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民权论与国权论：政治发展道路的探索
明治维新以及日本早期的工业化是在西方的冲击与压力下出现的。在日本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始终存在如何看待西方、如何学习西方以及如何探索日本自身发展道路的问题。应对西方的冲击与压力，首先就要了解西方，进而向先进的西方学习，这是日本实现工业化，走向现代化的基调。但如何向西方学习，学习什么，以及如何将西方的先进体制、先进经验转化为日本的实践，选择什么样的具体道路，却是日本一直在探索的问题。
早在明治初年，这样的探索就已经开始了。随着工业化的启动和发展，日本社会结构出现了重大变化。是按照英美模式发展“民权”以达到“富国强民”的目的，还是仿效普鲁士强调“国权”而抑制“民权”，成为明治时期政治发展的中心议题。此后一百多年来的日本政治几经反复、多有磨砺，民权与国权双重因素，在具有循环性特征的政治发展进程中，显现出了它的基础性意义。
一 明治体制走向“国权优先”
明治维新初期，在政治思想和政策方面表现出两种倾向。明治政府中以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等为代表的主流派、当权派，所持有的意识形态及政治主张，可用“国权论”加以概括。明治政府在“国是五条誓文”中提出的建国纲领，具有初步的西方民主倾向，把重视咨询民意、以国家利益来处理国政等作为施政方针之一，这成为自由民权运动即“民权派”的主张，明治时代的民权论与国权论争议的焦点在于：分权还是集权。民权论者赞成以英国议会制度为榜样，实行民选的议会政治。国权论者则主张集中国家权力，主张循序渐进地发展议会制度。
民权论的主张最终没有被采纳，明治体制借鉴的是普鲁士国家体制，建立起来的国家体系并不是一个英美式的民主政体，而是一个以萨长藩阀为主的具有中央集权性质的官僚体制，即“外观性立宪主义”，以此体制在政治上保全并形成独立的统一国家，完成“国家建设”的任务，在经济上实现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转化，殖产兴业，自上而下地导入产业资本主义。
（一）“五榜揭示”[1]和“内治优先论”
明治政府建立初始，新政府力量薄弱，可谓是面临内忧外患，幕府残余、地方藩政势力和西方列强虎视眈眈，就连新政府内部也是派阀林立。在这种政治形势下，刚刚从幕府手中接管了权力的明治政府领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打破封建专制体制固然重要，但是，此时建立新国家的第一要义并不是在政治上放开民众参与的权利，而是巩固加强明治政府的权力，建立中央集权制才能抵御和排除内外敌人的干扰，建立一个独立统一的民族国家。
1.“五榜揭示”
就在颁布“国是五条誓文”的第二天，1868年3月15日，明治政府同时还向全体国民颁布了“五榜揭示”，其中第二条“禁止徒党、强诉、逃散”，是和幕府时代一样，严禁开展民众集聚活动，严禁结党结社；第三条“严禁基督教及邪教”，在思想上实施管控；第五条的“禁止无端从乡村出走去流浪”，更是在行动上对民众，特别是对占人口多数的农民的流动实行了控制。
具有开放性的“五条誓文”与旨在强化社会管制统制性的“五榜揭示”同时颁布，显示了从明治维新的始动期，明治政府对于未来的近代国家建设，更为倾向于国体建设优先、集中政府权力的选择。这种强力性安排表明了明治政府所做出的影响到日本历史进程的维新变革的属性是“德川社会的历史遗产不许可通过民主的或群众革命的过程来进行自下而上的变革，却只能是专制的，自上而下的变革”[2]。
2.岩仓出使定国策
为了更好地学习西方国家的经验，作为本国发展的借鉴，1871年年底，刚刚完成废藩置县，政局稍定、百废待兴的明治政府，即派遣由右大臣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参议木户孝允、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工部大辅伊藤博文、外务少辅山口尚芳等四人为特命全权副使，由各部选派的官吏、随员共48人的大型使节团，出使美国和欧洲各国。随团出访的还有在华族和士族中选派的59名留学生。
从1871年12月23日至1873年9月，岩仓使团先后访问了美、英、德等12个国家，使团停留时间最长的是美国，重点考察的则是英德两国。岩仓使团的美欧之行，历经20个月，耗资百万日元，占到当年明治政府财政支出的2%，其规模之大，人员之重要，历时之长，效果之显著，影响之深远，在日本历史上空前绝后，在世界历史上也可谓绝无仅有。在出使和考察结束后，使团主要成员岩仓具视、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等人，均成为明治政府的当权派，最终主导了明治一代的日本政治。
岩仓使团出访考察途经美欧12国，尽管行期近两年，但就全面、系统地考察国外政治制度、了解欧美诸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艰巨任务而言，加之考虑到当时的交通条件，这段行期不可谓长。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在不到两年的考察中，刚刚开国不久，在对外部的西方世界相当陌生的情况下，这群日本精英竟然正确地认识到美欧国家富国强兵的制度原因；不仅如此，他们还进一步准确地分辨出美欧国家不同政体之间的区别与差异，特别是认识到作为先发国家英国的议会制和后发国家德国的君主立宪制在结构与功能上的重大区别，并结合日本实际和需要，最终做出了日本应当学习德国的正确判断和选择。即使在今天看来，这仍然显得不可思议。岩仓使团的美欧之行对于明治时期日本的民族振兴起到了关键性的历史作用。
3.“内治优先论”和“征韩论”之争
在岩仓使团外出考察期间，在明治政府内部，针对如何实现工业化建立近代国家的发展道路，如何安抚因武士制度解体而产生的部分士族的不满情绪等问题，掌握明治政府权力的主流派与非主流派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明治新政府内不满的士族们“将希冀内战之祸心外移以兴国的远略”[3]，提出“征韩论”，希望通过对外实施武力，在对外战争中建功立业，挽回失去了的士族的名望与地位；部分出身于土佐藩和肥前藩的维新领袖，则为了打破萨摩藩和长州藩的权力垄断，以自由派的身份联合不满士族阶层借对外征伐的机会，实现与萨摩藩和长州藩分享权力的目的。
究竟是以国内建设为主，还是以武力扩张为主，“内治优先论”和“征韩论”的争论日益激烈，引发了明治政府内部的分裂，斗争的结果是权力更加集中在成功推翻幕府统治、促成了明治维新的萨摩藩和长州藩的政治家手中。这些亲手造就了明治政府的维新功臣们，坚信为了实现富国强兵，实现工业化，使日本进入世界列强行列，只有极度强化中央政府的权力，抚平内政，安稳发展环境，才是最为有效的发展途径。
（二）自由民权运动的兴衰
一些接受了西方思想的政治精英和旧士族出身的知识分子为打破以萨长藩阀寡头政治专制体制，维系天皇制国家，认为只有像“五条誓文”所阐述的那样“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才能真正创建近代国家。这些民权论者于19世纪70年代兴起自由民权运动，对掌握明治政府的国权论者施加压力，催生了日本的政党政治和立宪进程，但民权论没有成为明治政府的政治发展方向，自由民权运动于19世纪80年代末走向沉寂。
1.自由民权运动的源起
自由民权运动从成分看，主要包括两股力量，代表着两种政治诉求。
一是所谓“士族民权”论者，主要是在明治政府中与萨摩藩和长州藩政治家进行权力斗争而失败的土佐藩和肥前藩的士族，他们多是明治维新的功臣，利用自己极高的社会威望获取了政治上的威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接受了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希望通过政治改良运动，打破萨长藩阀的寡头政治专制体制，实现政治理想和个人抱负。
1874年1月，因“征韩论”辞职的坂垣退助、后藤象二郎、副岛种臣、江藤新平等主要出身于土佐藩、肥前藩的8人联名发表了《设立民选议院建议书》，拉开了自由民权运动的序幕。坂垣退助等人不满出身于萨摩藩和长州藩的政治精英独揽朝政的局面，认为这明显有违明治政府“公议舆论”的政治诺言。他们在《设立民选议院建议书》中批评道：“察方今政权之所归，上不在帝室，下不在人民，而独归有司”[4]，要求明治政府履行“五条誓文”中的主张，伸张天下公议，尽快建立民选的议院。同月，参与起草《设立民选议院建议书》的古泽迂郎、由利公正等人在东京创立了近代日本第一个政党——爱国公党。是年4月，板垣退助组织成立了立志社。1875年，在立志社的倡议下，各地民权派组织合并，组成了爱国社。爱国社总部设于东京，成员来自西南日本10多个县。由此开启了日本政党政治的历史。
二是国民民权论者，主要是受到启蒙知识分子影响的新兴社会阶层和底层群众。
在明治维新后开放的社会气氛中，随着经济的发展，日本社会思想空前活跃。在追求西方思想文化的热潮中，西方民主自由思想也迅速涌入日本。在民间，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一批日本早期的知识分子掀起了学习和效仿西方的热潮。在当时“西方文化被等同于文明，而非西方文化天生就下贱。这种西方的霸权在19世纪时不仅欧洲人而且非欧洲人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5]。福泽谕吉的《西洋事情》是日本最早介绍西方近代思想、社会与政治制度的书籍，此书轰动一时，发售量高达20万册。他的名著《劝学篇》1876年出版后，更是创下了不可思议的340万册的销售纪录。在福泽谕吉周围出现了西周、津田真道、加藤弘之等一大批介绍、宣传西方思想文化的启蒙思想家，他们成立了“明六社”，成为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启蒙运动的核心和标志。
在思想启蒙运动的影响下，自由民权运动的主体由那些不平士族迅速向豪农、豪商阶层以及普通平民转化，“上流民权”运动逐步扩大为“下层民权”运动，在全国铺开，波及两府22个县。日本新兴的社会阶层，即所谓“豪农”“豪商”阶层中的许多人首先参与到自由民权运动中来。自由民权运动的大众力量，是来自于小自耕农、佃农和城市贫民，他们参加自由民权运动最为直接的动因是要求减免赋税和佃租。这些自由民权运动的大众力量，是想通过政治改良运动来实现经济理想。
2.地方选举的推动
自由民权运动兴起还有一个重要的契机，即地方选举。开始于1879年的府县会选举，把自由民权运动推向了高潮。
1878年7月，明治政府为了实现大久保利通的一个遗愿，制定了《府县会规则》《郡区町村编成法》《地方税规则》等三个新法。自1879年至1881年，相继在全国41个府县设立了府会或县会。政府设立府县会的本意是便于“征收民费”，但设立府县会需要选举。府县会选举办法是：按郡区的大小，以记名投票的方式，每郡公选1～5名议员。府县会的议长、副议长也要由议员选举产生。
从1880年到1888年，府县会的议员数年平均约2000人，有候选资格的人有80万～88万，有选举资格的人数有150万～180万。从议员所属阶层来看，士族平均约占22%，平民基本上保持在78%的水平。士族比重最大的县会，均在西南地方。福泽谕吉指出：“府县会的开设决非人民所促成，亦非政府所主动促成，而是为便于施政而利用民议的妙算。但观其成果，与所期大不相同。府县会的开设，一举大开人民的眼界，人民开始得到品尝政权的真正的机会，但政府的企图并不在此，真可以说是偶然事变。”[6]总之，府县会的开设使日本民情为之一变。
明治政府赋予府县会的功能是“征收民费”，名流出身的议员常以“休养民力”为由要求削减预算或否决预算。政府虽能把“无恒心的无产者”排挤出府县会，但出身名流的议员感到自己是“征收民费”的直接受害的“有产者”，也极力反对政府的措施。于是，在府县会上，反府知事、反县令的风潮迭起，对县令、县官提出不信任案，通过提出公选郡长的建议，甚至发展到向元老院陈情的地步。一个县的决议和陈情，很快便波及邻县，然后再波及全国。府县会这种反府知事、反县令的风潮，扩大了自由民权运动在地方的阵地。
3.政党政治初生
自由民权运动的发展催生了自由派政党，迫使主流派不得不组织政党，与之抗衡。日本的政党政治出现了，此时日本的政党是派阀主导的。
自由民权运动活动家的积极政治活动，给明治政府造成了强大的社会政治压力。1877年6月，立志社总代表片冈键吉向天皇递交了《立志社建议书》，比较完整地阐述了民权派的基本纲领，即开设国会、建立立宪政体、减轻地税和修改不平等条约。1881年的“北海道官产出售”事件，则是明治政府做出立宪和开设国会承诺的直接诱因。是年7月，《东京横滨每日新闻》等报刊揭露北海道开拓使廉价出售官产，激起了波及全国的抗议浪潮和广泛的非难政府的国事议论。
迫于形势，1881年10月，明治政府下令中止出售北海道官产，并发布《召开国会诏敕》，制定了未来10年公布宪法和开设国会的时间表。《召开国会诏敕》的发布令民权派十分兴奋，纷纷组建政党以争夺9年后的国会议员席位。自由党、立宪政党、九州改进党等民权派政党和御用政党立宪帝政党一哄而起，一时间诸党林立，总数达到数十个。后来经过激烈的竞争、合并与淘汰，逐渐形成了影响自由民权运动的两大政党：自由党和立宪改进党。
自由党成立于1881年10月，总理为板垣退助，党务议员为后藤象二郎、马场辰猪，党本部设在东京，地方设地方部，机关报为《自由新闻》，主要理论家是号称“东洋的卢梭”的中江兆民和坚信天赋人权论的植木枝盛、马场辰猪等。自由党的纲领为盟约三条：其一，扩充自由，保全权利，增进幸福，改良社会；其二，尽力于确立善美之立宪政体；其三，与主义、目的一致者合作。自由党以农民、小商品生产者和中小企业主为社会基础，继承了爱国公党、立志社、爱国社等政治组织的天赋人权理念，以“贫民之友”的战斗姿态，站在自由民权运动的最前列。
立宪改进党成立于1882年4月。总理为大隈重信，副总理是河野敏谦。立宪改进党的宗旨与党规受到穆勒功利主义的强烈影响，主张天皇与人民分享统治权的立宪原则，政治目标是建立英国式的君主立宪体制。党员多数来自失意官僚、政客、府县议会中有地位的议员和学者，社会基础为大企业主和大地主。
自由党和立宪改进党的成立，标志着日本的政治组织正式摆脱了政治结社状态，出现了立党宗旨明确、组织形态较完备、所代表的利益集团较清晰的政党，政党从政治结社的孕育期进入了政党发育期。“自由党专以卢梭的民约论为依据，把法国革命挂在嘴边；而改进党则把英国的立宪思想奉为楷模，二者急进与渐进的区别十分明显。这在支持它们的社会基础上也反映出来，自由党的支持者是对现状不满的士族阶层和穷苦的贫民，而改进党则以城市实业家，地方地主和知识阶层等为支持者。”[7]
立宪改进党与自由党在对抗出身萨长藩的政府主流派和争取自由民权等基本方面，有共同语言，但两党的利益诉求和政治主张也有矛盾分歧，形成两大党派之间合作和竞争并存的复杂关系。
为了对抗自由民权运动，明治政府主流派也策动成立政党以抗衡自由派政党。1882年3月，在伊藤博文等人的策划下，福地源一郎、丸山作乐等人建立了立宪帝政党。“这个政党的真正的靠山并不是那些公开的领导人如福地源一郎、丸山作乐、水野寅次郎之流的官僚，而实际上是以伊藤博文、井上馨、山田显义等要人为核心的宫廷高级人物，他们希望利用这个政党来为德意志型的国家主义做宣传并和其他两党相抗衡。”[8]立宪帝政党主张主权在君，保持国体；主张在维护国家秩序的前提下，经过循序渐进的改进，逐步增进公众福利。立宪帝政党的支持者多为神官、僧侣、国学家、汉学家等保守人士，其影响远不及自由党和立宪改进党。
4.启动立宪与明治十四年政变
自由民权运动尽管从以部分士族人士为主的“上流民权”运动扩大到广大民众参与的“下层民权”运动，但始终没有成为明治时代的主流政治，始终没有在政府中占据主导地位。相反，自由民权运动开始后不久便遭到了明治政府中的主流派的打压。自由民权运动始终居于在野地位，始终未能主导日本的社会和政治发展方向。
1880年前后，民权论者不断上书提议，主张仿照英国建立立宪政体。民权论者的重要代表人物大隈重信提议说：“以圣主之亲裁，宣召议院中占多数之政党首领，委任其组建内阁。”[9]由福泽谕吉等创办的民间社团交询社甚至提供了《私拟宪法草案》，其中写道：“模仿英国宪法而把其议院内阁制详尽地成文化。”[10]
民权论者的努力也并非完全没有结果。1880年4月，具有很大影响力的政治组织——日本国会促成同盟，向明治政府提交了开设国会请愿书。在各方面的压力下，明治政府不得不正式予以回应。国权论者被迫部分接受了民权论者立宪和开设国会的要求，但是民权论者也为此付出了代价。还是在1881年，这一年是明治时代多事之年，也是明治时代政治发展的重要转折之年。这年年中爆发了北海道的官产私售事件，这一事件引发了抗议政府风潮，导致明治政府内部发生公开的分裂。国权论一派借机指责朝中重臣、政府中的民权论代表人物大隈重信暗中策动北海道风潮事件。大隈重信是明治政府中的中枢人物，历任参与、大藏卿和参议等要职。为阻止事态进一步恶化，当年10月11日，明治政府连夜召开御前会议，决定罢黜大隈重信及10多位追随大隈重信的民权派官员。
罢黜大隈重信是自由民权运动的一次重大挫折，日本史称“明治十四年政变”。此后，自由民权运动逐步走向低潮。
5.自由民权运动衰落
在罢黜大隈重信以后，明治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分化和削弱自由民权运动，怀柔与镇压并举，分化、笼络自由民权运动的上层，坚决打压下层的自由民权运动。
“松方财政”改变了自由民权运动的社会基础。1881年，松方正义在大隈重信被罢免后担任大藏卿，实行了明治一代有名的“松方财政”。“松方财政”本意是针对政府财政困难而采取的整顿财政和金融的制度。在实施“松方财政”的过程中，出卖官营工厂和一些半官营的工厂，却在客观上起到了推进工商业发展和发育资产阶级、企业家阶层的作用。与此同时，“松方财政”还造成了农民阶级的萎缩，为工业化准备了大批廉价劳动力。在这一背景下，原来属于自由民权运动的大批工商业者转变了立场和看法，逐渐脱离了运动，而自由党、立宪改进党等自由民权运动的骨干上层人士也渐渐发生分歧与分裂。
主流派离间破坏自由党和立宪改进党，也取得成效。主流派的立宪帝政党在号召力、组织力和社会威信上，根本无法抗衡自由党和立宪改进党，政府不得不对自由党和立宪改进党的领袖们采取怀柔与釜底抽薪并进的政策。立宪改进党的经济基础来自三菱财阀，为此政府一方面通过向三菱财阀的竞争对手三井财阀提供费用，支持自由党党首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两人出国赴欧洲考察西方政治制度，造成自由党部分成员退党。立宪改进党受到蛊惑教唆，认为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被政府收买，拿了政府的经费出国考察，对自由党进行了舆论攻击。之后，自由党和立宪改进党相互指责，两个党失去了合力反对主流派和政府官僚体制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政府特意设立能与三菱财阀竞争的有政府背景的官民合营企业，冲击三菱财阀的财源，斩断三菱财阀对立宪改进党的资金支持。
主流派的拉拢、离间分化、截断财源和打压等软硬兼施的政策获得了奇效，自由党失控，走向暴力化，立宪改进党失去经济来源，很快便瓦解了。自由党两个党首出国和部分领袖退党，自由党群龙无首，失去了组织控制力。“松方财政”使下层社会，特别是农民更加困苦，自由民权运动在下层社会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并日益与官府处于对立状态。自由党的民众基础——农民和小商品生产者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暴掠之下没落破产，一部分基层自由党人揭竿而起，企图用武力推翻政府，从1882年11月至1884年12月，日本先后出现了7次较大规模的反政府的暴力冲突事件。其中1882年11月的“秩父事件”是自由民权运动中最大规模的人民斗争，当地一万多农民举行武装暴动，进攻政府机关。明治政府出动大批军队进行镇压，处决起义领袖，判处3000多人刑罚。“秩父事件”在日本国内引起巨大反响，自由党下层党员和群众的暴力反政府行动，冲破了上层领导人设定的合法轨道。暴动没有能够挽救自由党，反而为政府的强力镇压提供了借口，自由党领袖们惧怕政府的武力高压，板垣退助于1884年10月宣布解散自由党。立宪改进党失去了三菱财阀的经济支援，无法开展组织活动，1884年12月，大隈重信和河野敏谦退党，从此立宪改进党名存实亡。
恰逢此时，日中关系因朝鲜半岛1882年7月的“壬午兵变”和1884年12月的“甲申政变”而日趋紧张，自由民权运动的上层领导人终于有机会抛弃民权论立场，转而支持政府扩张国权。日本的社会舆论走向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国权论急剧膨胀并压倒了民权论，自由民权运动随之没落。
三菱财阀经过这场没有议会体制环境下，议会外政党政治的风波，深深体验了政府和政党政治的运作方式，开始转变策略，与政府异乎寻常地接近起来。
明治政府主流派是这场议会外政党政治的最大受益者，扭转了自己处于被动地位的政治形势，实力大增。1886年10月，因对于英国货船“诺尔曼顿”事件以及对政府修改对外条约方案的不满，分散在各地的民权派再一次集结，他们提出刷新外交、减轻地租、言论集会自由等口号，向东京会聚。这是自由民权运动最后一次行动，并以大团结为号召，史称“大同团结运动”。面对已经衰落的自由民权运动，明治政府采取了强硬手段，予以镇压。1887年12月，明治政府公布“保安条例”并立即实施，驱逐570名民权派人士。明治时代的自由民权运动至此落下帷幕。
二 明治宪法与日本近代国家的形成
日本政治史上有许多妥协。1881年“明治十四年政变”时，一方面罢黜了大隈重信；另一方面发布了《召开国会诏敕》，宣布了制宪和召开国会的时间表。潮起潮落，明治一代活跃了10多年的自由民权运动最终还是汇入了历史，对于日本近现代国家的形成，特别是对于明治时代最终建立立宪君主体制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制定明治宪法
主张国权论的明治政府主流派，在宪政体系问题上与民权派有基本共识，即日本政治需要建立宪政体系，但是与民权派不同的是，国权论者主张日本需要借鉴的不是英国宪政体制，而是普鲁士体制。
国权论者和民权论者对于日本未来政体的不同主张、争论和博弈，让明治宪法的诞生经历了一波三折。早在1874年，根据木户孝允的建议，明治政府的左院便开始着手编纂宪法。1875年1月，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井上馨就曾与因“征韩论”而退出政府的木户孝允、板垣退助在大阪会合并达成合意，即政府对设立民选议会运动将按照渐进主义的原则，逐步进行改革，以君主立宪主义为基础，在合理适当的时期建立民选议会。同年4月14日，明治天皇发布“树立立宪政体”诏书，明确日本将逐步建立君主立宪体制，秉着三权分立的原则，废除太政官的左右两院制度，设立具有立法性质的机构元老院，具有司法性质的机构大审院，与行政府形成了三权分立，并采纳木户孝允的主张，实施了地方官会议制度，以便下情上达。地方官会议制度和元老院分别作为下院和上院，为以后建立议会制度做必要的制度准备和预演。1876年，天皇亲自下旨起草宪法草案。为此，政府成立了国宪调查委员会，负责宪法起草工作。
在民权派领导自由民权运动形成的巨大压力下，1880年国宪调查委员们拿出了以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为模式制定的《日本国宪法》草案，此草案遭到岩仓具视和伊藤博文等国权派人士的强烈反对而未被采纳。明治政府的主要领袖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人，这些在明治维新中诞生的政治精英们认为，要想建立独立统一的主权国家，与西方列强为伍，就要向西方国家学习，建立符合日本国情的宪政体系。他们反对自由民权运动要求发展以议会为中心的政党政治的主张。伊藤博文认为：立宪和建立议会政治的时机尚未到来，而应先行经济建设，经济建设与政治建设如同建造房屋，“今应先固基址，次构柱础，终极屋茨，举行之序，固有缓急。”[11]主流派认为，日本当务之急是建立强大而专业的官僚体制，由专业官僚对财阀实施保护和扶持政策，大力发展资本主义，以实现富国强兵。
岩仓具视这位当年使团的特命全权大使，在普鲁士法律顾问罗埃斯勒的协助下，撰写了《大纲领》，提出了18项建议，明确提出普鲁士政治体制更适合日本国情。岩仓具视指出：“如普鲁士国王不仅统帅国民，而且实理国政。虽立法权与议院分掌，但行政权牢牢握在国王手中。国王不拘议院政党多少，选任自己的宰相执政。虽依据实际情况任用议院舆望之人，但论其权域，绝不受议院政党所左右。”[12]《大纲领》全面阐述了制定宪法的基本方针，包括：采用钦定宪法的体制，帝位的继承根据“皇室的宪则”而定，天皇拥有统率陆海军、宣战媾和与缔结条约、铸造货币、任免文武重臣、授予位阶勋章、恩赦、召开和解散众议院等权力，大臣对天皇负责，实行两院制，议员的选举设财产限制，政府预算未被议院通过时，可执行上一年度的预算等。这份《大纲领》于1881年7月向天皇提交，成为后来明治宪法的基本原则和框架。
宪法起草完全改变了思路，为防范和抵制主张仿效英国政治体制的民权派对宪法起草进程的干扰，1881年10月12日，明治天皇颁布诏书，将开设国会的时间推后9年，即1890年，为另外起草一份日本宪法留出了时间。天皇诏书明令“将在明治二十三年（1890年）开设国会，颁布钦定宪法，如有人对此仍怀不满，要求提早，并进行煽动，则当依国法惩治”[13]。随后，提倡制定英国式宪法的大隈重信被政府免职。明治政府加紧了制定宪法的准备工作。
这次的宪法起草和审议，完全由主流派官员掌控。1882年3月，明治政府派遣以伊藤博文为首的“宪法考察团”赴欧洲考察宪法。历来主张日本宪法应以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宪法为样本的伊藤博文，直赴柏林和维也纳，向柏林大学的法学者格奈斯特和维也纳大学的法学者施泰因请教。格奈斯特表示应该尽量缩小议会的权限，加强帝权和行政权；施泰因则指出了普通选举法的危险以及两院制和皇室自律主义的重要性。1883年8月，“宪法考察团”完成考察回国，1884年设立宪法制度研究局，伊藤博文、井上毅、伊东已代治、金子坚太郎等人开始秘密起草明治宪法草案。值得一提的是，宪法制度研究局设在负责天皇事务的宫内省，而不是隶属于立法机构的元老院或明治政府的司法省。宪法起草人之一金子坚太郎道出了其中缘由，“在宪法起草之际，国人极欲知道他们会奉颁怎样一部宪法，因为他们深知伊藤的宪法思想颇受俾斯麦的影响，所以疑惑重重，政府为此之故，采取了一切预防步骤，以防人民的干涉和舆论的侵扰。”[14]民间和政府中有一部分人主张，宪法草案应当提交国民议会或官民共同组成的宪法议会讨论，但是主流派坚持钦定宪法的立场，1888年4月，宪法草案最终呈给了天皇。审议宪法的是天皇的最高咨询机关——枢密院。为此，伊藤博文辞去总理大臣职务，就任枢密院议长，主持秘密审议宪法草案。审议从1888年6月18日起，天皇亲自莅临，于1889年2月完成，命名为《大日本帝国宪法》。
在明治宪法颁布之前，伊藤博文为实施宪政制度还做了一系列准备，建立了内阁制和文官制：改革旧的太政官制，改建为内阁制度，将军事以外的权力都集中在内阁之中，直接对天皇负责；官僚选用采取选考制度，以免官僚为特定的政党服务而不是为整个政府效力。在内阁制度和文官制度下，只要掌控了官僚阶层，就等同于掌控了国家的行政权力。这为政治家和官僚之间的互动与勾结开启了大门，逐渐形成一种日本政治传统，延续到了“二战”后的政官财体系当中。伴随着官僚制度的成熟、稳定与强大，日本藩阀政治的权力结构发生了变化，权力板块发生了断裂，藩阀寡头政治不得不与官僚政治分享部分权力。
明治时期立宪政体的准备、确立过程，是明治政府在积极推进工业化的同时，使政体结构不断适应工业化发展带来的利益结构的调整而加以变革并使之符合“日本传统”的过程。尽管英法美等国的工业革命和社会文明带给日本政治精英们极大的冲击和震撼，但是，随工业革命而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让日本政治精英们望而却步。日本政治精英们认识到，英法美等国在发展工业化的道路上，受到的外部压力相对较轻，政治任务是解决市民社会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可以采取经济和社会发展优先的政策，再以工业革命带来的爆发性成长的强大国力为支撑向海外扩张。而日本受到的外部压力极为沉重，增强军事实力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外交任务，而不是发展民生经济，才是首要的政治任务。比起英法美等工业国家，明治初期的日本与西方国家中后发的资本主义国家德意志帝国，在社会和经济结构方面有着高度的相似性，都是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农业在经济中还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处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期。从执掌权力的统治阶级及其所面临的政治任务来看，明治维新的主力——日本的士族阶层与德意志帝国的军事贵族集团也有着相似性，都是要由上而下推动社会变革，废除封建制，建立统一独立的主权民族国家。
明治政府颁布宪法、开设国会，目的是通过发展政党政治，吸纳和引导政治参与和政治诉求，降低政治参与扩大化的压力。“随着1890年议会的创立，原来的自由党和改进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已自甘居于比较被动的地位。由伊藤一手造成的包括立法权甚至财政权都受到了深远的限制的那个议会在内的新式政府机构，已经将反对党降到如此地位，以致只能为求参加内阁或分润一官半职而发挥一些牵制作用罢了。反对党不但不协力对抗一致公认为作风专制的政府，反而动辄互相攻讦，致予当政的官僚以挑拨离间的机会。所以反对政府的人尽管在议会中占压倒之势，可是反对党却是往往彼此离析，是毫无作用可言的。”[15]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实施议会和选举制度之后，自由党渐渐地与主流派合流，转向支持伊藤博文政府；作为国权主义强硬派的立宪改进党则把外交问题作为本党中心议题向政府施压，成为推行强硬外交的急先锋。明治宪法成为明治政府进一步巩固其合法性基础和推行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国策的制度保障，明治政体对日本近现代历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二）明治宪政的一体与多元结构
明治宪政体制是日本工业化发展的政治基石，也是战后日本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远因。在明治宪政体制内部，蕴含着日本不同于美欧政治而自成类型的个性特点：集权与分权、君政与宪政构成彼此依赖、不可分割的矛盾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内，君权制约下的宪政，遵循的是一种不完整的分权机制，宪政体制借助其上的君权功能，完成正常的运转，发挥体制功能。
1889年2月11日，在明治维新20年后，文武百官和外国使臣聚集皇宫，以天皇“御赐”的形式，举行了盛大的宪法颁布典礼。与《大日本帝国宪法》同时颁布的还有《议院法》《贵族院令》《众议院议员选举法》等法律文件。《大日本帝国宪法》共7章76条，其重要原则和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凸显天皇主权原则。宪法规定，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天皇乃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统治权包括：在帝国议会协赞下的立法权、法律批准权、召集或解散议会权、对陆海军的统帅权等。天皇大体上仍保持着“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集行政、立法、司法权和军事统帅权于一身，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但是，宪法同时规定天皇必须“依本宪法各条之规定”行使其统治权。因此，就天皇的权限和实际的政治作用而言，立宪君主制有别于绝对君主制。
第二，依据“一君万民”理念，规定臣民的权利、自由与义务。宪法规定，日本臣民享有如下的权利和自由：在法律许可范围内，有居住和迁徙自由，言论、著作、出版、集会及结社之自由，以及宗教信仰的自由；非依据法律，不得予以逮捕、监禁、审问及处罚；不得侵犯通信之秘密；臣民的请愿应遵守相应礼节，按照另外之规定进行；在战时或国家发生事变情况下，上述各项规定不得妨碍天皇施行大权。关于日本臣民的义务，宪法规定了两项：“服兵役”和“纳税”。同时，宪法前言还规定：“朕现在及将来之臣民，对于此宪法负有永远顺从之义务。”
第三，规定帝国议会的构成及权限。帝国议会由贵族院和众议院组成；贵族院按照《贵族院令》之规定，由皇族、华族及敕任议员组成；众议院按照《众议院议员选举法》之规定，由公选议员组成；凡立法须经帝国议会协赞；两议院议决政府提出的法案并得以分别提出法案等。议会还享有对政府财政的监督权。关于两院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宪法规定：天皇有权解散众议院，而贵族院则享有不被解散的特权。两院对立法及政府预算案均享有议决权，但不经贵族院的同意，法律和预算不能成立。显然，由贵族、华族及敕任议员组成的贵族院，可以对由民选代表组成的众议院起很大的牵制作用。这是宪法制定者为防止政党力量通过众议院发挥更大的作用从而危及天皇制政府的统治而设计的。
第四，规定国务大臣和枢密院权限。关于国务大臣的条款中规定：“国务各大臣，辅弼天皇以任其责任。凡法律敕令，及其有关国务之敕诏，须经国务大臣之副署”。强调各国务大臣均对天皇负有“辅弼”之责任，即直接对天皇负责。关于枢密院，宪法规定：“枢密顾问，依枢密院官制之所规定，应天皇之咨询，审议重要国务”。
图2-1 《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的权力配置结构
《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颁布，标志着日本形成了近代宪政体制。一方面，明治宪法明确了民众的基本权利，使一部分民众有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日本已经从封建专制政治改变为宪政政治。宪法还保证了契约权力，承认所有权，这是自由民权运动的成果，促进了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天皇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虽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但也必须依宪法各条款之规定行使自己拥有的统治权。辅弼天皇行使统治权的各级官吏，自然也要受到宪法的约束。另一方面，在实施明治宪法的早期，明治政府是“超然主义”政府，政府对天皇负责，不受议会意见和政党意识约束。内阁和全体官僚隶属于天皇，只对天皇负责，对议会、政党和民众不负有任何责任。明治宪法还高度保障了军事机关和军事统率权的独立性，使其不受政府和议会的约束。《大日本帝国宪法》以天皇总揽统治权为原则，给予了维护天皇制的各种官僚机构的法律地位。
明治时代，具有日本特色的立宪政体，在权力结构上是“一体”和“多元”的结合，既有天皇统领治权的一体性，又有帝国议会、内阁、枢密院、军部等多元权力机构，它们都是明治宪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各自作为政体结构中相对独立的一元，支撑着明治宪政体制的一角，在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框架内发挥其特有的作用。与这种政治结构相呼应，明治宪政体制的制衡机制表现为权力的复合制衡，各个权力系统之间同时存在横向和纵向的双重制衡关系。
明治宪政体制的结构特点和制衡机制，使它产生了体制内部自我调节的极大伸缩性，它可以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采取从最“民主”到最“集中”的各种统治与治理方式方法。而看似矛盾的体制和令人困惑的转变，并不会带来多大的体制震动，只需在内部根据多重交叉的规则，重新来一番“排列组合”就可以很容易地实现了。在明治时代，日本国家和民族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外来压力下的民族生存危机，日本国家与民族面临的最根本的任务是快速地实现工业化，富国强兵，特别是要在亚洲与传统的大国、强国中国竞争。后来的历史证明，在19世纪后半期，在东亚进行着一场竞赛——争夺19世纪亚洲工业化起飞最后一张入场券，结果是日本抢到了那张万分珍贵的最后的门票，而被排斥在外的中国则不得已走上了更加曲折、极其苦难的工业化、现代化之路。日本与中国的竞赛，既是经济的竞赛、技术的竞赛，甚至也包含着文化的竞赛，但历史表明，在这场综合竞赛中，制度竞赛却是其中的关键。日本的明治维新说到底是一场制度的创新，它既充斥着对传统的否定，对西方热烈的追求与学习，又有对传统资源最大限度和最聪明的利用与再开发，还有对西方体制的分析、识别与选择，更难能可贵的是对西方制度的改造与嫁接。经过数十年的虚心学习、冷静辨析和根据自身实践经验的探索后，日本终于别出心裁地建立起一种外在的一体与内在的多元并存，民主与集中灵活运用的，弹性极大的政治体制。[16]
明治宪法以及明治体制，是明治一代政治精英们为后世创立和留存的一部灵活精巧的政治机器。它的灵活与精巧，既为日本作为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快速崛起和发展提供了制度空间和体制动力，在以后的岁月里，这种灵活与精巧体制也为日本走向军国主义提供了制度前提。这是日本制度、体制、文化“一体”和“多元”之间失衡的一种结果吧。
三 大正民主运动
1912年，日本的一代明君明治天皇去世。明治天皇在位的45年，日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日本成为19世纪后期西方世界以外唯一实现工业化、跻身于资本主义列强的亚洲国家。日本的崛起不仅改变了日本的命运，也改写了亚洲的历史。而这一切与明治体制，与明治天皇本人密切联系在一起。从另一方面观察，一代巨人的离去，通常会引起巨大的反响。如果考虑到明治体制的集权因素，未来的变化几乎不可避免。事实果然如此，在明治天皇去世后开始的大正时代，一场新的社会运动不久就要到来了。
（一）第一次护宪运动：民主运动兴起
明治天皇去世后，军部与内阁之间的政争便激化起来。军部对外部扩张的态度日益激进，而内阁则较为谨慎。1912年12月，陆军大臣上原勇作因增设两个师团的议案被西园寺公望内阁否决，便以“首相无视国防”为由提出辞呈，掌控军部的山县有朋拒绝推荐后继人选。西园寺公望内阁被迫总辞职。军阀官僚的“非宪政行动”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公愤，12月19日，宪政拥护会在东京举行第一次拥护宪政的大会，3000余名政党人士、实业家、大学生、市民出席会议，一致通过决议，申明“当今阀族的横暴跋扈已登峰造极，宪政的危机千钧一发。吾人断然拒绝妥协，以杜绝阀族政治，以期拥护宪政”。“破除阀族，拥护宪政”成为第一次护宪运动的口号。
大正天皇无力调节军部和政府文官之间的权力斗争，日本政坛逐步陷入动荡。继任西园寺内阁的是获得军部支持的桂太郎内阁。1913年1月24日，护宪派在东京举行第二次拥护宪政大会。2月1日，护宪派又在大阪举行拥护宪政大会，与会听众多达3万人，护宪运动的规模和影响明显扩大。2月5日，第30届国会复会，数万东京市民集聚在国会议事堂周围，为进入会场的护宪派议员鼓掌助威。西园寺公望所在的政友会和国民党议员在会上对桂太郎内阁提出的不信任案，获得234名议员的支持，桂太郎内阁陷入危机。2月11日，桂太郎被迫辞职。第一次护宪运动开创了自1885年实行内阁制以来民众倒阁的纪录，掀起大正民主运动的初澜。
第一次护宪运动的胜利标志着大正民主运动的兴起。大正民主运动的兴起，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这种时代背景就是明治时代以来，随着日本快速工业化以及一系列包括对外战争在内的社会变动，引发了社会结构变化和新兴阶级力量的成长。
日本经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经济发展极为迅速。1888年的时候，日本具有一定规模企业的实业家有13000人，而1914年已经增长到近20万人，扩大了10多倍。1920年又增加到30多万人。这些人中绝大部分是得不到政府保护而无特权的一般资产者，也称非特权资产阶级。相应地，日本工人阶级的力量也有了可观的发展。1909年时日本产业工人有80万人，到1919年增长到180万，10年间增加一倍多。其中，尤以大工厂和金属、机械及化学等重工业部门的工人增长最快。这一时期，城市中间阶层增长也十分迅速。1905年日俄战争前，中间阶层的户数仅占全国总户数的2.38%，1919年增加到12%，到20年代，更急剧增加到37.7%。
在日本工业化和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也在增加。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扩张军备的需要，导致日本积累率高企，财政支出巨大，并由此带来了深重的税收负担。这些负担最终都转嫁到城市工人阶级、中间阶层身上，尤其是作为主要纳税对象的城市中小工商业者简直不堪重负。当年各种赋税中，最为苛刻的是营业税、通行税、纺织品消费税。以营业税为例，从1910年至1915年的5年间，纳税额上升了35%。当年将近1/3的营业者滞纳税金。
随着工业化全面展开，新兴阶级的力量迅速成长，但缺乏制度化的参与渠道。资产阶级力量崛起，开始运用手中的经济力量影响政治，“金权政治”对官僚政府有很大的影响力；而中小工商业者的政治参与就迅速转化为对抗性的“民主运动”了。这一特点在中小工商业者要求减税和废除苛税的斗争中表现得十分典型。
此外，新闻媒体的迅速发展，也有助于民主运动的兴起。明治时代因文明开化而发达起来的新闻媒体，到大正时代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1883年的时候，东京、大阪、新潟共有报社111家，日本全国共有报社199家。到大正时代的1915年，报纸已超过600种，杂志有1014种。在这些报刊中出现了一批宣传自由民主思想的重镇，如《东京朝日新闻》《中央公论》《大阪朝日新闻》《东洋经济新报》《第三帝国》等。《大阪朝日新闻》是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开辟有立宪政治专栏，聚集了一批自由主义者宣传自由民主宪政，主张扩大人民政治参与和限制君主权力。
（二）第二次护宪运动：推进政党政治
日本凭借武力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等战争中屡次大有斩获，进入20世纪20年代，皇室和军部力量日益膨胀，激起了一部分文官官僚和日益开化的社会群众的反抗。1924年1月1日，枢密院议长清浦奎吾奉摄政裕仁之命组阁，组成以贵族院为基础的清浦奎吾特权官僚内阁。各社会阶层群众群起反对。1月7日，《大阪朝日新闻》发表社论，抨击清浦内阁是“性质最为恶劣的内阁”。11日的社论指责此内阁是“贵族专制时代的错误”。在野党也对组阁做出反应，1月10日，政友会、宪政会和革新俱乐部等护宪三派聚会研讨局势，一致认为以贵族院为中心的特权内阁不得民心，会加剧国内阶级对抗而导致政局恶化。三派效仿第一次护宪运动做法，组成第二次宪政拥护会，在抵制“特权内阁”的口号下，联合发起倒阁运动。以此为标志，“第二次护宪运动”兴起。
在第二次护宪运动中，政党成为运动的主导力量，群众运动与政党相互配合，使议会合法地扩大了实质性政治权力。明治时代开创的立宪君主制面临考验。从1924年至1932年，日本的政治权力结构与形式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政治权力从主要由内阁掌握，开始转到议会和政党手中，政党轮流执政，明治时代主要由出身藩阀的政治家掌握朝纲的“贵族内阁”的局面不再，议会成为国家政治活动的最重要场所。护宪三派以普选和减税为口号，动员市民、中小地主和自耕农支持政党组阁，在各地举行护宪大会，为竞选打造舆论。1924年5月10日，举行第15届众议院选举，护宪三派大获全胜，在464个议席中取得284席。其中，宪政会激增50个议席，成为拥有150个议席的第一大党。6月7日，在元老西园寺公望的举荐下，宪政会总裁加藤高明受命组阁。1924年6月11日，组成以加藤高明为首的护宪三派联合内阁。此后，直至1932年“五一五”事件后政党内阁被颠覆，史称日本的政党政治时期。
日本这一阶段的所谓政党政治，是由在议会中获得多数议席的政党组阁，多数党党首直接成为首相候选人，按照政党的施政纲领执政。在政党内阁的构成中，除陆海军大臣由军部派出外，其他阁僚多由政党成员担任，内阁首相由各政党的党首轮流担任。从1924年至1932年，宪政会组阁三次，民政党和政友会各组阁两次。政党政治期间，为了获得更多选票，政党必须更多地关注和反映选民的意向；日本国内不同政治势力的竞争和对抗加剧，来自民众的压力日益增强。这一时期，政党因素在日本政治的影响明显上升和增强。从内阁大臣（陆海军大臣除外）的身份变化来看，各大臣中出身于非华族或士族的普通平民者的比例，1898～1913年只有7%，1924～1932年增为43%；各大臣在就任后加入政党者的比例，1898～1913年为19%，1924～1932年则增为84%。
表2-1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政党的演变
大正时代的政党政治中，日本政府受制于财阀的特征就已显现，这个始于大正时代的传统至今依然明显。各届政党内阁都将财阀特别是老财阀的利益和要求，置于执政和政治运作的首位。这种政治模式的出现并非偶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急速发展，新老财阀垄断资本成为国家重要的支配力量。与此同时，竞争性日益激烈的政党政治，不可避免地急剧推高了政党的竞选经费需求，使各个政党对于财阀的依赖不断加深。虽然难以彻底看清当年三井与政友会的资金关系，三菱与宪政会、民政党的资金关系，但是毋庸置疑，这些政党竞选所需的巨额资金来源就是这些财阀。更有甚者，大正时代的政党干部的党内地位，要根据他们与财阀的关系而获取，党内大佬依从财界筹措资金的能力培养其在党内的势力。在这样的运作模式下，上台执政的政党与党魁自然就成了与其关系密切的财阀的政治代言人。政党政治时期，日本政府的政策坐标，堪称唯财阀意向是从。
地方政治的政党化，也是大正时代开启的一个日本政治传统。大正时代的政党政治首先是从中央层级开始的。与后来的“55年体制”下的政、官、财“铁三角”不同，大正时代的党派一旦执政便尽量将内务省和其他政府官厅政党化，这在20世纪20年代达到了高峰。同时，这种趋势也向地方蔓延，政党一旦执政，即对府县知事进行党派性任免，并试图通过兴办公共土木工程和控制选举运动，以谋求扩充本党或友党在各府县的势力。这样，本党内阁的行政权，就成为扩充本政党势力的最有效手段。如，政友系田中义一内阁为普选做准备，实行了包括罢免17名知事在内的人事大变动。与此相对抗，已被罢免的非政友系的知事，组织了大规模的选举监事委员会，声称“期于监视和防止收买及其他违法行为，特别是官方的干涉行为”。该委员会在东京设立总部，在一道三府四十三县设立支部，“由前知事任支部长”，直接间接地支援其他政党的候选人。犬养毅内阁时期，也曾罢免34名知事，被称为“前所未闻的人事大变动”。地方政治政党化的动力，既来自上层政客、政党控制地方和基层的需要，也来自地方势力及政客通过依附政党换取地方及集团利益的需要。应当说，这是上下各取所需一拍即合。这一传统，在今日的日本政治中也是常态。
（三）普选法案：大正民主的最终成果
大正民主运动的高潮和最重要成果是确立普选制。1924年6月11日成立了护宪三派的联合内阁，这个内阁以加藤高明为首，明确表示执政任期内的首要任务就是实现普选制。加藤高明首相在组阁后立即召开特别国会，声明“坚决实行普选制”，并在国会刚刚休会后便下令若槻内务大臣负责制订方案。当年9月上旬，方案拟成，经过执政三党的多次协商，于11月6日在三派联合协议会上，全部确定下来。但是接下来，普选方案却在枢密院、众议院、贵族院历经重重难关，经过多次多项修改，普选方案才于1925年3月29日在贵族院和众议院获得通过。
普选法的通过，意味着从明治初年开始的自由民权运动，一直到大正时代的民主运动，经过了整整50年，日本人民终于争取到了一个不完整的普选权。以现在的普选标准，1925年的日本普选法还没实现真正的普选，它只是规定年满25岁以上的男子均具有选举权，年满30岁以上的男子均有被选举权，而未能给妇女以选举权；它取消了对选民的纳税额限制，但是规定居住期限不满一年或“因贫困而在生活上受公私的救济或援助者”无选举权。但是这个普选法大幅提高了选民规模，拥有选举权的人数从1919年的307万，约占全国人口的5.5%，增加到了1925年的1240万，占全国人口的20.8%，日本民众的合法政治权利获得了大发展。
普选法的通过，是大正民主运动的最重要成果。但在民主民权人士为争取到普选权而倍感欣慰的时候，大正时代已经接近了尾声，日本国内外形势急剧变动，日本在渐渐地进入另一个时代，军部“暴走”的脚步声已隐约可闻。
表2-2 日本选民资格的变化及比例
四 军部“暴走”瓦解宪政体制
明治维新之后，特别是岩仓使团考察美欧以后，日本确定了“内治优先”的国策和政治发展的路径。但是，由于日本自身的资源约束，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由于当时国际形势与日本周边的环境，对外扩张从一开始就是日本工业化的一种战略选择。以武力扩张打开国运，最终成为日本的基本国策。对此，明治政权的元老、日本新式陆军的创始人、曾两度出任内阁首相的山县有朋曾说过：“保持国家的独立，扩张国势，是我们的共同目标，这一既定目标不仅是政府不可偏离的前进方向，而且将来无论政治形势如何变化，我帝国所有臣民都应同心戮力，统一步调，为实现此目的矢志不渝”。关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山县有朋进一步指出：“一要守卫主权线，二要防护利益线。何谓主权线？国疆是也；何谓利益线？与我主权线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要想维护国家独立，只守卫主权线是不够的，还必须防护利益线”。
随着日本国力增强，随着日本一次次成功地对外扩张，随着日本得以跻身于列强，对外侵略扩张日益成为日本的主要国家战略。大正时代后期，即20世纪20～30年代的国际和亚洲的形势，也助长了这一趋势。成功的对外扩张，使军队的政治地位和作用不断上升，进一步推动了国家的对外扩张战略选择和转向，这一国家战略势必对于日本的内政，对于国家的政治体制，都产生着重大而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归结起来，就是日本政治的军事化和日本的军国主义化，最终这一趋势彻底终结了日本从明治时代就形成的宪政体制，将日本引向战争与毁灭。
（一）日本立宪君主制中军队的特殊地位
明治维新以来，最能凝聚日本民族、最能动员民族精神的口号，莫过于“国家独立”。与“鸦片战争”之于中国一样，“黑船来袭”是日本近代历史的起点。开端包含目的性。这一历史起点，注定日本这样一个后发国家，必然要以民族振兴为国家的基本意识形态。而这一意识形态在日本工业化的发展进程以及相应的政治体制中的具体表现之一，即是军队的特殊地位以及君权与军权的紧密结合。
明治体制把日本国家权力的原点定位于天皇，明治宪法规定国家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天皇“总揽统治权”，即确定了君权至上的统治原理。明治宪法对天皇权力的阐述部分有两条涉及军权，即第11条“天皇统率陆海军”和第12条“天皇决定陆海军之编制及常备兵额”。这两条规定把君权与军权直接联结在一起，由此将军权置于议会、内阁、司法机构等共同组成的权力制衡系统之外，使军权成为一种不受监督和制约的特殊权力。军权在法理上的特殊地位，与日本武力扩张国策和后来的“战争经济”结合在一起，使军队最终发展成为对于日本整个权力结构具有支配能力的力量。
从明治时代开始，在行政体制上，军队的特殊化、独立化已经形成惯例。这一惯例形成于天皇最高军事咨询机构元帅府的设立。元帅府最初设立于1898年，开始有4名陆海军元帅，包括1名皇族和3名元老军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其成员达到30人。这些人终身具有现役军人身份，在军队以及国家政治生活中享有极高威望和影响力。在元帅府之下，就是由陆海军将校级军官组成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以及它们在内阁中的行政代表——陆军省和海军省。这个被通称为“军部”的中枢性组织，是军权独立的最集中和最具有代表性的部分。“军部”通过元帅府直接向天皇负责，是战时拥有最高军事指挥权的独立的指挥和执行机构。如果把元帅府比作军中的枢密院，那么军部则是军中的内阁。与天皇对行政事务的最高指令“敕令”相对应，天皇对军事的最高指令称为“军令”。天皇敕令需要主管大臣和内阁总理大臣副署后方能生效，而军令只需陆海军大臣副署，不经内阁总理大臣同时副署，也不必经内阁决议决定或枢密院咨询，即可生效。军令的实际制定就在军部，因此事实上掌管军政大权的钥匙掌握在军部手中。元帅府与军部的设立与实际地位和作用，使日本政府的行政系统出现了“双头化”趋势，即行政系统的顶端具有地位相同的两个机构——枢密院和元帅府以及军部。
日本军队以及军部不仅在国家政治事务以及行政体制中具有独立地位，其自身组织也自成一体。军部的将校级军官有着不同于一般行政官僚的特殊培养方式和成长历程。他们出身军校，成长于军旅。众多骨干成长于日本对外战争的炮火之中。在骨干军官之下，是庞大的现役军人以及复员军人，他们都要接受军部的指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军队的复员人数就高达720万人。日本的复员军人，由成立于1910年的“帝国在乡军人会”负责联系和组织，进一步形成了军队在其编制之外的社会组织。在乡军人会是以军部为最高领导的全国性官办组织，总裁由皇族担任。在乡军人会战时负责军事动员，平时则贯彻军部意图，配合军队发挥维持社会秩序等多种功能。军人出身的田中义一进入政界、担任政友会总裁后，参加了第一次普选。曾有政界人士问他：“听说你现在当了政党总裁，这可与做买卖不同，政党要靠选举才能成功，你有率领政友会赢得选举的把握吗？”田中义一回答说：“那当然。我有在乡军人300万。”可见，无论在行政体制层面，还是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日本军队的地位和作用都是十分特殊和重要的。这一特征深刻影响了日本的近现代历史。
（二）军人的“国家改造”运动
大正时代结束的时候，日本的崛起与发展也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工业化进程，日本已经发展成为亚洲头号资本主义工业化强国。日本的军事力量可以纵横亚洲，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居然一举击败了沙皇俄国这个老牌帝国。一系列对外战争的胜利，使日本上下更加相信，武力扩张可以为日本找到一条“后来居上”的捷径。军国主义的思想和情绪在日本逐步蔓延起来。
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也有国内经济社会和30年代初国际环境等多方面的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日本经济出现了一段繁荣，但随着战后形势的变化，经济繁荣很快转向了衰退，再加上1923年，即大正十二年的“关东大地震”给日本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大正末年，日本经济遭遇了十分严峻的局面。当时，日本国内物资十分匮乏，经济面临着贸易逆差和通货膨胀的双重打击。1926年年底，大正天皇去世，太子裕仁继位，改元“昭和”。第二年，日本便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大批中小银行倒闭。两年过后的1929年，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这更让日本经济雪上加霜。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的内忧外患，最终把日本送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
在日本最终走向军国主义的历史时刻，日本军队以及军部起到了特殊的作用，这就是所谓的军人“国家改造”运动。日本军队虽然在日本国家政治生活中自成一体，但军队和军人毕竟是社会的一部分。大正末年，日本的经济社会困局也深深困扰着日本军人。特别是经济衰退大大影响了农村经济，使农民生活十分困苦。大部分出身于农家的日本军人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在军队的上层，极端右翼思想也滋长蔓延开来。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一位原本默默无闻的冒险家、右翼作家北一辉，站到了日本思想的潮头，发挥了特殊的历史作用。
北一辉青年时受社会主义影响，曾参加中国同盟会，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奔走。后来，他的思想发生变化，成为右翼国家主义者。1919年，他在中国上海起草《日本改造方案大纲》，宣扬国家主义思想。《日本改造方案大纲》发表后在日本军界产生了巨大反响，尤其是受到了青年军官的热烈崇信。北一辉把日本面临的种种问题归结为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以及宪政体制。他指责民主是“极其幼稚的主张”，民权论也是幼稚的时代思想，选举权仅仅是以“投票神权说”反对“帝王神权说”的低能哲学。北一辉鼓吹发动侵略战争是“国家的权利”，主张废止宪政，发动政变，用暴力改造国家，建立“改造国家内阁”，即建立军事独裁体制。北一辉的思想和主张，完全契合了处于内外交困之中的日本统治阶级和军队上层的政治需要，对于广大中下级军官也指出了一条似是而非的出路。北一辉及其主张一时间风靡日本军界。与此同时，主张走军国主义和法西斯道路的右翼团体大量出现。以北一辉建立“犹存社”为开端，十年间日本的法西斯团体、政党竟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到1930时竟多达近2000个。经过十年的发酵，日本政治发展的一次划时代的转向开始了，宪政体制转向了军政体制。而这一转向是由军队的“国家改造”运动加以完成的。
以聚集在军部周围的中下级年轻军官为主力的“国家改造”运动，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是“以外变促内变”的手法，即通过制造国际事端或贸然挑起冲突的方法，绑架国内政治，迫使上层统治集团采取军部路线。这种方式和行动的代表人物是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等人。石原主张把战争和向外扩张作为解决一切内外问题的钥匙，而且把侵略的矛头首先对准中国。他们宣称：“我国几乎已无路可走，人口粮食及其他重要问题皆无法解决，惟一途径就是断然开发满蒙”。“满蒙问题的根本解决是打开现状，稳定国民经济生活的惟一途径。”但是要解决“满蒙问题”，就不仅要同中国发生战争，而且还要进一步做好同美国战争的准备。在他们看来，不扩张就没有出路，要扩张就离不开战争，而扩张的第一步就是夺取中国的东北。
在这一战略主张的策动下，日本军部的少壮派军人不遗余力地推动对华侵略。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都是军队“国家改造”运动的一部分，目的是迫使日本完全转入战争体制，以侵略战争为先导，将日本改造为军国主义国家。
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存在以对外扩张实现富国强兵的路向。日本是在不断冒险中逐步走上这条道路的。在日本有“三赌国运”之说，即把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1905年的日俄战争和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称为三次对于国家命运的赌博。从“赌博”之说中，也可以看出，日本走向对外扩张和军国主义，既有一定的日本社会内在的原因和既定路线与策略，也有一定的偶然性、冒险性。而在这种偶然性、冒险性的背后，则是日本军人的主观能动性、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执着与疯狂。遗憾的是，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运气”一直在日本军部以及军国主义者们一边，他们的冒险始终没有得到有效的反击和制止，最终，这种“运气”不仅给深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亚洲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困难，也戕害了日本人民。
“国家改造”运动的第二种方法是：在日本国内发动武装政变，直接以暴力方式推翻宪政体制，取缔政党政治。在“国家改造”运动的过程中，日本军部不仅把矛头对准国外，对准衰弱和弱小的国家，他们也把矛头不断地指向本国的政治体制，把当时日本在经济、社会、政治、外交等一切方面的问题统统归咎于日本的宪政体制，他们认为，宪政民主已经彻底伤害了日本国体与国家，而政党政治下的政客与官僚是极其腐败没落的，必须坚决加以扫除，否则“破败沉沦之局面将无由翻覆”。
日本军队的中下级军官第一次付诸行动的政变是1932年“五一五”事件。一群陆海军将校在光天化日之下，袭击首相官邸，将日本著名政治家、政友会内阁首相犬养毅枪杀。大正时代兴起的政党政治在枪声中宣告结束。这次事件表明，日本政治形态乃至权力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支配政治的不再是政客、政党，甚至也不是他们背后的财阀，政治权力正在转到军人手中，由“枪杆子”直接支配。政变后，在军部的压力下，日本政府成立了由海军大将冈田启介出任首相的所谓“中间内阁”。
然而，中下级军官的武力政变并未就此结束，因为中间内阁的建立还不是他们所期望的“昭和维新”和“国家改造”的最终目标，他们发誓要继续走武力发动的道路。1936年2月26日，一场蓄谋已久的更大规模的军事政变发生了，日本陆军第一师团的1000多名士兵，在10多个将校的率领下再次袭击首相官邸，一举刺杀大藏相、内大臣、教育总监，皇宫侍卫长铃木贯太郎身负重伤，首相幸免于难。这次政变，史称“二二六”事件。这次事件震动了整个日本，虽然在天皇的干预下，发动政变的叛乱部队的将校受到处分，但实际上政变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此后，军部对于政府的控制进一步加强，事件后上台的新内阁要按“全军一致之希望”，“以积极政策刷新国政”。阁僚名单按军部意见大幅度修改，内政外交也要征得军部同意。
第三种“国家改造”方法，是“循序渐进”地进行体制改造。军部不仅以对外军事冒险和对内发动政变的方法，摧毁宪政体制，也注意利用合法手段进行体制改造。他们抓住各种外部机遇和有利条件，逐步扩大军权领地，扩大军权对于国家政治生活干预的深度和广度。在“九一八”事变后，军部利用日趋紧张的国际局势，一步步推动政府体制改造，陆续增设了大东亚省、军需省、运输通信省以及内阁所属的对满事务局、企划院、兴亚院、情报局、综合计划局、总力战研究所等机构，并把军人官僚大量安插其中。他们还利用“二二六”事件后的国内局势，恢复了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调整了陆军省机构设置，扩大介入政治的窗口。
上述三种“国家改造”方式交互影响、彼此促进，发生综合效用，使日本快速完成了军国主义化。军权在明治宪法体制中传统的特殊地位，使军部比较顺利地利用20世纪20～30年代日本内政外交困境，迅速扩大军队影响和军权范围，最终废止了日本的宪政体制，使国家完全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
（三）宪政体制崩溃
日本的宪政体制始于明治时代，明治时代的宪政体制以国权论为法理基础，以立宪君主制为体制。在大正时代，在民主运动的推动下，宪政体制有了很大的改变，最显著和最重要的变化在于进入政党政治的阶段，开始了向议会制转化的进程。但由于日本国内外一系列历史条件和环境的变化，最终日本政治发展中的宪政民主被军事专政、军政体制所取代。这一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逐步发展和渐进的过程。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在大正时代结束后，宪政体制的终结与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特别是侵华战争直接联系在一起。
从总体上看，是军部“暴走”终结了宪政体制。日本宪政体制瓦解的开端应属“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队中最重要的军事集团日本关东军的重大胜利，不仅大大提高了整个军方在日本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也许这次事变更重要的政治意义在于把日本军队最具军国主义倾向的军事集团及其领导人推上了日本政治舞台。“九一八”事变使军队的政治发言权急骤增大，日本内阁完全追随和服从了军部设计的事变处理方案。事变后，军部借机煽动国内舆论向“举国一致体制”迈进，酝酿进行下一步更大规模的战争行动。与此同时，日本经济开始向战时统制经济转化。因此，“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宪政体制解体的正式开始。
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则是日本宪政体制终结的标志。“卢沟桥事变”后日本进入战时动员状态，内阁通过了《军需工业动员法》《物质动员计划》《国家总动员法》等一系列经济统制法案，以及“国民精神总动员”等一系列要求全国上下支援战争的内阁告谕。在政府机构的设置方面，也为适应战争形势发展需要进行了调整。1937年10月，建立了内阁参议制，旨在“就有关支那事变的重要国务参与内阁筹划”。设置参议共10名，外交界1名，财界2名，政党3名，陆海军4名，军方人士所占比例最高。1940年2月，内阁设立了直属机构——“物价对策审议会”。这个被称为“经济参谋本部”的机构对日本整体经济活动实行全面管制。日本终于完全转入了一切服从对外侵略扩张的军政体制。
五 “二战”前日本政治发展的特点
武士阶层推翻封建主义闭关锁国的幕府，通过明治维新，建立以天皇制为核心的君主立宪制，推动日本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工业化。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资本主义国家体系和行政制度，基本上避免了被殖民化的命运，保持了国家独立。
但明治体制中残留了封建性。明治维新是一场不完全的资产阶级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日本的政治体制始终坚持具有封建性的天皇制绝对主义的原则，自上而下地推动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经济上开放和政治集中的体制及其“对冲”机制，也为后来日本政治制度和社会逐步演变，最终走向军国主义埋下了伏笔。日本的经济政治体系具有明显不同于欧美国家的特点：在实现工业化产业革命的过程中促成了垄断资本财阀的崛起；颁布了宪法，实行了议会制度，却走向了军事帝国主义；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飞速进步，却造成了牺牲国民大众的幸福乃至生命的悲剧。封建残余与资本主义制度，在日本近代史上交织在一起，共同酿成了日本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悲剧。
（一）“二战”前日本政治的三个阶段
从明治维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如果对这一时期日本政治发展的轨迹做横向剖析，可以看出，日本政治权力格局经历了三个阶段。
在这三个阶段，有一个贯彻始终的政治力量，那就是成功推动明治维新的一代政治精英们，他们前后相继左右着日本的政治走向，是日本政坛上具有特殊地位和影响力的“元老”。“元老们”实质上具有超越宪法的能力，是他们主持制定了明治宪法，也是他们参与推动了政党政治和议会政治的发展，更是在他们的支持下，军部突破和改变了明治宪法的政治权力框架，使日本走向了军国主义。
第一个阶段，推翻幕府的维新政治家，塑造了现代日本政府，成为长期把持日本政治权力的主流派，形成了日本的“藩阀政治”。随着日本工业化和社会开化程度逐步提高，明治天皇和老一代维新政治家辞世，大正天皇集权能力式微，“元老”优势政治地位受到新崛起的政治经济精英的挑战，政治权力竞争加剧，日本政治进入第二个阶段——政党政治阶段。这个被后人奉为“宪政常道”的阶段，只有1924年6月到1932年5月不到8年的时间，非常短暂。在这个阶段，日本政治就显现出延续到战后的两个基本特征：政党与财阀关系密切和频繁更迭政治领导人。随着日本海外扩张的屡次成功，日本进入战前政治的第三个阶段——军阀政治时期，部分主张激进的元老与军人相结合，形成军阀，带动中下层军人势力，从相对温和的政党政治家和专业官僚手中夺取政治权力，“元老政治”演变成军阀主导的“重臣会议”。
如果对日本政治发展的内在机制做纵向剖析，可以看到上述三个阶段之间的关联性：维新政治家以政府和官僚推动日本工业化，培育出了大大小小的财阀；财阀如三菱、三井等，为了维护和扩大自身利益，提供政治资金给政党，政党以执政政策支持和回馈财阀，包括优先发展财阀独占高额垄断利润的军需产业；军队的海外扩张，增加了对财阀军需产品的需求，财阀与军队及其海外扩张行动的相互依赖性日益加深，军事集团日益强大，军阀厌恶政党竞争导致的政治决策无力感和政治乱象，谋求取代政党政治，实行以军阀为权力核心的举国一致体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的议会制度、政党制度、选举制度虽然都逐步建立起来，并且有了一些议会政治、政党政治和选举政治的实践，但是，不能因此就认为“二战”前日本已经确立了民主制度，实质上“二战”前日本的政治权力核心仍然是能够超越议会和政党政治限制的“元老”，当政党政治和议会民主面对日本重大的经济社会问题表现脆弱无力、令人失望时，元老和军人相结合的军阀统治者便轻而易举地实现了军国主义统治。
表2-3 日本战前*政治体系的转变与特点
表2-4 战前日本内阁特征总览
续表
（二）工业化和资产阶级的政治角色
1894年8月，中日之间爆发了甲午战争。甲午战争不仅实现了日本殖民台湾的目的，同时，也加快了日本国内资本原始积累的速度，促进日本完成了工业化革命。
在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农业人口占国家人口的70%以上，国家财政的来源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农村的土地佃租税收；二是由农民负担的间接消费税，大约71%的财政收入来自上述两项税收。当时，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还没有达到支撑和支配国家财政的程度。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的制造业企业，特别是使用机械动力的工厂急剧成长，以商业资本为中心的资本额也大幅增加。从中国获取的3.65亿日元的战争赔款，使日本稳固地确立了金本位制，奠定了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的金融基础，从而夯实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资本基础。至此，日本完成了工业化革命，确立了以轻工业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工业体系。在实现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强力的藩阀政治体系通过天皇制下的官僚专制主义，对资本起到了政治上的保护作用，催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表2-5 中日甲午战争前后各行业的发展情况
明治政府的元老伊藤博文在早期热衷于建立超然主义型政府。但是，到了明治中后期，超然主义型政府逐渐无法适应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新兴的资本集团，开始直接参与政治，引发了政治权力格局的变动。日本近代社会中存在的比较重要的政治利益集团——政党、军部和财阀，都是明治中后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三者之间由于利权的交织，时而合纵连横，时而对立冲突，展开政治角力，但是它们都是日本实现工业化后垄断资本主义兴起的产物。“二战”前，日本的政党政治和军阀政治的出现，其根本原因和社会基础就是，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登场。
甲午战争之前，日本资产阶级都懂得为了发展经济，在政治上要与强势的官僚保持密切的关系，形成政商关系。这时能与政府官僚建立密切关系的资产阶级，还仅仅限于有着财阀特征的大产业和大商业资产阶级。例如，三井财阀起家于江户时代，是幕府时代的第一大豪商。三菱财阀则靠明治初期发展海运业而一举成为能与三井财阀并驾齐驱的大财阀。这两个能够左右日本经济的豪商，在明治政府的保护和大力扶持下，通过收购明治政府出售的官产而成为与政府密切相连的官商。三菱财阀的背后站着大久保利通和其后的大隈重信，一直在财力上支持大隈重信领导的立宪改进党，从自由民权运动时期就开始与政府结合，垄断了日本近海的航运事业；以地主阶层为核心的自由党则与三井财阀有着密切的联系，三井的背后则是被西乡隆盛称为大管家的井上馨和伊藤博文，在对外贸易、金融领域得到了明治政府的大力支持。但是，这一时期，大产业和大商业资产阶级还没能从政治上组织力量。“1900年修改的选举法实施以前，三百名议员名额中，城市议员还不到二十名。这就使得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不得不对议会的地主性质进行攻击说：‘帝国议会也是地主议会，地方议会也是地主议会，或者说土地的所有者就是权力的所有者。’”[17]这时的政商关系更多的是一种依附关系，也就是新兴大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处于依附于官僚政府的状态。
甲午战争之后，日本资产阶级力量迅猛发展，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更加积极地寻找政治上的代言人，加强了对官僚政治的挑战和压力。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诉求越来越多，竞争越来越强烈，原来明治政府的政治运行方式越来越难以维持，“中日甲午战争后无论哪一任内阁，如不通过各种形式和议会政党紧密地结合起来便行不通。”[18]三井与三菱的竞争在政治上的反映，首先是自由党与立宪改进党的竞争，后来演变成为立宪政友会与立宪民政党的对立竞争。三井财阀和三菱财阀不仅分别是立宪政友会和立宪民政党的政党资金主要来源，而且两大财阀还直接向政界输送干部人才，通过经济支援和人事渗入直接影响政党和政策。大隈重信内阁的文部大臣尾崎行雄曾经这样形容过日本的政治，“假如日本一旦实行共和政治，三井、三菱就会当总统”。
日本政党自成立之初，就毫不掩饰地把与财界维持关系作为政党运营的重要原则。自由党领袖、立宪政友会创始人之一的星亨认为，“我们自由党历来深受地方农民的信任，但官中和实业家对我们缺乏信任。……根据我们的国体，不管你怎样得到国民的信任，但如果得不到官中的信任，无论如何也不能取得天下。又，不管你怎样得到农民的信任，如果缺乏企业家对你的信任，则不能圆满处理国家政务。因此，自由党今后应努力做到的，是取得官中的信任和怀柔商工业者。”[19]1900年，伊藤博文等人创建立宪政友会之后，除了取得三井财阀对本党经费的支持外，由于议会选举是候选人在自己的地盘上展开竞选，要赢得选举还必须取得地方实业界的支持，为此，立宪政友会还特别注重与地方实业界的联系。其实，大隈重信的宪政本党也是如出一辙。
甲午战争刺激了军需生产，以扩大军需产品为动力，日本现代化机械产业建立起来。1894年，现代化的机械企业新增2844家，资本总额为2.45亿日元，到日俄战争爆发的1904年，该类企业数已经达到8895家，资本总额达到9.21亿日元。清政府的巨额赔偿，被用于进行更大规模的扩军备战，62%的赔款被用于军备扩张；此外，1896～1900年，日本国家预算的44%～51%用于军事支出，掌握军事产业的财阀大发横财。三井财阀和川崎财阀基本上把持了机械、钢铁生产，三菱财阀和川崎财阀基本上把持了造船行业。“随着财阀对全部产业统治的加强，所谓‘三井的政友会，三菱的宪政会’这两大政党和财阀的勾结也更加紧密，而不和财阀勾结的资产阶级政党则逐渐消弱，出现了所谓两大政党对立时代。”[20]议会政治中以两大政党对立为主，其余小党附着其中，政党聚散分合的现象，尽管由于军国主义举国一致体制的强行阻断在20世纪40年代一时消失了，但是，这一特征至今为止依然在日本议会政治中能看到其身影。
[1] “五榜揭示”为：遵守五伦道德，禁止徒党、强诉、逃散，严禁基督教及邪教，履行万国公法，禁止无端从乡村出走去流浪。1873年伴随着制札制度（在公共场所公布道德法律）的废止，“五榜揭示”也被废止。
[2] 〔加〕诺曼·赫伯特：《日本维新史》，姚曾廙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第88页。
[3] 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一册），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7，第124页，引述《大西乡全集》第2卷，第753页。
[4] 三塚博监修：《议会政治100年》，日本德间书店，1988，第47页。
[5]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吴象婴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第126页。
[6] 〔日〕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一册），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7，第171页，引述福泽谕吉《时事大势论》第5卷，第239页。
[7] 〔日〕坂本太郎：《日本史》，汪向荣、武寅、韩铁英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第407页。
[8] 转引自〔加〕诺曼·赫伯特《日本维新史》，姚曾廙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第156页。
[9] 家永三郎：《明治前期的宪政构想》，日本东京福村出版社，1987，第132页。
[10] 稻田正次：《明治宪法成立史》（上卷），日本有斐阁，1962，第461页。
[11] 清水伸：《明治宪法制定史》（上卷），日本原书房，1974，第212页。
[12] 林茂、辻清明：《日本内阁史录Ⅰ》，日本第一法规出版社，1981，第101～102页。
[13] 〔日〕井上清、铃木正四：《日本近代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第136～137页。
[14] 〔加〕诺曼·赫伯特：《日本维新史》，姚曾廙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第165页。
[15] 〔加〕诺曼·赫伯特：《日本维新史》，姚曾廙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第168页。
[16] 武寅：《近代日本政治体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第78页。
[17] 〔日〕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第二册），商务印书馆，1985，第126页。
[18] 〔日〕井上清、铃木正四：《日本近代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72，第232页。
[19] 〔日〕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二册），商务印书馆，1997，第313页，引述《利光鹤松翁手记》，第243～244页。
[20] 〔日〕井上清、铃木正四：《日本近代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72，第4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