和西班牙最低，分别为1.97和1.94。但在当时的欧洲国家，人们的实际生育水平都低于人们的生育意愿。1989年，欧共体国家的平均生育率为1.6，比理想子女数低0.6，即实际生育水平只有生育意愿的2/3左右（Lutz，1996）。另一个更近的研究（Hagewen and Morgan，2005）也发现，欧美国家存在理想子女数（即几个孩子最理想）＞意愿子女数（即打算生几个孩子）＞实际生育率的现象（见图2）。
图2 欧美国家理想子女数、意愿子女数和实际生育率
资料来源：Hagewen and Morgan，2005。
四是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关系的“东亚现象”。近年来，低生育率研究领域出现了低生育率的“东亚现象”。东亚国家（指日、韩两国，下同）人口转变起步晚，但速度快，呈现比西方国家更低的生育率（Jones，2009）。虽然欧美国家和东亚国家都出现了人们实际的生育行为低于人们报告的生育意愿的情况，但近年来的调查表明，东亚的情况更为严重。和生育水平出现“东亚现象”一样，生育意愿与生育水平的关系也出现了“东亚现象”，即在韩国、日本等国家中，人们在调查中所报告的生育意愿非常稳定地保持在2左右的水平，但实际的生育行为却不断下降，甚至急剧下降，达到近乎1的水平。在韩国，总和生育率从1986年的1.6不断下降到2002年的1.2，而从1991年到2002年已婚妇女的“理想子女数”则相当稳定地保持在2.2左右（Choe et al.，2004）。日本结婚10年以内的50岁以下妇女报告的理想子女数在1982年为2.56，2002年为2.39，20年间的变化只有0.17，较为稳定；但同期的总和生育率从1985年的1.76下降到2003年的1.29，不仅在数量上远远低于理想子女数，而且下降速度更快、下降幅度更大（〔日〕独立行政法人国立女性教育会馆，2007）
图3 韩国理想子女数与总和生育率的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Choe et al.，2004。
我国学者在以往的研究中，也得出了与其他东亚学者类似的研究结论，即存在理想子女数＞意愿子女数＞计划子女数＞实际生育子女数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三重递减关系（郑真真，2011；杨菊华，2014）。单独二孩申请行为可以看作育龄家庭二孩生育的计划行为，申请行为低于意愿行为的现象在情理之中。同时，可以预见的是，单独二孩实际生育数量将会低于申请数量。
三 社会心理因素
无论是北京的调查还是全国的调查，都是在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前开展的调查。我们注意到，北京的调查针对的是单独已生一孩的家庭。这一调查显示，认为一个家庭的理想孩子数是2的育龄妇女占76.05%，认为家庭理想孩子数为1的育龄妇女占21.73%，家庭平均理想孩子数为1.81（杨江澜，2011），愿意生育二孩的比例为50%～60%。在全国的调查中，我们注意到，双独、单独、非独家庭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为1.79、1.83、1.95，单独家庭和非独家庭的生育意愿明显高于双独家庭（庄亚儿等，2014），也就是说，没有享受到二孩政策的群体，其生育意愿明显高于适用群体。这一现象主要受社会心理因素的影响。
一是政策的逆反效应。北京的调查对象是单独已育一孩家庭，他们对单独二孩政策放开普遍持支持态度，但具体到自己是否生二孩时，只有1/4明确表示愿意生育，对政策的看法和自己的决定有着明显的差异。在东城区调查中，课题组选取了20位户籍人口做了深度访谈，在回答为什么即便政策放开自己也无法确定是否生育二孩这一问题时，他们的回答相当一致，“是否拥有这一权利是一回事，自己生不生是另外一回事”。从国家、家庭和个人权利的角度出发，应该放开二孩政策。所以，对紧缩政策的逆反效应使这一群体表达了较高的生育意愿。它反映的与其说是人们的再生育倾向，不如说是人们强烈的权益意识。
二是舆论的助推效应。学术界对生育政策调整问题的讨论在十年前就已经开始，众多学者曾在2004年和2009年两次联名向中央递交了呼吁调整生育政策的建议书（顾宝昌、李建新，2010）。在公开场合的讨论出现在《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发表30年后。这一时期，关于调整生育政策的讨论由学术界走向大众，《南方周末》、《财经》、人民网、强国论坛以及官方媒体开始对生育政策调整问题公开讨论；其也成为每年两会提案的热点，甚至连实业界人士如梁建章等都纷纷参与其中，公开出版了相关著作（梁建章、李建新，2012；梁建章、李建新、黄文政，2014），并活跃在媒体和讲堂上。这样的舆论氛围对人们认识的启示作用是强烈的，对公众心理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深度访谈中，多位被访者谈到，报纸、网络对生育政策调整的讨论使他们对生育政策调整的迫切性有了认识。课题组在2011和2013年在东城区做了生育意愿调查，也发现2011～2013年同一年龄段被访者表达的生育意愿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见表1），舆论的助推作用可见一斑。
表1 2011和2013年20～39岁被访者的生育意愿
三是“搭班车”的社会心理效应。1991年以来，我国的生育政策一直呈现多元化状态，大致表现为：①城镇地区和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江苏、四川6省、市的农村基本实行汉族居民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②除上述6省、市外，对农村居民有5个省、区规定可以生育两个孩子；有19个省、区规定第一个孩子是女孩时，间隔几年可以再生育一个孩子。③有29个省、市、区规定夫妇同为独生子女的，可以生育两个孩子；其中有7个省还规定农村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间隔几年可以生育两个孩子。④各地还对少数民族、残疾、再婚、归侨、特殊职业等情况做了具体规定，准许他们可以生育两个或更多的孩子（郭志刚等，2003）。可以说，不同地区、不同群体适用不同政策。这是政府对1980年起实施的“一刀切”的独生子女政策的局部调整，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但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应，即同为中国公民拥有的生育权利不同，这一不平等的政策多年来一直被人诟病。所以一旦政策有松动迹象，出于“搭班车”的心理，人们往往显示出较高的生育意愿，而一旦政策落地，人们又回归现实，理智地选择自己的生育行为。二孩申请遇冷是这一社会心理因素的直接反映。
四 双独家庭生育意愿与行为启示
研究显示，人口转变完成之后，经济社会发展的力量成为低生育率的主要原因，而不是人口控制政策。在政策宽松的情况下，人们的实际行为如何是我们特别关注的。单独二孩政策放开后，到底能生育多少孩子？在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不到一年的情况下来回答这个问题，未免过早。但我们可以通过考察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实行二孩政策地区的生育行为来做一定程度的预测。山西翼城、湖北恩施、甘肃酒泉和河北承德等农村地区实施二孩政策的多年实践显示，尽管每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但多年来这些地区的生育水平从来没有到过2，而且这些政策宽松地区往往比政策严格地区的生育率更低（顾宝昌、王丰，2009）。另外，“双独政策”即夫妇双方都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政策在全国各省市都早已实施，因此，对双独家庭二孩生育行为的调查研究对单独二孩生育行为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利用在北京市东城区2006、2011和2013年进行的三次生育意愿调查中双独家庭的数据，试图进一步描述城市，尤其是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大城市，双独二孩政策下的人们生育行为状况。
此三次生育意愿调查的对象都是拥有北京市户籍并在东城区居住的育龄群众。东城区位于北京市核心城区东部，在功能定位上是首都功能核心区，是北京市经济社会都较为发达的地区，研究这一地区具有一定的前瞻性。2006年和2011年抽样时首先以原东城区十个街道的126个社区为抽样框，按等距抽样的方法抽取了20个社区，2013年以新东城区17个街道189个社区为抽样框，同样方法抽取了32个社区，然后对社区户籍人口进行初步摸底，按比例确定了每个社区的调查样本数，并按照样本要求的年龄、性别、婚姻结构进行样本配额。三次调查都包含双独家庭样本，样本数分别为110（2006年）、178（2011年）、222（2013年）。在2011年对2006年的调查被访者的追踪调查中，课题组追访到了55个双独家庭，并对其中6位被访者做了深入访谈。三次调查中双独家庭被访者的年龄结构见表2。
表2 三次调查中双独家庭的年龄结构
从表2可以看出，随着调查时间的后移，样本中的双独家庭数越来越多，年龄越来越大，相关数据越来越便于对双独家庭的生育行为进行考察。
通过调查，课题组得出以下结论。
1.双独家庭呈现低生育意愿，理想子女数低于2，打算生育二孩的比例更低
作为双独政策适用群体，东城区的双独家庭并没有呈现较强的生育意愿。对“您认为一个家庭养育几个孩子最理想？”这一问题，三次调查显示理想子女数为2及以上的比例都在50%以下，平均理想子女数在1.5之下，低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东亚国家（见表3）。
表3 三次调查双独家庭的理想子女数
三次调查均以“根据政策您符合生二胎的条件，您打算要第二个孩子吗？”来测量被调查对象的“二孩生育打算”，结果显示，明确表示打算生育二孩的比例即便在最高的2013年也在45%以下，比理想子女数为2的比例还要低（见表4）。
表4 三次调查中双独家庭的二孩生育打算
2.双独家庭的实际生育水平更低
在2013年调查中，课题组获取了222个双独家庭样本（见表5），其中只有12人，即5.41%的家庭实际上生育了二孩。分年龄生育数据显示，在生育高峰期过后的35岁以上人口中的49个双独家庭中，只有6个生育了二孩，占12%，而有12个没有孩子，接近1/4。在40岁以上的18个双独家庭中，只有1个生育了二孩，占5%。
表5 2013年东城区双独家庭分年龄生育情况
在2011年的追踪调查中，课题组追踪到2006年110个双独家庭中的55个，占50%，其中有12个双独家庭2006年明确表示愿意生育二孩，但在2011年的追踪调查中，没有一个付诸行动。
3.年龄因素是选择放弃二孩申请的重要原因
调查显示，在想要二孩的被访家庭中，30～34岁年龄组占54%，也就是说，“80后”是二孩生育的主体；35岁以后打算生育二孩的家庭比例显著下降，不足20%。2014年11月课题组进行的单独家庭生育意愿深度访谈显示，年龄偏大、父母无法提供照料、第一个孩子的教育成本增高等因素是35岁以上育龄妇女放弃生育二孩的主要因素。
双独家庭的研究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学者们提出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三重背离的观点（郑真真，2011；杨菊华，2014），即育龄群众的理想子女数＞意愿子女数＞计划子女数＞实际生育子女数。在政策宽松的情况下，育龄人群呈现低生育意愿和更低的实际申请行为，这有助于解释单独二孩申请遇冷现象。
五 思考与讨论
首先，单独二孩申请遇冷不是一时现象，是必然的。国际上存在的低生育率现象在中国已实实在在发生，生育行为显著低于生育意愿的“东亚现象”也很有可能在中国发生。如果说过去十多年对于生育政策是否需要调整和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处于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之中，那么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使我们能用实践来做出权威而无情的判决。在政策的逆反效应、舆论的助推效应和“搭班车”的社会心理效应的作用渐渐消退后，在宽松的政策条件下，人们的生育心理会归于正常，更多地从自身选择是否生育二孩，生育意愿反而表现得不够迫切。
其次，关于生育意愿、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的关系问题，近年来国内外的众多研究（顾宝昌、马小红、茅倬彦，2014），包括江苏调查（郑真真，2008）、北京调查（马小红、侯亚非，2008），都已经充分表明，在低生育水平下往往会出现实际的生育水平低于人们的生育意愿的情况。因此，人们在调查中所表达的以理想子女数为标志的生育意愿已经不能成为人们实际生育行为的估计根据，而建立在理想子女数基础上的对未来生育趋势的预测，会造成对形势的误判和对决策的误导。
再次，在政策选择上，笔者建议尽快全面放开生育政策。实施单独二孩政策比原有政策已前进一大步，是值得称道的。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一年来的实践表明，申请生育二孩的夫妇数量明显低于预期，预示着该政策对生育率回升的影响相当有限。人口是国力的根基，是经济和科技发展最宝贵的资源，面对我国生育率持续走低、老龄化日益加重、失独家庭日渐增多、劳动力人口总量不断减少的人口形势，生育政策的进一步改革不仅是保障经济健康增长的重要手段，而且是家庭安全稳定的基础。
最后，北京东城的调研是小范围的，双独家庭的样本也很有限，但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快速城市化的今天，城市文化越来越深刻地影响人们的观念，包括生育观念，东城区的今天预示着中国社会的明天，无论有没有生育控制政策存在，中国跌入低生育率陷阱都将成为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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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低生育率下北京市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追踪研究”（项目编号：13BRK019）的阶段性成果。感谢中国人民大学2013级博士生孙超对本文数据统计处理的贡献。
[2] 马小红，北京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副主任、北京市人口研究所副所长、北京人口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顾宝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3] 西藏和新疆原已广泛实施非一胎化政策，故截至2014年5月底，全国已全面实施单独二孩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