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贫寒天子与明朝“国运”

莫欺少年穷

公元1328年，是中国的龙年。龙在中国是祥瑞的象征，但这一年的历史充满了动荡，同时又蕴含着无限的生机。

蒙古帝国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宛如一阵历史的狂风，席卷了大半个亚欧大陆。但取得胜利之后，蒙古帝国下属的各个汗国，由于汗位争夺，经常处于动荡之中。1328年，蒙古帝国的宗主国——元朝，这一年先后有三位皇帝在位，出现了四个年 号。

正是在这个动荡之年，朱元璋出生于淮河南岸的钟离东乡，也就是现在的安徽省凤阳县。凤阳乍一看来十分普通，平坦的地形，一般的作物，和其他地方并没有明显的不同。但站在老城斑驳的城墙之上，向下俯视，便可望见平坦大地上蜿蜒而壮阔的淮河。淮河没有黄河的历史地位，没有长江的经济富庶，却是位于中国腹心的一条大动脉。淮河在滋润着两岸土地的同时，不断地由于黄河改道造成的“夺淮入海”而暴发长期连绵的水灾，给沿岸的民众带来长久的痛苦。不仅如此，在古代，中国北部的政权虽然拥有更强的军事力量，但面对宽阔的淮河，由于水军力量不足，时常裹足不前，停留于此，形成南北对峙的历史局面。由于长期充作南北对立的界线，淮河地区成为中国的“腹地边疆”。不断的兵燹，使这片土地长期处于苦难之中，形成了尚武、剽悍的民风。

而凤阳，便是淮河地区的一个典型。“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这不过是为接下来的控诉而做的铺垫。其实凤阳一直都不是个好地方，不仅淮河经常泛滥，淹没这个地区；而且南北政权之间，尤其是南宋以来的长期战乱，也不断冲击这个地区。幼小的朱元璋，便身处这种环境之中。

越是艰苦的地方，越是能磨炼人。朱元璋从小便不断经历着各种各样的磨难，性格也变得越来越坚忍。所谓字如其人，朱元璋留下的《大军帖》《总兵帖》等书法作品，下笔刚决，厚实深沉。康有为在《广艺舟双辑》中，曾这样评价朱元璋的书法：“明太祖书雄强无敌。”这未尝不是朱元璋性格的一种反映。朱元璋的父母都是穷苦的农民，家里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朱元璋这个名字，是他从军以后儒士给取的，他原来的名字只是按照当时的风俗，将出生时父母年龄相加，叫“重八”。这种取名方法十分普遍，元末另一位枭雄张士诚，原名叫“张九四”，他的弟弟张士德原名叫“张九六”。

疆域空前辽阔的蒙古帝国，虽然在频繁的皇室内乱中，统治秩序动荡不安，但其在14世纪的突然崩溃，与自然灾害的冲击有直接关系。14世纪中期，一场波及亚欧大陆的大旱灾，导致大量人口、牲畜死亡，来不及掩埋的尸体慢慢腐烂，进而导致了瘟疫的大规模流行。作为草民，朱元璋的父母、大哥由于灾荒而吃不上饭，加之感染瘟疫，很快便去世了。穷苦的朱氏兄弟，在乡亲汪文、刘英的帮助下，将父母、哥哥草草安葬后，便为了生存，各谋出路去了。

朱元璋的选择是到皇觉寺出家。如今人们一看到某人出家，会认为这个人信仰佛教或道教，出家是个信仰问题。其实在古代社会，出家在多数情况下，是一个生存问题。中国古代虽然有救济穷人的制度，政府设有悲田院、养病院、养济院、福田院、居养院、安济坊等机构，收容孤苦无依的百姓，尤其是老人，民间的富人或者宗族，也会在发生灾荒时施舍米粥；但这些救济规模、力度与数量庞大的穷苦人口相比，还是显得不够。而大量寺院、道观，在灾荒年份，通过施舍穷人招徕信徒，从而扩大自身势力，可以起到很大的弥补作用。信不信教另说，先把肚子填饱，当时皈依佛道的人，很多都是抱着这个想法的。朱元璋也是如此。所以，很多史料和研究说朱元璋信仰佛教，其实未必，他对各种思想体系都有兴趣，而且钻研很深，是个为了稳固政权，什么手段都可以采用的典型的实用主义者。

凤阳作为朱元璋的龙兴之地，留存下来的古迹很多，不仅有庞大方正的中都城、庄严肃穆的明皇陵，而且即使屡遭拆毁，城内也还有不时可见的文物，甚至一座清真寺的建筑用砖，都是洪武时期各地烧制的文字砖。而作为朱元璋人生避难所的皇觉寺，却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逐渐荒废，目前仅存一座枯井，隐藏在连片荒草之中。皇觉寺的寥落与衰败，可能缘于朱元璋在即位之后，将皇觉寺迁至城内并改名龙兴寺，原址逐渐废而不用。

随着灾荒范围越来越大，投靠皇觉寺的人也越来越多，寺里养不活这么多的人，于是后来投奔的僧人，只得外出“游方”。“游方”即“游于方内”，本来是僧人修行的一种方式，通过进入红尘之中，磨炼心性，从而得道成佛。游方的僧人们，由于没有盘缠，一路上靠化缘为生，就像《西游记》里唐僧师徒四人一样。所以，游方实际上就跟要饭差不多，而朱元璋很不幸地也在被遣散游方的范围 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