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作为节点的国际化大都市：上海

根据世界城市的等级分类（马莉莉，2011），纽约、伦敦等国际大都市以其资本和服务的集聚配置能力，处于世界城市经济最高层次和最核心的等级地位，是国际经济联系的主控中心。但是，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对于外围制造基地虽然具有主导性，但是却从属于主控中心城市的服务业集聚和配置力，处于国际经济联系的副控中心地位。因此，对于上海这样处于生产系统转型的大城市，需要明晰其面对的问题和目标。有两点是根本的：一是上海作为增长转型的大城市，核心变革是制度矩阵的演进；二是与中国经济全球地位相匹配的上海将成为国际控制中心型城市，而不是副中心，其必须积极参与到国际城市竞争中来。

1.上海经济分割的再分析

前文分析显示，上海目前正处在经历初级重化工业化向深加工度化的转型十字路口。一方面被加速向减速的“落潮效应”所困，另一方面被制度矩阵功能的转型阻力所困。毫无疑问，摆在上海经济面前的情景有两个：一是继续负重以爬上生产系统深加工度化的梯子；二是停留在初级重化工业化的门槛前，等待高投资和“消费示范效应”耗竭增长动力。与成功转型的发达国家相比（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和早期的欧盟国家），上海面临着治理分割的更大的阻碍，不只体现为融资制度功能的再塑造，更为严重的是，还面临现有制度组织方式转型的困难。作为一个对国际化大都市充满憧憬的区域经济体，上海未来步入“消费示范效应”，可以预期中国劳动力拐点的出现以及上海本身巨大的资源环境压力，也不会给其更多的规模化扩张机会。以效率提高抵消工资成本和环境改善成本，走“高效率、高收入”和“以效率改进贸易条件”的均衡增长路子，将是其不二的选择。

2.城市节点是什么？是要作为创新“缩放器”和“学中学”的知识配置力而存在

上海学者提出的国际大都市定位以及节点城市的认识，给予我们的进一步的思考是：节点应该如何定义？行文至此，得到明确的一点是，上海处于深加工度化的推进时期，以深加工度化及其后集成化、网络化发展主线为基准，我们可以清晰认识到，所谓节点，就是上海市定位自己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中的所处环节。

初级重化工业化时期的上海，实际上也是一个节点，但是这个节点的功能，是承接国际产业雁阵转移，加工模仿的规模化、低成本国际市场竞争是其主要特征。这个阶段以政府主导的制度安排为主，创新不是内在元素。为了促进节点能级的跃迁，只有实现了生产系统梯度爬升后，上海才有可能获得类似于发达国家国际大都市的节点功能。

我们认为，生产系统的产业梯度，对于创新具有“缩放作用”。工业化的规模化扩张时期，初级重化工业化的技术来源是“干中学和投中学”，生产系统的知识配置能力弱，甚至对创新具有抑制作用（干中学的创新缩小效应）。深加工度阶段以后，随着城市化的发展，经济网络化程度更高，如果这个梯度得以顺利推进，那么网络的知识配置力会越来越强大。换言之，各种“节点”通过知识网络的相互作用，会放大能力。即通过“学中学（Learning by Learning）”不断增加网络的“知识转移能力”和企业的“知识吸收能力”，两个能力累积扩张，最终推动经济效率路径的形成。因此，“干中学”向“学中学”的嬗变，也是经济转型和城市节点真正形成的标志（见图1-2）。

图1-2 高级产业梯度中的网络、“学中学（Learning by Learning）”与知识配置力

注：该图是OECD“国家创新系统比较项目”概念框架的修订，由于加入了产业梯度这一项，更能说明中国的问题。

3.节点作用：初级创新和次级创新

新时期的城市节点定位，本质上是激发城市创新能量。我们之所以强调深加工度化这个环节的重要性，以及这个环节的不可跨越性，是因为它是“初级创新”的基础。面对上海的种种经济分割，似乎不可能一步跨越到遍地有自主研发、遍地有高素质人力资源的环境。以协调管理（初级创新）为突破口，首先消除分割的障碍，实现生产组织的一体化和协调，本身就是极大的创新。一体化有了突破后，才有可能产生致密的生产系统网络化，网络化意味着生产环节和制度矩阵元素的紧密关联和相互依赖。

换言之，初级创新的要求，与上海现有生产模式转型的要求密切关联。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上海重化工业中机械设备制造规模不断扩大，所提倡的高新技术产业如电子及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在近年也有很大发展。但是，总体看来，上海市现阶段工业仍然处于深加工度化的初级阶段，生产一体化的技术改造、吸收处于需要继续加强的时期。面对这种情况，虽然强调自主的R&D很重要，但是首先在“初级创新”方面取得突破似乎更切合现阶段经济发展实际。因为在诸多制度分割、产业分割、企业分割的态势下，全面的自主创新模式并无真正涌现的土壤。

实际上，即使是“初级创新”，也是立足于一体化生产网络，尽管这些网络的致密性和效能与发达经济阶段相去甚远。但是，随着生产集成化的推进，生产组织越来越朝精细化方向发展，要保存现有生产环节的效率，必须进行“次级创新”，这是城市化步入均衡增长时期的现象。也只有当城市制度矩阵具有较大的自由度和开放度时，“次级创新”的内外知识交流和资金流转才能落地，就目前上海来看，这个阶段只能作为一种发展方向。

4.税收的增长陷阱

我们来看一个制度矩阵不能及时转变的情景模拟。初级重化工业化高增长时期，由于社会资源向工业高度集聚，工业部门不仅成为规模增长极，而且是税收的主要贡献者，即“生产性税收”增长阶段（典型如增值税）。这个时期的税之所以落在企业上，是因为企业拥有大部分资源，劳动收入低下，不具有负担大份额税收的能力。只有到了比较发达的城市化阶段，当增长动力由投资主导，演变为技术主导的时候，较高的生产率引致的较高收入，才能成为税收基础，收入直接税替代增值税。也正是因为初级重化工业化时期的企业高税负，降低了企业资本积累和技术升级能力，如果经济向深加工度化过渡失败，最有可能出现的情景就是：加工型企业为高税负拖累，逐渐失去活力。这个时候，即使企业税收负担减轻，但也因无法找到税收减少弥补的措施降低国家税收，社会活动支持被迫减少，经济增长的创造性进一步受到打击，如此循环，逐渐步入不可预期的“增长陷阱”。

5.节点和网络作为均衡的增长条件

城市节点和网络的最大特点，表现为其持续更新的能力。按照生产系统梯度爬升理论，在生产的高级阶段，产业演化和制度组织变革需要保持必要的同步性，当大量分割存在于生产系统中，如果得不到及时的协调和一体化结构重塑，即使引进了超越本阶段的先进生产方式，也不可能获得持续的效率来改进国际的竞争力。分割会阻碍技术知识的交流，网络环节的缺失会使创新基础消失。按照这个逻辑推断，城市经济稳定增长所需要的不是高级的技术，而是有生产、制度组织网络的持续更新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