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趣第六
清人张潮云：“情必近于痴而始真，才必兼乎趣而始化。”为学做人，亦不可缺少真纯与趣味。大学中人，并非都是法相庄严的学究夫子，其中并不乏懂情趣、识幽默的率真之士。正因其有真性情、真趣味，才使其形象增添了几分可爱可亲的色彩。读其逸闻逸事，往往让人忍俊不禁，以为重见《世说新语》中人。然而却常能在会心一笑之余，体悟到其率性而为、天真烂漫的“真人”风度。掩卷深思，除可爱可亲之外，更多的是感到了“难得”与“可敬”。学人的真趣，也使大学的形象平添了几分摇曳生姿、丰富多彩的天然魅力。
◇ 林纾平生任狭尚气，性情刚毅，除长于文学撰述之外，还精于武术，尤擅舞剑，曾著笔记小说《技击述闻》，记载平日耳闻目睹的武林实事。在京师大学堂任教时，在课堂上经常向学生讲授武林故事。言谈之间，眉飞色舞，津津有味，让学生向往不已。
◇ 蔡元培入翰林院时，主考官看到他的试卷大喜，对其文章称赞不已；评价其书法则曰：“牛鬼蛇神。”后来，钱玄同问蔡：“蔡先生，前清考翰林，都要字写得很好的才能考中。先生的字写得这样蹩脚，怎样能够考得翰林？”蔡不慌不忙，笑嘻嘻地回答说：“我也不知道，大概因为那时正风行黄山谷字体的缘故吧！”
◇ 1927年，北伐军何应钦部攻克福建，蔡元培、马叙伦等浙江名流代表民众欢迎北伐军早日进浙。何设宴款待蔡、马等人，并介绍苏联顾问蔡列班诺夫与他们相见。苏联顾问当即送上自己的中国式名片：“蔡列班诺夫”。蔡元培接过名片后，笑道：“原来是本家。”
◇ 五四运动以后，每逢5月4日，北大必有一群校友聚会，指点江山，畅谈国事，借以纪念五四运动，名之曰“五四”聚餐会。这个惯例坚持了好几年，而且每年都要邀请老校长蔡元培参加。在某年的聚餐会上，蔡感慨地说：“我们这帮人真是吃‘五四’的饭呀！”
◇ 白化文回忆说：沙滩红楼的老北大文化氛围独具一格。甚至周围的乞丐叫声也很特别，不喊“升官发财”老一套，见了男生就喊：“您行行好吧，您准能当校长！”对女生则喊：“小姐行行好吧，您准能坐大火轮留洋！”校门口卖豆腐脑的也有老北大书卷气，常对青年人灌输：“老年间儿，我爸摆摊儿那会子，鲁迅跟给他拉洋车的肩并肩坐在咱这摊子上，一起吃喝，吃完了，您猜怎么着，鲁迅进红楼上课，拉洋车的叫我爸给他看着车，也进去听课去啦。蔡校长的主意：敞开校门，谁爱听就听，不爱听拍拍屁股走人，谁也管不着谁，那才叫民主，那才叫自由哪！”
◇ 民国初年，辜鸿铭任教于北大，当时大学开始招收女生。辜见校内女生甚多，便问工友：“这些堂客是哪里来的？”当时北平饭馆的习惯：女客称堂客，男客称官客。工友告诉他，以后学校将有女生来上课。辜摇头叹息，以为从此风化将成问题。辜保守顽固，论中国事情常有立异之说，如论新旧婚姻之不同：“中国旧式婚姻，譬诸置水于炉火之上而徐俟其沸，则过程中之温度有增无减；近代之自由婚姻制度，则譬诸已沸之水自炉而委地，未有不冷者。”
◇ 黄侃喜爱美食，在北大任教时，京城饭肆酒楼处处吃遍，在家里吃也是一点马虎不得。据其学生陆宗达回忆，当时黄“一顿中饭，可以从日头正午吃到太阳偏西；一顿晚饭，能从月出东山吃到子夜乌啼。他吃饭并不多，这中间最主要的就是谈”。他经常对陆说：“要学我这学问，光靠课堂上那点不行，必得到这饭桌上来听，才是真的！”
◇ 陈独秀曾与章士钊共同创办《国民日日报》。20多年后，章士钊在忆及与陈独秀共事的情景时，兴趣盎然地写道：“吾两人蛰居昌寿里之偏楼，对掌辞笔，足不出户，兴居无节，头面不洗，衣敝无以易，并亦不浣。一日晨起，愚见其黑色衵衣，白物星星，密不可计。愚骇然曰：‘仲甫，是为何物耶？’独秀徐徐自视，平然答曰：‘虱耳。’其苦行类如此。”
◇ 据许德珩回忆：1919年下半年，也就是陈独秀尚在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的时候，陈延年和陈乔年两兄弟来京看望父亲。他们并不直接去陈独秀家里，而是准备了一张名片投递，上面写“拜访陈独秀先生”，下面写着延年、乔年两兄弟的名字。此事一时传为笑谈，人们说陈独秀提倡民主，民主真的到了他的家里。
◇ 抗战期间，日军在云南狂轰滥炸，西南联大师生每每苦于“跑警报”、钻防空洞。在昆明郊区，很多人为图方便，便在院子里挖一个坑，上面盖上一块厚木板，敌机来时，则钻入坑中。陈寅恪于是作一对联：“见机而作，入土为安。”因其对仗工整，又切于实情，遂在师生中广泛流传。
◇ 胡适提倡白话文，于课堂上令学生拟一拒聘电报，其中有一最简者为：“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而胡的白话稿为：“干不了，谢谢。”胡论曰：“文之优劣，原不在文白，在于修辞得当也。”
◇ 季羡林评胡适，“毕竟是一个书生，说不好听一点，就是一个书呆子”。据季回忆，他曾与胡一同在北京图书馆开评议会，胡匆匆赶到，声明他要提早退席去赶开另一个重要会议。其间，一位与会者发言跑题，谈到《水经注》。一听到《水经注》，胡便浑身是劲，立即精神抖擞，接着发言者的话茬，眉飞色舞，口若悬河地发表己见，一直到散会，他也没有退席，而且兴致极高，大有挑灯夜战之势。早把那个“重要会议”忘到爪哇国去了。
◇ 胡适因创作和提倡白话诗，被称为“新诗的老祖宗”。海内作新诗者均以能得胡适的评论而荣幸，以致后来以《女神》名噪诗坛的郭沫若，以一直得不到胡适的评论为憾。1923年，两人在一次欢宴上见面，当胡适在酒酣耳热中说起他曾想要评《女神》，并取《女神》读了五日时，郭沫若大喜，竟抱住胡适，要和他接吻。
◇ 胡适因提倡白话文而名满天下，“我的朋友胡适之”曾经是当时许多人的口头禅，无论相识与否，文人雅士、社会贤达多引以为荣。有一年，胡和马君武、丁文江等朋友作桂林之游，所至之处，辄为人包围。胡无奈地说：“他们是来看猴子！”胡说他实在是为名所累。
◇ 周作人说：“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
◇ 傅斯年身高体胖，朋友称其为“傅胖子”。抗战期间，傅在重庆，与李济、裘善元赴宴。宴毕，主人替他们雇好三乘滑竿。六个抬滑竿的工人守在门前。裘第一个出来，抬夫见他胖，都不愿抬，于是互相推让。第二个走出来的是李，比前一个更胖，剩下的四个抬夫又互相推让一番。等到傅走出来，剩下的两位抬夫一看，吓了一跳，扛起滑竿拔腿就跑，弄得主人分外尴尬。
◇ 傅斯年是五四运动的风云人物。他曾自豪地说：“‘五四’那天上午我作主席，下午扛着大旗到赵家楼，打进曹汝霖的住宅。”
◇ 傅斯年的旧学功底十分扎实，早年最喜欢唐代李商隐的诗，后来又痛骂李商隐是妖。罗家伦就问他：“当时你喜欢李商隐的时候怎么不说他是妖啊？”傅回答说：“那个时候我自己也是妖！”
◇ 傅斯年一贯反对提倡中医。有一次，在国民参政会上，参政员、孔子后裔孔庚提出一个有关中医问题的议案，傅当场表示反对。两人因此展开激烈的争辩。孔辩不过，气急败坏，就在座位上用污言秽语辱骂傅。傅十分生气，大声说：“你侮辱我，会散之后我和你决斗！”散会之后，傅在会场门口拦住孔，孔此时已年过古稀，身体非常瘦弱。傅见此，怒气就去了大半，把两手垂下来说：“你这样老，这样瘦，不和你决斗了，让你骂了吧。”
◇ 毛子水精于古籍鉴定，好收藏古书。任老北大图书馆馆长期间，每年毛都把绝大部分购书经费用于购买善本古籍，因而无法满足青年学生订阅新报刊的要求。一次，一些同学在图书馆内的大厅遇到了毛，就订阅新报刊问题向毛提出质问，同学越聚越多，质问发展成了斥责。毛异常生气，但又理屈词穷，只倔强地说了一句：“就是不订！”个别同学一时激动，大喊一声“打”（其实并未动手），就把毛吓得楼上楼下乱跑一阵。事后，“学生追打毛子水”的新闻很快就传遍校园。
◇ 1930年，钱玄同43岁时，曾与朋友商谈自编文集，名为《疑古废话》。从44岁起每11年出一本集子，44岁那年编的一本叫《四四自思辞》；55岁那年编的一本叫《五五吾悟书》；66岁时出一本《六六碌碌录》；77岁时出一本《七七戚戚集》。书名都巧妙地运用了双声叠韵。书虽未编成，却很能见钱氏的性格。
◇ 在北大同人中，刘半农与钱玄同最为友好，但两人一说话就要抬杠。刘说他和钱“我们两个宝贝是一见面就要抬杠的，真是有生之年，即抬杠之日”，并以半农体作“抬杠诗”一首：“闻说杠堪抬，无人不抬杠。有杠必须抬，不抬何用杠。抬自由他抬，杠还是我杠。请看抬杠人，人亦抬其杠。”
◇ 刘半农生性幽默诙谐，才气横溢。有一次，好友周作人向刘借俄国小说集《争自由的波浪》和一本瑞典戏剧作品，刘的回信却令周吃了一惊。信无笺牍，但以二纸黏合如奏册，封面题签“昭代名伶院本残卷”，信文竟然是一场“戏”：“（生）咳，方六爷（按：指周作人）呀，方六爷呀，（唱西皮慢板）你所要，借的书，我今奉上。这其间，一本是，俄国文章。那一本，瑞典国，小曲滩黄。只恨我，有了他，一年以上，都未曾，打开来，看个端详。（白）如今你提到了他，（唱）不由得，小半农，眼泪汪汪。（白）咳，半农呀，半农呀，你真不用功也。（唱）但愿你，将他去，莫辜负了他。拜一拜，手儿呵，你就借去了罢。”
◇ 刘半农在法国巴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学校要求极为严格。一些“汉学大师”在博士答辩时，喜欢以偏题难倒中国学生，以炫其学。刘半农博士论文答辩时，气氛十分紧张，总共进行了七个钟头。结束时，刘已筋疲力尽，无力走路，只好由朋友搀扶出场。
◇ 有一位青年非常喜欢刘半农作词、赵元任作曲的《教我如何不想她》，便去赵家，请赵介绍他认识刘。恰巧刘来赵家，赵当即对青年介绍说：“这就是你要认识的刘半农先生。”青年原以为刘是个风度翩翩的美男子，一见之下，竟是一位身着半旧长袍，形同乡巴佬的老头，顿感失望，情不自禁地说了一句：“原来是这个老头啊！”刘闻言，甚为失意，作打油诗以自嘲：“教我如何不想他，请进门来喝杯茶。原来如此一老叟，教我如何再想他！”
◇ 马寅初在北大演讲，常对学生自称“兄弟我”。73岁那年，他讲话的第一句话经常是：“兄弟今年七十三岁……”他在学校的大会上经常夸北大，竖起大拇指，说“北大顶顶好”，说“北大number one”。
◇ 1951年，已过古稀之年的马寅初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在北大师生欢迎马寅初的大会上，马对北大师生说：“兄弟很荣幸来到北大做校长。兄弟要和大家提出三个挑战：第一，兄弟要学俄文。……第二，兄弟要骑马、爬山。……第三，兄弟冬天洗凉水澡。”
◇ 有一次李富春副总理来北大讲话，马寅初校长一会儿称他为李先生、李副总理，一会儿又冒出个“李副总统”，让很多学生想起了李宗仁。康生来校讲话，马一会儿称其为“康先生”“康生先生”，一会儿又称“康生同志”，到了最后，称号全免，直呼其名：“现在请康生讲话！”
◇ 顾颉刚担任高考典试委员时，所出历史试题中有“中国交通始于何时，盛于何时”和“诸葛亮治蜀”两题。答案竟有“始于元，盛于唐”和“始于18世纪，盛于28世纪”者。最离谱的，一份试卷中竟有“诸葛亮枪毙马谡”之句。
◇ 20世纪30年代初期，熊十力在北京大学讲佛学。一个人住在沙滩银闸路西一座小院子里，门总是关着，为免闲人打扰，门上贴一张大白纸，上写：“近来常常有人来此找某某人，某某人以前确是在此院住，现在确是不在此院住。我确是不知道某某人在何处住，请不要再敲门。”看到的人都不禁失笑。
◇ 1926至1927年间，梁漱溟在北京西郊大有庄租了几间平房，和熊十力以及十几个青年学生同住一起。当时梁、熊两人都没有固定收入，靠发表文章、出版书的稿费维持十几个人的简单生活，大家基本上都跟梁一起吃素，可是熊爱吃肉，学生薄蓬山管理伙食。有一天，熊问薄：“给我买了多少肉？”“半斤。”当时是16两一斤，熊一听是半斤，骂薄：“王八蛋！给我买那么点儿！”过了两三天，熊又问：“今天给我买了多少肉？”“今天买了8两。”熊一听高兴得哈哈大笑说：“这还差不多！”此事在学生中间传为笑话。
◇ 1934年，熊十力住在其弟子徐复观家中。徐有小女均琴，刚3岁，颇逗人喜爱。有一次，熊问她：“你喜欢不喜欢我住在你家？”“不喜欢。”“为什么？”“你把我家的好东西都吃掉了。”熊听后大笑，用胡子刺她的鼻孔说，这个小女儿将来一定有出息。
◇ 冯友兰在西南联合大学讲“禅宗思想方法”，说禅宗的认识论用的是“负的方法”，用否定的词语表达肯定的意义，以非语言的行为表达语言不能表达的意义，“说就是不说”。演讲散会时，天气转凉，冯将带来的马褂穿在身上，同时自言自语地说：“我穿就是不穿。”
◇ 冯友兰口吃，1948年归国后，曾作题为“古代哲人的人生修养方法”的系列讲座，第一次听讲者有四五百人，第二周减至百余人，第三周只剩二三十人，四五周后只剩四五人听讲，以其口吃，词不达意之故也。叶公超每次碰见冯，都喜欢戏谑一番，谎称自己遗忘，郑重询问冯家的门牌，冯必郑重答曰：“二二二……二号”，必道七八个“二”而后止。冯讲课提到顾颉刚名，常“咕叽咕叽”良久而不出“刚”字，念墨索里尼，亦必“摸索摸索摸索”许久。
◇ 有人向冯友兰请教长寿秘诀，对中国传统哲学有精深研究的他只用三个字作答：“不……着……急。”
◇ 1925年11月28日、29日，北平学界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反对段祺瑞执政府。时在北大任教的林语堂也走上街头，拿着竹竿和砖石，与学生一起，直接和军警搏斗。林曾为圣约翰大学的垒球投掷手，在搏斗中，林的投掷技术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投出去的石块命中率极高，好几个军警都被打得头破血流。林也被别人打中眉头，流血不止，从此留下了终身的伤疤。林每当提及此事时，总是眉飞色舞，自豪不已：“我也加入学生的示威运动，用旗杆和砖石与警察相斗。……我于是也有机会以施用我的掷球技术了。”
◇ 孟孔武撰《幽默诗人》，其中有一节杜撰林语堂死后与孔子之间的对话。孔子说：“我是《论语》主编，你也不过曾为《论语》主编；我周游列国，你也周游列国；何以我一贫如洗，而足下能豪富至此？其术可闻欤？”林莞尔而笑：“此无他，我不过出卖了一些《吾国与吾民》。”
◇ 有一次，郁达夫和一位朋友到饭馆吃饭。饭毕，侍者过来收费，郁从鞋垫底下抽出几张钞票交给他。朋友非常诧异，问郁：“为何钱藏在鞋子里呀？”郁笑答：“这东西过去一直压迫我，现在我也要压迫一下它！”
◇ 赵乃抟在西南联大讲授“经济思想史”，第一堂课会宣布：“本学期打算点名三次：第一次不到，假定你去了重庆；第二次不到，假定你去了桂林；三次不到，便假定你已到了滇缅公路。”
◇ 金岳霖终身未娶，无儿无女，但是过得怡然自乐。他养了一只大斗鸡，能把脖子伸上来，和他在一个桌子吃饭。又到处搜罗大梨、大石榴，拿去和别的教授的孩子比赛，比输了就把梨或石榴送给赢的小朋友，他再去买。金还喜欢斗蛐蛐，家里的蛐蛐罐有一大箩，男佣经常被他叫去抓蛐蛐。金还说：斗蛐蛐“这游戏涉及高度的技术、艺术、科学。要把蛐蛐养好，斗好，都需要有相当的科学”。
◇ 金岳霖年轻时视力不佳，他举例说：“比如前面来个汽车，因为我左眼近视800度，右眼远视700度，结果来一个汽车，我看到七八个，然后我就不知道该躲哪一个了，可能七八个哪一个都不是真的。”
◇ 金岳霖在清华教书时，与陈岱孙都住在清华学务处。一次，梅贻琦校长外出，委托陈代理校事。一天，金准备上厕所，发现没了手纸，他并不赶紧去找，反而坐下来向陈写了一张讨手纸的条子：“伏以台端坐镇，校长无此顾之忧，留守得人，同事感追随之便。兹有求者，我没有黄草纸了，请赐一张，交由刘顺带到厕所，鄙人到那里坐殿去也。”
◇ 据杨步伟回忆，金岳霖在清华教书时，有一天突然给杨打电话说有十分要紧的事，请她赶紧到自己家里一趟。而杨问他发生什么事时，金却无论如何不肯说，只催着杨赶紧来一趟，还说越快越好，并承诺事情办好了就请她吃烤鸭。杨是医生，担心金家出了什么紧要事，便和赵元任将信将疑地到了金家。进门后才知道是金养的鸡出了问题：金经常喂鱼肝油给鸡吃，所以鸡有十八磅之重，一个蛋生了三天还不下来。杨知道后哭笑不得。由于鸡蛋已有一半悬在外面，杨一下就掏出来了。金对此却赞叹不已。为了表示庆贺，金欣然请他们一起去吃了烤鸭。
◇ 金岳霖晚年深居简出。有一次，毛泽东对他说：“你要多接触接触社会。”金其时已近八十岁，认为要接触社会就得到人多的地方去，自己又生活在北京。于是就和一个蹬平板三轮车的师傅约好，每天带着他到王府井一带转一大圈。于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在北京的王府井大街上，就有了一道奇特的风景线：一位身穿长袍模样奇特的老人，坐在一辆平板三轮车上，饶有兴致东张西望地看着热闹繁华的商店和熙熙攘攘的人流。
◇ 西南联大时，金岳霖教的研究生中，出了一位别出心裁运用逻辑推理的有趣人物。当时日本人常轰炸昆明，人们便要常常“跑警报”。这位研究生便预先作了一番逻辑推理：跑警报时，人们便会把最值钱的东西带在身边；而当时最方便携带又最值钱的要算金子了。那么，有人带金子，就会有人丢金子；有人丢金子，就会有人捡到金子；我是人，所以我可以捡到金子。根据这个逻辑推理，在每次跑警报结束后，这位研究生便很留心地巡视人们走过的地方。结果，他真的两次捡到了金戒指！
◇ 1934年，范文澜被国民党宪兵逮捕，押往南京，关了近一年，经蔡元培营救才获释。当他被捕后，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向南京国民党政府说情，说范生活俭朴，平时连人力车都不坐，常常步行到学校上班，并且把薪金的一部分捐给女子文理学院图书馆买图书。陈立夫听了之后说，这不正好证明范文澜是共党分子吗？不是共产党，哪有这样的傻子啊？范文澜出狱后，对熟悉他的千家驹说，原来生活俭朴是共产党的证据，我今后生活也要“腐化腐化”了。千家驹问他怎么个“腐化”法？他说：“我要做件皮袍子穿穿，也要逛逛中山公园。”千说：“这怎么算‘腐化’呢！这‘腐化’得太不够了。”他笑笑说：“别的我不会啊！”抗战时期，范文澜在河南被胡宗南逮捕，经多方营救才出狱，然后先去了游击区，再到了延安，参加五一游行时，他还来不及换装，穿的是长袍。事后有人说，昨天五一游行，连“地主老财”也参加了。所谓“地主老财”指的就是范，那个时候延安是没有人穿长袍的。
◇ 范文澜常给人说起他年轻时期的“荒唐”事，比如一次能喝五斤老酒，在北大读书时，把宿舍的钥匙丢了，他就爬窗子进去，前后有两年之久。1936年，在一次吃饭时，范说自己生平没有看过一次电影，不知道电影院是什么样子。胡适听了大为惊讶，说电影是现代文明的结晶，怎么可以不看电影呢？
◇ 据范文澜回忆，当年他在北大做学生时，住在景山东街北大西斋宿舍，一排排的平房，中间隔成小间，彼此不隔音。他经常读书到深夜，隔壁的同学却常在夜间打麻将，使他不胜干扰。他有时忍耐不住，便敲敲墙壁，说：“喂！喂！天不早了，该睡了。”对方却回答说：“快了，快了，再有四圈就完了。”
◇ 西南联大时期，郑天挺担任学校总务长，与罗常培同住昆明青云街靛花巷3号的北大文科研究所集体宿舍。两人同年同月同日生，按传统的生辰八字，有六个字相同，罗因此开玩笑说：“我和郑先生的八字差两个字，我降生的时辰不好，所以当不了总务长。”
◇ 杨晦是老北大哲学系毕业生。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时，他是第三个爬墙进去的。他后来与学生白化文闲谈时，说：“我念北大，采取三‘yang’政策：看洋书，吃羊肉，听杨小楼！”
◇ 1960年冬天，冯至响应中央“上山下乡”的号召，去十三陵农村待了半年之久。回校后对学生说：“这次下去好比‘减肥运动’，我的裤腰带松了三个扣眼，我的体重减轻了20斤。”
◇ 俞平伯精于词曲和音律，尤嗜昆曲。其夫人许宝驯亦工丝管弹唱，二人堪称琴瑟和谐。俞平日喜欢自唱昆曲，但因嗓音欠佳，难以令闻者悦耳。有人听过他唱昆曲后，大发慨叹：“谁若第一回听昆曲是平老唱的，管保一辈子不想再听昆曲！”
◇ 俞平伯晚年记忆力有所下降，有一次上课的时候跟学生说，我昨天看到一副对联，好极了。学生问：上联是什么？俞答：上联，忘了。学生又问：下联呢？俞再答：下联是什么什么春，就记住这么一个字。
◇ 邓广铭天性幽默，讲课异常渊博而生动，提起一个话头，就能讲出一串逸闻和掌故。他在课堂上提及宋太祖、宋太宗，必须加上“宋”字，反对直呼“太祖”“太宗”。别人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他们又不是我的太祖、太宗，我不愿错认祖宗。”引来笑声一片。
◇ 邓广铭临终前对女儿说：“我死了以后，给我写评语，不要写那些套话，‘治学严谨、为人正派’，用在什么人身上都可以，没有特点。”
◇ 冯定是北大的第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授，学识渊博，遇事也极为镇定。据传，曾有一个小偷潜入冯家行窃，没有找到任何值钱的东西，正在懊恼，却突然听见有人说话，原来冯就坐在屋子里，一言不发，冷眼相看，见小偷要空手而返了，才突然开口：“下回请你从门里进来！”小偷何曾见过如此场面，吓得拔腿就逃。
◇ 1994年，报刊时兴“展望21世纪”之类的话题，纷纷约请著名学者撰稿畅论。有编辑约周一良撰文，周婉拒之，答曰：“以一千字推算下世纪，每年才合十字，这文章如何写法？”
◇ 陈岱孙言出必行，绝不轻易改动。担任行政职务时，坚持一条原则：办公室外不谈公事。某日，有学生到陈家看望，闲谈之中，偶及公事，陈便立即制止，说：“明日到办公室再讲。”
◇ 西南联大时期，陈岱孙任经济学系系主任。一次，陈在审批学生选课单时，有个学生填了一门“国济贸易”，他用铅笔指一指“济”字，说“改一改”，学生马上改为“暨”字。陈便用红笔把这门功课从学生的选课单上画掉，替该生填上一门三学分的“大一国文”课程。
◇ 李汝祺是遗传学创始人摩尔根的第一位中国博士生、我国遗传学界的奠基人和一代宗师，他经常自谦地说：“其实我就是数苍蝇的。”李在工作之余，非常喜欢看小人书，他认为小人书易看易懂，内容包括了人文、历史和传记等各方面的知识，是一个能从阅读中获得大量知识的书库。于是萌发了收集珍藏小人书的想法，为此而付出了不少时间和精力。他不遗余力地从各种渠道找来大量的小人书，经过分类编号，按顺序地摆放在书架上，他对国内小人书的发行了如指掌，出一本买一本，对短缺的书，想方法也要买回来配齐成套。有出差开会的机会总是要抽空让学生吴鹤龄陪他逛书店寻找要买的书，吴每次到外地开会，他会给吴一个书单托其代买。
◇ 著名的生物学家葛明德在北大讲授“生物学”课程，期末考试时，把一名学生的试卷弄丢了。学生没有成绩，前去问葛，葛说：“实在抱歉，你的卷子我怎么也找不见了！”又问答得怎样，学生答：“还可以吧！”葛就爽朗地说：“那就给你4分吧！”（满分是5分）
◇ 据金岳霖回忆，张岱年平时不苟言笑，安步徐行。有一次哲学系教师散了会，回家的路上大家边走边说。张忽然离开大伙，一个人蹑手蹑脚快步向一棵大树下走去。原来他发现了一只刚脱壳的蝉，正向高处爬。张此时身手敏捷，手到擒来，带回去给他五岁的儿子玩。
◇ 季羡林酷好藏书、读书，藏书有几万册之多，共有六个房间分类储藏。平时他喜欢交替着做几件事情，在这个房间做学术文章觉得累了，就到另一个房间写散文。他戏称这种活动为“散步”。他坐拥书城，经常入神。在季85岁高龄时，一天他早早起床进了书房看书，等到看完书想出门时才发现把自己反锁起来了，钥匙不在身边，他又不愿麻烦别人，索性打开窗户，从窗台上跳了下去，幸而安然无恙。
◇ 季羡林经常要参加一些冗长而无实际内容的会议，为了不浪费大好时光，他就想方设法利用起时间的“边角废料”，经常在开会期间构思或动笔写文章，居然养成了边听发言边写作的习惯。他风趣地说：开会时，“我往往只用一个耳朵或半个耳朵去听，就能兜住发言的全部信息量，而把剩下的一个耳朵或一个半耳朵全部关闭，把精力集中到脑海里，构思，写文章”。“积之既久，养成‘恶’习，只要在会场一坐，一闻会味，心花怒放，奇思妙想，联翩飞来；‘天才火花’，闪烁不停；此时文思如万斛泉涌，在鼓掌声中，一篇短文即可写成，还耽误不了鼓掌。倘多日不开会，则脑海活动，似将停止，‘江郎’仿佛‘才尽’。此时我反而期望开会了。这真叫作没有法子。”
◇ 王瑶讲课，山西口音很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他上课时，有的学生把“向科学进军”误听为“向河水进军”。
◇ 据任继愈回忆，西南联合大学时期，法学院一位教授作世界形势报告，分析德国和苏联不会开战，提出有四条根据，先讲了两条，中间休息二十分钟。恰好这时街上报童叫喊：“号外！”“号外！”“苏德开战了！”“苏德开战了！”教授分外尴尬，宣布下半讲不讲了，提前结束。任评论说：“其实，世界风云变幻莫测，一个书生仅仅根据报刊、文献提供的有限信息资料去做判断，结论有误完全可以理解。这位教授照旧受到学生们爱戴。”
◇ 任继愈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期间，每次参加国图的会议，说得最多的就是希望大家多读书，国图也要给读者提供更方便的服务。他曾幽默地说：“国图博士论文厅中有句话是《楚辞》里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应该把这话换掉，免得读者觉得在国图里查资料要东奔西跑。”
◇ 丁石孙说自己是一个历史乐观主义者，“从人类看，我们的后代总比我们强。从长期看，我们的日子也会更好，需要的，是做好自己眼前的事”。他对采访他的记者说：“我还在‘五七干校’做过饭。那时我天天挑着担子去买菜，要是哪一天能买到豆腐或是好吃一点的东西，我会非常高兴。因为做饭本身与我遭受的不公平是两回事。所以，只要让我做一点事，我就要认真地把它做好，并且能够从事物本身当中寻找到乐趣。”
◇ 20世纪60年代初，金开诚在食不果腹的情况下还经常去看戏。有一次去北京吉祥戏院看戏，饥饿难耐，路过一家药铺，灵机一动，进去问：“哪种药丸子个大？拣个大的来几丸。”卖药的说：“您得说有什么病啊。”金答：“就是饿。先填饱了再说。”
◇ 钱理群曾给北大学生题词：“要读书就玩命地读，要玩就拼命地玩。”他解释说：无论是玩还是读书都要全身心地投入，把整个生命投入进去。这样才使你的生命达到酣畅淋漓的状态。
◇ 王余光经常教育学生，既要懂得学术，更要懂得生活，尤其是懂得享受生活，并举自己的实例予以说明。他每到一地，总会优先做两件事：一是到旧书店淘心爱之书，二是到小吃摊上品味当地美食。
◇ 俞敏洪从北大毕业时，曾在毕业典礼上说：“大家都获得了优异的成绩，我是我们班的落后同学。但是我想让同学们放心，我决不放弃。你们五年干成的事情我干十年，你们十年干成的我干二十年，你们二十年干成的我干四十年。……如果实在不行，我会保持心情愉快、身体健康，到八十岁以后把你们送走了我再走。”
◇ 老北大时期，学校对学生的住宿管理十分宽松。学生既可住学校宿舍，也可出外租房。有一位从南方考来的北大新生要出外租房，看到招租贴之后就去看房，看后很满意，三言两语就和房东谈妥。最后房东为谨慎起见，多问了一句：“您有家眷吗？”因为两地口音不同，学生以为问的是“家具”，于是答：“家具不是你们供应吗？”房东大怒，大有动武的势头。最后，租约也就糊里糊涂地破裂了。
◇ 新文化运动前期，北大学生自发成立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目的在于用露天讲演和出版刊物的方式，向市民和郊区的农民与工人宣传新文化、新思想，达到平民教育的普及，补助学校教育之不足。刚成立时，因为经验不足，收效甚微，经常闹笑话。当时的团员之一朱务善如此描述他们初期宣讲时的情形：“有一次我们到乡村去演讲，随身带有话匣子和乐器，到了某乡村，开始放话匣子，接着我和李骏吹起笛子来，吹的是苏武牧羊歌，其余几位同学则高声合唱。不一会来了一大堆小孩，后来几个老头子和老大娘也慢慢地跟上来了，只有几位年轻的姑娘躲在屋子里看热闹，不敢出门。我们讲演了好几个题目，其中有《女子缠足之害》一题，当我们说到‘女子裹了小脚，走路做事都不方便，而且城里缠小脚姑娘，都找不到小女婿……’的时候，那些躲在门里面的姑娘，都羞羞答答地关上大门跑开了。”