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禁”政策

在如此强大的实力基础之上，朱元璋在开国之初，却明确宣布放弃东亚海域。在《皇明祖训》中，朱元璋列出不主动征伐的“四方诸夷”，针对的便是东亚、东南亚国家。

而对于民间的海外贸易，朱元璋鉴于其他红军支系残余、日本武士在东南沿海可能造成的威胁，实行“海禁”政策，禁止民间开展海外贸易。“凡将马牛、军需、铁货、铜钱、缎匹、绸绢、丝棉私出境外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2]南宋、元朝十分注重海外贸易，在国家财政体系中，已经开始将农业税收与海外贸易结合起来。而朱元璋则从这一新型财政制度再次退回到中国古代传统的农业财政，虽然也征收商税，但只是将之作为农业税收的补充。

那么，朱棣派遣郑和下西洋，是否意味着他有意突破朱元璋的海洋立场呢？关于朱棣为何派遣郑和下西洋，明朝人提出了很多观点，有人认为是为了寻找建文帝，有人认为是为了寻求异域珍宝。其实这些观点都无法成立。寻找建文帝不至于派出如此大的阵仗，胡濙长期为朱棣担负秘密寻查建文帝下落的任务，却一直行踪隐秘，不事声张。以郑和下西洋如此大的规模，即使建文帝流落海外，也会在听闻声息之后，再次逃遁。至于寻求异域珍宝，更不符合事实，郑和船队所赏赐给沿途国家的财物，远远多于从这些国家所获取的。

事实上，建文四年（1402）七月，朱棣初即位，在海洋政策上，便宣告严格继承洪武“海禁”政策：“缘海军民人等，近年以来，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国。今后不许，所司一遵洪武事例禁治。”[3]永乐二年（1404），朱棣再次禁民下海，并且颁布更为严格的船只标准：“福建、浙江濒海居民私载海船，交通外国，因而为寇，郡县以闻。遂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4]

对于明初以来迁移到周边海岛的海外华人，朱棣采取剿抚并用的方式。对于已进入南洋政权的海外华人，明廷命当地政权遣还。郑和下西洋过程中，最大规模的军事作战，针对的是海外华人陈祖义，而非当地政权。对于同样采取敌对行为的锡兰国王，郑和采取宽容态度，充分展现了明朝对海外华人、南洋政权所秉持的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场——对海外华人要严厉得多。

朱棣的政策明确表达了对海外华人不支持、不认可，甚至将之视为乱民、敌对者的政治立场。这种政策对东南沿海华人下南洋和在南洋的势力扩张，形成了很强的政治约束，导致明前中期东南沿海居民下南洋的现象明显减少，大幅缩小了海外华人的生存空间。而对于这一做法，明中后期的人也表达了赞同的态度：“然则［郑］和岂贸易珍宝之使哉！除异域之患，为天子光，和亦贤矣。”[5]由此可见明中后期海洋政策的保守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