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是18世纪启蒙时代杰出的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政治理论家，其思想和言行对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既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声音，又极大地影响了后世。他的著作和思想，曾作为西欧文化运动与社会革命的武器和旗帜，为现代民主和平等观念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他犀利的语言风格与超前的社会批判视野，又使其成为世界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并对现代文明的发展演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瑞士作家艾米尔所言，“卢梭在一切事情上都是开未有的风气的鼻祖”[1]。美国学者威尔·杜兰也认为，卢梭“……竟然能远胜伏尔泰，使宗教复活，使教育改变形态，使法国民气提高，而激发了浪漫运动和法国大革命。进而影响到康德（Kant）、叔本华（Schopenhauer）的哲学，席勒（Schiller）的戏剧，歌德（Goethe）的小说，华兹华斯（Wordsworth）、拜伦（Byron）和雪莱（Shelley）的诗歌，马克思（Marx）的社会主义以及托尔斯泰（Tolstoi）的伦理学？诸如此类的影响，使他在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18世纪作家和思想家中，成为对后代贡献最大的一位”[2]。可见，卢梭思想极具开放性和开拓性特质，而他的美学思想作为其全部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美学史的发展过程中亦具有不容忽视的承启意义。

一 卢梭思想研究状况述评

作为18世纪的文化巨人，卢梭在哲学、文学、政治学和教育学等众多领域都取得了开风气之先的丰硕成果，并且以卓越的理论建树在西方美学史上傲然独立。当我们走近这位笔耕一生，影响贯彻中西的伟大人物时，有必要先回顾一下，学界对卢梭其人及卢梭思想究竟已做出了哪些研究。

1.国外研究现状

在西方，卢梭思想自产生之日起就引起了诸多争议，在其身后更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英国政治思想家柏克以保守主义的立场而著称，他不仅对法国大革命持敌视态度，斥其为“可耻的邪恶”[3]，而且也将卢梭视为引起这一后果的罪魁祸首，并批判卢梭的学说“在整体上非常不适用于真实的生活与行为”[4]。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作为卢梭的崇拜者，则是把卢梭摆到了与牛顿齐名的位置，并且承认从卢梭那里洞悉到了人类自身内在的道德价值，认为是卢梭使他摆脱了知识形而上学的盲目，学会了尊重人性。[5]康德的“绝对律令”“意志自律”“人是目的”等观点均受到卢梭的影响。另一位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也对卢梭充满敬意，青年时期还曾在笔记本上写下了“卢梭万岁”的口号。黑格尔关注最多的是卢梭的公意学说，并且在自由观这个问题上对卢梭之于康德思想的影响予以总结，他认为在卢梭那里出现的绝对自由原则“提供了向康德哲学的过渡，康德哲学在理论方面是以这个原则为基础的”[6]。

除此之外，卢梭提出的自由平等、人民主权的理论学说也曾引起马克思、恩格斯的关注，他们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卢梭的思想进行辩证的分析与批判。一方面，马克思对卢梭政治思想中的进步因素给予高度的评价，说他“不断避免向现存政权作任何即使是表面上的妥协”[7]，恩格斯也认为卢梭所宣扬的自由平等观念，“在大革命的时候以及在大革命之后起了一种实际的政治的作用，而今天差不多在一切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仍然起着很大的鼓动作用”[8]，并且将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称为18世纪辩证法的杰作。[9]另一方面，他们也对卢梭思想的阶级局限性给予批判，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十八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们，也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所给予他们的限制。”[10]

可见，在卢梭身后，诸多西方思想家都深受其影响，并对其思想做出了或多或少的回应。不过，专门的卢梭思想研究还应该从现代算起。从新人文主义的批判，到新康德主义的解读、日内瓦学派的批评，再到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解构主义的探讨……卢梭思想研究的路向被一步步激活。20世纪的卢梭研究可以追溯到美国学者欧文·白璧德那里。1919年，欧文·白璧德出版了《卢梭与浪漫主义》一书，对卢梭的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这是美国的新人文主义精神与以卢梭为代表的浪漫主义精神的一场正面交锋。他认为“从卢梭身上，人们或许会学到沉落到理性层面之下的本能区域的艺术，而不是努力进入理性层面之上的认识区域”[11]；西方世界之所以会出现欲望放纵的道德价值趋向，主要原因就在于卢梭及浪漫主义对个体想象和自然本能的推崇与张扬。欧文·白璧德还认为，在卢梭那里，只有“回归自然”才能重新获得人本性善的体验，这就必然鼓励人们按照内心深处的“最隐秘的欲望”去履行自己的美德，然而人的欲望在面临道德问题时只会选择逃避和寻找替罪羊，又最终会造成人们对于道德责任感的逃避。

可见，在欧文·白璧德眼里，卢梭始终是一个极端的自由主义者和道德伦理的破坏者。他从新人文主义的立场反思泛情主义，号召恢复人文秩序，但始终是以古典的伦理道德标准作为评价卢梭及其开创的浪漫主义的尺度，而且把思想批评与现实生活经历过分地掺杂在一起，因此批判也不无偏颇之处，于是招来了不少指责与批评，彼得·盖伊就将其称为“瞎用传记方法的批评家”[12]。当然，除去这些批评不说，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白璧德对卢梭“回归自然”思想理解存在偏差，事实上，虽然卢梭强调人的感性的力量，但他所说的自然并非人的感性中经验层面的东西，并非欲望、冲动，而更多的是人的本真情感。

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一译恩斯特·卡西勒）作为新康德主义的代表人物，其涉及卢梭研究的主要论著有四部，即《启蒙哲学》（1932）、《卢梭问题》（1932）、《卢梭·康德·歌德》（1944）和《国家的神话》（1946）。[13]在卡西尔的研究中，一方面竭力澄清长期以来对卢梭整体思想的误读，他既批评了在欧文·白璧德的研究路数中，“思想史有消失于传记中的危险，而且它依次地表现为一种纯粹的编年史”[14]，认为这种以生平评判思想的做法只会导致对卢梭思想的歪曲；同时又对以卡尔·波普尔为代表的极权主义批评家和以贡斯当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复兴家的分歧提出了异议，在他看来，卢梭著作是一个整体，虽然其思想带有矛盾性，但是其根本上仍存在“一大原则”，即人本来是善的，是社会使其堕落，应该建立一种合乎道德的社会，实现公民的自由与平等。在此基础上，卡西尔认为卢梭的思想其实体现了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折中统一，而非单纯地偏向于哪一方。

另外，卡西尔深入分析了E.H.赖特在《卢梭的意义》（1929）中所发现的康德伦理学与卢梭伦理学的关系问题，并且把问题最终归结为理性主义的自由人性观。在具体的研究中，卡西尔采用传记学的历史主义与哲学的理性主义理解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来解读卢梭的人性理论，从对人的问题的思考出发反思卢梭所处的启蒙时代的哲学精神，而且沿着卢梭“回归自然”的方案继续讨论由启蒙时代延续而来的科学与人文分裂的问题，并以此揭示卢梭对人的内在价值的发现之于康德的影响，从而建立自己的文化哲学体系。正如当代著名解释学哲学家伽达默尔所说：“卡西尔把新康德主义的狭窄出发点亦即自然科学的事实，扩张成了一种符号形式的哲学，它不仅囊括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研究，而且意欲为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化活动提供一个先验的基础。”[15]可以说，卡西尔文化哲学体系的最终指向还是卢梭提出的文明与道德、科技与人文的关系问题，然而与卢梭积极寻求公意、社会契约等社会解决途径不同，他更多的是带有康德哲学精神思辨的特点，构建的是自己的文化哲学体系。

尽管卡西尔对卢梭的思想倾向已经做出了经典的解读，但是这方面的内容仍然是20世纪中后期以来卢梭研究者们热衷探讨的。瑞士学者扬·斯塔罗宾斯基是其中一位代表人物，他在“对于卢梭如何成其为卢梭这个问题的研究”上较之卡西尔影响甚至更为深远，当然他所论述的角度有所转变，已由卡西尔的传记加哲学式的阅读转而为心理学角度的解读，从“卢梭极度私密的经历中那昧暗、隐蔽的幽邃之处”[16]中证明卢梭作品对于道德伦理与平等正义的一致追求，带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某些气质。斯塔罗宾斯基作为20世纪四五十年代兴盛的日内瓦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让-雅克·卢梭：透明与阻隔》（1988）[17]一书典型地体现了日内瓦学派的意识批评特征，即通过作者的主观意识，而非求助于文学的外部社会历史环境和作品的形式与结构来进行文本批评的特征。

在斯塔罗宾斯基看来，透明的良心与文明世界的阻隔之间的紧张冲突造成了卢梭心理意识中癫狂与清醒、非理性与理性等交织的复杂性与冲突性，因此也导致了其文本内容与形式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即便如此，卢梭最希望的是克服这种与文明世界的阻隔与疏离而彰显自己透明的良心，我们也可以从这种表达方式中发现其作品一以贯之的诉求。总的来看，斯塔罗宾斯基的意识批评使其不失为一个现象学批评家的本色，其独特的研究视角与20世纪四五十年代日内瓦学派的兴起不无关联。日内瓦学派普遍认同，一个作家的全部文本不过是该主体的各自不同的变体，他们虽然从作者的心理体验、心理意识出发进行文学批评，但是这不同于传统传记文学批评中的心理描绘，而是不带有任何评论主体偏好的、经过现象学还原之后的纯粹意识。因此，彼得·盖伊强调，斯塔罗宾斯基的卢梭研究是“引人入胜”的，其研究方法“已经到了由其所作见其人，而不必将其所作径直简化为这个人的时候了”[18]。当然，美国学者彼得·布鲁克斯的《身体活：现代叙述中的欲望对象》（2003）[19]一书从身体叙事和身体再现的角度对卢梭的著作进行了梳理与分析，这仍属于精神分析的研究理路。

另外，美国保守主义学派施特劳斯学派对卢梭思想也做出过深入研究。施特劳斯学派缘起于20世纪的美国历史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该学派站在古典的立场上审视前现代的历史哲学与现代历史哲学，认为前者明显优于后者，也因此引发了一连串对于现代性的批判。施特劳斯在《自然权利与历史》（1953）一书中就认为，卢梭作为现代性三次浪潮中的第二个转折点，作为与马基雅维利、尼采相并列的人物，其核心思想是“以两种古典观念的名义来攻击现代性：一方面是城邦与德性，另一方面是自然”[20]。在施特劳斯看来，卢梭并非如罗素所认为的是“现代极权主义”和卡尔·波普尔所认为的是“浪漫集体主义”（这些称号都完全将卢梭作为一个追求现代精神与历史进步的思想家来对待，将其视为引发现代性各种问题的思想根源），而是一个沉溺于“古典世界”幻想的政治哲学家。以古典政治哲学反观现代性是贯穿施特劳斯学派的思想主线，施特劳斯的大弟子布鲁姆就曾把卢梭的《爱弥儿》提升为与《理想国》相并列的高度，并且在《巨人与侏儒》（1990）一书中指出“卢梭和那些伟大的自由主义者们之间的对峙将增进我们的自我清醒，并使我们承认我们的对手的深刻”[21]。通过对卢梭经典作品的解读，布鲁姆含蓄地批判了美国当时盛行的以罗尔斯的“正义论”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社会哲学观念，他认为罗尔斯的“正义论”建立在对其自然权利理论的误读的基础之上，因此在他看来，卢梭的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理论并非像新自由主义解读的那样，是对个体的道德价值与信念存而不论，恰恰相反，卢梭更多时候张扬的是一种古典的价值观念。除此之外，布鲁姆和汤豪塞的学生梅茨勒的《人的自然之善》（1990）[22]也是施特劳斯学派卢梭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

20世纪40年代，意大利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加尔维诺·德拉-沃尔佩对法国哲学特别是卢梭的政治哲学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由此走向对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的研究。德拉-沃尔佩在《卢梭和马克思》（1957）[23]一书中认为，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阐明的平等主义自由观相对于洛克、孟德斯鸠、洪堡、康德和贡斯当所阐明的公民自由观更具有普遍性和有效性，后者是有产者的自由，而前者是无产者的自由，前者的理论基础则来自卢梭的自由平等思想，因此，卢梭的自由观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具有重大意义。德拉-沃尔佩的学生，即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位创始人卢西奥·科莱蒂则著有《卢梭与列宁》（1972）一书，该书论述了卢梭关于直接民主的激进思想与列宁在《国家与革命》（1917）中捍卫苏维埃权力思想的渊源关系。科莱蒂遵循德拉-沃尔佩的主要思想，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只是沿袭了卢梭关于人民主权的思想，马克思、列宁“除了分析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外……并没有在卢梭思想的基础上增加什么”[24]。总的来说，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学派拒绝承认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思想联系，反对从黑格尔那里寻求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根源，旨在探讨卢梭的政治思想与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之间的内在渊源与承继关系。当然，卢梭关于人民主权的平等自由思想确实影响了马克思，但马克思的平等自由观与卢梭的观点有着根本的区别，马克思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消灭阶级的公平理想是卢梭建立在抽象人性论基础上的自由平等观所无法企及的，所以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学派在审视卢梭政治思想的问题上难免出现偏颇之处。

同样作为西方思想家，西方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在卢梭的研究上则与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迥异。他们试图突破传统形而上学以及心理分析的理论框架，而致力于寻求某种固定的理论逻辑，并且把结构主义的理论方法运用于社会历史与政治行为的研究上，法国学者路易斯·阿尔都塞在其经典著作《政治与历史：孟德斯鸠、卢梭、马克思》（1972）一书中对卢梭《社会契约论》的研究即是如此。阿尔都塞发现了《社会契约论》的第一卷第六章中有四个“错位”逻辑，即“社会契约表象下签约一方不在场及此不在场成为契约最初目标”“公意的全部的让渡与交易”“个体意志与公共意志”“意识形态的逃遁（如提倡公民宗教）与自然状态经济的倒退”，并且借对这四个“错位”逻辑的分析断定卢梭所订立的“社会契约”不过是“假契约”[25]，卢梭的政治理论是逐步由个人主义走向专制极权主义的。总的来说，阿尔都塞对《社会契约论》的解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恐怕就是一种“文字游戏”，是一种纯粹就文本修辞而展开的研究。

与之相比，现代解构主义哲学的文本修辞的解读方法则更进了一步。解构主义者的研究针对传统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进行消解，取消所谓文化与自然、自我与非我、理性与感性等之间的对立。在解构主义者看来，文本中体现出来的矛盾和对立往往是互相转化和取消自身的，或者为了避开对于自己不利的一些细枝末节而将另一面挤压到文本的边缘地带，从而出现了“替补”的概念，于是这些细枝末节往往成为文本解构的出发点。因此，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德里达在其代表作《论文字学》[26]（1967）中论述“危险的替补”这一问题时，就抓住卢梭作品中的一些无关宏旨的东西，比如母爱的替补（以母爱替补手淫）、写作的替补（以我所是替补我在场）等来解释卢梭对于自然本身的背离。实际上，对德里达而言，无论他是发掘文本的各种隐喻，还是运用自己的想象，抑或是玩弄文字游戏，无非都是为了表明真理是在言说中借以表达出来的主体，其关注的重心还是文字写作自身的奥秘。保罗·德·曼的研究深受德里达的影响，在其《阅读的寓言》（1979）[27]一书中有一半的内容用来解构卢梭。德·曼从语言的修辞维度入手解构卢梭，并分别以隐喻、自我、寓言、阅读的寓言、允诺和辩解分别对应卢梭的作品《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皮格马利翁》《新爱洛漪丝》《信仰自白》《社会契约论》《忏悔录》等。在这些研究中受关注最多的恐怕要数他对《忏悔录》的解构，在德·曼看来，卢梭的忏悔一方面具有“辩解”的功能，另一方面则可以满足自我暴露癖，这是德·曼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角度得出的结论。他认为，卢梭企图在陈述事实真相的过程中，以真假的事实判断偷换善恶的价值判断。因此，在解构主义哲学家那里，卢梭的文本、内心世界都要经受体无完肤的批判与揭露。

近些年来，西方也出现了卢梭美学思想的相关研究，主要分为三个方面。第一，对卢梭审美现代性思想的研究，如卡特琳·佛洛赛的《卢梭和尼采：走向道德美学》（2001）[28]，揭示了卢梭与尼采思想中蕴藏的审美现代性话语，指出了审美现代性从善与美的角度抗衡启蒙现代性的文化思路；而维吉尼亚·E.斯维因的《波德莱尔、卢梭与美学现代性》（2004）[29]，则分析了卢梭美学思想对19世纪以波德莱尔为代表的现代主义的怪诞美学原则的影响，梳理了18～19世纪从卢梭至波德莱尔的美学现代性的问题。第二，对卢梭自身美学思想的研究，如凯利·沙利文的《卢梭的情感美学：〈新爱洛漪丝〉中的艺术时空》（2007）[30]，与以往大多从社会功效的角度研究卢梭艺术观的思路不同，该书将情感视为一个艺术心理学概念，分析了其中包含的审美体悟-情感吁请-文本意义生成等审美接受理论，而且突出了情感在构筑卢梭作品艺术时空中的重要作用。第三，对卢梭自传体文学的研究，如尤金·L.斯泰格的《自传体文学中的浪漫主体：卢梭与歌德》（2000）[31]，其中就以卢梭的“忏悔”“对话”“梦思”主题的作品为例，讨论了自传体文学中诗性与真实性的问题；另外，伯恩汉·库恩的《浪漫主义时代的自传文学和自然科学：卢梭、歌德和梭罗》（2009）[32]介绍了卢梭自传体文学中同时呈现的文学性与科学性的特征，以此为例说明艺术与科学并非边界清晰，人文主义文化与科学主义文化也并非完全对立。可见，西方卢梭美学思想研究多集中于文化、文体、主体、影响等角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国内的研究。

总的来看，20世纪以来西方卢梭思想研究的主题，大多集中在对其思想属性的启蒙与反启蒙之争、政治倾向的专制与民主之争、历史地位的古典与现代之争等的分析与批判上。这些都可以为国内的研究提供一个整体的思想背景，有助于我们跳出二元对立的争论而辩证地看待问题。同时，国外学者不断地从新人文主义、新康德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等视角对卢梭思想进行阐释，这就为国内的研究打开了一些新视野，有助于我们思考方法的多元化与视角的多维化。

2.国内研究现状

从19世纪末期卢梭思想开始传入中国算起，国内学术界对卢梭思想的介绍和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卢梭思想在中国的早期传播。19世纪80年代，卢梭思想及著作经由日本传入中国，天赋人权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之前影响最大的学说之一。1898年，中国出现了《社会契约论》的中文节译本，名曰《民约通义》。1902年，上海文明书局出版了中文全译本的《社会契约论》，名曰《路索民约论》。随着译本的出版，一些评论卢梭思想的论文也相继见诸报端，较有影响力的是梁启超的《卢梭学案》（1901年刊发于《清议报》）与《民约论巨子卢骚之学说》（1902年刊发于《新民丛报》）、马君武的《帝民说》（1906年刊发于《民报》）、刘师培的《无政府主义之平等观》（1907年刊发于《天义报》）、严复的《〈民约〉平议》（1914年刊发于《庸言报》）与章士钊的《读严几道〈民约平议〉》（1914年刊发于《甲寅》）等文章。虽然其中对卢梭的解释和褒贬不一[33]，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这一阶段的知识分子都是出于民族救亡图存的目的关注“原人平等”“主权在民”这些有关国家和法律的学说。

第二阶段：以鲁迅与梁实秋论战为核心。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卢梭的《忏悔录》《爱弥儿》《新爱洛漪丝》《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梦》等著作传入中国。当卢梭民主、革命的浪漫主义思想进一步为中国知识界所接受之时，梁实秋却对卢梭进行了大肆批判，特别在1927年10月《复旦旬刊》的创刊号上发表《卢梭论女子教育》一文，对代表卢梭革命影响力的自然教育思想完全否定，对其中最具保守色彩的女子教育却大加赞赏。鲁迅迅速对梁实秋的思想倾向做出回应，并在1928年1月《语丝》周刊发表《卢梭与胃口》一文对梁实秋古典主义文学的批评立场展开公开论战。梁实秋在这场论战中秉承其老师欧文·白璧德的批评立场，而鲁迅由于受到卢那察尔斯基和普列汉诺夫文艺思想的影响，坚持以阶级人性的观点加以回击，并最终为梁实秋冠以“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头号。这是一场关于中国文学中的浪漫主义趋势的论争，其实，在这场论争中就已经涉及对卢梭文学中的浪漫主义精神的研究与认识的问题。特别是在这一时期，“创造社”成员及与之关系密切的徐志摩、冯沅君等人已经自觉地在文学创作领域对卢梭的自然、情感、自由的浪漫主义元素进行了发挥。但是随着国内革命战争与抗日战争的爆发，这条研究线索并没能得到延续。

第三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9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再次把卢梭的主要作品加以翻译出版，而且此次的译本大多数是根据法语原文进行重新翻译，其中有1959年版的《论科学与艺术》、1962年版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964年版的《社会契约论》（1980年再版）、1978年版的《爱弥儿》，1986年版的《忏悔录》、1990年版的《新爱洛漪丝》。[34]但是这一阶段，对西方学界有关卢梭思想研究的译介很少，除了苏联作家阿思穆斯著的《卢梭·纪念卢梭二百五十周年诞辰》、法国作家法兰西斯·韦渥著的《卢梭》和法国评论家罗曼·罗兰著的《卢梭传》三本传记类的译著之外，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苏联理论家别尔纳狄涅尔著的《卢梭的社会政治哲学》。[35]就国内著作而言，到了20世纪80年代，学界开始出现了卢梭思想总体研究的著述，如1986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于凤梧的《卢梭思想概论》，全书内容丰富，论证精辟，对卢梭的哲学、政治、法律、宗教和教育等各个方面的思想做了系统全面的介绍，为读者了解卢梭思想的形成及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就研究论文而言，通过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世纪80～90年代，研究卢梭的论文有50篇左右。总的来看，国内学者逐渐认识到卢梭思想的特点和价值，研究呈逐渐增多之势。

但是，这一阶段有关卢梭美学思想的研究还比较薄弱，特定阶段对浪漫主义美学的忽视，导致了学界对其研究的忽视，在美学史著作中也只是一笔带过。如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的《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仅略谈了卢梭的社会风气败坏美学趣味与艺术生产的观点。朱光潜在《西方美学史》中介绍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美学时，只是对狄德罗进行专节的详细论述，而对卢梭却以背景资料的方式，简单提及他对文艺的否定态度和《新爱洛漪丝》对浪漫主义的影响。[36]但是，这一阶段出现了对卢梭美育思想的研究，像涂途的《西方美育史话》[37]就对卢梭的审美教育思想进行了概括描述。另外，上面我们提到的于凤梧的《卢梭思想概论》也涉及卢梭美学中有关美的含义与审美原理这两个问题。尽管这些关于卢梭美学思想研究的深度和力度略显不足，但是这表明了学界对其思想的研究出现了逐步细化的趋势。

第四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资料建设进一步完善，不仅《论戏剧：致达朗贝尔信》[38]《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梦》《论语言的起源——兼论旋律与音乐的摹仿》的中译本陆续出版，特别是在2012年卢梭诞辰300周年之际，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李平沤翻译的《卢梭全集》，这是目前国内有关卢梭著作品种最全、规模最大的一次结集出版。[39]除此之外，在这一阶段国外的卢梭研究成果也被陆续介绍进来[40]，这样就为中国学术界研究卢梭提供了翔实的资料依据和理论背景，如恩斯特·卡西尔的《卢梭·康德·歌德》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国内的研究成果而言，在很多领域都取得了实绩，研究的类别涉及卢梭的哲学、伦理学、政治学、教育学、文学等领域，涌现了一批有代表性的著作和论文：有思想评传性质的，如李玮的《卢梭》与伍厚恺的《孤独的散步者：卢梭》等[41]都以散文的笔触勾勒了卢梭的传奇一生、思想及影响；有从政治法律思想的角度来介绍与评判卢梭的，如钱弘道的《为卢梭申辩：卢梭政治法律思想评判》、李平沤的《主权在民VS“朕即国家”——解读卢梭〈社会契约论〉》、尚杰的《〈社会契约论〉导读》、刘时工的《专制的卢梭还是自由的卢梭——对〈社会契约论〉的一种解读》等[42]，都是围绕“社会契约”思想研究和评价卢梭的政治法律思想的；崔之元的《卢梭新论——彻底的自由主义必须关心公意》、汪火良与张建磊的《卢梭的人民主权和法律公意考》、林丛与徐国亮的《卢梭公意说的诠释学解读》[43]等，都围绕由“公意”概念含混引起的分歧与争议来评判卢梭政治思想的倾向性；朱学勤的《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等[44]，则在分析卢梭政治神学论的基础上探讨其与罗伯斯庇尔乃至整个法国大革命的关系；也有对卢梭与启蒙运动关系的研究，如黄群的《卢梭与启蒙哲人的信仰论争——卢梭〈致达朗贝论剧院的信〉的开场绎读》、曾誉铭的《启蒙的自我批判：论卢梭与启蒙运动》、黄璇的《卢梭的启蒙尝试：以同情超越理性》等[45]，大都从卢梭与启蒙运动精神的交会与分歧中分析卢梭思想的实质；也有对卢梭宗教思想的研究，如葛力的《18世纪法国哲学》、崇明的《卢梭社会理论的宗教渊源初探》、张仕颖的《卢梭宗教哲学的实质》、董晔的《信仰·和谐·自然——卢梭的宗教思想》等[46]；还有研究卢梭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情况的，如颜徳如的《卢梭与晚清革命话语》分析了卢梭思想在晚清社会历史空间内的传播、生成与演变，宗先鸿的《卢梭与中国近现代文学》考察了卢梭对梁启超、鲁迅、周作人、郁达夫、老舍等近现代知识分子文学创作的影响，吴雅凌的《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汉译及其影响》回溯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卢梭的民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情况，袁贺与谈火生的《百年卢梭——卢梭在中国》对卢梭思想传入中国百年来学界有关其思想研究的成果进行分类总结，余金刚的《卢梭的中国面孔》则研究了晚清时期卢梭在中国知识界的政治形象问题。[47]

除此之外，这一阶段对卢梭美学的研究亦收获了不少成果，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卢梭美育思想的研究，如钟仕伦、李天道主编的《西方美育思想简史》[48]中对其审美教育思想进行了总体介绍，主要涉及他的自然美育思想；邹华的《卢梭美育思想要点及现实意义》、李妍妍的《论卢梭的美育思想及实践品格》以及三篇硕士学位论文《卢梭儿童美育思想探析》《卢梭的美育思想及其当代意义》《卢梭美育思想的理论框架与现实意义》等[49]，都着重探讨了卢梭美育思想的当代价值问题。二是针对卢梭与浪漫主义关系的探讨，主要代表著作有赵林的《浪漫之魂——让-雅克·卢梭》与赵立坤的《卢梭浪漫主义思想研究》[50]，前者着重分析了卢梭的情感、自由思想对浪漫主义文学创作风格形成的影响，后者则以否定性、自然、道德、平等来定义卢梭浪漫美学的表征；此外，种海燕的《卢梭对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兼论20世纪20年代梁实秋和鲁迅的论战》与胡程、徐思友的《情感的审美化与审美化的情感：论沈从文与卢梭文学思想的浪漫主义特质》等[51]，还探讨了卢梭的审美理念在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思潮中的发展与演变。三是有关卢梭与审美现代性关系的研究，如范昀的《审美与正义——论卢梭的审美现代性批判》、种海燕的《卢梭美学思想的现代性张力》与笔者的《试论卢梭的审美现代性启示》等[52]，都将卢梭视为开启审美现代性先河的人物，对其反思理性、批判文明的现代诊断与现代性见解做出评析。另外，一些西方美学史著作也对卢梭做出了专节介绍，如李醒尘在《西方美学史教程》中，着重从卢梭对待科学与艺术的态度，以及对美和审美力两个概念的理解阐释其美学思想的内涵；蒋孔阳、朱立元主编的《西方美学通史（第3卷）：十七十八世纪美学》围绕卢梭对待艺术的态度、卢梭与浪漫主义的关系这些问题展开叙述；汝信主编的《西方美学史》则从其文明观与艺术观、戏剧观等方面分析了卢梭自然与文明的悖论以及对科学与艺术（戏剧）的否定。[53]

可见，这一时期的研究较之前一个时期更加深化，也更加细部化。但是，虽然学界在对卢梭美学思想的整理和研究上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与其丰厚的理论内涵与价值意义相比，学界对其了解还不够，在研究的观念、方法和结论上仍存在拓展空间，尤其在知识逻辑和现代价值方面还有待做出清晰、深入的探究。是什么原因阻碍了我们对于卢梭美学思想的进一步研究呢？一方面，当代学者过多地把关注点放在了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这是事实也是原因。国内学术界大多把卢梭作为单纯的政治思想家、社会理论家、道德教育家和文学作家等加以研究，似乎卢梭的理论焦点始终停留在政治、社会和教育等方面。人们在面对卢梭的作品时，也总是各取所需，把《论科学与艺术》看作他社会学思想的起点，把《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等归为他的社会-政治学著作，把《爱弥儿》当成社会-教育学著作，认为《新爱洛漪丝》这部爱情题材的小说，也是为了针砭社会问题而做等。这样的观点和套路固然不能算错，却也使人们忽略了对处于文、史、哲之间的美学的关注，偶尔研究有关卢梭的文艺思想也只被当作他整个学说的点缀。另一方面，或许是卢梭自身浪漫主义思想的复杂性、模糊性、隐体系性，也使得他的美学思想的确不太明显。卢梭并不像康德、黑格尔那样具有流传于世的美学专著，他的有关美与艺术的观点只是散见于其许多著作、书信、名言警句的片段之中，而且总是在哲学、教育学、社会学的论述之中若隐若现。这与我们对美学的传统理解并不太符合，因此，卢梭要想在西方美学史的框架当中受到重视实属不易。这实际上又体现出我们在美学史写作中有意无意的取舍态度及其所折射出的偏见。然而卢梭的美学思想绝不是美学史中可以忽略的部分，相反，它是西方美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二 本书的选题及研究思路与方法

卢梭思想不仅在西方古典主义向近现代文化、美学形态的转型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且揭示了现代文明与人性的对立关系，由此产生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笔者采用“以点带面”的研究思路，以整体观照与历史情境还原的研究方法为主，从“自然”“情感”“自由”等关键词入手来把握卢梭美学的理论内涵及内在逻辑。

1.选题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首先，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看出，从美学的角度来研究卢梭，或者从卢梭的角度来观照西方美学史的发展演变这一选题的可行性。

一方面，卢梭学说的深刻性，使他有关文艺、文化的零星论述完全可能汇成全面、系统的美学思想。卢梭是一个思想家，一个政治理论家、社会学家，这一点恐怕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对他的理解并不能仅限于此，我们要想对其整个学说有个更加深入的了解，还必须“回到文本”中去，从卢梭的著作中挖掘其理论的关注点。从《论科学与艺术》中最早提出的文明对“人性的异化”问题，到《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提出的“自然状态”的理论，再到《新爱洛漪丝》中对于合乎美德的情感追逐，然后到《社会契约论》中草拟的理想社会的蓝图，最后到《爱弥儿》中塑造的“理想人”形象，在这些主要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卢梭是紧紧围绕人性、人的情感、人的生存境域问题画出了其理论的圆周，形成了其整个人学思想的大背景。因此，卢梭对自然、情感、自由等一些相关问题做出的零散的美学思考，与其政治学、社会学理论一样都体现着整体的人学色彩，具有人格建构的美学意义。

另一方面，处在“百科全书”时代的卢梭多才多艺、学识渊博，除了在思想领域多有建树，他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文学作家，《忏悔录》《新爱洛漪丝》和《爱弥儿》等作品使他与艺术、美学非常接近。甚至可以说，卢梭本人就是一个诗性的存在，他的美学天然地处在思想和艺术之间，等待着我们去努力挖掘，所以阐发卢梭美学思想的重大理论意义自不待言。虽然他的社会和革命等理论已载入历史，成为过去的那个时代的标识，然而他有关启蒙、文明与异化、美育等的论述，却一直对现实生活中的人发生影响，特别是他对理性万能论的批判在今天则具有尤其重要的意义。

其次，作为西方启蒙、法国大革命时代的代表人物，卢梭是任何有关当时思想的研究不能忽略的；而他作为西方美学转型期的过渡性人物，又是任何有关美学史的研究无法回避的。卢梭是“不老的”，他注定是为了未来而存在。虽然他的思想在其生前得不到承认，但是他的“主权在民”思想在其去世后的西方政治生活中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他在法国大革命中被奉为精神导师，正如海涅所言：“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比尔不过是卢梭的手而已，一只从时代的母胎中取出一个躯体的血手，但这个躯体的灵魂却是卢梭创造的。”[54]不仅如此，卢梭美学中的浪漫主义精神也在西方美学史上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他在西方美学史中的重要位置恰好又说明了这一论题的必要性。

一方面，卢梭以反传统的激进立场而闻名：他既不满传统基督教义的人性“原罪说”，提出了自己的公民宗教或曰自然宗教；同时又一反传统古典主义的束缚，表达了自由、平等和个性解放等愿望，发出了“回归自然”的呼声。卢梭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反叛18世纪的形式化、仿效古典、贬抑情感的理性世界的第一人，而且以自己的理论和创作实践为我们见证了与理性时代风格迥异的另外一种精神的崛起，后世称为浪漫主义精神。因此，另一方面，他又“指向一个更进步的时代”[55]。他不仅以其磅礴的气势打碎了古典主义对于文艺思想的束缚，而且拉开了浪漫主义思潮的序幕。威尔·杜兰在《世界文明史——卢梭与大革命》中把卢梭归结为浪漫主义运动一切反叛的“根据”：

但浪漫运动是何意？乃感觉对理性之反叛；本能对理智之反叛；情感对判断之反叛；主体对客体之反叛；主观主义对客观性之反叛；个人对社会之反叛；想象对真实之反叛；传奇对历史之反叛；宗教对科学之反叛；神秘主义对仪式之反叛；诗与诗的散文对散文与散文的诗之反叛；新歌德对新古典艺术之反叛；女性对男性之反叛；浪漫的爱情对实利的婚姻之反叛；“自然”与“自然物”对文明与技巧之反叛；情绪表达对习俗限制之反叛；个人自由对社会秩序之反叛；青年对权威之反叛；民主政治对贵族政治之反叛；个人对抗国家——简言之，19世纪对18世纪之反叛，或更精确地说，乃是1760至1859年对1648至1760年之反叛。以上浪漫运动趋势的高潮阶段，于卢梭和达尔文期间横扫欧洲。

几乎所有这些要素皆从卢梭找到根据。[56]

以自然反叛文明，以情感反叛理智，以自由反叛陈规，这是对卢梭反叛精神的总结，也是对其浪漫精神的总结。后世浪漫主义美学的特征都是卢梭“自然”“情感”“自由”思想的延续，都已经在卢梭思想中得到了显现。在卢梭那里，代表原初、自然而非人为建构的“自然”标准逐步流行起来，人们心灵中最敏感的心弦也开始发出颤音，谱写出自我的篇章。从更深一个层次来看，卢梭把人性的形而上学倾向与人的自由联系起来，进一步揭示了早期现代理性概念的缺陷，开辟了对现代性批判的新的路线，可以说，卢梭发起的是一场至今仍未止息的、彻底的美学革命。这也决定了卢梭思想的意义势必会延伸到康德之后，甚至成为一部西方现代美学的启示录。康德的美学思想很大一部分得益于卢梭的影响；几乎所有的浪漫派作家都推崇卢梭，特别是德国的诗人们也在“回归自然”的指引之下发起了“狂飙突进运动”，由此形成的审美趣味和风尚也影响了几代人。

2.本书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卢梭作为西方美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其美学思想是在艺术实践中结合自身情感体验加以反思与批判的结果。他的理论成果本身包括两个维度。从共时的维度看，美学作为人文科学，总是与特定时期的其他社会思想、文化理论，乃至政治、经济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卢梭的美学思想亦是如此，其形成与他本人所生活的启蒙时代有着紧密的联系，是时代文化的一部分。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时应把卢梭放在启蒙运动的背景之下，从他全部的著作中去归纳和辨析卢梭美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和理论品格；既对卢梭思想中所蕴含的艺术与美的理论和范畴进行概括和梳理，同时又要努力还原当时卢梭所处的社会文化情境及他决意要做一名“孤独的散步者”的心态。同时，在横向把握整个时代美学大背景下卢梭美学思想内在逻辑的基础上，分析其与同时期其他美学思想家的异同。

从历时的维度看，卢梭的美学思想是西方美学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而这又要求我们在研究时应将卢梭美学思想放在美学史发展的大框架中，揭示卢梭的美学思想如何奠定了后世美学根基和发展趋向，纵向突出其在整个美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分别考察他对古典主义美学的批判与继承，对近代浪漫主义美学的开创与引导，乃至对西方现代美学发展的影响。同时，本书还对卢梭所强调的“艺术的道德教导功能”进行了辩证的分析，指出他作为由古典美学向浪漫美学过渡阶段的人物，在反对古典主义时有不彻底性。这两个维度也显示出卢梭作为美学家、艺术批评家与作家的许多矛盾之处，同时也连带出当下的一些美学理论问题。

在以上的论述中，为了阐明卢梭美学思想的“事实”，厘清其知识逻辑，本书采用了“以点带面”的研究思路，从卢梭美学中的“自然”“情感”“自由”这几个关键词入手，通过这几个关键点来把握卢梭美学的知识学内涵及内在逻辑。同时，“回到文本”，体味作者的最初创作及理论意图，从而形成对卢梭美学思想及其现代价值的整体认识与准确定位。本书的研究可分为三个步骤。

首先，对卢梭思想进行整体的美学解读。本书着重从哲学美学与艺术美学的角度对卢梭思想进行系统的整理，希望能够跳出以往侧重于社会学、政治学阐释的狭隘视角，实现对卢梭美学思想事实的真实呈现。为此，本书主要选取了卢梭美学思想中的核心命题——“回归自然”作为立论中心，希望能够提纲挈领，尽量全面地反映出卢梭美学思想的基本理论内涵。

其次，分析卢梭美学的理论内涵及内在逻辑。本书主要选取了“自然”“自由”“情感”这几个范畴，兼及卢梭的文艺思想与艺术美论，既探究这些概念范畴的知识学内涵，又注意厘清它们之间的逻辑关联；既不割裂它们之间的联系而进行孤立的论述，也没有机械地叙述卢梭的美学思想而忽视他与同时期美学思想家的联系与区别，更没有单纯地做横向比较而忽视美学史上的纵向考察。

最后，对卢梭美学进行总体的评价，分析其现代价值。本书坚持辩证法的观点，对卢梭美学的价值进行正反两方面的阐发与质询，先是对他在西方美学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做出理论上的提升，在此基础之上，本书进一步探讨卢梭美学的现代价值，探讨其在学术意义上对于审美现代性研究的启示意义，在实践意义上对于生态环境保护、克服多元文化价值下的个体精神危机及对素质教育等问题的借鉴意义；其后将辩证地分析卢梭作为转型期的美学人物，其思想中存在的一些阶级与时代的局限性，这提醒我们在研究中要尽量避免过度诠释。

另外，本书采用了整体观照与历史情境还原的研究方法。

整体观照的研究方法。既往对卢梭学术思想的梳理，由于受政治因素及其思想激进性的影响，主要停留于政治学、社会学、文学等层面的研究，而他的美学思想则被遮蔽，卢梭学术思想的丰厚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削减。本书的研究有意识地采用一种整体观照的方法，始终把卢梭的全部思想作为一个统一体来考察，对其美学思想的生成及知识逻辑做出系统的梳理。整个研究虽然侧重于卢梭美学思想，却并未把他的美学理论和其他的学术思想割裂开来，而是深入地探讨卢梭美学与其政治观、历史观、哲学观、文学观乃至教育观的内在逻辑关联。

历史情境还原的研究方法。本书力图把卢梭美学还原到它所生成的近代文化土壤中去，激活其学术价值。对卢梭美学的评价，也应在整个西方美学史的视野中进行，尤其应在从西方古典主义向近现代文化、美学形态转型的大环境中进行言说。这种历史情境还原的方法，无疑有助于对卢梭美学的深入理解和诠释，有助于对卢梭美学的理论价值和当代意义，包括其理论局限做出清楚的认识和辩证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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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转引自〔英〕鲍桑葵《美学史》，张今译，商务印书馆，1985，第280页。

[2] 〔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卢梭与大革命》上册，幼狮文化公司译，东方出版社，1999，第3页。

[3] 〔英〕埃德蒙·柏克：《法国革命的教训》，载《自由与传统——柏克政治论文选》，蒋庆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第202页。

[4] 〔英〕埃德蒙·柏克：《法国革命的教训》，载《自由与传统——柏克政治论文选》，第203页。

[5] 参见〔德〕康德《康德美学文集》，曹俊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第105页。

[6]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78，第234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148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142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9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页。

[11] 〔美〕欧文·白璧德：《卢梭与浪漫主义》，孙宜学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第93页。

[12] 〔德〕恩斯特·卡西勒：《卢梭问题》，王春华译，译林出版社，2009，导言第14页。

[13] 〔德〕恩斯特·卡西尔：《启蒙哲学》，顾伟铭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卢梭问题》，王春华译，译林出版社，2009；《卢梭·康德·歌德》，刘东译，三联书店，1992；《国家的神话》，范进等译，华夏出版社，1999。

[14] 〔德〕恩斯特·卡西尔：《卢梭·康德·歌德》，1992，第70页。

[15] 〔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中文本序注释。

[16] 〔德〕恩斯特·卡西勒：《卢梭问题》，跋第116页。

[17] Jean Starobinski，Jean-Jacque Rousseau：Transparency and Obstruction，trans.，A.Goldhammer.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8.

[18] 〔德〕恩斯特·卡西勒：《卢梭问题》，跋第117～118页。

[19] 〔美〕彼得·布鲁克斯：《身体活：现代叙述中的欲望对象》，朱生坚译，新星出版社，2005。

[20] 〔美〕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三联书店，2003，第258页。

[21] 〔美〕阿兰·布鲁姆：《巨人与侏儒》，张辉远编，秦露等译，华夏出版社，2003，第224页。

[22] Arthur Mezler，The Natural Goodness of Man：On the System of Rousseau’s Thought，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1990.

[23] 〔意〕加尔维诺·德拉-沃尔佩：《卢梭和马克思》，赵培杰译，重庆出版社，1993。

[24] Lucio Collenti，From Rousseau to Lenin，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72，p.185.

[25] Louis Althusser，Politics and History：Montesquieu，Rousseau，Marx，trans.from the French by Ben Brewster，Verso Edition，London，1982，pp. 126-160.

[26] 〔法〕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27] 〔美〕保罗·德·曼：《阅读的寓言》，沈勇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28] Katrin Froese，Rousseau and Nietzsche：Toward an Aesthetic Morality，Oxford：Lexington Books，2001.

[29] Virginia E. Swain，Grotesque Figures：Baudelaire，Rousseau，and the Aesthetics of Modernity，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4.

[30] Karen Sullivan，Rousseau’s Aesthetics of Feeling：Time，Place，and the Arts in Julie Ou La Nouvelle Heloise，New York：The Edwin Mellen Press Ltd.，2007.

[31] Eugene L. Stelzig，The Romantic Subject in Autobiography：Rousseau and Goethe，Virginia：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2000.

[32] Bernhard Kuhn，Autobiography and Natural Science in the Age of Romanticism：Rousseau，Goethe，Thoreau，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2009.

[33] 一派是对卢梭思想持肯定的观点，以马君武、刘师培为代表；另一派则持否定批判的观点，以严复、章士钊为代表；另外，还有一些对待卢梭的态度前后期并不一致的思想家，如梁启超、孙中山等人。

[34] 〔法〕卢梭：《论科学与艺术》，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59；〔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译，商务印书馆，1962；〔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64/1980；〔法〕卢梭：《爱弥儿》，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1978；〔法〕卢梭：《忏悔录》第一、二部，黎星等译，商务印书馆，1986；〔法〕卢梭：《新爱洛漪丝》，伊信译，商务印书馆，1990。

[35] 〔苏〕阿思穆斯：《卢梭·纪念卢梭二百五十周年诞辰》，梅溪译，商务印书馆，1963；〔法〕法兰西斯·韦渥：《卢梭》，裘奇译，新华出版社，1988；〔法〕罗曼·罗兰：《卢梭传》，陆琪译，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苏〕别尔纳狄涅尔：《卢梭的社会政治哲学》，焦树安、车铭洲译，王太庆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36]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37] 涂途：《西方美育史话》，红旗出版社，1988。

[38] 达朗贝尔又译达朗贝。

[39] 〔法〕卢梭：《论戏剧：致达朗贝尔信》，王子野译，三联书店，1991；〔法〕卢梭：《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梦》，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08；〔法〕卢梭：《论语言的起源——兼论旋律与音乐的摹仿》，洪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法〕卢梭：《卢梭全集》，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2。

[40] 主要的作品有：〔法〕罗曼·罗兰：《卢梭的生平和著作》，王子野译，三联书店，1993；〔意〕加尔维诺·德拉-沃尔佩：《卢梭和马克思》，赵培杰译，重庆出版社，1993；〔比〕雷蒙·特鲁松：《卢梭传》，李平沤、何三雅译，商务印书馆，1998；〔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卢梭与大革命》（上、下册），幼狮文化公司译，东方出版社，1999；〔德〕恩斯特·卡西尔：《卢梭·康德·歌德》，刘东译，三联书店，1992；〔法〕爱弥尔·涂尔干：《孟德斯鸠与卢梭》，李鲁宁、赵立玮、付德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美〕欧文·白璧德：《卢梭与浪漫主义》，孙学宜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刘小枫、陈少明主编《卢梭的苏格拉底主义》，华夏出版社，2005；〔美〕吉尔丁：《设计论证：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尚新建、王凌云译，华夏出版社，2006；〔法〕亨利·古耶：《卢梭与伏尔泰：两面镜子里的肖像》，裴程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等等。

[41] 李玮：《卢梭》，辽海出版社，1998；伍厚恺：《孤独的散步者：卢梭》，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肖峰：《卢梭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

[42] 钱弘道：《为卢梭申辩：卢梭政治法律思想评判》，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李平沤：《主权在民VS“朕即国家”——解读卢梭〈社会契约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尚杰：《〈社会契约论〉导读》，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刘时工：《专制的卢梭还是自由的卢梭——对〈社会契约论〉的一种解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43] 崔之元：《卢梭新论——彻底的自由主义必须关心公意》，《读书》1996年第7期；郑伟：《试论卢梭的公意学说》，《法国研究》1996年第1期；林丛、徐国亮：《卢梭公意说的诠释学解读》，《东岳论丛》2012年第6期。

[44] 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上海三联书店，2003。

[45] 黄群：《卢梭与启蒙哲人的信仰论争——卢梭〈致达朗贝论剧院的信〉的开场绎读》，《基督教文化学刊》2010年第1期；曾誉铭：《启蒙的自我批判：论卢梭与启蒙运动》，《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黄璇：《卢梭的启蒙尝试：以同情超越理性》，《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5期。

[46] 葛力：《18世纪法国哲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渠敬东编《现代政治与自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张仕颖：《卢梭宗教哲学的实质》，《江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董晔：《信仰·和谐·自然——卢梭的宗教思想》，《理论学刊》2006年第9期。

[47] 颜徳如：《卢梭与晚清革命话语》，《学海》2005年第1期；宗先鸿：《卢梭与中国近现代文学》，东北师范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吴雅凌：《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汉译及其影响》，《现代哲学》2009年第3期；袁贺、谈火生：《百年卢梭——卢梭在中国》，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余金刚：《卢梭的中国面孔》，吉林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

[48] 钟仕伦、李天道主编《西方美育思想简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49] 邹华：《卢梭美育思想要点及现实意义》，《中国教育学刊》2004年第11期；李妍妍：《论卢梭的美育思想及实践品格》，《贵州社会科学》2008年第12期；孙雪娇：《卢梭儿童美育思想探析》，辽宁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王振君：《卢梭的美育思想及其当代意义》，山东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饶精玲：《卢梭美育思想的理论框架与现实意义》，浙江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

[50] 赵林：《浪漫之魂——让-雅克·卢梭》，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赵立坤：《卢梭浪漫主义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51] 种海燕：《卢梭对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兼论20世纪20年代梁实秋和鲁迅的论战》，《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胡程、徐思友：《情感的审美化与审美化的情感：论沈从文与卢梭文学思想的浪漫主义特质》，《宁夏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52] 范昀：《审美与正义——论卢梭的审美现代性批判》，浙江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种海燕：《卢梭美学思想的现代性张力》，《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12期；李妍妍：《试论卢梭的审美现代性启示》，《东岳论丛》2010年第6期。

[53] 李醒尘：《西方美学史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蒋孔阳、朱立元主编《西方美学通史（第3卷）：十七十八世纪美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汝信主编《西方美学史》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54] 〔德〕亨利希·海涅：《论德国》，薛华、海安译，商务印书馆，1980，第292页。

[55] 〔丹〕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分册，张道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第5页。

[56] 〔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卢梭与大革命》下册，幼狮文化公司译，东方出版社，1999，第14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