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宣时代的权力洗牌

成祖朱棣在北征途中“晏驾”，太子朱高炽继位，庙号仁宗，年号洪熙。三大中枢集团分立的态势失去了依托，归并为一。表面来看，洪熙中枢政治格局延续了永乐旧貌，只是将三大中枢集团加以归并罢了。蹇义、杨士奇因有翼戴之功，理所当然地进入政治中枢。夏原吉属于留守集团，又曾经多次维护太子，也理应占据政治中枢的一个名额。杨荣、金幼孜作为先朝旧臣，虽属北巡集团，但并未与监国集团交恶，在朱棣去世之后，稳定了局势，为仁宗顺利即位提供了条件，因此二人地位也得以保留。至于黄淮、杨溥，因长期系狱，虽为监国旧臣，但已被排斥出既成的政治格局。

虽然三大中枢集团中的固定成员都进入了新朝中枢政治集团，并未出现某一势力清洗其他势力的局面，但五位官员在政治中枢中的地位已悄然发生变化。这源于仁宗对自己在永乐年间的遭遇记忆犹新，仍在脑海中保持着三大政治中枢集团的界限，故以人事关系为准则，重新组建中枢政治格局。

仁宗即位之后，最受重用的是蹇义、杨士奇二人。夏原吉官居户部尚书，是正二品，杨士奇作为翰林侍讲，仅正六品，位次在夏原吉之后。仁宗信任杨士奇，便想将他排在夏原吉前面。但按照洪武祖制规定，翰林官最高可升为正五品的殿阁大学士，仁宗无法通过提升官职的形式，使杨士奇地位超越夏原吉。面对祖制的限制，仁宗采取迂回的办法，转而倚重虚阶，重新排定五臣地位。明代官制中，品级最高的莫过于正一品的“三公”（太师、太傅、太保）和从一品的“三孤”（少师、少傅、少保）。蹇义被授予少师之衔，地位仅次于三公；杨士奇从正六品，一跃而进少傅、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从一品，地位仅低于蹇义；夏原吉被授少保，地位低于杨士奇，三人从而位列三孤。而杨荣和金幼孜尽管在永乐时地位已在杨士奇之上，此时因为与仁宗关系疏远的缘故，让位于下，分别被授予太子少傅、工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正二品，太子少保、户部右侍郎兼武英殿大学士，正二品，仅被纳入三少序列。可见，杨士奇不仅后来居上，成功超越同僚杨荣、金幼孜二人，而且进一步打破阁部品位格局，带动了内阁地位的提升，只不过这种提升源于仁宗与杨士奇的私人关系，而非内阁制度的内在驱动。

在蹇义、杨士奇职位的安排上，仁宗延续了旧的制度规则，仍然尊崇吏部作为百官之首的地位，命蹇义仍居杨士奇之上。在政治运作中，蹇义地位也高于杨士奇。蹇义的墓志铭写道：“仁宗皇帝初嗣位，一切政议，预者三、四人，而公居首。”[3]

仁宗不仅借助品位制定，提升了蹇义、杨士奇二人的地位，在实际决策中，也最倚重此二人，但鉴于其他三人也是政治中枢成员，在朝堂议政中难以直接排斥，于是通过单独赋予二人银章密奏之权，构建另外的交流渠道，使部分事务由三人私下决断。由此可见，仁宗时期政治中枢的决策体制，并非依据部门，而是依据诸臣与仁宗关系的亲疏程度而建立。

仁宗去世的时候，太子（也就是后来的宣宗）还在南京居守。张太后于是任命与太子关系最好的夏原吉临时主持朝政。太子不了解这个情况，到了北京城外，看到前来迎接的朝臣中没有夏原吉，很不高兴，见到太后之后，太子才知道是有所安排。入宫之后，太子还专门和夏原吉谈话，指出自己最倚重的人便是他：“卿奉皇祖命辅朕有年，朕以卿非他人比，卿当以事皇祖者事朕。”[4]从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出，二人在居守北京时形成的政治友谊长期延续了下来。宣宗即位之后，最为倚重的也是夏原吉。不过，虽然宣宗最信任夏原吉，但在朝政处理的过程中，对富有政治智慧的杨士奇和富有谋略的杨荣，也十分欣赏，对于蹇义也很看重；与之相比，金幼孜由于能力不足，已被排除在政治中枢之外。宣宗在中枢决策中，发明了集体决策的形式，经常召见夏原吉、蹇义、杨士奇、杨荣四人，命四人先用墨笔将对奏疏的批答，写在小字条上，再把小字条贴在奏疏上面，称为“票拟”；自己看过奏疏之后，如果觉得票拟意见得当，就原样照抄，如果意见有所不同，就加以修改，用红笔在奏疏上写上最后处理意见，称为“批红”。可见，宣宗时期的中枢政治是一种跨部门的贤臣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